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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植根于日常生活中对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认同。中华民族形象是经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相对稳定且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系统，展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审美情趣与民族气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存在。中华大地上的山川湖泊、草木花卉、节日文化习俗活动与具有民族特色的“吉祥物”形象是日常生活中最具中华形象与文化符号意义的典型代表。从文化地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政治学的多维度、系统化地对民族形象与文化符号进行研究，可以更深入地在学理上明确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与内涵，探究其时代精神和价值的认同路径，在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时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形象;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9-0014-05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叙事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从民族发展演变还是从民族文化心理来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费孝通先生进一步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历史的产物，更是具象的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具象表达为民族成员围绕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存续立意、发展向度等重要问题，所形成的认识一致、观念契合、意志统一的状态。”[3]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华特色的民族形象与文化符号，这些形象与符号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精神风貌与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有着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源于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认同。中华民族形象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呈现的整体形象，是经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相对稳定且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系统。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是多元一体的历史存在，既是客观现实的存在物，又是精神文化的存在物。民族认同不是空洞抽象的精神意念，而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具体的感性形象。这些建构想象的现实存在物正是源自日常现实生活。中华大地上的山川湖泊、草木花卉，节日文化习俗活动与具有民族特色的“吉祥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最具中华形象与文化符号意义的典型代表。从日常生活现实出发，分析这些耳熟能详的民族形象与文化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传统与文化心理结构，从感性体验到理性思辨，以文化地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政治学等多维度系统化地探究中华形象与文化符号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化地理学的维度
自然地理符号是民族身份的认同与民族精神的标识。人是大自然的存在者，必然在其生活中构建与自然时空的亲密关系，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哺育与滋养着不同的文化习性、文化表征与文化认同。“无论是自然存在的山水、树木，还是人造的建筑、物品，一旦以人为尺度，被赋予一定的文化意涵，便成为具有特定民族意义的地理符号。地理符号是重要文化象征，体现着不同民族身份认同，每个民族都因不同于其他民族而独一无二，自然也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地理符号标识。”[4]中华大地山川湖泊纵横遍布，形成奇异绝伦的自然地理景观形象，这些形象一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构建了其独特内涵的文化符号体系。诸如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泰山、昆仑山、珠穆拉玛峰等，不仅仅是以自然地理景观的瑰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更体现了作为文化符号的根源性、连续性、包容性与统一性等多维度展现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自然地理形象作为文化符号的根源性是随着自然地理的区域性而生长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原生性精神。黄河与长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两河”岸边繁衍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经不同自然环境的雕琢，在实践中就产生了气质各异的文化精神及民族性格。在人类童年逐水而居的发展史上，黃河是中国的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构建了中国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存在方式。黄河文化“主要属于一种小生产的和封建宗法制的农业文化，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形态的自然经济文化，一种借助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以确保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的文化。”[5]长江自西向东横穿中华大地中部，从西而东哺育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文化区域，从文化符号的根源性上与三星堆、屈家岭、河姆渡和良渚等文化遗存有着密切联系。中华大地的其他河流同样也无不体现着作为文化符号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性。
自然地理形象作为文化符号的连续性则体现了作为民族文化的历史韧性与延续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不断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提到黄河，便想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自强不息精神;提到长江，便想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开拓进取精神;提到泰山，便想到“责任重于泰山”的勇于担当精神;提起昆仑山，便想到“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巍巍昆仑气势。这些自然地理形象凝练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虽历经人世沧桑，但山河无恙。中华民族精神如同这些自然地理符号一样，代代相传，未曾断裂。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连续性体现了中华文化体系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平等性与开放性，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内核。 自然地理形象的文化符号流露出强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在内涵上是对“天下是一家”大一统的高度认同，在具体的外延上则体现对山川等自然地理文化符号的赞美与讴歌。“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迈与大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与大度。南北文化差异的包容性更是突破自然地理的界限壁垒。中国北方自然地理所哺育的厚重敦实的文化精神，中国南方自然地理所滋养的诗性开放的文化精神，南北差异并没有形成南北断裂，反而更好地促进南北交融。在历代战乱与自然灾害面前的大迁徙，诸如客家族南迁、闯关东、走西口等，不同自然地理区域的文化迁徙与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包容性的文化特征。
