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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六年大选后美国各地哀鸿遍野。“文化左派”（CulturalLeft）和“新左派”（NewLeft）在校园、媒体、政府机构所确立的关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自由共识”（Liberal Consensus）似乎瞬间倾覆，致使很多践行左派理念的师生情绪失控。美国政治版图里的蓝州和红州不断互掐、愈发难以相互理解。校园里弥漫着恐惧和焦虑的气氛，校方动员各个方面的资源安慰惊惶不安的学生，正常的课堂秩序在大选后几个星期陷入混乱。人们开始忧虑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好事者甚至讥讽美国当易名为“美利坚分裂国”（The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这种分裂也表现在美国知识分子对“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充满分歧的议论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MarkLilla）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身份政治给美国带来的问题多过表面的和谐，使年轻人无法走出自己基于种族、性别和阶层划分的小圈子，以美国公民和美国价值的大局观看待问题，也使他们对自己身份和认同的小圈子以外的世界漠不关心。”在其关于身份政治的著作中，里拉指出，身份政治强化了年轻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使之退缩到自己族裔群体和性别维度里，蜷缩到自己熟悉的小世界，给不同的人群贴标签，而不再关心更大更开阔的世界，更无法牺牲小我、为美国做些什么。美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过度强调身份政治。马克·里拉坦言，他为美国的当下感到沮丧。他因此呼吁美国走出身份政治的时代、摆脱身份政治的束缚（Lilla， The Onc e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Harper Collins， 2017）。
看到马克·里拉的表态，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自由主义者批判身份政治？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个人主义，又是否如马克·里拉所言，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普世价值发生对立？本文从美国历史的视角出发，梳理民权运动的历史遗产和美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历史脉络， 指出里拉对身份政治的评价不仅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认可民权运动的成果，也没能将美国当下白人至上主义的复苏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联系到一起。他对身份政治的批判，应当被放置于美国“老左派”（Old Left）和“新左派”的内部分歧的脉络中，进行批判性的解读。
“身份政治”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大背景下的产物。民权运动以来，美国自由主义者以追求社会平等，探求实现美国民主价值为根本目的。随着“二战”结束、冷战升级，美国国内愈发开始关注种族隔离和种族不平等的问题。历史学家罗斯诺（DougRossinow）认为，这些活跃于美国校园里的“新左派”热衷于“寻求真实”（searching for authenticity），它是身份政治的核心，也是新左派追求民主的新途径。新左派相信世界秩序行将破裂、急需重新规整。他们对平等和民主的议程充满兴趣。他们看到了种族、性别和阶层各个维度的不平等，打心底里想要改革。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那里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能共享社会发展的福利，平等而和平地共处。因此之故，新左派强调基于自己阶层、性别和族裔认同的真实经历和感受，试图使自己的政治诉求更真实、稳固、有所依托。他们也往往在寻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过程中，用言辞将自己塑造为不占主导地位的边缘群体。
身份政治因此与一个特定群体对社会变革有的放矢的真实诉求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群体，也可以是有色人种和包括同性恋在内的特殊性取向群体，人们从校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聚集到一起，试图将自己从被边缘化的处境里解放出来。美国的高校成为身份政治的重要活动空间，一大批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认同民权运动的精神，成为身份政治的拥趸。他们期许这种对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民主的追求能给美国带来一场文化变革。他们相信，由于这个带有压迫性的体制整体出现了问题，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就要推翻现行秩序。年轻的反对“越战”的“新左派”以猛烈攻势给美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变革。他们所寻求和诉诸的变革，较传统的美国左派而言，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美国高校和媒体的话语风向，而身份政治恰是他们所寻求的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之一环（Doug Rossinow， The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Liberalism， 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Left in America ，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六十年代新左派所追求的真实性和社会正义，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老左派所拥抱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艾伦·布林克利指出，新政时期的自由主义，强调反商业垄断、要求政府对市场监管有更多的作为，是“二战”以后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和自由化改革的思潮。