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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战线》为双月刊，1939年2月16日出版。
创刊号目录下面有版权记录：周扬主编。编委会有：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克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周扬、柯仲平、荒煤、刘白羽、夏衍、陈学昭、卞之琳、周文、冯乃超。发行人为夏衍。出版者为文艺战线社。
“《文艺战线》在战争的烽火中诞生了。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出的，它是一个战线，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民族自卫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战斗的分野”。周扬在六千字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里，阐述了中共在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创作的原则和对作家的要求等问题上的基本态度。鼓励作家到前线去，指出作家正确世界观获得的重要性。
杂志维持了一年，1940年2月16日终刊。编者说，原本希望《文艺战线》成为“所有站在民族立场上的作家的共同地盘，他们互相来往、互通声气的精神的桥梁”。但是，“由于地域的隔离，交通的不方便等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使这刊物成为全国的作者们发表作品的地方。六期中的作者差不多都是在延安的和在华北战场的。”（《启事》）不过，有三位作家却是例外，他们是《文艺战线》创刊之前，结伴从成都去延安的何其芳、卞之琳和沙汀。
何其芳（1912—1977年），四川万县人。1935年清华大学毕业，先后在天津、山东教书。1938年年初奔赴成都，在一所中学任国文教员。前一年秋冬之际，何其芳的好友卞之琳也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教书。卞之琳（1910—2000年），祖籍江苏溧水，生于江苏海门。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何其芳到成都后结识了沙汀。沙汀（1904—1992年），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共产党员。1937年10月离别上海，回成都在一所中学任教。两人早就相互闻名，学校相距不远，就彼此熟悉了。
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出过诗合集《汉园集》。“年轻作者都崇拜叶芝、艾略特和瓦雷里，这体现了他们个人主义的倾向，但1938年对他们来说是动荡煎熬的一年。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将迫使他们放弃原来非政治化的自由派立场。”这是美国学者汉乐逸在《发现卞之琳》中的分析，“一个因素是，他们突然脱离了文化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重新接触到内地令人震惊的落后状况。另一个因素是，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的政治形势迅速恶化，令人沮丧。”他们希望到一个新环境去，转赴抗战前方。这个新环境首选地就是延安。晚年卞之琳回忆此行目的：“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雕虫纪历〉自序》）*这时，何其芳听说沙汀要去延安，就和卞之琳找到沙汀。沙汀请示共产党组织同意，并由组织一起办理了各种通行证件。
1938年8月14日凌晨，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和沙汀夫人黄玉颀一起离开成都。8月31日到达延安。9月初毛泽东接见之后，三位作家就兵分两路了。
卞之琳参加了延安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陈赓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文艺战线》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连载的《晋东南麦色青青》，就是他的长篇报告。“四条铁路——正太、同蒲、平汉、道清——圈成了一个菱形地带：晋东南，连同一小部分的冀西和豫北。”这里虽然被日军占领，但抗战根据地的军民依然很活跃。卞之琳从垣曲开始，“斜向东北行，穿过阳城到长治”。五百里路，不知不觉地上了太行山区的脊梁。报告描绘了敌后的抗敌景象：阳城的战时动员、朱德总司令参加长治士绅座谈会、煤窑的生产、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合作……1939年1月1日完稿，虽然正值冬天，更大的冰雪还要到来，但晋东南的麦色青青。卞之琳确信：“一定的，春天也已经不至于太远。”其他作品有第一期的报告《石门阵》，第二期的诗《慰问信》（《给前方的战士》《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第四期与吴伯箫合写的短论《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
沙汀、何其芳先是被周扬留在鲁艺教书。1938年11月19日，大雪纷飞，他们带领21个鲁艺的学生，随贺龙从延安去晋西北，以后又到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返回，7月才到延安。7个月的前线之旅，沙汀的主要工作就是访问贺龙，从而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文艺战线》刊发的沙汀作品，除了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和评论《民族形式问题》，全部为写贺龙的文字。第一期《贺龙将军印象记》，是他与荒煤、何其芳一起访问贺龙的“印象”。这是延安文协为即将创刊的《文艺战线》出的题目。第五期的《到华北前线去》，则是《贺龙将军在前线》的前三章，沙汀从人物的平凡细微处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气度、思想和情操。后以“随军散记”“记贺龙”等书名出版，广受好评。但20世纪50年代再版时，沙汀却大加删改。他说：“我按照文学要反映‘本质’的观念，实际是‘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删去许多无顾虑的语言，使贺龙变得‘干净’。”遗憾的是，“干净”之后，就远离了真实。