自然地理形象体现文化符号的统一性更为鲜明。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些自然地理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象征。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华儿女看到这些自然地理形象的图片或影像，油然而生一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即便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虽然国籍改变，但是这些自然地理符号像血缘一样已经成为连接中华民族的文化脐带。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通过这些感性具体的自然地理形象来表现对祖国的情感认同。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香港同胞演唱风靡全球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演唱，1984）与《中国人》（刘德华演唱，1997）等，其歌词的核心意象都是这些自然地理形象。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深入解读中华大地上这些自然地理形象符号，能够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在根源性、连续性、包容性与统一性的多维度表意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延续力、包容力与凝聚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坚持文化自信的根源。
二、文化心理学的维度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与人的意识和行为具有密切关系。文化心理学强调文化与心理是互相构建的，人既是文化的构建者也是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6]在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我国各族人民在依赖、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又影响着一代代人的意识和行为，继而推动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逐渐形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文化心理学上深层的集体意识。李泽厚先生认为，文化心理结构“本就是指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人们心理中情理结构的特定状态，它主要表现为自然情欲和社会理性的不同比例、配置和关系的组合。”[7]文化心理结构是自然情欲与社会理性互动的行为，有静态的继承，也有动态的变迁，这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具体到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活动中，从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到各种吉祥物符号，从节日文化习俗到草木花卉比德，都体现着中华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独特的情感与记忆，这些情感与记忆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产生的重要认同维度。
中华民族各种吉祥物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重要表征。这些吉祥物有来自神话传说的龙、凤凰、麒麟等，也有现实世界的具体动物如虎、狮、鲤鱼、喜鹊等，其中大熊猫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最重要的中国形象大使。这些吉祥物作为中华人民熟知的形象和文化符号，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审美意趣和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华夏祖先创造了龙、凤、麒麟等吉禽瑞兽，并赋予其象征的内容及意义，满足了人们美好的祈愿和心理需求，例如吉祥物“四灵”麒麟、凤凰、龟和龙在古代民间广泛应用，“麒麟送子”“龙凤呈祥”等表达了子孙发达、吉祥如意的象征符号。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吉祥物形象的阐释和运用，可以窥视吉祥物形象与中华民族文化和审美之间的关联，可发掘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特质和文化认同。尤其是在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与影视动漫作品对吉祥物的塑造又赋予中国传统文化吉祥物形象符号以新时代精神和内涵，让更多外国人通过中华民族吉祥物形象了解真实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吉祥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文化名片。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蕴含着美好憧憬与情感认同。中国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变迁中，形成了与之相吻合的节日习俗文化。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紧随社会发展步伐而不断推进演变，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传统的先进文化又摒弃落后文化，体现出推陈出新、融汇贯通、迎合世俗之特点。经过漫长的历史洪流之洗礼激荡，在当代，中国传统节日习俗基本已定型，已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符号化特征。传统民俗节日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形象，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跨越民族、跨越地域，最终形成中华文化这个多元一体、和谐共融的文化体系。首先，当代传统节日文化是一种以娱乐为主的文化符号。传统节日的习俗最初多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与迷信禁忌有关。而今，传统节日主要以娱乐大众为主，节日风俗从妖魔鬼怪等的恐怖氛围中摆脱出来，人们过节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为了除魔避邪，或是克服恐惧心理，节日呈现出愉悦人心的特点，比如喜庆的对联、爆竹、红红的灯笼等，这些都是喜庆的符号，传递着节日的欢愉温馨。其次，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是一种体现中华民族主流思想的文化符号。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经历了融汇发展历程，它既吸收精英文化，剔除文化糟粕，最后形成一种符合大众心理，体现中华民族主流思想的文化符号。再次，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是一种各民族團结共融的文化符号。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然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跨越民族、跨越地域，最终形成中华文化这个多元一体、和谐共融的文化体系。