美国人开始相信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掌控和驾驭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对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深信不疑，这股新的思潮与杰斐逊式的反对政府干预、小规模的政府理想背道而驰，也与后来逐渐兴起的、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对布林克利而言，所谓“改革的终结”（the end of reform），意义在于新政时期自由主义的终结，以及战后另一种形式的、强调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兴起（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 NY： VintageBooks， 1995）。
这种意义上的“改革的终结”、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正是里拉今天所批判的“身份政治”，只是討论的侧重点不同。里拉认为身份政治强化了年轻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其蜷缩到狭窄而封闭的世界里，布林克利则将这种个人主义的兴起视为更大规模的改革的终结和传统自由主义阶段性的告终。 老左派和新左派在很多议题上有根本性的区别。进步主义长期与种族主义并存，并非新题。热心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老左派长期无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所遭遇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南方的种族隔离和滥用私刑不闻不问。爱丽丝·奥康纳的《关于贫穷的知识》（Alice O’Connor， Poverty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 Social Policy and the Poor inTwentieth-Century US Histor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就详细阐述了进步主义时期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对贫穷的知识和观念谱系。奥康纳认为，自由主义对底层的看法和预设从一开始就是深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框架中，将贫穷视为有色人种和黑人的专属社会特质，贫穷也因此具有可遗传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子。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体现出美国老派自由主义对穷人和底层的傲慢，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
身份政治的激进性，更应当放在美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审视。唯有拉长时段，才能看到相对于黑人在南方遭遇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言，六十年代的种种反对种族主义的话语，以及与身份政治相关的价值具有怎样的意涵。
内战以前黑人与美国核心价值之间的关系，或可以用道格拉斯于一八五二年七月的演说《对黑奴而言七月四日意味着什么？》概括。曾经身为奴隶并因逃脱而身陷囹圄的道格拉斯指出，从蓄奴的庄园到神圣的讲坛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距离和说不尽的心酸，而七月四日独立日的光荣和美利坚的自由，也从来都与身陷奴隶制下的黑奴无缘—奴隶制反对人道、自由，乃是“美国最大的罪恶和耻辱”，对黑人而言从来不存在什么“我们的七月四日”，永远只有“你们的七月四日”，“你们的独立”和“你们的建国之父”。内战结束以后林肯遇刺，重建的重担交到了对黑人满怀种族偏见的安德鲁·约翰逊 （Andrew Johnson）身上;《黑人法典》更是剥夺了刚刚重获自由的黑人担任公职、投票、上诉白人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政治维度的公民权利，私刑泛滥，有色人种毫无权利可言。芝加哥大学以研究非裔美国史闻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佩恩（Charles Payne）提醒我们，仅在密西西比州一地，从内战结束到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有五百三十九个黑人被私刑处死，有体系的种族暴力在内战后的南部是家常便饭。私刑处死黑人通常选定在六七月，因为棉花这种经济作物在深南部是一种宗教甚至是生活方式，夏天的这个时节棉花最不需要劳力耕作，而处死一个黑人并不需要法律程序，更不需要什么理由，它往往可以只是因为一个黑人男性多看了白人女性一眼。内战前，他们充当负责摘棉花的奴隶，内战以后，许多人继续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充当贫穷的佃农（Charles Payne，I’ve Got the Light of Freedom：The Organizing Tradition and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truggle ，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5.）。
