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种私人行为，也可以成为一种公共行为。同时阅读一本书，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本书建构了一个暂时的精神共同体。我们从不同的阅读角度审视和解读这本书的思想，这是交流和争辩最好的语境。相反，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想象的阅读共同体，争辩就会存在理解的差异和交流的困境，想要达致一种共识就难上加难。
　　回顾2013年思想界，有两场争论不得不提，邓晓芒与刘小枫的“学理之争”是其一；其二是杨奎松批评汪晖不懂《毛选》就不要轻论党史，然后就有人把质疑杨奎松的著作《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的文字翻了出来。有网友指出他著作百余处硬伤后，杨撰文回应承认某些错误，但他同时希望他的回应也能够给挑错的网友留下一些教训，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学者。再有道理的学术批评，真正能够让自己获益的方法，也必须在严守学术标准，和与人为善的基础上，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这种观点与他批评汪晖著作的态度有反差。我们可以看出，2013年学界的这几场争论其实都是以学理与学术的名义开始。而这些学界争论大都无始无终，因为缺乏对共同问题的关注，缺乏对某些基本共识的认同。

从争论到争论

　　基于共识的争论，美国制宪会议是个好例子。1987年在美国费城议会大厅，55位各州利益的代表用127天的时间不停地争吵与妥协，最终捧出一部成文的美国宪法。美国历史上的这个重大时刻，被后人无数次铭记缅怀，反复称颂，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在《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 （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版）中采用了非虚构的创作手法，还原了当年制宪现场剑拔弩张的争论场景。
　　当年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实乃“各怀鬼胎”。他们参加会议的目的当然是想建立一个“平衡的政府”，以此互相制约与监督，但想要达到符合每州的利益谈何容易。这样的政府需要一部可靠的联邦制宪法，这是当年美国形成的共识，在此基础上的争论总会有的放矢。
　　反面的例子是著名的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 《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一书为我们梳理了这两位经济学家肇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要市场还是要政府的争论。这两位大牌的经济学家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哈耶克是刚到伦敦的青年经济学家，凯恩斯瞧不上这个外来户，一开始甚至不屑理会，但随着哈耶克步步紧逼，这位傲慢的贵族学者被激怒了。后来有经济学家总结这场1931年到1932年的争论时说，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也不像大论战，双方都想极力攻击对方，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洞见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就像两个顽童之间的无知对打。诸位想象一下几乎改变20世纪经济发展路径的学界争论是这副模样，恐怕也会有点哭笑不得。

共识的可能性

　　学界的争论，通常没有寻求共识的目的，只有争论致胜的目标。就如同2013年中国学界的争论，因为缺乏一种基本的共识和底线，大部分争论沦为意气之争。秦晖的论文集《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他的思考都是从现状出发，从自身的问题出发，从最基本的概念梳理出发。就算他借用了西方学界的很多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已经失去了原本西方场域内的意义，他引入的是概念的空壳，填充的是我们自身的文化语境。他对各种常用概念进行了有效而直接的清算，目的只有一个，想在我们的场域内重新界定争论的意义，寻找达致共识的途径。

任何争论想要形成达致一种共识，只能从假设认同对方开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互相同情的理解，在互相争论之前，先不要急于质问对方是否理解自己的观点，都该扪心自问了解对方的思想有多少。

　　笔者有一个基本的观察，任何争论想要形成达致一种共识，只能从假设认同对方开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互相同情的理解，在互相争论之前，先不要急于质问对方是否理解自己的观点，都该扪心自问了解对方的思想有多少。寻找共识除了借助公共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理清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寻求一种互相的认同感。美国学者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在 《认同伦理学》（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中认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过上一种好的生活，是任何一个共同体中的任何人都希望的。这种伦理义务，不是“要求”所有人遵循某种偏私性的道德规范，而是“请求”一些人去遵循“责任伦理”的普遍要求。这就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一个人在向其他人征求同意。”这是我们认同、沟通、交流，建构一个学术与精神共同体的基础所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里，每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都相差甚远，如何求同存异，如何自由追求自己的生活而不影响别人，是我们一直渴望达致的目标。这其实也是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全部思想的核心。他在《个人印象》（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中提到他所有的哲学思考都源自这种理念：如果我们能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类食饱衣暖，扩展个人自由，抗拒不公，创造一个有尊严社会的最低条件，如果我们抱有一点点宽容，建立一点点法治和社会平等，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无需使人类面对难以忍受的选择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社会伟大的进步，这才是真正的“奇迹”。

