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业生产是一项投入大却效益小的产业。农机管理则可能是一项无本万利的活计。
如今，这个悖离事物正常规则的小概率事件又一次被李文科的行为证实了——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机局原副局长，几年的时间里，他分别为两款农业生产机具违规入选“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名录”提供帮助，导致千万元国家农机补贴资金流失，并先后收受多名农机生产厂家负责人或者老板的贿赂款63万余元，完成了又一出“权力交换钱币”的腐败演绎。
2013年 9 月2 日，李文科滥用职权和受贿案件在广西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宣判，其滥用职权罪被判刑3年，受贿罪被判刑11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13年。
被告席上，59岁的李文科形容枯槁，满脸愧色，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痛悔不已。
反腐重拳砸出案件线索
大凡职务犯罪，腐败者多误以为，“一对一”形式下的权钱交易是不会为他人所探知的秘密。其实，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天真。
滥权谋私行为作为一种违规的社会活动，其不法利益往往要借助社会平台来实现，而每一次的交易又必然会将一个至数个交易者纳入非法利益的圈子里，在圈子逐渐变大的过程中，任何一次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一个环节的松脱，进而引起“非法利益联盟”哗啦啦地全环垮塌。
李文科滥用职权和受贿案的发现就属于这个情况。
2011年初，广西检察机关开展了打击农机购置补贴领域职务犯罪的专项工作，仅1-9月就成功查办了这类犯罪89件102人，案件中涉及在任或原任的农机系统管理层的领导39人，个别地市及其所辖县（区）农机管理部门领导层发案率甚至达到100%。
这年8月，自治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在查处另一起职务犯罪时，意外地发现了李文科有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的嫌疑线索，这个线索让办案人员心头一惊。
彼时，李文科还在自治区农机局副局长的任上，其在区内多个地市频繁开展调研和检查的工作新闻，正频频出现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表面上看，李文科似属于务实进取，勤奋努力的领导干部，不成想，表面风光的背后却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官员”。一张法网悄悄地撒了出去。
而此际，精明的李文科也几乎同时嗅出了山雨欲来的异常。
2011年8月初的一个晚上，李文科的朋友W急冲冲地找到正在医院陪护住院妻子的李文科，非常紧张地说，“韦某被检察机关传唤问话了，下一步很可能要被拘留逮捕，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韦某是柳州一家农机公司的负责人，为了让自己公司销售的农机产品进入补贴目录，从2005年起，他就多次贿赂了李文科不少钱。韦某甚至以自己亲属的名字开了两张银行卡交给李文科使用。几年间，这两张卡不仅有韦某不断打入的贿款，同样经营农业机具的南宁民营某农机公司老板李某等多人，也先后往卡里存进过送给李文科的贿款。
李文科料定，检察机关一定会从韦某的口中挖出自己收受贿赂的情况，他太熟悉这些农机经销商的秉性了。韦某绝不可能像每次给自己送钱时，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地保证“永远不会把事情说出去”那样死不开口。如果他顶不住，检察机关必然会寻踪觅迹抓住自己更多的受贿犯罪事实。W走后，李文科害怕得一夜难以入眠，辗转反侧，长吁短叹，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文科的妻子姜某身患癌症已经多年了，这些年他收受的贿赂有些用在妻子的治疗上，但还剩有不少钱。思来想去，他决定先向部分行贿人退回一些贿款，一来可以堵住一些人的口，二来也可以减轻一些自己的罪责。
