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旺炉火，紧闭门窗，放下窗帘，围起沙发，茶壶的水已煮沸，咝咝作响，沏一壶热茶，又浓又香，轻松而不沉醉，心神荡漾，我们迎来一个安详的晚上。”
　　茶叶，特别是红茶早已成为英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用依赖来形容。诗人库柏就用上面这首诗描绘了普通英国家庭饮茶的画面。但许多年前，中英两国之间的茶事绝非此般温馨，甚至十分惨烈。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为增加对中贸易收入，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并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而使中国受毒品之害。1839年，55岁的林则徐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被道光皇帝委以重任，作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林则徐走出京城后，便正式拉开了。
　　林则徐曾向英国女王致信，信中谈到，英国已经禁止鸦片，说明其已深知其害，为何要把这种害人的东西拿来毒害中国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百年贸易，我们为英国贡献的都是有用、有利之物，但英国输入中国的却都是可有可无乃至有害之物。林则徐的这封信最终没有送到英国女王手中，却在《澳门月报》刊发出来，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林则徐采用茶叶换鸦片的政策（每缴出一箱鸦片，则赏茶叶五斤）最终收缴到两万多箱鸦片，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可谓是大获全胜。但随后，时任英国商务总监的查理·义律，拒签永不来华销售鸦片的保证书，并拒绝接受清政府“赏赐”的茶叶，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英国人所喜好的红茶源于中国福建武夷山。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达到13万担，次年增至26万担，根据1871年至1873年的外贸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 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35%～44%。福州港仅茶叶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彼时，由茶叶、瓷器、丝绸三大主力军领衔的贸易体系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成为了囤积白银的大堡垒。
　　李东沅在《论教传》中谈到：“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洋人所必须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为洋人所心醉，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福州茶区成为英国派遣盗贼进行掠夺的重镇，茶叶大盗福特琼斯就曾多次深入武夷山盗取茶树，并成功带走8位精通红茶工艺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
　　1700年至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五千多万两白银到中国，18世纪后期，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贸易，却带来了贸易逆差，白银问题导致该公司在广州的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为了平衡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最终决定对华输出鸦片。1790年至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白银两亿多两。通过鸦片的输出，英国人不仅得到了想要的茶叶等物资，还赚回了大量的白银。
　　鸦片、银子、茶叶三者的关系是晚清非常具有共性的话题之一，即魏源所谓：“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未有，而本朝独有之。”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是一场茶叶之争。问题最初源于茶叶输入英国产生了贸易逆差，英国为了扭转逆差，向中国输出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大量流出，民不聊生。茶、银子、鸦片三者经济上的循环，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