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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历经数千年不断继承、演变的发展，加之蕴含其中的深刻思想内容，使其成为传统艺术门类中最为独特的部分。天津博物馆经过数十年来征集、购买及接受社会捐赠等方式不断完善中国绘画收藏，形成时间跨度从宋迄清的丰富古代绘画藏品和几乎涵盖所有名家作品的近现代绘画收藏，藏品几乎可以串联起一部中国绘画史，在国内外博物馆界享有盛名。
宋元绘画
天津博物馆藏宋元时期的绘画作品数量虽然不多，却以品质取胜，几乎件件均为画史之中名迹。
两宋时期，中国画各科得以全面发展，山水、人物、花鸟画等均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态势。
被誉为天津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雪景寒林图》（图一）是北宋著名画家范宽的传世杰作。作者以三拼绢大立幅描绘了秦陇山川雪后的磅礴气象。画中群峰屏立，山势高耸，深谷寒柯间，萧寺掩映，古木结林，板桥寒泉。全画布置严整有序，用笔雄强老硬，笔墨苍润厚重，山石独具质感，表现出北方山川的壮丽景色，代表了此一时期成熟的山水画艺术成就，在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北宋画家张择端因其巨作《清明上河图》而家喻户晓，他的另一幅传世作品《金明池争标图》（图二）就收藏在天津博物馆。作者以细致的笔触在不足一尺见方的画绢上描绘了汴梁城中金明池上，龙标竞渡、士庶郊游赏玩的生动场景。画中描绘的人物、景致、活动与南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中相关记载基本吻合，兼具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苏汉臣作《婴戏图》展现了两宋问人物画的面貌，作品描绘了儿童园中嬉戏的场景，风格写实，设色鲜润，笔致工丽，线条流畅而劲力，画面充满了情趣盎然的生活气息。而且此幅作品是目前仅见的题有“苏汉臣”真款的绘画，弥足珍贵。
馆藏宋代绘画作品还有杨无咎《梅花图》、李唐《濠梁秋水图》、马远的《月下把杯图》及无款《中兴瑞应图》、《盥手观花图》等，均为宋代绘画传世珍品。
元代文人画兴起，写意的风格表现和笔墨技法的运用在绘画中日益突出，山水、竹石、梅兰成为最为主要的绘画题材。同时，绘画对书法性趣味的追求和诗、书、画的结合进一步深入。天津博物馆所藏元代名家绘画以花鸟画最为著名。
元代早期画家钱选作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花鸟图》（图三）是画家晚年的代表作。作品在保持描画花卉、禽鸟物象基本准确的同时呈现出雅致、清丽的艺术风格，以文人画的笔法和意韵，突破工笔花鸟创作的窠臼，表现出生拙天然的情趣。“元四家”之一的吴镇所绘《多福图》轴以墨笔绘竹石，笔法简洁苍劲，墨色淋漓，布局错落有致，画面右上以草书自题五言诗作，点出画意的同时更与绘画相映成趣。馆藏另一幅元代花鸟名作为边鲁绘《起居平安图》，作者运用工整纯熟的笔法，以墨色浓淡干湿变化展现雉鸡、竹、石的细节与阴阳向背，直观生动地体现出“墨分五彩”的艺术效果，是元代花鸟画的新风格。更为珍贵的是此图为边鲁传世绘画孤本，具有重要的美术史价值。
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作品馆藏有师法黄公望画风的《青山红杏图》（马琬作）、《岩阿琪树图》（陈选作）；继承李成、郭熙传统的《山阴避暑图》、《千岩万壑图》（无款）等。它们展现了元季山水画的不同风格与面貌，可帮助我们对元代山水画的发展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明清绘画
明清两代绘画，在文人画主导的总体趋势下，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天津博物馆的古代绘画收藏尤以此期作品为大宗，几乎涵盖当时各主要画派、画家作品。
流派纷呈的明代绘画
明代绘画在延续宋元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并随着社会的日趋稳定和经济的逐渐繁荣、文化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绘画流派和名家，占据画坛主流的流派呈现交替衔接、更迭的特点。
