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曾经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知名鹰派人士博尔顿，以出版《事发之屋：我的白宫回忆录》的方式，尝试向世人展示特朗普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坦率地说，《事发之屋》并非首本批判特朗普政府的著作，但显然因为博尔顿本人的特殊经历，以及在撰写回忆录时堪称耿直的风格，确实提供了更多值得思考和关注的方面：
　　首先，是白宫国家安全决策圈内的主导权之争。博尔顿坦率地表达，在出任该职务之后，不仅满足于进入白宫决策屋，去提供建议;而且还希望能够发挥更加实质性的作用，甚至是决策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乃至整个行政系统的决策架构，产生了冲突：根据美国的制度设计，不要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种顾问性质的岗位，即使是像国务卿、国防部长这样的职务，本质上也是一个提供决策方案的建议者，真正的最终的决策者，只有美国总统一个人。人们有理由相信，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决策质量，因此受到了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
　　其次，是战略规划的错配与决策执行的碎片化。作为曾经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通篇回忆录看不出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解读，反而充斥了大量堪称秘密的决策碎片。比如博尔顿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如何以某种“政治绑架”的方式，形式合法但实质非法地扣留华为的孟晚舟女士。根据博尔顿自己的描述，“我决定将所有（逮捕孟晚舟的）事实都掌握到手里之后再向特朗普汇报”。换言之，相关行动是在执行完成之后，才提交到特朗普这里的。人们看到一个遵循直觉且胆大妄为的领导人身边围绕着一群同样长于大胆假设，但却从不关注小心求证的决策团队，曾经被认为堪称决策过程经典的美国国家安全决策过程，正在变得日趋碎片化，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随机化。

　　如何構建与这种新态势相适应的中美关系新战略框架，更应该成为中国努力的方向。

　　再次，是决策团队内部显著的倾轧争斗。在执政超过3年之后，特朗普还不能够将自己的安全决策团队整合起来。在博尔顿的笔下，仅在涉及中国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就可以分为不同的派别：财政部长是博尔顿眼中的亲中派;库德洛关心的是自由贸易;纳瓦罗、莱特希泽、罗斯则是鹰派三人组;特朗普真正关心的问题始终聚焦于个人的政治利益，赢得大选成功连任，很多时候成为支配其最终决策的核心动力机制，比如博尔顿描述了，2019年6月18日，特朗普在G20会议前与习近平进行了通话，特朗普暗示中国的经济能力能够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并恳求习近平确保自己获取胜利，如果确实属实，特朗普的行为也堪称坦率到了惊人的程度。
　　人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博尔顿出版这本回忆录的目的之一，并不只是想让特朗普难堪，这显然在警示人们去关注影响美国政府对外战略决策的质量，并提醒人们必须要考虑如何预防因为这种结构性的失控，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博尔顿的新书，用一种比较具有戏剧化的形式向我们预示了中美关系必然要面临的新型威胁和挑战：当中美两国之间的整体实力更加接近时，美国的核心决策机构更可能表现出的，是某种结构性的失调甚至是混乱状态;美国行为可能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进行有效的管控，将由内部政治因素带来的扰动降到最低，如何有效地区别美国的话语和行动，并构建与这种新态势相适应的中美关系新战略框架，更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