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尤为善于对植物的书写与形象构建，这种形象构建大体经历了早期文明的植物图腾崇拜、文学作品对草木花卉的人格化书写、工艺美术中草木花卉的广泛普及这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比德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许多植物的具体形象也在不断丰富细化，其内涵则逐渐抽象为各种精神象征，成为了我们今天中华儿女共有的审美意趣与人格象征。植物图腾形象不但忠实反映了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展史，也记录了我们对自然的抽象总结。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植物图腾已经参与到了我们的哲学体系与世界观念之中。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对植物形象的描绘与内涵的探索，更多体现在丰富的文学作品之中。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植物形象天然秉承了对季节、空间和自然规律的浓缩提炼，同时又通过具体的文字形成了各种视觉化表达，并且经过作者和读者的情感投射，形成了各种人格化的意韵，成为了许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标志性符号，诸如“梅兰竹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为历代所推崇。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中，植物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常见文化符号，这其中既有高雅文学作品中沉淀下来的种种美德，也包含着中华各族人民共通的、朴素的追求。在中国日常的家居生活中，很多草本花卉也进入中华民族的千家万户，在家中养花种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不仅美化家居环境，更体现对自身高洁品质的追求。 三、文化政治学的维度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不仅具有文化地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认同维度，作为独特的民族符号，更彰显着文化政治学的认同维度。民族本身就是政治的概念，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8]安德森从“想象”“有限”“主权”“共同体”四个维度来定义和阐释民族的概念。民族作为抽象情感的政治组织，并不是具象的存在，而是每个民族个体心目中意象的共同反映，它连接着整个民族的共同经验与记忆的存在。想象是有边界与范围的，并不可以无限放大。民族本质性存在是对主权的维护与追求。为了这个想象的自由与主权，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所以，每个民族的烈士陵园与墓碑，不仅记载着过去为梦想的奋斗历史，更是时刻彰显着民族共同体存在的文化更远。民族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必然凸显其政治符号的内涵。“政治符号为政治权力所凝聚之象征，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为群众向往之标志，由之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9]中华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更多是家国同构的情感结构。在日常生活中，从自然地理符号到生活活动符号，无不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认同。
黄河是中华大地上的自然地理形象与符号，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又具有文化政治学意义。《黄河大合唱》是光未然与冼星海创作的歌曲，歌曲以黄河为主要意象，在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时期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歌曲流传久远，尤其是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凝聚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抵抗侵略的共同体意识。许多爱国歌曲创作都是以山川湖泊作为政治文化符号来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铁道游击队之歌》中的微山湖，《我和我的祖国》中对中华大地的“每一条山，每一条河流”的赞美，都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认同。
色彩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符号，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色彩“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形象识别标志和民族集体记忆的表象”[10]。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古代视黄色最为尊贵，这与中华民族的人种肤色、自然地理之土地之色密切相关，黄色在文化政治上象征着权力、富贵与财富，是最为尊贵的颜色。红色最具中华民族的世俗精神，红红火火寓意着喜庆、热闹、吉祥、富贵，在重大节日与庆典中体现对喜悦心情的流露与美好生活的向往。红色是血液的颜色，是强力生命意志的和激情迸发的象征，“最能代表中国的乐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入世精神”[1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的主体颜色选择红色与黄色，这是彩色在文化政治上的重要表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
中华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备受官方与民间的重视，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在这些活动尤为注重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心理，同样是政治文化的认同。“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之中。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12]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3]国家将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規范为法定节日有助于培养中华民族的政治认、政治情感与政治认同。在这些传统节假日中，中华儿女通过与节日主题相符的诸如踏青、扫墓、祭祖、吃粽子、划龙舟、赏月、吃月饼、贴春联等仪式活动，不仅传承历史文化与增强情感认同，而且强化文化政治与国家认同。2005年，端午节被韩国申报为世界遗产，中华传统节日被外国所窃取，激起中华儿女的强烈不满，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习俗上具有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形象与文化符号所建构的。中华大地上的山川湖泊、草木花卉等自然存在物，世俗生活中的节日习俗、吉祥物形象等文化存在，在历史流变中不断交流与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审美情趣与民族气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存在。从文化地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政治学等多维度系统化地对民族形象与文化符号进行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地在学理上明确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与实质等，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符号挖掘梳理的过程中，探究其时代精神和价值的认同路径，为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从而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300-301.