明代早期绘画以“院体”、“浙派”为画坛主流。源自两宋“院体”传统的明代“院画”在发展中形成造型准确、法度严谨、设色艳丽，下笔轻快而豪放挺拔的独特风格。活跃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宫廷画家吕纪擅长花鸟画，馆藏《雪梅集禽图》（图四）轴以工致的笔触描绘了雪中寒梅绽放，锦鸡、麻雀栖息树畔的景象，赋色浓丽，风格典雅，极具富丽华贵的装饰风格，代表了吕纪工笔花鸟画的典型特征。朱端的《松院闲吟图》反映了正德间（1505-1521年）宫廷绘画的风格，全景式的构图源自北宋，质实的用笔和山石画法则深受南宋马远的影响。
以戴进为领袖的“浙派”始于明代前期，绵延兴盛于明代中期。吴伟是此派中坚，《柳岸闲步图》中笔墨酣畅，人物神态生动，表现出文人旷达洒脱的生活状态。而图中率意放纵的笔法正是“浙派”绘画的典型特征，在张路《山行落帽图》、《淮南王求仙图》，汪肇《鹰石双喜图》、万邦治《秋林觅句图》中都可发现。也正是这种放逸的笔墨在传承中逐渐成为粗阔狂放，流于草率，逐渐失去画坛主流地位，而被新兴的“吴门画派”所取代。
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兴起于富庶繁华的苏州，流派繁衍，名家辈出，声势煊赫。最为著名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有“吴门四家”之称。其中沈、文以元四家为宗，讲求笔墨情趣和形式美，对明代画坛影响达百余年。《虎丘送客图》是沈周54岁时为送别同乡友人徐源所绘。画法深受元代黄公望影响，松动的披麻皴描绘山石，笔法劲健，布局疏朗，远山险峻，树木葱郁，近处流水潺潺，高土端坐临流抚琴，表现出文人放逸闲适的生活状态，为沈周中年杰出作品。文徵明在“吴门”中门下弟子颇多，影响深远。《林榭煎茶图》（图五）是他为同时的苏州画家王觳祥而作，画面描绘了隐居士人的山居生活，笔墨简拙秀逸，设色淡雅文静，表现出文人所崇尚的悠闲安适、从容不迫的生活状态，令人心向往之。这种题材的作品在文徵明笔下反复出现，是他和其传派绘画特征之一。而“四家”中另两位唐寅、仇英都曾师从当时以“院派”著称的周臣，通过学习宋元诸家画法逐渐形成各自面貌。唐寅是一位山水、人物、花卉各科均擅的杰出画家，馆藏《东篱归影图》为其花卉画精品，作品以墨笔描绘菊石，勾染点簇秀逸洒脱，意态生动。与唐寅的文人身份不同，工匠出身的仇英是一位职业画家，绘画以工笔重彩为主，《桃源仙境图》（图六）描绘了云山茂林，文人雅士优游其中的世外桃源园般的理想生活场景，笔墨精湛，造型准确，设色艳丽而秀雅，呈现出华丽动人的艺术效果。除以上所列四家外，陈道复是“吴门画派”中另一位重要画家，他的绘画笔墨飞动，水墨淋漓放纵，风格洒脱隽朗，这些特点在《花卉图》、《罨画山图》（图七）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明代晚期，吴门画派逐渐衰落，画坛继之而起的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其与活动在松江一带的画家赵左的“苏松派”、沈士充的“云间派”在画史上被统称为“松江画派”。
“松江画派”中，对当时乃至后世山水画创作影响最大的非董其昌莫属。他的山水画师承五代董源、巨然、元四家，画风古雅秀逸，讲求笔情墨趣和生拙的艺术表现。董其昌更提出了“南北宗”的绘画理论，树立了正宗文人画的旗帜。《芳树遥峰图》（图八）布局简括，用笔柔中有骨力，墨色干湿浓淡层次分明，画面意境萧疏简澹，正表现了他所崇尚的平淡天真的艺术风格。
松江诸家中较具影响的画家还有赵左、沈士充，他们均曾为董其昌代笔。赵左的绘画长于烘染，往往给人以水墨氤氲之感，画法熟练，笔法松秀，《茅屋闲眺图》云山迷蒙的艺术效果和较强的空间感是董其昌绘画中没有的。沈士充的《雪栈行旅图》以淡墨皴染山石，用笔纯熟内行，所绘山势雄浑险峻，营造出山中风雪，栈道难行的情景，颇具故事性，这也是董其昌作品所缺乏的。这种区别也正是画史中将他们单独分派的原因。