次日一早，李文科就打电话给李某，简单地说明了退钱缘由。不巧的是李正在北京，要到8月下旬才能够返回南宁。李文科无法，只有耐心等待。
如热锅蚂蚁般捱到8月22日，他约了已经回到南宁的李某一并到银行，从韦某送给自己的银行卡里取出4.9万元，加上自己带来的1000元，凑够5万交给了李某，李则当场写下了一张“收到李文科归还的借款5万元”的字据交给李文科。稍后，李文科又如法炮制，退回了另一名农机销售商王某的部分贿赂款。
李文科以为，这样瞒天过海，非法的贿赂就变成了合法的借贷了，倘若真的躲不过司法调查，那张字据就是自己的护身符，至少可以抵挡一阵子。
显然，这位副局长低估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突破的能力。仅仅过了七天，自治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就依据收集的初查证据对李文科的问题正式立案侦查。
2011年8月30日，李文科被依法拘留。2011年9月13日，李文科被依法逮捕。
随着侦查工作稳步高效的推进，李文科的问题逐渐显山露水清晰起来。其涉嫌职务犯罪的证据被办案人员一个个查获并固定下来，一条滥权自肥的蠹虫被收进了法网。
贪求无厌敛积巨额黑钱
在办理农机购置补贴程序的过程中，有两个环节成为了农机系统的贪腐官员与不法经销商钻营牟利的机会：一是农机销售资质和农机品牌入选补贴目录范围的确认与审核，进入这个目录的农机具，等同于获得一次免费的促销宣传，在农机销售量上将实现翻番，利润丰厚；二是作为申领补贴的农机销售情况，因为环节多，管理单位难以逐一跟踪核实，销售商往往会付出几十或百来元给那些并不准备购置农机的农户，再借用这些农户的身份证伪造农机已经销售的证明材料来申领补贴。
由于补贴率达到了30%左右，一台农机往往会依据售价的不同获得数千乃至数万元的国家补贴。为了获得这个好处，农机销售商必然会按照每台一至数千元的标准贿赂手握审批大权的农机系统的官员。
李文科的“中招”就出现在这个过程。
广西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始于2005年并以试点形式逐渐铺开。有文化，有能力，已经在区农机局担任业务副局长的李文科，顺理成章地成为管理这项系统工作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具体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广西农机补贴资金分配计划；二是会同财政部门制定补贴具体实施办法；三是协调开展补贴厂商、补贴农机的产品目录选型和补贴结算工作；四是对农机产品代理商的代理资质进行审核。这些林林总总的工作项目，都会在呈报审核的最后环节，经李文科签字后向社会公示公告。 无需赘述，李文科手中权力的“含金量”瞬间暴涨起来。
早就窥破农机补贴“商机”的区内外一些农机生产厂家和销售商，都在暗暗摩拳擦掌，期望发起第一轮冲锋，攻下李文科这个实权在握的最大“堡垒”。
第一个发起“糖弹”攻势的就是前面说的韦某，韦曾是区农机局下属的柳州农机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后下海经商，开办了柳州某农机有限公司，他与李文科已相识多年了。
2005年春节期间，来往不多的韦某突然专程从柳州来到南宁李文科家拜年，他留下了4900元并提出了给予农机代理资格方面关照的要求。
仅过了两个月，韦再次到李文科家拜访，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这次，他留下了2万元。此后数年间，韦某都会隔三差五的以年节拜见、看望领导的借口给李文科送钱。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李文科同样难脱此窠臼。收了韦某这些钱，他便向柳州有关方面打招呼，让经营场所狭小，代理条件不足的韦某获得了柳州地区的农机产品代理资格。同时，每到年底他还会提前给韦某透露次年的广西农机补贴政策以及补贴试点将在哪些县进行，并告知还有哪些农机准备进入新一年的补贴目录范围，让韦得以不断调整经营的产品结构与品牌，获取最大的利润空间。
2006年初夏，自治区农机局的下属二层机构“广西时代农机装备公司”的股权准备全部转让脱钩，该公司当时是口碑甚佳的江苏“久保田”农机品牌在广西的独家代理，成立仅一年，就获得经营纯利60多万元。但因为这个以国有资金的投入来为单位谋取商业利益的经济实体不符合中央的有关规定，做出的股权转让决定无异于忍痛割肉，而欲争食这块“肥肉”的人自然很多。
在李文科的斡旋下，韦某又鳌头独占、顺利地接收了这家公司，成为“久保田”品牌的新代理，捡了个大大的便宜。
