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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战线》为双月刊,1939年2月16日出版。
创刊号目录下面有版权记录:周扬主编。编委会有: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克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周扬、柯仲平、荒煤、刘白羽、夏衍、陈学昭、卞之琳、周文、冯乃超。发行人为夏衍。出版者为文艺战线社。
“《文艺战线》在战争的烽火中诞生了。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出的,它是一个战线,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民族自卫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战斗的分野”。周扬在六千字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里,阐述了中共在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创作的原则和对作家的要求等问题上的基本态度。鼓励作家到前线去,指出作家正确世界观获得的重要性。
杂志维持了一年,1940年2月16日终刊。编者说,原本希望《文艺战线》成为“所有站在民族立场上的作家的共同地盘,他们互相来往、互通声气的精神的桥梁”。但是,“由于地域的隔离,交通的不方便等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使这刊物成为全国的作者们发表作品的地方。六期中的作者差不多都是在延安的和在华北战场的。”(《启事》)不过,有三位作家却是例外,他们是《文艺战线》创刊之前,结伴从成都去延安的何其芳、卞之琳和沙汀。
何其芳(1912—1977年),四川万县人。1935年清华大学毕业,先后在天津、山东教书。1938年年初奔赴成都,在一所中学任国文教员。前一年秋冬之际,何其芳的好友卞之琳也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教书。卞之琳(1910—2000年),祖籍江苏溧水,生于江苏海门。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何其芳到成都后结识了沙汀。沙汀(1904—1992年),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共产党员。1937年10月离别上海,回成都在一所中学任教。两人早就相互闻名,学校相距不远,就彼此熟悉了。
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出过诗合集《汉园集》。“年轻作者都崇拜叶芝、艾略特和瓦雷里,这体现了他们个人主义的倾向,但1938年对他们来说是动荡煎熬的一年。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将迫使他们放弃原来非政治化的自由派立场。”这是美国学者汉乐逸在《发现卞之琳》中的分析,“一个因素是,他们突然脱离了文化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重新接触到内地令人震惊的落后状况。另一个因素是,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的政治形势迅速恶化,令人沮丧。”他们希望到一个新环境去,转赴抗战前方。这个新环境首选地就是延安。晚年卞之琳回忆此行目的:“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雕虫纪历〉自序》)*这时,何其芳听说沙汀要去延安,就和卞之琳找到沙汀。沙汀请示共产党组织同意,并由组织一起办理了各种通行证件。
1938年8月14日凌晨,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和沙汀夫人黄玉颀一起离开成都。8月31日到达延安。9月初毛泽东接见之后,三位作家就兵分两路了。
卞之琳参加了延安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陈赓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文艺战线》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连载的《晋东南麦色青青》,就是他的长篇报告。“四条铁路——正太、同蒲、平汉、道清——圈成了一个菱形地带:晋东南,连同一小部分的冀西和豫北。”这里虽然被日军占领,但抗战根据地的军民依然很活跃。卞之琳从垣曲开始,“斜向东北行,穿过阳城到长治”。五百里路,不知不觉地上了太行山区的脊梁。报告描绘了敌后的抗敌景象:阳城的战时动员、朱德总司令参加长治士绅座谈会、煤窑的生产、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合作……1939年1月1日完稿,虽然正值冬天,更大的冰雪还要到来,但晋东南的麦色青青。卞之琳确信:“一定的,春天也已经不至于太远。”其他作品有第一期的报告《石门阵》,第二期的诗《慰问信》(《给前方的战士》《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第四期与吴伯箫合写的短论《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