晚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蓝瑛在山水画创作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被后世冠为“武林画派”（杭州旧称武林）。蓝瑛的绘画广采各家之长，形成了功力深厚、笔墨松动、丰富多样的个人而貌。《松萝晚翠图》画面布局严谨，空间感强，长线劈麻皴与墨笔点簇状皴法描绘山峦坡石，树木的画法精细工致。画面中最为吸引人的是以石青复点的山石苔点，可谓点睛之笔。此图为蓝瑛对古代各家悉心学习后的融会之作。
明末人物画创作也有新发展。“波臣派”曾鲸在继承传统肖像画技法的同时，融合西洋画法，为中国人物画创作开辟了新途径，传世名作《王时敏小像》（图九）形神兼备地描绘了清初著名画家王时敏25岁时的肖像，墨、色运用恰到好处，且富立体感，人物栩栩如生，神态儒雅淡然。另一位明末画家陈洪绶则以流畅细劲的线条，师法晋唐画风形成了《蕉林酌酒图》中气格高古的人物画风格，尤其对近代百年以来的中国画创作影响深刻。
继承与创新并重的清代绘画
清代绘画总体仍延续元、明以来的文人画日渐主导的趋势继续发展，也有一批画家在寻找创新的方向和道路。画史中通常将清代著名画家归入几个群体和画派，分别是“四王吴恽”“四僧”“金陵画派”“新安画派”“扬州画派”“海上画派”等。天津博物馆的收藏囊括上述群体和画派大部分画家的作品。
清代绘画以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并称“清初六家”，简称“四王吴恽”。其中又以“四王”为有清一代画坛正统，其绘画主旨摹古，注重对笔墨技法的锤炼，创作思想上多受董其昌影响。王时敏、王原祁祖孙二人对元代黄公望最为推崇，广泛摹写古人，逐渐形成了以重视笔墨技法与情趣为特点的绘画风格。而王时敏在这一特点上比其祖更为突出，在《仿古山水册》（图十）中“仿设色倪黄小景”“房山画法”“仿大痴笔，写右丞诗意”“荆关遗意”几开中，色彩被王时敏像墨色一样皴染使用，这种“色不碍墨、墨不爱色”的斑斓的艺术效果的形成显示了作者对笔墨控制的高超水平，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又一高峰。“四王”中另两位王鉴、王翠的绘画风格更为多样，墨笔、设色甚至一般文人画家较少涉及的青绿山水也是他们所擅长的，且画风清润明洁，清雅的书卷气跃然纸上。
“四王”统治画坛的同时，弘仁、髡残、朱耷、石涛等活跃于清代的四位僧人画家并称“四僧”。身份上此四人为明朝宗室后人或明遗民，均于明亡后出家为僧，而画艺则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主张师法自然造化，与当时画坛正统风格相距甚远，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其中画风、身世、性格最为突出的非朱耷——八大山人莫属。《河上画图》（图十一）是朱耷花鸟画的代表作品，全卷长13米，描绘了沿河而生的荷花、兰竹和坡石流水，画面中充满了强烈的节奏感，水墨的控制自然流畅，纵逸的笔触中将作者澎湃的激情展现在宣纸之上，将中国水墨画的形式美呈现得淋漓尽致，突出体现了画家用笔奇峭、构图险怪、造型夸张的强烈个人风格。与之相反，同是明宗室后裔的石涛的绘画中更多的是清新自然的格调和对天地造化的取法，《巢湖图》画而气势开阔，烟波浩渺的湖水和岸边景致的描绘，意境苍茫。其大胆的笔墨挥洒、师法自然的绘画实践，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正是对绘画本质的追求。
与“四王”、“四僧”共同构成清初丰富多彩的中国画坛的还有“金陵”和“新安画派”。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注重描绘所处地域的自然风光，而地处南京的金陵诸家多为职业画家，新安画家则多是入清不仕的遗民画家，绘画风格更为孤寂荒寒。这些特点在天津博物馆所藏的龚贤、樊圻、高岑，程邃、查士标、梅清等人作品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清代中期，一批不拘成法，勇于创新的画家聚集在扬州地区，画史称之为“扬州画派”。天津博物馆收藏有其中主要画家汪士慎、李鱓、金农、黄慎、高翔、郑燮、李方膺、罗聘等人的多幅绘画精品。金农所作《佛像图》以身着红色宽大僧衣、鬓髯浓重、低眉闭目的佛为中心，勾勒线条古拙，人物神态自然闲适；再以隶书布满空白，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可谓书法与绘画的完美结合。而“扬州画派”中最为著名的画家是以擅画竹石兰著称于世的郑燮（板桥）。