李文科在上述两个方面对韦某的照顾，让韦赚得盆满钵满，韦因此也先后送给李文科一共35多万元的好处费。
在与韦某来往期间，李文科还以同样的手法帮助过南宁市、桂林市的五六家经营农机设备销售的公司在农机补贴上获得好处，并先后收了这些公司老板送的好处费近30万元。
从2005年初到2011案发前，不到六年的时间里，李文科凭借手中的农机补贴审批大权，坐收渔利，一次次来者不拒地收受了贿赂共63万余元，终于在他临近退休的人生最后阶段完成了从一个副局长到腐败分子的蜕变。
掩瑕藏疾损害国家利益
李文科在经年累月与农机销售商间的“权钱交往”的游戏中，心底那一份本该有的廉洁自律的意识已经淡漠，发展到后来，甚至对依法行政的公权重要性认知也变得麻木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李文科在职权滥用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草率和难以理喻的轻狂。
2009年初，广西地方性农机补贴产品选型工作已结束，此时，国营柳州L厂生产的“F牌”插秧机才初步定型生产，尚未投入市场。按照农业部规定，插秧机属于通用类机具，必须通过鉴定且要求市场销售达200台以上才有资格申报进入国家农机补贴目录。
错过了上一年度补贴申报的机会，L厂的领导很着急，从柳州赶到南宁，向区农机局陈情，要求进入当年补贴目录。局领导指示李文科负责这个事情。略一筹谋，精通审批程序的李文科就想出了高招——将L厂的“F牌”插秧机以先报目录后鉴定的办法呈报到农业部备案，他觉得，反正山高皇帝远的，农业部不可能专程到南宁来核实这事的真伪。
随后，李文科对“F牌”插秧机组织专家进行了评选，再指令区某农机鉴定机构补完鉴定手续。程序颠倒不说，在对L厂予以补贴上的关照他更是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考虑到“F牌”插秧机已经赶不上当年进入国家补贴目录，李文科决定动用自治区财政配套资金，参照农业部同类机型的定额，按30%的标准给予“F牌”插秧机以自治区级的补贴，同时指令柳州市给予同样比例的二次补贴。
李文科的这个行为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是扰乱了农机补贴市场，柳州农机系统的补贴指标因为全部给了“F牌”插秧机，使得其他品牌的农机具一概失去了平等竞争，享受国家政策优惠的机会；二是补贴的好处被单一品牌占据后，农民真正想买的其他品牌和型号的农机具却没有补贴，导致柳州多个农机销售公司和农户纷纷投诉和上访，告状信甚至寄到了农业部。
更不堪的后果是，“F牌”插秧机由于没有经过鉴定就入选了自治区级的补贴目录，所有按图索骥花了近2万元购买这款插秧机的农户，使用后骇然发现“F牌”插秧机故障不断，修理和维护让农户们又大费周章，投入不少冤枉钱，苦不堪言。
好在作为国营企业的L厂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在得知自己生产的农机质量存在问题后，立即着手解决。并最后入选了2010年国家农机补贴产品选型目录。
检察机关最后侦查的结果颇耐人寻味——“F牌”插秧机2009年仅在广西销售了500台左右，获得自治区和柳州市两级农机补贴资金就达630余万元。这笔巨额惠农资金因为机器质量问题等同于打了水漂，对农户而言，并未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李文科收到厂家给予的好处费仅是1.4万元。
荒唐至此，岂不令人叹为观止？！
而李文科的滥权还没有及时打住。
2009年7月，柳州B技术开发公司要求自己生产的“G型”甘蔗深耕开行机进入自治区和全国的农机补贴目录，也派人到区农业局斡旋，负责这档事情的依然是李文科。
“G型”甘蔗深耕开行机马力达到200匹，属于大型农业机械，每台标价高达25万元。按照规定，这类大型农机属于农业部才有权鉴定选型进入补贴目录的通用类机具。
怎么办？这个瓶颈并没有卡住李文科。
经一番操作，李文科拍板确定，以改名称的手段绕过农业部的规定来给B公司关照。随即，厂家遵旨将“G型”甘蔗深耕开行机更名为“蔗叶粉碎还田机”。换了一副马甲，“G型”机的鉴定选型资质立刻降了一档，从农业部揽回到李文科的手中。 两个月后，他就为这款农机顺利申报自治区级补贴选型目录开了绿灯。2010年元月，李又协调组织把这款农机塞进了农业部国家补贴目录的备案档中。使得该机在2010年享受到了每台7万元共计500余万元的农机补贴。
对比这笔优惠，自治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对案件侦查揭开的真相实在是让人大吃一惊：