〔2〕〔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
〔4〕谢新清，王成.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机制——基于卡西尔文化符号学的启示[J].晋阳学刊，2020（04）.
〔5〕陈会娟.黄河文化孕育的恢弘大气的民族精神[J].河南日报，2021（08）.
〔6〕邓晓芒.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J].西北师大学报，2010（02）.
〔7〕李泽厚.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J].明报月刊（香港），1998（04）：69.
〔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
〔9〕[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 〔10〕黄明秋，等.色彩中的国家权力叙事与民族集体记忆[J].美术观察，2008（02）：102.
〔11〕吴保，魏燕玲.中国红：文化符号与色彩象征[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3（03）.
〔12〕[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5.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The Identification Dimens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National Image
LI Xin-l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cheng Normal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7， China）
Abstract： To cast a firm sense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ttention to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daily life must be paid. The imag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a relatively stable and universally recognized cultural symbol system that formed through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which shows the unique spirituality， aesthetic interest and national styl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the material existence that casts a firm sense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ountains， rivers， lakes， trees， flowers， festivals， cultural customs and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mascot" images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all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hinese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in daily life. By the systematical study on national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Politic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will be clarified in a more in-depth theoretical way. The study is also significant for exploring the path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pirit and value of the time， and for telling well the Chinese story when communicating Chinese national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and highlight the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imag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ared by all ethnic groups， so as to cast a firm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hinese Nati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National Images; Cultural Symbols
收稿日期：2021-07-21
作者简介：李新亮（1982-），江苏徐州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與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认同研究”（2021-GMD-091）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形象;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9-0014-05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叙事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从民族发展演变还是从民族文化心理来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费孝通先生进一步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历史的产物，更是具象的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具象表达为民族成员围绕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存续立意、发展向度等重要问题，所形成的认识一致、观念契合、意志统一的状态。”[3]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华特色的民族形象与文化符号，这些形象与符号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精神风貌与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有着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源于在日常生活中对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认同。中华民族形象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呈现的整体形象，是经过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相对稳定且被人们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系统。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是多元一体的历史存在，既是客观现实的存在物，又是精神文化的存在物。民族认同不是空洞抽象的精神意念，而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具体的感性形象。这些建构想象的现实存在物正是源自日常现实生活。中华大地上的山川湖泊、草木花卉，节日文化习俗活动与具有民族特色的“吉祥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最具中华形象与文化符号意义的典型代表。从日常生活现实出发，分析这些耳熟能详的民族形象与文化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传统与文化心理结构，从感性体验到理性思辨，以文化地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政治学等多维度系统化地探究中华形象与文化符号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化地理学的维度