他的《山顶妙香图》中用墨浓淡相应，兰叶、竹枝俯仰、恣肆，独具一股孤傲、刚正之气。纵笔写意的画风表现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张扬的艺术个性和创新的艺术追求，与当时画坛的摹古正宗相背，艺术上对后世水墨写意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代末期麇集于上海的画家群体异军突起，被称为“海上画派”。以赵之谦、任熊、任薰、任颐、吴昌硕等为代表的“海派”诸家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以娴熟的绘画技法、明丽的色彩和准确的造型绘通俗的题材，锐意求进，大胆革新，创造出清新活泼的绘画风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吴昌硕，绘画史中常将他作为清代最后一位画家著录，而近代绘画往往又以他作为开端，其继承传统、开创新风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他81岁所作《红梅图轴》（图十二）笔力深厚老辣，梅树枝干纵横恣肆，浓丽的色彩对比中突出怒放的红梅，在造型上虽有失逼真，但精神气质上正合于中国文化千年来赋予梅花的坚强、孤傲的意义。这种不求形似而写精神的绘画理念亦正是自唐代王维以来中国文人追求千年的绘画最高境。
天津博物馆绘画收藏的另一大优势是近现代藏品丰富，藏品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历程。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溥儒、张大干、傅抱石、陈少梅、潘天寿、丰子恺、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关山月、吴冠中、黄胄等绘画巨匠的许多代表性作品呈现出时代洪流下中国画的承继与变革，其本身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画卷。
上述，以中国绘画的千年来的传承与发展为线索，对天津博物馆藏绘画作品进行了简单的概述。天博馆藏绘画作品众多，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仅能选择其中一小部分奉献给读者，聊备管窥一斑。
（责任编辑：李珍萍）
宋元绘画
天津博物馆藏宋元时期的绘画作品数量虽然不多，却以品质取胜，几乎件件均为画史之中名迹。
两宋时期，中国画各科得以全面发展，山水、人物、花鸟画等均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态势。
被誉为天津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雪景寒林图》（图一）是北宋著名画家范宽的传世杰作。作者以三拼绢大立幅描绘了秦陇山川雪后的磅礴气象。画中群峰屏立，山势高耸，深谷寒柯间，萧寺掩映，古木结林，板桥寒泉。全画布置严整有序，用笔雄强老硬，笔墨苍润厚重，山石独具质感，表现出北方山川的壮丽景色，代表了此一时期成熟的山水画艺术成就，在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北宋画家张择端因其巨作《清明上河图》而家喻户晓，他的另一幅传世作品《金明池争标图》（图二）就收藏在天津博物馆。作者以细致的笔触在不足一尺见方的画绢上描绘了汴梁城中金明池上，龙标竞渡、士庶郊游赏玩的生动场景。画中描绘的人物、景致、活动与南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中相关记载基本吻合，兼具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苏汉臣作《婴戏图》展现了两宋问人物画的面貌，作品描绘了儿童园中嬉戏的场景，风格写实，设色鲜润，笔致工丽，线条流畅而劲力，画面充满了情趣盎然的生活气息。而且此幅作品是目前仅见的题有“苏汉臣”真款的绘画，弥足珍贵。
馆藏宋代绘画作品还有杨无咎《梅花图》、李唐《濠梁秋水图》、马远的《月下把杯图》及无款《中兴瑞应图》、《盥手观花图》等，均为宋代绘画传世珍品。
元代文人画兴起，写意的风格表现和笔墨技法的运用在绘画中日益突出，山水、竹石、梅兰成为最为主要的绘画题材。同时，绘画对书法性趣味的追求和诗、书、画的结合进一步深入。天津博物馆所藏元代名家绘画以花鸟画最为著名。