沙汀、何其芳先是被周扬留在鲁艺教书。1938年11月19日,大雪纷飞,他们带领21个鲁艺的学生,随贺龙从延安去晋西北,以后又到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返回,7月才到延安。7个月的前线之旅,沙汀的主要工作就是访问贺龙,从而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文艺战线》刊发的沙汀作品,除了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和评论《民族形式问题》,全部为写贺龙的文字。第一期《贺龙将军印象记》,是他与荒煤、何其芳一起访问贺龙的“印象”。这是延安文协为即将创刊的《文艺战线》出的题目。第五期的《到华北前线去》,则是《贺龙将军在前线》的前三章,沙汀从人物的平凡细微处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气度、思想和情操。后以“随军散记”“记贺龙”等书名出版,广受好评。但20世纪50年代再版时,沙汀却大加删改。他说:“我按照文学要反映‘本质’的观念,实际是‘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删去许多无顾虑的语言,使贺龙变得‘干净’。”遗憾的是,“干净”之后,就远离了真实。
何其芳与沙汀一起,随贺龙到了前线。《文艺战线》刊发的,是他随军所记的报告:第二期《日本人的悲哀》,写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日本人用血和愚昧书写着的悲剧;第五期《一个太原的小学生》,写一个14岁小学生冒险逃离日寇占领下的太原,成为八路军战士;第六期《七一五团和大青山》,写八路军七一五团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第五期的《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则是参加民族形式讨论的意见。
《我歌唱延安》发表在第一期,这是何其芳到延安后写的第一篇散文(当时也称作“报告”)。1938年11月16日,踏上这块“年青人的圣地”(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不足三个月。此前几天,他由沙汀和另一人介绍,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诗人沉迷于延安的氛围,他说“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何其芳、卞之琳、沙汀同行到延安,本来都没有长留的准备。何其芳没有辞去成都的中学教职,卞之琳利用的是休假时间,沙汀为的也是文学上的原因,希望“住上三五个月,写一本像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散文报道,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沙汀自传:时代冲击圈》)1939年4月,卞之琳回到延安,又在鲁艺文学系教了几个月的课。8月底返回成都,随四川大学南迁峨眉山。随后,完成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的纪实小书的写作和续写十几首诗,足成《慰劳信集》。11月,沙汀也带着怀孕的妻子离开延安,回到四川,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临走时,周扬交代沙汀的任务之一是将《文艺战线》转去重庆出版。何其芳则留在延安。 从《我歌唱延安》开始,何其芳与过去告别。周扬《〈何其芳文集〉序》称:“以刻意追求形式、意境的美妙,表现青春易逝的哀愁和带点颓伤的飘渺的幽思见长”的《画梦录》的作者,“满腔热情地毫不虚饰地表白自己对革命的一片忠诚”。今日论者贺仲明在《何其芳评传》中认为:“人们能够记住何其芳的,并不是他花费了整个后半生主要精力的文学批评文字,而主要是他在二十几岁时创作的散文和诗歌。”诗人邵燕祥说:“他(何其芳)在文学写作方面,后半生再也没有真正的建树。刘再复曾命名为‘何其芳现象’,大抵是指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诗人创作力萎缩的类似经历。”(《〈记忆辛笛〉序》)
《文艺战线》尚有两点“花絮”可记:
每期稿子周扬从延安寄给夏衍、冯乃超,再由沙汀整理,安排付印。在延安负责编辑的是严文井。严文井(1915—2005年),原名严文锦,湖北武昌人。“七七”事变后到延安。1938年年底,“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同时,他担任了《文艺战线》唯一的一名编辑。这本十六开的大型杂志,在延安编辑,先后在重庆和桂林印刷出版。(但六期的版权页从未显示重庆和桂林。——引者)”(胡德培:《严文井:作家、编辑出版家》)
每期都有画页,刊载了沃渣、王式廓、力群、江丰、古元(署“古天”,疑有误)、焦星鹤等人的木刻,胡考的速写。其中秦兆阳的《陕北秧歌舞》风格拙朴,颇具汉画像石的神韵。秦兆阳原是延安鲁艺美术系出来的画家,后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编《锄奸画报》,自编自画。当年的《五十年代》杂志和《晋察冀画报》都有他的画作发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遮掩了画名。
*卞之琳晚年在《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中也说到延安之行。1937年春天,他好不容易把在避乱退隐又即将成为沦陷区的老家乡下的女友催劝“出山”到成都来。重聚不久,即去延安。好友以为他与女友就此分手。卞之琳给出的答案是:“我这番出行,并非好像部分为了私生活上的什么挫折,而是多少相反,倒是女友当时见我会再沉湎于感情生活,几乎淡忘了邦家大事,不甘见我竟渐转消沉,虽不以直接的方式,给了我出去走走的启发。方向则是我自己选择的:投身到前方为国家存亡、社会兴衰的现实问题而出生入死的千百万群众中一行,以利于我当时和日后较能起点积极作用,同时也就是接受考验和锻炼。”这里说的“女友”,指的是张充和。卞之琳的说辞好像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据有关资料,成都相聚后两人之间却曾有过不快,张充和出走青城山住了十多天。所以,不能排除卞之琳的“出去走走”中有与私生活有关的情感因素。他在文中强调出行“并非给我标志了一种出家式的悲凉”,但紧接下来却又写了这样一段:“当然在1937年春末,是另一种情况:我与好友中特殊的这一位(指张充和——引者)感情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也就特别爱耍弄禅悟把戏,同时确也预感到年华似水,好梦都过眼皆空的结局,深感到自己也到了该‘结束铅华’的境地了”。