当然，暴力和恐怖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不平等的一部分，进步主义时代以来美国的政治从来都没有摆脱种族主义的色彩。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美国南部就已经有体系地推行系统化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伍德罗·威尔逊作为内战以后的首位南部政客的当选、民主党内南方系政治势力的抬头，都助长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复苏。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史家都主张用“长时段”审视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的意义。杰奎琳·霍尔（Jacquelyn Hall）曾指出，如果只从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案开始谈民权运动，就只能看到扭曲而不完整的画面，相反，民权运动的叙事应当从三十年代和罗斯福新政时期谈起，一直谈到六十、七十年代（Jacqueline Hall，“The Long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Usesof the Past，”Journal of AmericanHistory 91 ， March 2005）。
即便是罗斯福也没能在新政期间宣布私刑违法。新政一直与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政治派系捆绑在一起。罗斯福需要国会中南方政客的支持，而南部政治势力则会确保新政不会挑战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甚至连废除私刑的法案都没有通过。也是在这一时期，杜波伊斯（W.E.B.Du Bois）在一个几乎完全无视像他这样的黑人学者的学术环境下开始撰写《黑人重建史》。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对黑人的蔑视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充分表现在人们对内战与重建这段历史的叙事上。黑人被描绘为愚蠢、无知、懒惰而狡猾的人种，他们的贪婪和愚蠢给重建的失败埋下伏笔。许多经典的历史著作只是浮光掠影地谈及奴隶制，或者干脆对南部的奴隶制一笔带过。就连查尔斯·比尔德夫妇的经典著作《美国文明的兴起》，也对奴隸制的问题叙述从简，仿佛奴隶制完全不涉及经济利益、资本主义，也不涉及善恶和对错。
哪怕是黑人知识精英也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杜波伊斯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做出许多前沿和出色的工作，却一直默默无名，既拿不到学术经费和资源，也很难融入白人的学术圈。例如，杜波伊斯就种族关系和种族不平等方面的前沿的社会学研究，长期无法得到当时声名显赫的芝加哥学派的关注。他们的工作被主流学术话语边缘化，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学术环境中难以通过发声而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尊重和认可。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美国历史学界。把持这一时期美国内战与重建学术话语权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邓宁教授（William Dunning）延揽了一批研究内战史的博士研究生。这些年轻的白人学生许多都来自南方，在重建以后种族歧视严重的时期长大，对黑人持有根深蒂固的成见，邓宁学派（Dunning School）更是强化了这种枉顾奴隶制的罪恶、将黑人视为低等种族而对内战前的南方充满同情的价值取向（Aldon Morris， The Scholar Denied： W.E.B. DuBois and Modern Sociolog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这种分裂也表现在美国知识分子对“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充满分歧的议论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思想史学者马克·里拉（MarkLilla）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身份政治给美国带来的问题多过表面的和谐，使年轻人无法走出自己基于种族、性别和阶层划分的小圈子，以美国公民和美国价值的大局观看待问题，也使他们对自己身份和认同的小圈子以外的世界漠不关心。”在其关于身份政治的著作中，里拉指出，身份政治强化了年轻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使之退缩到自己族裔群体和性别维度里，蜷缩到自己熟悉的小世界，给不同的人群贴标签，而不再关心更大更开阔的世界，更无法牺牲小我、为美国做些什么。美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过度强调身份政治。马克·里拉坦言，他为美国的当下感到沮丧。他因此呼吁美国走出身份政治的时代、摆脱身份政治的束缚（Lilla， The Onc e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Harper Collins， 2017）。
看到马克·里拉的表态，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自由主义者批判身份政治？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个人主义，又是否如马克·里拉所言，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普世价值发生对立？本文从美国历史的视角出发，梳理民权运动的历史遗产和美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历史脉络， 指出里拉对身份政治的评价不仅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认可民权运动的成果，也没能将美国当下白人至上主义的复苏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起联系到一起。他对身份政治的批判，应当被放置于美国“老左派”（Old Left）和“新左派”的内部分歧的脉络中，进行批判性的解读。
美国自由主义历史脉络中身份政治的兴起