常识与专业

　　不得不提到一则小道消息，杨奎松批评汪晖的雄文发表在某大报上，第二天收到读者来信质疑：你们一堂堂大报，这么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在重要版面不刊登老百姓关心的国计民生，刊登两个大学教授争论的学术问题，老百姓有谁关心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里，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已经远离了大众的生活。何为常识呢？迈克尔·罗斯金的著作《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6月版）中，他称之为“常识”的观念，指的是那些观念需要普及，但是恰恰还没有达到一种普遍的认知状态。罗斯金用通俗易解的语言和比较政治学的优势，打破了学科之间窠臼，完成了一本不失趣味性的常识性的教科书。缺乏常识，这其实已经不是学科与专业之间的隔阂，而是思想与生活之间的隔阂，同样也是思想与价值方面脱离。媒体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只是其一，另外一头是知识分子变成了专家，他们借助媒体发表的文字与言论同样存在与现实的脱节。2010年去世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他去世前写的回忆录性质的文字《记忆小屋》（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版）中提到一个段子可以作为我们时代的注解。有一次在纽约参加晚宴，有人问他心目中美国最强大的3件宝贝是什么。他迅速做出了回答：“托马斯·杰斐逊、查克·贝里（Chuck Berry）和《纽约书评》 。”《纽约书评》 ，朱特在最后一点并没有开玩笑，因为他曾说《纽约书评》是“纽约黄金时代的最后遗孤”。

辩论除了基本的公共领域，还要具备同等的理解力，同等的知识储备以及对问题意识的敏锐触觉，这样的条件只有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才能提供。

　　对一本书评性的杂志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对朱特这样一位素以严苛批评著称的历史学家倒是很少见。当然，这种赞美并非全无缘由，收录在他的另外一本论文集《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版）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曾发表在《纽约书评》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文章在收录本书时，朱特都在最后附下了当时因文章引发的争议和他的回应。这种做法至少让我们意识到，为何朱特对《纽约书评》这样的传统媒体如此推崇。它提供了一个辩论公共事务的最佳领域，这样的公共媒体的存在，至少代表了知识分子对思想与观念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朱特早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传统媒体衰落，网络媒体兴起看似把更多的读者引入了讨论的场域，但是除了众声喧哗的沸腾，制造喧闹的声响之外所剩无几。想要讲述世界的喧哗，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内心独立的声音，而不是群声沸腾，杂议四起。辩论除了基本的公共领域，还要具备同等的理解力，同等的知识储备以及对问题意识的敏锐触觉，这样的条件只有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才能提供。《纽约书评》就是这样一本特殊的知识分子媒体。
　　朱特在《重估价值》中有一篇文章是评论美国冷战史学泰斗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冷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版）的。加迪斯把冷战史只叙述成超级大国的对峙，而且“大部分视角只是其中一个超级大国”，只会延续主流史学的观点，并无多少真正的洞见。而朱特的《战后欧洲史》正好作为《冷战》一书的补充，朱特写到的部分正是加迪斯忽略的那部分。他在 《战后欧洲史》中明确指出：战后欧洲的历史是一个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

禁锢与解放

　　提及战后欧洲的一系列苏联的卫星国，下面这些人就是那个“沉默的不在场”。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名为《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的自传中，交代了他如何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以及最终醒悟之后对之进行深刻反思，被迫奔走美国的历程。这种漫长的精神探险，是一种伴随着被开除党籍、被诽谤、监视和牢狱之灾等威胁的过程。还有波兰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中描述的波兰知识分子在战后苏联统治期间的分裂与同化。我们能看到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如何改造一个国家，如何用所谓的斯大林的辩证法改造人们的思想。这是当时东欧大部分小国的集体命运，而且这种命运的恐怖具有一种致命的传染性。
　　寻找共识，自然少不了解放思想，而思想的解放须找到被禁锢的源头。《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就是这样一本描述苏联统治时期民主德国的萨密兹达之书。萨密兹达（Samizdat）这个词最初源于俄语，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具体而言就是那些独立编辑、印刷、发行，避开审查制度的地下出版物，包括小册子、报纸杂志、图书和录音带等，它们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反对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萨密兹达”这个特殊词汇代表了一种普遍化的行为，面对审查制度的严苛，如何巧妙地出版、传播、阅读和写作，这种对禁书的阅读与传播构成了一道汹涌不息的地下暗流，建构了一个地下的精神共同体，在一个饥馑的年代里，传递着一种文化的残余。
　　我们很难注意到一个词汇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阅读与文化，但是很多语言就是具备这样不容小觑的精神力量。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版）中，维克多·克莱普勒对第三帝国的语言，即纳粹主义的语言作出深刻的观察和反思。他密切关注了一种语言行为，或者说语言的隐秘统治—当各种暴力活动摧残着大众的身心，一种更加隐秘的统治方式悄悄侵蚀着大众的头脑与灵魂，使得大众仅剩下一个个只懂得听从命令和条件反射的躯壳。我们可以通过战争摧毁纳粹的军队，但是对这种无形的语言统治却苦无良策应对。纳粹主义的语言在一代一代人的头脑中留下印迹，现如今我们还不时看到它们借尸还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