柳州B公司成立时间不长，并没有实际研发、生产任何农机设备的资历和经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后，该公司只是觉得有利可图，遂与另一家公司商量——是不是咱们也搞一款什么农机去套取补贴？“G型”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匆匆衍生出来的。按照规定，补贴必须是在农机实际销售后才能兑现，为此，“G型”机拼凑起来后，B公司又在南宁找了一家农机销售商商量，让后者象征性地购买几台“G型”机，然后弄了一堆材料就去申报补贴了。至案发之时，办案人员看到，没有实际售出过的十几台“G型蔗叶粉碎还田机”依然停在B公司的后院，日晒雨淋，锈迹斑斑，早就成了一堆废铁。
这种简单换名套取补贴的情况还不止“G型”机一个，山东某机械公司将工程建设装载机改为“农用甘蔗装载机”，南宁某公司将工程提升机改为“谷物提升机”，也是仅仅换了一个名字，2010年，前者就获得1000万元农机补贴，后者也获得100万元的农机补贴。至于随意夸大机器技术指标变更技术功能、随便在原有老机型上加一块挡板或是连杆什么的就作为新款机型申请补贴的情况更是普遍。
负责本案侦查的一名检察官事后感叹地说：“为了分食农机补贴这个蛋糕，一些农机老板浑身解数都使尽了，有的鱼目混珠，以次充好；有的偷梁换柱，掩瑕藏疾；有的移花接木，李戴张冠，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对上述鱼龙混杂的农机补贴申报，李文科供述承认：“自己把关不严，将这些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条件的产品选入补贴目录，造成国家农机补贴资金被严重套取。”
人们常说滥用职权是最大的腐败，此言不虚。
李文科肆无忌惮地受贿和滥用职权的行为，终于在2011年夏季南宁最热的8月下旬那几天里结束了，突然地被铐住并带往看守所羁押，尽管此前有些预感，李文科依然觉得周身发冷，不住颤抖。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的遽变让他分明生出“梦里黄粱，铜臭变香，蓦然惊醒，已在监房”的隔世感觉来。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如今，这个悖离事物正常规则的小概率事件又一次被李文科的行为证实了——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机局原副局长，几年的时间里，他分别为两款农业生产机具违规入选“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名录”提供帮助，导致千万元国家农机补贴资金流失，并先后收受多名农机生产厂家负责人或者老板的贿赂款63万余元，完成了又一出“权力交换钱币”的腐败演绎。
2013年 9 月2 日，李文科滥用职权和受贿案件在广西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宣判，其滥用职权罪被判刑3年，受贿罪被判刑11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13年。
被告席上，59岁的李文科形容枯槁，满脸愧色，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痛悔不已。
反腐重拳砸出案件线索
大凡职务犯罪，腐败者多误以为，“一对一”形式下的权钱交易是不会为他人所探知的秘密。其实，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天真。
滥权谋私行为作为一种违规的社会活动，其不法利益往往要借助社会平台来实现，而每一次的交易又必然会将一个至数个交易者纳入非法利益的圈子里，在圈子逐渐变大的过程中，任何一次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一个环节的松脱，进而引起“非法利益联盟”哗啦啦地全环垮塌。
李文科滥用职权和受贿案的发现就属于这个情况。
2011年初，广西检察机关开展了打击农机购置补贴领域职务犯罪的专项工作，仅1-9月就成功查办了这类犯罪89件102人，案件中涉及在任或原任的农机系统管理层的领导39人，个别地市及其所辖县（区）农机管理部门领导层发案率甚至达到100%。