自然地理符号是民族身份的认同与民族精神的标识。人是大自然的存在者，必然在其生活中构建与自然时空的亲密关系，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哺育与滋养着不同的文化习性、文化表征与文化认同。“无论是自然存在的山水、树木，还是人造的建筑、物品，一旦以人为尺度，被赋予一定的文化意涵，便成为具有特定民族意义的地理符号。地理符号是重要文化象征，体现着不同民族身份认同，每个民族都因不同于其他民族而独一无二，自然也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地理符号标识。”[4]中华大地山川湖泊纵横遍布，形成奇异绝伦的自然地理景观形象，这些形象一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构建了其独特内涵的文化符号体系。诸如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泰山、昆仑山、珠穆拉玛峰等，不仅仅是以自然地理景观的瑰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更体现了作为文化符号的根源性、连续性、包容性与统一性等多维度展现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自然地理形象作为文化符号的根源性是随着自然地理的区域性而生长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原生性精神。黄河与长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两河”岸边繁衍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经不同自然环境的雕琢，在实践中就产生了气质各异的文化精神及民族性格。在人类童年逐水而居的发展史上，黃河是中国的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构建了中国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政治结构的存在方式。黄河文化“主要属于一种小生产的和封建宗法制的农业文化，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形态的自然经济文化，一种借助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以确保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的文化。”[5]长江自西向东横穿中华大地中部，从西而东哺育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文化区域，从文化符号的根源性上与三星堆、屈家岭、河姆渡和良渚等文化遗存有着密切联系。中华大地的其他河流同样也无不体现着作为文化符号之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性。
自然地理形象作为文化符号的连续性则体现了作为民族文化的历史韧性与延续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不断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提到黄河，便想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自强不息精神;提到长江，便想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开拓进取精神;提到泰山，便想到“责任重于泰山”的勇于担当精神;提起昆仑山，便想到“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巍巍昆仑气势。这些自然地理形象凝练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虽历经人世沧桑，但山河无恙。中华民族精神如同这些自然地理符号一样，代代相传，未曾断裂。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连续性体现了中华文化体系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平等性与开放性，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内核。 自然地理形象的文化符号流露出强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在内涵上是对“天下是一家”大一统的高度认同，在具体的外延上则体现对山川等自然地理文化符号的赞美与讴歌。“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迈与大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与大度。南北文化差异的包容性更是突破自然地理的界限壁垒。中国北方自然地理所哺育的厚重敦实的文化精神，中国南方自然地理所滋养的诗性开放的文化精神，南北差异并没有形成南北断裂，反而更好地促进南北交融。在历代战乱与自然灾害面前的大迁徙，诸如客家族南迁、闯关东、走西口等，不同自然地理区域的文化迁徙与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包容性的文化特征。
自然地理形象体现文化符号的统一性更为鲜明。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些自然地理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象征。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华儿女看到这些自然地理形象的图片或影像，油然而生一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即便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虽然国籍改变，但是这些自然地理符号像血缘一样已经成为连接中华民族的文化脐带。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通过这些感性具体的自然地理形象来表现对祖国的情感认同。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香港同胞演唱风靡全球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演唱，1984）与《中国人》（刘德华演唱，1997）等，其歌词的核心意象都是这些自然地理形象。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深入解读中华大地上这些自然地理形象符号，能够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在根源性、连续性、包容性与统一性的多维度表意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延续力、包容力与凝聚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坚持文化自信的根源。
二、文化心理学的维度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与人的意识和行为具有密切关系。文化心理学强调文化与心理是互相构建的，人既是文化的构建者也是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6]在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和谐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我国各族人民在依赖、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又影响着一代代人的意识和行为，继而推动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逐渐形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文化心理学上深层的集体意识。李泽厚先生认为，文化心理结构“本就是指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人们心理中情理结构的特定状态，它主要表现为自然情欲和社会理性的不同比例、配置和关系的组合。”[7]文化心理结构是自然情欲与社会理性互动的行为，有静态的继承，也有动态的变迁，这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具体到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活动中，从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到各种吉祥物符号，从节日文化习俗到草木花卉比德，都体现着中华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独特的情感与记忆，这些情感与记忆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产生的重要认同维度。