元代早期画家钱选作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花鸟图》（图三）是画家晚年的代表作。作品在保持描画花卉、禽鸟物象基本准确的同时呈现出雅致、清丽的艺术风格，以文人画的笔法和意韵，突破工笔花鸟创作的窠臼，表现出生拙天然的情趣。“元四家”之一的吴镇所绘《多福图》轴以墨笔绘竹石，笔法简洁苍劲，墨色淋漓，布局错落有致，画面右上以草书自题五言诗作，点出画意的同时更与绘画相映成趣。馆藏另一幅元代花鸟名作为边鲁绘《起居平安图》，作者运用工整纯熟的笔法，以墨色浓淡干湿变化展现雉鸡、竹、石的细节与阴阳向背，直观生动地体现出“墨分五彩”的艺术效果，是元代花鸟画的新风格。更为珍贵的是此图为边鲁传世绘画孤本，具有重要的美术史价值。
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作品馆藏有师法黄公望画风的《青山红杏图》（马琬作）、《岩阿琪树图》（陈选作）；继承李成、郭熙传统的《山阴避暑图》、《千岩万壑图》（无款）等。它们展现了元季山水画的不同风格与面貌，可帮助我们对元代山水画的发展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明清绘画
明清两代绘画，在文人画主导的总体趋势下，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天津博物馆的古代绘画收藏尤以此期作品为大宗，几乎涵盖当时各主要画派、画家作品。
流派纷呈的明代绘画
明代绘画在延续宋元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并随着社会的日趋稳定和经济的逐渐繁荣、文化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绘画流派和名家，占据画坛主流的流派呈现交替衔接、更迭的特点。
明代早期绘画以“院体”、“浙派”为画坛主流。源自两宋“院体”传统的明代“院画”在发展中形成造型准确、法度严谨、设色艳丽，下笔轻快而豪放挺拔的独特风格。活跃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宫廷画家吕纪擅长花鸟画，馆藏《雪梅集禽图》（图四）轴以工致的笔触描绘了雪中寒梅绽放，锦鸡、麻雀栖息树畔的景象，赋色浓丽，风格典雅，极具富丽华贵的装饰风格，代表了吕纪工笔花鸟画的典型特征。朱端的《松院闲吟图》反映了正德间（1505-1521年）宫廷绘画的风格，全景式的构图源自北宋，质实的用笔和山石画法则深受南宋马远的影响。
以戴进为领袖的“浙派”始于明代前期，绵延兴盛于明代中期。吴伟是此派中坚，《柳岸闲步图》中笔墨酣畅，人物神态生动，表现出文人旷达洒脱的生活状态。而图中率意放纵的笔法正是“浙派”绘画的典型特征，在张路《山行落帽图》、《淮南王求仙图》，汪肇《鹰石双喜图》、万邦治《秋林觅句图》中都可发现。也正是这种放逸的笔墨在传承中逐渐成为粗阔狂放，流于草率，逐渐失去画坛主流地位，而被新兴的“吴门画派”所取代。
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兴起于富庶繁华的苏州，流派繁衍，名家辈出，声势煊赫。最为著名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有“吴门四家”之称。其中沈、文以元四家为宗，讲求笔墨情趣和形式美，对明代画坛影响达百余年。《虎丘送客图》是沈周54岁时为送别同乡友人徐源所绘。画法深受元代黄公望影响，松动的披麻皴描绘山石，笔法劲健，布局疏朗，远山险峻，树木葱郁，近处流水潺潺，高土端坐临流抚琴，表现出文人放逸闲适的生活状态，为沈周中年杰出作品。文徵明在“吴门”中门下弟子颇多，影响深远。《林榭煎茶图》（图五）是他为同时的苏州画家王觳祥而作，画面描绘了隐居士人的山居生活，笔墨简拙秀逸，设色淡雅文静，表现出文人所崇尚的悠闲安适、从容不迫的生活状态，令人心向往之。这种题材的作品在文徵明笔下反复出现，是他和其传派绘画特征之一。而“四家”中另两位唐寅、仇英都曾师从当时以“院派”著称的周臣，通过学习宋元诸家画法逐渐形成各自面貌。唐寅是一位山水、人物、花卉各科均擅的杰出画家，馆藏《东篱归影图》为其花卉画精品，作品以墨笔描绘菊石，勾染点簇秀逸洒脱，意态生动。