这年8月，自治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在查处另一起职务犯罪时，意外地发现了李文科有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的嫌疑线索，这个线索让办案人员心头一惊。
彼时，李文科还在自治区农机局副局长的任上，其在区内多个地市频繁开展调研和检查的工作新闻，正频频出现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表面上看，李文科似属于务实进取，勤奋努力的领导干部，不成想，表面风光的背后却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官员”。一张法网悄悄地撒了出去。
而此际，精明的李文科也几乎同时嗅出了山雨欲来的异常。
2011年8月初的一个晚上，李文科的朋友W急冲冲地找到正在医院陪护住院妻子的李文科，非常紧张地说，“韦某被检察机关传唤问话了，下一步很可能要被拘留逮捕，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韦某是柳州一家农机公司的负责人，为了让自己公司销售的农机产品进入补贴目录，从2005年起，他就多次贿赂了李文科不少钱。韦某甚至以自己亲属的名字开了两张银行卡交给李文科使用。几年间，这两张卡不仅有韦某不断打入的贿款，同样经营农业机具的南宁民营某农机公司老板李某等多人，也先后往卡里存进过送给李文科的贿款。
李文科料定，检察机关一定会从韦某的口中挖出自己收受贿赂的情况，他太熟悉这些农机经销商的秉性了。韦某绝不可能像每次给自己送钱时，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地保证“永远不会把事情说出去”那样死不开口。如果他顶不住，检察机关必然会寻踪觅迹抓住自己更多的受贿犯罪事实。W走后，李文科害怕得一夜难以入眠，辗转反侧，长吁短叹，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文科的妻子姜某身患癌症已经多年了，这些年他收受的贿赂有些用在妻子的治疗上，但还剩有不少钱。思来想去，他决定先向部分行贿人退回一些贿款，一来可以堵住一些人的口，二来也可以减轻一些自己的罪责。
次日一早，李文科就打电话给李某，简单地说明了退钱缘由。不巧的是李正在北京，要到8月下旬才能够返回南宁。李文科无法，只有耐心等待。
如热锅蚂蚁般捱到8月22日，他约了已经回到南宁的李某一并到银行，从韦某送给自己的银行卡里取出4.9万元，加上自己带来的1000元，凑够5万交给了李某，李则当场写下了一张“收到李文科归还的借款5万元”的字据交给李文科。稍后，李文科又如法炮制，退回了另一名农机销售商王某的部分贿赂款。
李文科以为，这样瞒天过海，非法的贿赂就变成了合法的借贷了，倘若真的躲不过司法调查，那张字据就是自己的护身符，至少可以抵挡一阵子。
显然，这位副局长低估了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突破的能力。仅仅过了七天，自治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就依据收集的初查证据对李文科的问题正式立案侦查。
2011年8月30日，李文科被依法拘留。2011年9月13日，李文科被依法逮捕。
随着侦查工作稳步高效的推进，李文科的问题逐渐显山露水清晰起来。其涉嫌职务犯罪的证据被办案人员一个个查获并固定下来，一条滥权自肥的蠹虫被收进了法网。
贪求无厌敛积巨额黑钱
在办理农机购置补贴程序的过程中，有两个环节成为了农机系统的贪腐官员与不法经销商钻营牟利的机会：一是农机销售资质和农机品牌入选补贴目录范围的确认与审核，进入这个目录的农机具，等同于获得一次免费的促销宣传，在农机销售量上将实现翻番，利润丰厚；二是作为申领补贴的农机销售情况，因为环节多，管理单位难以逐一跟踪核实，销售商往往会付出几十或百来元给那些并不准备购置农机的农户，再借用这些农户的身份证伪造农机已经销售的证明材料来申领补贴。
由于补贴率达到了30%左右，一台农机往往会依据售价的不同获得数千乃至数万元的国家补贴。为了获得这个好处，农机销售商必然会按照每台一至数千元的标准贿赂手握审批大权的农机系统的官员。
李文科的“中招”就出现在这个过程。
广西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始于2005年并以试点形式逐渐铺开。有文化，有能力，已经在区农机局担任业务副局长的李文科，顺理成章地成为管理这项系统工作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具体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广西农机补贴资金分配计划；二是会同财政部门制定补贴具体实施办法；三是协调开展补贴厂商、补贴农机的产品目录选型和补贴结算工作；四是对农机产品代理商的代理资质进行审核。这些林林总总的工作项目，都会在呈报审核的最后环节，经李文科签字后向社会公示公告。 无需赘述，李文科手中权力的“含金量”瞬间暴涨起来。