何其芳与沙汀一起，随贺龙到了前线。《文艺战线》刊发的，是他随军所记的报告：第二期《日本人的悲哀》，写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日本人用血和愚昧书写着的悲剧；第五期《一个太原的小学生》，写一个14岁小学生冒险逃离日寇占领下的太原，成为八路军战士；第六期《七一五团和大青山》，写八路军七一五团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第五期的《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则是参加民族形式讨论的意见。
《我歌唱延安》发表在第一期，这是何其芳到延安后写的第一篇散文（当时也称作“报告”）。1938年11月16日，踏上这块“年青人的圣地”（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不足三个月。此前几天，他由沙汀和另一人介绍，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诗人沉迷于延安的氛围，他说“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何其芳、卞之琳、沙汀同行到延安，本来都没有长留的准备。何其芳没有辞去成都的中学教职，卞之琳利用的是休假时间，沙汀为的也是文学上的原因，希望“住上三五个月，写一本像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散文报道，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沙汀自传：时代冲击圈》）1939年4月，卞之琳回到延安，又在鲁艺文学系教了几个月的课。8月底返回成都，随四川大学南迁峨眉山。随后，完成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的纪实小书的写作和续写十几首诗，足成《慰劳信集》。11月，沙汀也带着怀孕的妻子离开延安，回到四川，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临走时，周扬交代沙汀的任务之一是将《文艺战线》转去重庆出版。何其芳则留在延安。 从《我歌唱延安》开始，何其芳与过去告别。周扬《〈何其芳文集〉序》称：“以刻意追求形式、意境的美妙，表现青春易逝的哀愁和带点颓伤的飘渺的幽思见长”的《画梦录》的作者，“满腔热情地毫不虚饰地表白自己对革命的一片忠诚”。今日论者贺仲明在《何其芳评传》中认为：“人们能够记住何其芳的，并不是他花费了整个后半生主要精力的文学批评文字，而主要是他在二十几岁时创作的散文和诗歌。”诗人邵燕祥说：“他（何其芳）在文学写作方面，后半生再也没有真正的建树。刘再复曾命名为‘何其芳现象’，大抵是指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诗人创作力萎缩的类似经历。”（《〈记忆辛笛〉序》）
《文艺战线》尚有两点“花絮”可记：
每期稿子周扬从延安寄给夏衍、冯乃超，再由沙汀整理，安排付印。在延安负责编辑的是严文井。严文井（1915—2005年），原名严文锦，湖北武昌人。“七七”事变后到延安。1938年年底，“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同时，他担任了《文艺战线》唯一的一名编辑。这本十六开的大型杂志，在延安编辑，先后在重庆和桂林印刷出版。（但六期的版权页从未显示重庆和桂林。——引者）”（胡德培：《严文井：作家、编辑出版家》）
每期都有画页，刊载了沃渣、王式廓、力群、江丰、古元（署“古天”，疑有误）、焦星鹤等人的木刻，胡考的速写。其中秦兆阳的《陕北秧歌舞》风格拙朴，颇具汉画像石的神韵。秦兆阳原是延安鲁艺美术系出来的画家，后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编《锄奸画报》，自编自画。当年的《五十年代》杂志和《晋察冀画报》都有他的画作发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遮掩了画名。
*卞之琳晚年在《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中也说到延安之行。1937年春天，他好不容易把在避乱退隐又即将成为沦陷区的老家乡下的女友催劝“出山”到成都来。重聚不久，即去延安。好友以为他与女友就此分手。卞之琳给出的答案是：“我这番出行，并非好像部分为了私生活上的什么挫折，而是多少相反，倒是女友当时见我会再沉湎于感情生活，几乎淡忘了邦家大事，不甘见我竟渐转消沉，虽不以直接的方式，给了我出去走走的启发。方向则是我自己选择的：投身到前方为国家存亡、社会兴衰的现实问题而出生入死的千百万群众中一行，以利于我当时和日后较能起点积极作用，同时也就是接受考验和锻炼。”这里说的“女友”，指的是张充和。卞之琳的说辞好像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据有关资料，成都相聚后两人之间却曾有过不快，张充和出走青城山住了十多天。所以，不能排除卞之琳的“出去走走”中有与私生活有关的情感因素。他在文中强调出行“并非给我标志了一种出家式的悲凉”，但紧接下来却又写了这样一段：“当然在1937年春末，是另一种情况：我与好友中特殊的这一位（指张充和——引者）感情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也就特别爱耍弄禅悟把戏，同时确也预感到年华似水，好梦都过眼皆空的结局，深感到自己也到了该‘结束铅华’的境地了”。
责编：思 源
创刊号目录下面有版权记录：周扬主编。编委会有：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克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周扬、柯仲平、荒煤、刘白羽、夏衍、陈学昭、卞之琳、周文、冯乃超。发行人为夏衍。出版者为文艺战线社。
“《文艺战线》在战争的烽火中诞生了。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出的，它是一个战线，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民族自卫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战斗的分野”。周扬在六千字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里，阐述了中共在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创作的原则和对作家的要求等问题上的基本态度。鼓励作家到前线去，指出作家正确世界观获得的重要性。
