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沂蒙山腹地，这里四面环山，相当闭塞，土壤多为沙石。娇贵的小麦、玉米等农作物都踮着脚尖溜走了，只有红脸膛的地瓜在这里扎了根，村民们一年到头全靠地瓜干煎饼为生。
　　母亲共生了4个孩子，我在家中排行最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这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庄户人家来说，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母亲却不信那句“穷读书、富放猪”的致富经，先后把我们送进了学校。为此，母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高考那年我由于食物中毒影响了考情，以5分之差落榜。从县城看榜回到村里，我不敢回家，害怕看到母亲那失望的眼神。一直徘徊到下午，我才回到家中。此刻，母亲正用菜刀在盆里剁地瓜皮子。母亲见我回来了，忙忐忑不安地问：“山子呀，考上了没有？”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眼睛，只无奈地摇了摇头。“别泄气，考不上再等一年。”接着，母亲便又“嚓嚓”地剁起了地瓜皮子。“——唉哟！”忽然传来了母亲的一声呻吟，我抬头一看，母亲正用右手使劲地捂住左手，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背流了下来，滴在了地瓜皮上。
　　第二年，我考上了一所省属中专——山东丝绸工业学校。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喜讯。因为在当时，考上中专，就等于吃上“皇粮”，是名正言顺的国家干部了。可此时，债台高筑的母亲，却再也拿不出一分钱。在众乡亲的帮助下，勉强凑齐了70多元钱，可离300多元的学杂费还相差太远。为此，母亲3天3夜没有合眼。
　　第4天，吃完晚饭，母亲告诉我们她去姑姑家借点钱。直到半夜，她才头发凌乱、踉踉跄跄地回来了，额头上、手上都是血。我急忙把母亲扶到炕沿上坐下，问发生了什么事，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路上遇着了拦路贼，没搜着钱，打了我一棍子就走了。”然后，母亲脱掉鞋子，颤抖着手从里面掏出一沓钱递到我手里说：“孩子，这是娘为你借来的钱，欠人家的债矮半截，你毕业后一定要尽快还人家呀！”望着那摞沾满鲜血、母亲差一点搭上命借来的钱，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1991年7月，我从省丝绸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很不景气的工厂。常常一两个月领不到工资，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更谈不上顾及弟弟、妹妹了。这一切，对母亲的打击很大，家庭的重负使她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当年年底，我回家过年。在一次家庭会上，父亲几乎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前提下，就武断地对妹妹甩出了一句硬梆梆的话：“兰子，过年后就不用去上学了，家中实在没办法供你了。”“我不同意！”母亲“霍”地站起来，“我就是到街上要饭，也要送兰子上学。”“你看你这熊样，你有什么本事能送她上学？”父亲冲着母亲吼道。母亲也毫不妥协，最后，两人竟厮打起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父母打架。父亲的脸被母亲抓破了，母亲的鼻子也被父亲打出了血，妹妹萎缩在墙角边，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忽然，妹妹倒了下去，继而，“哇”地一声哭了，她跪在父亲跟前，抱着父亲的腿，苦苦哀求：“爹……爹爹……让……我念书吧，我每天早饭中饭都不吃，省下钱来上学行吗？”父亲突然也“呜”地一声哭了，他呜咽地喊着：“兰子，不是爹不疼你……是你今生投错了胎呀！”母亲像傻了似的，怔怔地望着墙壁，痴痴地发呆，她蹒跚着挪到墙旮旯，蹲下，双手抱头，不停地抽泣。
　　1995年妹妹考入泰安贸易学校委培班。但高达7000元的学杂费却把全家人推进了绝望的深渊。妹妹跪着央求母亲：“娘，您再给我借借吧，我毕业后找个有钱的婆家要7000元彩礼还账，行吗？”那一夜，母亲的头发全白了。
　　次日，母亲去亲戚家借钱。然而，转到天黑，走了20多位亲戚朋友家，任凭母亲磨破嘴唇，也没借到一个子儿。
　　半夜，我被雷声惊醒，但见窗外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仿佛将整个世界吞噬。此时，突然传来“嘭嘭”的敲门声，弟弟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语无伦次地说：“哥，娘……出事了。” 我匆忙赶到母亲的房间，只见母亲斜躺在炕上，口吐白沫，脸色发青，已不省人事。旁边，放着一个带有剧毒符号的农药瓶……
　　在医院里，母亲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终于脱离了危险。母亲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我无能呀，人家的孩子考不上学，可我的孩子考上学，我却没钱供她上啊！”
　　母亲对儿女们的亲情终于感动了亲戚们，做生意的舅舅第一个送来了2000元钱，就在妹妹去学校报到的头一天，终于凑齐了所有的学杂费。
　　苦难是一种财富，反而激起了我们顽强拼搏的斗志。弟弟下岗后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妹妹毕业后也谋得了一个会计的差使，我通过考选，调入上级纪委投诉中心工作。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在父亲的陪同下专门从100多公里的老家赶到城里，反复嘱咐：“别忘了自己的农民出身，无论干任何工作，都要对得起咱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别给娘丢了脸！”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却明白“知识改变命运”这个朴素的人生道理。为送我们上学，殚精竭虑，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如今，我们都已自食其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我们会全身心地报答母亲，报答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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