早就窥破农机补贴“商机”的区内外一些农机生产厂家和销售商，都在暗暗摩拳擦掌，期望发起第一轮冲锋，攻下李文科这个实权在握的最大“堡垒”。
第一个发起“糖弹”攻势的就是前面说的韦某，韦曾是区农机局下属的柳州农机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后下海经商，开办了柳州某农机有限公司，他与李文科已相识多年了。
2005年春节期间，来往不多的韦某突然专程从柳州来到南宁李文科家拜年，他留下了4900元并提出了给予农机代理资格方面关照的要求。
仅过了两个月，韦再次到李文科家拜访，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这次，他留下了2万元。此后数年间，韦某都会隔三差五的以年节拜见、看望领导的借口给李文科送钱。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李文科同样难脱此窠臼。收了韦某这些钱，他便向柳州有关方面打招呼，让经营场所狭小，代理条件不足的韦某获得了柳州地区的农机产品代理资格。同时，每到年底他还会提前给韦某透露次年的广西农机补贴政策以及补贴试点将在哪些县进行，并告知还有哪些农机准备进入新一年的补贴目录范围，让韦得以不断调整经营的产品结构与品牌，获取最大的利润空间。
2006年初夏，自治区农机局的下属二层机构“广西时代农机装备公司”的股权准备全部转让脱钩，该公司当时是口碑甚佳的江苏“久保田”农机品牌在广西的独家代理，成立仅一年，就获得经营纯利60多万元。但因为这个以国有资金的投入来为单位谋取商业利益的经济实体不符合中央的有关规定，做出的股权转让决定无异于忍痛割肉，而欲争食这块“肥肉”的人自然很多。
在李文科的斡旋下，韦某又鳌头独占、顺利地接收了这家公司，成为“久保田”品牌的新代理，捡了个大大的便宜。
李文科在上述两个方面对韦某的照顾，让韦赚得盆满钵满，韦因此也先后送给李文科一共35多万元的好处费。
在与韦某来往期间，李文科还以同样的手法帮助过南宁市、桂林市的五六家经营农机设备销售的公司在农机补贴上获得好处，并先后收了这些公司老板送的好处费近30万元。
从2005年初到2011案发前，不到六年的时间里，李文科凭借手中的农机补贴审批大权，坐收渔利，一次次来者不拒地收受了贿赂共63万余元，终于在他临近退休的人生最后阶段完成了从一个副局长到腐败分子的蜕变。
掩瑕藏疾损害国家利益
李文科在经年累月与农机销售商间的“权钱交往”的游戏中，心底那一份本该有的廉洁自律的意识已经淡漠，发展到后来，甚至对依法行政的公权重要性认知也变得麻木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李文科在职权滥用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草率和难以理喻的轻狂。
2009年初，广西地方性农机补贴产品选型工作已结束，此时，国营柳州L厂生产的“F牌”插秧机才初步定型生产，尚未投入市场。按照农业部规定，插秧机属于通用类机具，必须通过鉴定且要求市场销售达200台以上才有资格申报进入国家农机补贴目录。
错过了上一年度补贴申报的机会，L厂的领导很着急，从柳州赶到南宁，向区农机局陈情，要求进入当年补贴目录。局领导指示李文科负责这个事情。略一筹谋，精通审批程序的李文科就想出了高招——将L厂的“F牌”插秧机以先报目录后鉴定的办法呈报到农业部备案，他觉得，反正山高皇帝远的，农业部不可能专程到南宁来核实这事的真伪。
随后，李文科对“F牌”插秧机组织专家进行了评选，再指令区某农机鉴定机构补完鉴定手续。程序颠倒不说，在对L厂予以补贴上的关照他更是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考虑到“F牌”插秧机已经赶不上当年进入国家补贴目录，李文科决定动用自治区财政配套资金，参照农业部同类机型的定额，按30%的标准给予“F牌”插秧机以自治区级的补贴，同时指令柳州市给予同样比例的二次补贴。
李文科的这个行为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是扰乱了农机补贴市场，柳州农机系统的补贴指标因为全部给了“F牌”插秧机，使得其他品牌的农机具一概失去了平等竞争，享受国家政策优惠的机会；二是补贴的好处被单一品牌占据后，农民真正想买的其他品牌和型号的农机具却没有补贴，导致柳州多个农机销售公司和农户纷纷投诉和上访，告状信甚至寄到了农业部。