“身份政治”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大背景下的产物。民权运动以来，美国自由主义者以追求社会平等，探求实现美国民主价值为根本目的。随着“二战”结束、冷战升级，美国国内愈发开始关注种族隔离和种族不平等的问题。历史学家罗斯诺（DougRossinow）认为，这些活跃于美国校园里的“新左派”热衷于“寻求真实”（searching for authenticity），它是身份政治的核心，也是新左派追求民主的新途径。新左派相信世界秩序行将破裂、急需重新规整。他们对平等和民主的议程充满兴趣。他们看到了种族、性别和阶层各个维度的不平等，打心底里想要改革。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那里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能共享社会发展的福利，平等而和平地共处。因此之故，新左派强调基于自己阶层、性别和族裔认同的真实经历和感受，试图使自己的政治诉求更真实、稳固、有所依托。他们也往往在寻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过程中，用言辞将自己塑造为不占主导地位的边缘群体。
身份政治因此与一个特定群体对社会变革有的放矢的真实诉求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群体，也可以是有色人种和包括同性恋在内的特殊性取向群体，人们从校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聚集到一起，试图将自己从被边缘化的处境里解放出来。美国的高校成为身份政治的重要活动空间，一大批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认同民权运动的精神，成为身份政治的拥趸。他们期许这种对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民主的追求能给美国带来一场文化变革。他们相信，由于这个带有压迫性的体制整体出现了问题，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就要推翻现行秩序。年轻的反对“越战”的“新左派”以猛烈攻势给美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变革。他们所寻求和诉诸的变革，较传统的美国左派而言，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美国高校和媒体的话语风向，而身份政治恰是他们所寻求的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之一环（Doug Rossinow， The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Liberalism， 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Left in America ，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六十年代新左派所追求的真实性和社会正义，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老左派所拥抱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艾伦·布林克利指出，新政时期的自由主义，强调反商业垄断、要求政府对市场监管有更多的作为，是“二战”以后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和自由化改革的思潮。美国人开始相信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掌控和驾驭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对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深信不疑，这股新的思潮与杰斐逊式的反对政府干预、小规模的政府理想背道而驰，也与后来逐渐兴起的、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对布林克利而言，所谓“改革的终结”（the end of reform），意义在于新政时期自由主义的终结，以及战后另一种形式的、强调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兴起（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 NY： VintageBooks， 1995）。
这种意义上的“改革的终结”、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正是里拉今天所批判的“身份政治”，只是討论的侧重点不同。里拉认为身份政治强化了年轻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其蜷缩到狭窄而封闭的世界里，布林克利则将这种个人主义的兴起视为更大规模的改革的终结和传统自由主义阶段性的告终。 老左派和新左派在很多议题上有根本性的区别。进步主义长期与种族主义并存，并非新题。热心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老左派长期无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所遭遇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南方的种族隔离和滥用私刑不闻不问。爱丽丝·奥康纳的《关于贫穷的知识》（Alice O’Connor， Poverty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 Social Policy and the Poor inTwentieth-Century US Histor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就详细阐述了进步主义时期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对贫穷的知识和观念谱系。奥康纳认为，自由主义对底层的看法和预设从一开始就是深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框架中，将贫穷视为有色人种和黑人的专属社会特质，贫穷也因此具有可遗传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因子。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体现出美国老派自由主义对穷人和底层的傲慢，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