责编:思 源
创刊号目录下面有版权记录:周扬主编。编委会有: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克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周扬、柯仲平、荒煤、刘白羽、夏衍、陈学昭、卞之琳、周文、冯乃超。发行人为夏衍。出版者为文艺战线社。
“《文艺战线》在战争的烽火中诞生了。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出的,它是一个战线,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民族自卫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战斗的分野”。周扬在六千字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里,阐述了中共在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创作的原则和对作家的要求等问题上的基本态度。鼓励作家到前线去,指出作家正确世界观获得的重要性。
杂志维持了一年,1940年2月16日终刊。编者说,原本希望《文艺战线》成为“所有站在民族立场上的作家的共同地盘,他们互相来往、互通声气的精神的桥梁”。但是,“由于地域的隔离,交通的不方便等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使这刊物成为全国的作者们发表作品的地方。六期中的作者差不多都是在延安的和在华北战场的。”(《启事》)不过,有三位作家却是例外,他们是《文艺战线》创刊之前,结伴从成都去延安的何其芳、卞之琳和沙汀。
何其芳(1912—1977年),四川万县人。1935年清华大学毕业,先后在天津、山东教书。1938年年初奔赴成都,在一所中学任国文教员。前一年秋冬之际,何其芳的好友卞之琳也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教书。卞之琳(1910—2000年),祖籍江苏溧水,生于江苏海门。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何其芳到成都后结识了沙汀。沙汀(1904—1992年),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共产党员。1937年10月离别上海,回成都在一所中学任教。两人早就相互闻名,学校相距不远,就彼此熟悉了。
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出过诗合集《汉园集》。“年轻作者都崇拜叶芝、艾略特和瓦雷里,这体现了他们个人主义的倾向,但1938年对他们来说是动荡煎熬的一年。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将迫使他们放弃原来非政治化的自由派立场。”这是美国学者汉乐逸在《发现卞之琳》中的分析,“一个因素是,他们突然脱离了文化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重新接触到内地令人震惊的落后状况。另一个因素是,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的政治形势迅速恶化,令人沮丧。”他们希望到一个新环境去,转赴抗战前方。这个新环境首选地就是延安。晚年卞之琳回忆此行目的:“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雕虫纪历〉自序》)*这时,何其芳听说沙汀要去延安,就和卞之琳找到沙汀。沙汀请示共产党组织同意,并由组织一起办理了各种通行证件。
1938年8月14日凌晨,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和沙汀夫人黄玉颀一起离开成都。8月31日到达延安。9月初毛泽东接见之后,三位作家就兵分两路了。
卞之琳参加了延安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陈赓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文艺战线》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连载的《晋东南麦色青青》,就是他的长篇报告。“四条铁路——正太、同蒲、平汉、道清——圈成了一个菱形地带:晋东南,连同一小部分的冀西和豫北。”这里虽然被日军占领,但抗战根据地的军民依然很活跃。卞之琳从垣曲开始,“斜向东北行,穿过阳城到长治”。五百里路,不知不觉地上了太行山区的脊梁。报告描绘了敌后的抗敌景象:阳城的战时动员、朱德总司令参加长治士绅座谈会、煤窑的生产、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合作……1939年1月1日完稿,虽然正值冬天,更大的冰雪还要到来,但晋东南的麦色青青。卞之琳确信:“一定的,春天也已经不至于太远。”其他作品有第一期的报告《石门阵》,第二期的诗《慰问信》(《给前方的战士》《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第四期与吴伯箫合写的短论《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
沙汀、何其芳先是被周扬留在鲁艺教书。1938年11月19日,大雪纷飞,他们带领21个鲁艺的学生,随贺龙从延安去晋西北,以后又到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返回,7月才到延安。7个月的前线之旅,沙汀的主要工作就是访问贺龙,从而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文艺战线》刊发的沙汀作品,除了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和评论《民族形式问题》,全部为写贺龙的文字。第一期《贺龙将军印象记》,是他与荒煤、何其芳一起访问贺龙的“印象”。这是延安文协为即将创刊的《文艺战线》出的题目。第五期的《到华北前线去》,则是《贺龙将军在前线》的前三章,沙汀从人物的平凡细微处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气度、思想和情操。后以“随军散记”“记贺龙”等书名出版,广受好评。但20世纪50年代再版时,沙汀却大加删改。他说:“我按照文学要反映‘本质’的观念,实际是‘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删去许多无顾虑的语言,使贺龙变得‘干净’。”遗憾的是,“干净”之后,就远离了真实。