与唐寅的文人身份不同，工匠出身的仇英是一位职业画家，绘画以工笔重彩为主，《桃源仙境图》（图六）描绘了云山茂林，文人雅士优游其中的世外桃源园般的理想生活场景，笔墨精湛，造型准确，设色艳丽而秀雅，呈现出华丽动人的艺术效果。除以上所列四家外，陈道复是“吴门画派”中另一位重要画家，他的绘画笔墨飞动，水墨淋漓放纵，风格洒脱隽朗，这些特点在《花卉图》、《罨画山图》（图七）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明代晚期，吴门画派逐渐衰落，画坛继之而起的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其与活动在松江一带的画家赵左的“苏松派”、沈士充的“云间派”在画史上被统称为“松江画派”。
“松江画派”中，对当时乃至后世山水画创作影响最大的非董其昌莫属。他的山水画师承五代董源、巨然、元四家，画风古雅秀逸，讲求笔情墨趣和生拙的艺术表现。董其昌更提出了“南北宗”的绘画理论，树立了正宗文人画的旗帜。《芳树遥峰图》（图八）布局简括，用笔柔中有骨力，墨色干湿浓淡层次分明，画面意境萧疏简澹，正表现了他所崇尚的平淡天真的艺术风格。
松江诸家中较具影响的画家还有赵左、沈士充，他们均曾为董其昌代笔。赵左的绘画长于烘染，往往给人以水墨氤氲之感，画法熟练，笔法松秀，《茅屋闲眺图》云山迷蒙的艺术效果和较强的空间感是董其昌绘画中没有的。沈士充的《雪栈行旅图》以淡墨皴染山石，用笔纯熟内行，所绘山势雄浑险峻，营造出山中风雪，栈道难行的情景，颇具故事性，这也是董其昌作品所缺乏的。这种区别也正是画史中将他们单独分派的原因。
晚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蓝瑛在山水画创作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被后世冠为“武林画派”（杭州旧称武林）。蓝瑛的绘画广采各家之长，形成了功力深厚、笔墨松动、丰富多样的个人而貌。《松萝晚翠图》画面布局严谨，空间感强，长线劈麻皴与墨笔点簇状皴法描绘山峦坡石，树木的画法精细工致。画面中最为吸引人的是以石青复点的山石苔点，可谓点睛之笔。此图为蓝瑛对古代各家悉心学习后的融会之作。
明末人物画创作也有新发展。“波臣派”曾鲸在继承传统肖像画技法的同时，融合西洋画法，为中国人物画创作开辟了新途径，传世名作《王时敏小像》（图九）形神兼备地描绘了清初著名画家王时敏25岁时的肖像，墨、色运用恰到好处，且富立体感，人物栩栩如生，神态儒雅淡然。另一位明末画家陈洪绶则以流畅细劲的线条，师法晋唐画风形成了《蕉林酌酒图》中气格高古的人物画风格，尤其对近代百年以来的中国画创作影响深刻。
继承与创新并重的清代绘画
清代绘画总体仍延续元、明以来的文人画日渐主导的趋势继续发展，也有一批画家在寻找创新的方向和道路。画史中通常将清代著名画家归入几个群体和画派，分别是“四王吴恽”“四僧”“金陵画派”“新安画派”“扬州画派”“海上画派”等。天津博物馆的收藏囊括上述群体和画派大部分画家的作品。
清代绘画以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并称“清初六家”，简称“四王吴恽”。其中又以“四王”为有清一代画坛正统，其绘画主旨摹古，注重对笔墨技法的锤炼，创作思想上多受董其昌影响。王时敏、王原祁祖孙二人对元代黄公望最为推崇，广泛摹写古人，逐渐形成了以重视笔墨技法与情趣为特点的绘画风格。而王时敏在这一特点上比其祖更为突出，在《仿古山水册》（图十）中“仿设色倪黄小景”“房山画法”“仿大痴笔，写右丞诗意”“荆关遗意”几开中，色彩被王时敏像墨色一样皴染使用，这种“色不碍墨、墨不爱色”的斑斓的艺术效果的形成显示了作者对笔墨控制的高超水平，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又一高峰。“四王”中另两位王鉴、王翠的绘画风格更为多样，墨笔、设色甚至一般文人画家较少涉及的青绿山水也是他们所擅长的，且画风清润明洁，清雅的书卷气跃然纸上。
