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任的省级党委书记和省级党委副书记中，“60后”共有14位，3位是书记，11位是副书记。3位省级党委书记当中，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生于1963年9月）最年轻，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生于1963年4月），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生于1960年4月）。
　　经历更丰富
　　其实从年龄上来讲，现在“60后”干部已经不年轻了。几个“60后”的省级党委书记，周强52岁，胡春华和孙政才都是1963年出生，49岁。
　　3位“60后”省级党委书记中，胡春华非常有特点，他在西藏工作过20年，有非常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于2009年11月份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那时是46岁。十八大上，他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不久兼任广东省委书记。
　　孙政才专业性比较强，原来是学者，而后转到政工上来，另外他在中央部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做过农业部部长，之后去吉林担任省委书记。十八大上，他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不久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这种背景、经历的结合非常好。
　　周强先是在司法部工作，后来调到团中央，接下来主要是在湖南先后担任省长、省委书记。
　　总体来说，现任省级党委书记、副书记群体经历更丰富，这是一个显著特征。在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前，胡春华有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跨省从政经验，西藏、河北和内蒙古；孙政才也有两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从政经验，北京和吉林。
　　教育经历较整齐
　　从教育背景来讲，一般来说，“40后”地方领导以大学毕业为主，他们在“文革”前就读大学或者“文革”前就已大学毕业，专业功底比较深厚。
　　“50后”受“文革”影响较深，主要分三类：一類没有机会上大学；一类属于工农兵学员，“文革”时期被推荐上大学，以后不断充电，攻读更高的学位；第三类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之后不断提升自己，甚至获得博士学位。
　　“60后”省级党委书记、副书记群体在教育经历方面相对而言比较整齐，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细分则一些是拿到博士文凭后直接从政，另一些在工作期间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根据初步统计，此次省级党委换届402人当中， 97人拿到博士学位。其中“50后”中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占比20%，而“60后”118人，其中有不少于37人拿到博士学位，占比31%。
　　这一届省级党委领导选举之后出现的另一现象是第一专业是文史哲、经济学的占比较高，以中文专业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有50人左右。
　　根据以前的研究，一般而言，官员们的第一专业即使是理工科，到攻读硕士和博士时，也多选择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作为第二专业、第三专业。这就是说，技术官僚的趋势的确在转变。
　　但所谓技术官僚，严格意义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须是学习理工科，第二须是从事理工科专业背景相关的技术工作。
　　实际上，我们对技术官僚往往理解得比较宽泛，只关注他们最初学习的是理工科专业，至于之后是否从事跟其专业有关的工作就不追问了。
　　通过更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所谓理工科背景的官员并未从事过跟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一直在做政治工作，这显然不太符合第二个标准。
　　由此可见，人们眼中所谓的技术官僚更多是理工科背景的政工干部，而这个是否属于技术官僚仍值得商榷。
　　第三，“60后”地方精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全球观和发展观。当下中国改革动力不足，他们最需要思考的是能否给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新的或更多的动力。
　　中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更多问题浮出水面，比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希望这个群体能有足够的动力使具体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上得到真正解决，因为现有的问题多是事关老百姓基本生存的重大问题。
　　中央应给予新一代的省级领导人更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独立地思考，允许他们犯错误、说错话，但要鼓励他们真正为百姓做事、解决百姓之忧，而不是创造所谓的政绩。
　　未来对“60后”省级官员的评估应引入民间评估，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领导做得出色与否，上级领导的考评只是一个方面，还应该有一个民意测验，让百姓的意见也得到反馈。
　　如此以来，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新的评判地方领导政绩的标准，把民间的评议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有深远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