更不堪的后果是，“F牌”插秧机由于没有经过鉴定就入选了自治区级的补贴目录，所有按图索骥花了近2万元购买这款插秧机的农户，使用后骇然发现“F牌”插秧机故障不断，修理和维护让农户们又大费周章，投入不少冤枉钱，苦不堪言。
好在作为国营企业的L厂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在得知自己生产的农机质量存在问题后，立即着手解决。并最后入选了2010年国家农机补贴产品选型目录。
检察机关最后侦查的结果颇耐人寻味——“F牌”插秧机2009年仅在广西销售了500台左右，获得自治区和柳州市两级农机补贴资金就达630余万元。这笔巨额惠农资金因为机器质量问题等同于打了水漂，对农户而言，并未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李文科收到厂家给予的好处费仅是1.4万元。
荒唐至此，岂不令人叹为观止？！
而李文科的滥权还没有及时打住。
2009年7月，柳州B技术开发公司要求自己生产的“G型”甘蔗深耕开行机进入自治区和全国的农机补贴目录，也派人到区农业局斡旋，负责这档事情的依然是李文科。
“G型”甘蔗深耕开行机马力达到200匹，属于大型农业机械，每台标价高达25万元。按照规定，这类大型农机属于农业部才有权鉴定选型进入补贴目录的通用类机具。
怎么办？这个瓶颈并没有卡住李文科。
经一番操作，李文科拍板确定，以改名称的手段绕过农业部的规定来给B公司关照。随即，厂家遵旨将“G型”甘蔗深耕开行机更名为“蔗叶粉碎还田机”。换了一副马甲，“G型”机的鉴定选型资质立刻降了一档，从农业部揽回到李文科的手中。 两个月后，他就为这款农机顺利申报自治区级补贴选型目录开了绿灯。2010年元月，李又协调组织把这款农机塞进了农业部国家补贴目录的备案档中。使得该机在2010年享受到了每台7万元共计500余万元的农机补贴。
对比这笔优惠，自治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对案件侦查揭开的真相实在是让人大吃一惊：
柳州B公司成立时间不长，并没有实际研发、生产任何农机设备的资历和经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后，该公司只是觉得有利可图，遂与另一家公司商量——是不是咱们也搞一款什么农机去套取补贴？“G型”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匆匆衍生出来的。按照规定，补贴必须是在农机实际销售后才能兑现，为此，“G型”机拼凑起来后，B公司又在南宁找了一家农机销售商商量，让后者象征性地购买几台“G型”机，然后弄了一堆材料就去申报补贴了。至案发之时，办案人员看到，没有实际售出过的十几台“G型蔗叶粉碎还田机”依然停在B公司的后院，日晒雨淋，锈迹斑斑，早就成了一堆废铁。
这种简单换名套取补贴的情况还不止“G型”机一个，山东某机械公司将工程建设装载机改为“农用甘蔗装载机”，南宁某公司将工程提升机改为“谷物提升机”，也是仅仅换了一个名字，2010年，前者就获得1000万元农机补贴，后者也获得100万元的农机补贴。至于随意夸大机器技术指标变更技术功能、随便在原有老机型上加一块挡板或是连杆什么的就作为新款机型申请补贴的情况更是普遍。
负责本案侦查的一名检察官事后感叹地说：“为了分食农机补贴这个蛋糕，一些农机老板浑身解数都使尽了，有的鱼目混珠，以次充好；有的偷梁换柱，掩瑕藏疾；有的移花接木，李戴张冠，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对上述鱼龙混杂的农机补贴申报，李文科供述承认：“自己把关不严，将这些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条件的产品选入补贴目录，造成国家农机补贴资金被严重套取。”
人们常说滥用职权是最大的腐败，此言不虚。
李文科肆无忌惮地受贿和滥用职权的行为，终于在2011年夏季南宁最热的8月下旬那几天里结束了，突然地被铐住并带往看守所羁押，尽管此前有些预感，李文科依然觉得周身发冷，不住颤抖。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的遽变让他分明生出“梦里黄粱，铜臭变香，蓦然惊醒，已在监房”的隔世感觉来。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