“四王”统治画坛的同时，弘仁、髡残、朱耷、石涛等活跃于清代的四位僧人画家并称“四僧”。身份上此四人为明朝宗室后人或明遗民，均于明亡后出家为僧，而画艺则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主张师法自然造化，与当时画坛正统风格相距甚远，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其中画风、身世、性格最为突出的非朱耷——八大山人莫属。《河上画图》（图十一）是朱耷花鸟画的代表作品，全卷长13米，描绘了沿河而生的荷花、兰竹和坡石流水，画面中充满了强烈的节奏感，水墨的控制自然流畅，纵逸的笔触中将作者澎湃的激情展现在宣纸之上，将中国水墨画的形式美呈现得淋漓尽致，突出体现了画家用笔奇峭、构图险怪、造型夸张的强烈个人风格。与之相反，同是明宗室后裔的石涛的绘画中更多的是清新自然的格调和对天地造化的取法，《巢湖图》画而气势开阔，烟波浩渺的湖水和岸边景致的描绘，意境苍茫。其大胆的笔墨挥洒、师法自然的绘画实践，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正是对绘画本质的追求。
与“四王”、“四僧”共同构成清初丰富多彩的中国画坛的还有“金陵”和“新安画派”。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注重描绘所处地域的自然风光，而地处南京的金陵诸家多为职业画家，新安画家则多是入清不仕的遗民画家，绘画风格更为孤寂荒寒。这些特点在天津博物馆所藏的龚贤、樊圻、高岑，程邃、查士标、梅清等人作品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清代中期，一批不拘成法，勇于创新的画家聚集在扬州地区，画史称之为“扬州画派”。天津博物馆收藏有其中主要画家汪士慎、李鱓、金农、黄慎、高翔、郑燮、李方膺、罗聘等人的多幅绘画精品。金农所作《佛像图》以身着红色宽大僧衣、鬓髯浓重、低眉闭目的佛为中心，勾勒线条古拙，人物神态自然闲适；再以隶书布满空白，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可谓书法与绘画的完美结合。而“扬州画派”中最为著名的画家是以擅画竹石兰著称于世的郑燮（板桥）。他的《山顶妙香图》中用墨浓淡相应，兰叶、竹枝俯仰、恣肆，独具一股孤傲、刚正之气。纵笔写意的画风表现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张扬的艺术个性和创新的艺术追求，与当时画坛的摹古正宗相背，艺术上对后世水墨写意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代末期麇集于上海的画家群体异军突起，被称为“海上画派”。以赵之谦、任熊、任薰、任颐、吴昌硕等为代表的“海派”诸家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以娴熟的绘画技法、明丽的色彩和准确的造型绘通俗的题材，锐意求进，大胆革新，创造出清新活泼的绘画风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吴昌硕，绘画史中常将他作为清代最后一位画家著录，而近代绘画往往又以他作为开端，其继承传统、开创新风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他81岁所作《红梅图轴》（图十二）笔力深厚老辣，梅树枝干纵横恣肆，浓丽的色彩对比中突出怒放的红梅，在造型上虽有失逼真，但精神气质上正合于中国文化千年来赋予梅花的坚强、孤傲的意义。这种不求形似而写精神的绘画理念亦正是自唐代王维以来中国文人追求千年的绘画最高境。
天津博物馆绘画收藏的另一大优势是近现代藏品丰富，藏品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历程。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溥儒、张大干、傅抱石、陈少梅、潘天寿、丰子恺、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关山月、吴冠中、黄胄等绘画巨匠的许多代表性作品呈现出时代洪流下中国画的承继与变革，其本身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画卷。
上述，以中国绘画的千年来的传承与发展为线索，对天津博物馆藏绘画作品进行了简单的概述。天博馆藏绘画作品众多，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仅能选择其中一小部分奉献给读者，聊备管窥一斑。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