长时段意义下的民权运动与“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的激进性，更应当放在美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审视。唯有拉长时段，才能看到相对于黑人在南方遭遇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言，六十年代的种种反对种族主义的话语，以及与身份政治相关的价值具有怎样的意涵。
内战以前黑人与美国核心价值之间的关系，或可以用道格拉斯于一八五二年七月的演说《对黑奴而言七月四日意味着什么？》概括。曾经身为奴隶并因逃脱而身陷囹圄的道格拉斯指出，从蓄奴的庄园到神圣的讲坛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距离和说不尽的心酸，而七月四日独立日的光荣和美利坚的自由，也从来都与身陷奴隶制下的黑奴无缘—奴隶制反对人道、自由，乃是“美国最大的罪恶和耻辱”，对黑人而言从来不存在什么“我们的七月四日”，永远只有“你们的七月四日”，“你们的独立”和“你们的建国之父”。内战结束以后林肯遇刺，重建的重担交到了对黑人满怀种族偏见的安德鲁·约翰逊 （Andrew Johnson）身上;《黑人法典》更是剥夺了刚刚重获自由的黑人担任公职、投票、上诉白人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政治维度的公民权利，私刑泛滥，有色人种毫无权利可言。芝加哥大学以研究非裔美国史闻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佩恩（Charles Payne）提醒我们，仅在密西西比州一地，从内战结束到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有五百三十九个黑人被私刑处死，有体系的种族暴力在内战后的南部是家常便饭。私刑处死黑人通常选定在六七月，因为棉花这种经济作物在深南部是一种宗教甚至是生活方式，夏天的这个时节棉花最不需要劳力耕作，而处死一个黑人并不需要法律程序，更不需要什么理由，它往往可以只是因为一个黑人男性多看了白人女性一眼。内战前，他们充当负责摘棉花的奴隶，内战以后，许多人继续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充当贫穷的佃农（Charles Payne，I’ve Got the Light of Freedom：The Organizing Tradition and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truggle ，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5.）。
当然，暴力和恐怖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不平等的一部分，进步主义时代以来美国的政治从来都没有摆脱种族主义的色彩。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美国南部就已经有体系地推行系统化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伍德罗·威尔逊作为内战以后的首位南部政客的当选、民主党内南方系政治势力的抬头，都助长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复苏。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史家都主张用“长时段”审视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的意义。杰奎琳·霍尔（Jacquelyn Hall）曾指出，如果只从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案开始谈民权运动，就只能看到扭曲而不完整的画面，相反，民权运动的叙事应当从三十年代和罗斯福新政时期谈起，一直谈到六十、七十年代（Jacqueline Hall，“The Long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Usesof the Past，”Journal of AmericanHistory 91 ， March 2005）。
即便是罗斯福也没能在新政期间宣布私刑违法。新政一直与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政治派系捆绑在一起。罗斯福需要国会中南方政客的支持，而南部政治势力则会确保新政不会挑战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甚至连废除私刑的法案都没有通过。也是在这一时期，杜波伊斯（W.E.B.Du Bois）在一个几乎完全无视像他这样的黑人学者的学术环境下开始撰写《黑人重建史》。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对黑人的蔑视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充分表现在人们对内战与重建这段历史的叙事上。黑人被描绘为愚蠢、无知、懒惰而狡猾的人种，他们的贪婪和愚蠢给重建的失败埋下伏笔。许多经典的历史著作只是浮光掠影地谈及奴隶制，或者干脆对南部的奴隶制一笔带过。就连查尔斯·比尔德夫妇的经典著作《美国文明的兴起》，也对奴隸制的问题叙述从简，仿佛奴隶制完全不涉及经济利益、资本主义，也不涉及善恶和对错。
哪怕是黑人知识精英也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杜波伊斯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做出许多前沿和出色的工作，却一直默默无名，既拿不到学术经费和资源，也很难融入白人的学术圈。例如，杜波伊斯就种族关系和种族不平等方面的前沿的社会学研究，长期无法得到当时声名显赫的芝加哥学派的关注。他们的工作被主流学术话语边缘化，在一个种族主义的学术环境中难以通过发声而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尊重和认可。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美国历史学界。把持这一时期美国内战与重建学术话语权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邓宁教授（William Dunning）延揽了一批研究内战史的博士研究生。这些年轻的白人学生许多都来自南方，在重建以后种族歧视严重的时期长大，对黑人持有根深蒂固的成见，邓宁学派（Dunning School）更是强化了这种枉顾奴隶制的罪恶、将黑人视为低等种族而对内战前的南方充满同情的价值取向（Aldon Morris， The Scholar Denied： W.E.B. DuBois and Modern Sociolog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