中华民族各种吉祥物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重要表征。这些吉祥物有来自神话传说的龙、凤凰、麒麟等，也有现实世界的具体动物如虎、狮、鲤鱼、喜鹊等，其中大熊猫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最重要的中国形象大使。这些吉祥物作为中华人民熟知的形象和文化符号，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审美意趣和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与文化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华夏祖先创造了龙、凤、麒麟等吉禽瑞兽，并赋予其象征的内容及意义，满足了人们美好的祈愿和心理需求，例如吉祥物“四灵”麒麟、凤凰、龟和龙在古代民间广泛应用，“麒麟送子”“龙凤呈祥”等表达了子孙发达、吉祥如意的象征符号。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吉祥物形象的阐释和运用，可以窥视吉祥物形象与中华民族文化和审美之间的关联，可发掘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特质和文化认同。尤其是在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与影视动漫作品对吉祥物的塑造又赋予中国传统文化吉祥物形象符号以新时代精神和内涵，让更多外国人通过中华民族吉祥物形象了解真实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吉祥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文化名片。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蕴含着美好憧憬与情感认同。中国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变迁中，形成了与之相吻合的节日习俗文化。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紧随社会发展步伐而不断推进演变，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传统的先进文化又摒弃落后文化，体现出推陈出新、融汇贯通、迎合世俗之特点。经过漫长的历史洪流之洗礼激荡，在当代，中国传统节日习俗基本已定型，已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符号化特征。传统民俗节日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形象，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跨越民族、跨越地域，最终形成中华文化这个多元一体、和谐共融的文化体系。首先，当代传统节日文化是一种以娱乐为主的文化符号。传统节日的习俗最初多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与迷信禁忌有关。而今，传统节日主要以娱乐大众为主，节日风俗从妖魔鬼怪等的恐怖氛围中摆脱出来，人们过节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为了除魔避邪，或是克服恐惧心理，节日呈现出愉悦人心的特点，比如喜庆的对联、爆竹、红红的灯笼等，这些都是喜庆的符号，传递着节日的欢愉温馨。其次，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是一种体现中华民族主流思想的文化符号。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经历了融汇发展历程，它既吸收精英文化，剔除文化糟粕，最后形成一种符合大众心理，体现中华民族主流思想的文化符号。再次，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是一种各民族團结共融的文化符号。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然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跨越民族、跨越地域，最终形成中华文化这个多元一体、和谐共融的文化体系。
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尤为善于对植物的书写与形象构建，这种形象构建大体经历了早期文明的植物图腾崇拜、文学作品对草木花卉的人格化书写、工艺美术中草木花卉的广泛普及这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比德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许多植物的具体形象也在不断丰富细化，其内涵则逐渐抽象为各种精神象征，成为了我们今天中华儿女共有的审美意趣与人格象征。植物图腾形象不但忠实反映了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展史，也记录了我们对自然的抽象总结。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植物图腾已经参与到了我们的哲学体系与世界观念之中。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对植物形象的描绘与内涵的探索，更多体现在丰富的文学作品之中。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植物形象天然秉承了对季节、空间和自然规律的浓缩提炼，同时又通过具体的文字形成了各种视觉化表达，并且经过作者和读者的情感投射，形成了各种人格化的意韵，成为了许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标志性符号，诸如“梅兰竹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为历代所推崇。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中，植物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常见文化符号，这其中既有高雅文学作品中沉淀下来的种种美德，也包含着中华各族人民共通的、朴素的追求。在中国日常的家居生活中，很多草本花卉也进入中华民族的千家万户，在家中养花种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不仅美化家居环境，更体现对自身高洁品质的追求。 三、文化政治学的维度
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不仅具有文化地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认同维度，作为独特的民族符号，更彰显着文化政治学的认同维度。民族本身就是政治的概念，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8]安德森从“想象”“有限”“主权”“共同体”四个维度来定义和阐释民族的概念。民族作为抽象情感的政治组织，并不是具象的存在，而是每个民族个体心目中意象的共同反映，它连接着整个民族的共同经验与记忆的存在。想象是有边界与范围的，并不可以无限放大。民族本质性存在是对主权的维护与追求。为了这个想象的自由与主权，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所以，每个民族的烈士陵园与墓碑，不仅记载着过去为梦想的奋斗历史，更是时刻彰显着民族共同体存在的文化更远。民族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必然凸显其政治符号的内涵。“政治符号为政治权力所凝聚之象征，其构成乃系基于社会流行信念，铸为群众向往之标志，由之刺激群众情绪，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9]中华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更多是家国同构的情感结构。在日常生活中，从自然地理符号到生活活动符号，无不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认同。
黄河是中华大地上的自然地理形象与符号，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又具有文化政治学意义。《黄河大合唱》是光未然与冼星海创作的歌曲，歌曲以黄河为主要意象，在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时期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歌曲流传久远，尤其是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凝聚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抵抗侵略的共同体意识。许多爱国歌曲创作都是以山川湖泊作为政治文化符号来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铁道游击队之歌》中的微山湖，《我和我的祖国》中对中华大地的“每一条山，每一条河流”的赞美，都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认同。