何其芳与沙汀一起,随贺龙到了前线。《文艺战线》刊发的,是他随军所记的报告:第二期《日本人的悲哀》,写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日本人用血和愚昧书写着的悲剧;第五期《一个太原的小学生》,写一个14岁小学生冒险逃离日寇占领下的太原,成为八路军战士;第六期《七一五团和大青山》,写八路军七一五团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第五期的《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则是参加民族形式讨论的意见。
《我歌唱延安》发表在第一期,这是何其芳到延安后写的第一篇散文(当时也称作“报告”)。1938年11月16日,踏上这块“年青人的圣地”(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不足三个月。此前几天,他由沙汀和另一人介绍,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诗人沉迷于延安的氛围,他说“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何其芳、卞之琳、沙汀同行到延安,本来都没有长留的准备。何其芳没有辞去成都的中学教职,卞之琳利用的是休假时间,沙汀为的也是文学上的原因,希望“住上三五个月,写一本像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散文报道,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沙汀自传:时代冲击圈》)1939年4月,卞之琳回到延安,又在鲁艺文学系教了几个月的课。8月底返回成都,随四川大学南迁峨眉山。随后,完成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的纪实小书的写作和续写十几首诗,足成《慰劳信集》。11月,沙汀也带着怀孕的妻子离开延安,回到四川,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临走时,周扬交代沙汀的任务之一是将《文艺战线》转去重庆出版。何其芳则留在延安。 从《我歌唱延安》开始,何其芳与过去告别。周扬《〈何其芳文集〉序》称:“以刻意追求形式、意境的美妙,表现青春易逝的哀愁和带点颓伤的飘渺的幽思见长”的《画梦录》的作者,“满腔热情地毫不虚饰地表白自己对革命的一片忠诚”。今日论者贺仲明在《何其芳评传》中认为:“人们能够记住何其芳的,并不是他花费了整个后半生主要精力的文学批评文字,而主要是他在二十几岁时创作的散文和诗歌。”诗人邵燕祥说:“他(何其芳)在文学写作方面,后半生再也没有真正的建树。刘再复曾命名为‘何其芳现象’,大抵是指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诗人创作力萎缩的类似经历。”(《〈记忆辛笛〉序》)
《文艺战线》尚有两点“花絮”可记:
每期稿子周扬从延安寄给夏衍、冯乃超,再由沙汀整理,安排付印。在延安负责编辑的是严文井。严文井(1915—2005年),原名严文锦,湖北武昌人。“七七”事变后到延安。1938年年底,“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同时,他担任了《文艺战线》唯一的一名编辑。这本十六开的大型杂志,在延安编辑,先后在重庆和桂林印刷出版。(但六期的版权页从未显示重庆和桂林。——引者)”(胡德培:《严文井:作家、编辑出版家》)
每期都有画页,刊载了沃渣、王式廓、力群、江丰、古元(署“古天”,疑有误)、焦星鹤等人的木刻,胡考的速写。其中秦兆阳的《陕北秧歌舞》风格拙朴,颇具汉画像石的神韵。秦兆阳原是延安鲁艺美术系出来的画家,后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编《锄奸画报》,自编自画。当年的《五十年代》杂志和《晋察冀画报》都有他的画作发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遮掩了画名。
*卞之琳晚年在《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中也说到延安之行。1937年春天,他好不容易把在避乱退隐又即将成为沦陷区的老家乡下的女友催劝“出山”到成都来。重聚不久,即去延安。好友以为他与女友就此分手。卞之琳给出的答案是:“我这番出行,并非好像部分为了私生活上的什么挫折,而是多少相反,倒是女友当时见我会再沉湎于感情生活,几乎淡忘了邦家大事,不甘见我竟渐转消沉,虽不以直接的方式,给了我出去走走的启发。方向则是我自己选择的:投身到前方为国家存亡、社会兴衰的现实问题而出生入死的千百万群众中一行,以利于我当时和日后较能起点积极作用,同时也就是接受考验和锻炼。”这里说的“女友”,指的是张充和。卞之琳的说辞好像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据有关资料,成都相聚后两人之间却曾有过不快,张充和出走青城山住了十多天。所以,不能排除卞之琳的“出去走走”中有与私生活有关的情感因素。他在文中强调出行“并非给我标志了一种出家式的悲凉”,但紧接下来却又写了这样一段:“当然在1937年春末,是另一种情况:我与好友中特殊的这一位(指张充和——引者)感情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也就特别爱耍弄禅悟把戏,同时确也预感到年华似水,好梦都过眼皆空的结局,深感到自己也到了该‘结束铅华’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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