色彩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符号，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色彩“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形象识别标志和民族集体记忆的表象”[10]。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古代视黄色最为尊贵，这与中华民族的人种肤色、自然地理之土地之色密切相关，黄色在文化政治上象征着权力、富贵与财富，是最为尊贵的颜色。红色最具中华民族的世俗精神，红红火火寓意着喜庆、热闹、吉祥、富贵，在重大节日与庆典中体现对喜悦心情的流露与美好生活的向往。红色是血液的颜色，是强力生命意志的和激情迸发的象征，“最能代表中国的乐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入世精神”[1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的主体颜色选择红色与黄色，这是彩色在文化政治上的重要表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结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
中华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备受官方与民间的重视，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在这些活动尤为注重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心理，同样是政治文化的认同。“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之中。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12]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3]国家将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規范为法定节日有助于培养中华民族的政治认、政治情感与政治认同。在这些传统节假日中，中华儿女通过与节日主题相符的诸如踏青、扫墓、祭祖、吃粽子、划龙舟、赏月、吃月饼、贴春联等仪式活动，不仅传承历史文化与增强情感认同，而且强化文化政治与国家认同。2005年，端午节被韩国申报为世界遗产，中华传统节日被外国所窃取，激起中华儿女的强烈不满，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习俗上具有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形象与文化符号所建构的。中华大地上的山川湖泊、草木花卉等自然存在物，世俗生活中的节日习俗、吉祥物形象等文化存在，在历史流变中不断交流与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审美情趣与民族气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存在。从文化地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政治学等多维度系统化地对民族形象与文化符号进行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地在学理上明确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与实质等，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符号挖掘梳理的过程中，探究其时代精神和价值的认同路径，为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从而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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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会娟.黄河文化孕育的恢弘大气的民族精神[J].河南日报，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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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保，魏燕玲.中国红：文化符号与色彩象征[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3（03）.
〔12〕[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5.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The Identification Dimens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National Image
LI Xin-l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cheng Normal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7， China）
Abstract： To cast a firm sense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ttention to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daily life must be paid. The imag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a relatively stable and universally recognized cultural symbol system that formed through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which shows the unique spirituality， aesthetic interest and national styl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the material existence that casts a firm sense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ountains， rivers， lakes， trees， flowers， festivals， cultural customs and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mascot" images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all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hinese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in daily life. By the systematical study on national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Politic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will be clarified in a more in-depth theoretical way. The study is also significant for exploring the path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pirit and value of the time， and for telling well the Chinese story when communicating Chinese national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and highlight the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imag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ared by all ethnic groups， so as to cast a firm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hinese Nati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National Images; Cultural Symbols
收稿日期：2021-07-21
作者简介：李新亮（1982-），江苏徐州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與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认同研究”（2021-GMD-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