杂志维持了一年，1940年2月16日终刊。编者说，原本希望《文艺战线》成为“所有站在民族立场上的作家的共同地盘，他们互相来往、互通声气的精神的桥梁”。但是，“由于地域的隔离，交通的不方便等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使这刊物成为全国的作者们发表作品的地方。六期中的作者差不多都是在延安的和在华北战场的。”（《启事》）不过，有三位作家却是例外，他们是《文艺战线》创刊之前，结伴从成都去延安的何其芳、卞之琳和沙汀。
何其芳（1912—1977年），四川万县人。1935年清华大学毕业，先后在天津、山东教书。1938年年初奔赴成都，在一所中学任国文教员。前一年秋冬之际，何其芳的好友卞之琳也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教书。卞之琳（1910—2000年），祖籍江苏溧水，生于江苏海门。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何其芳到成都后结识了沙汀。沙汀（1904—1992年），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共产党员。1937年10月离别上海，回成都在一所中学任教。两人早就相互闻名，学校相距不远，就彼此熟悉了。
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出过诗合集《汉园集》。“年轻作者都崇拜叶芝、艾略特和瓦雷里，这体现了他们个人主义的倾向，但1938年对他们来说是动荡煎熬的一年。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将迫使他们放弃原来非政治化的自由派立场。”这是美国学者汉乐逸在《发现卞之琳》中的分析，“一个因素是，他们突然脱离了文化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重新接触到内地令人震惊的落后状况。另一个因素是，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的政治形势迅速恶化，令人沮丧。”他们希望到一个新环境去，转赴抗战前方。这个新环境首选地就是延安。晚年卞之琳回忆此行目的：“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我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雕虫纪历〉自序》）*这时，何其芳听说沙汀要去延安，就和卞之琳找到沙汀。沙汀请示共产党组织同意，并由组织一起办理了各种通行证件。
1938年8月14日凌晨，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和沙汀夫人黄玉颀一起离开成都。8月31日到达延安。9月初毛泽东接见之后，三位作家就兵分两路了。
卞之琳参加了延安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陈赓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文艺战线》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连载的《晋东南麦色青青》，就是他的长篇报告。“四条铁路——正太、同蒲、平汉、道清——圈成了一个菱形地带：晋东南，连同一小部分的冀西和豫北。”这里虽然被日军占领，但抗战根据地的军民依然很活跃。卞之琳从垣曲开始，“斜向东北行，穿过阳城到长治”。五百里路，不知不觉地上了太行山区的脊梁。报告描绘了敌后的抗敌景象：阳城的战时动员、朱德总司令参加长治士绅座谈会、煤窑的生产、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合作……1939年1月1日完稿，虽然正值冬天，更大的冰雪还要到来，但晋东南的麦色青青。卞之琳确信：“一定的，春天也已经不至于太远。”其他作品有第一期的报告《石门阵》，第二期的诗《慰问信》（《给前方的战士》《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第四期与吴伯箫合写的短论《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
沙汀、何其芳先是被周扬留在鲁艺教书。1938年11月19日，大雪纷飞，他们带领21个鲁艺的学生，随贺龙从延安去晋西北，以后又到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返回，7月才到延安。7个月的前线之旅，沙汀的主要工作就是访问贺龙，从而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文艺战线》刊发的沙汀作品，除了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和评论《民族形式问题》，全部为写贺龙的文字。第一期《贺龙将军印象记》，是他与荒煤、何其芳一起访问贺龙的“印象”。这是延安文协为即将创刊的《文艺战线》出的题目。第五期的《到华北前线去》，则是《贺龙将军在前线》的前三章，沙汀从人物的平凡细微处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气度、思想和情操。后以“随军散记”“记贺龙”等书名出版，广受好评。但20世纪50年代再版时，沙汀却大加删改。他说：“我按照文学要反映‘本质’的观念，实际是‘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删去许多无顾虑的语言，使贺龙变得‘干净’。”遗憾的是，“干净”之后，就远离了真实。
何其芳与沙汀一起，随贺龙到了前线。《文艺战线》刊发的，是他随军所记的报告：第二期《日本人的悲哀》，写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日本人用血和愚昧书写着的悲剧；第五期《一个太原的小学生》，写一个14岁小学生冒险逃离日寇占领下的太原，成为八路军战士；第六期《七一五团和大青山》，写八路军七一五团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第五期的《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则是参加民族形式讨论的意见。
《我歌唱延安》发表在第一期，这是何其芳到延安后写的第一篇散文（当时也称作“报告”）。1938年11月16日，踏上这块“年青人的圣地”（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不足三个月。此前几天，他由沙汀和另一人介绍，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诗人沉迷于延安的氛围，他说“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何其芳、卞之琳、沙汀同行到延安，本来都没有长留的准备。何其芳没有辞去成都的中学教职，卞之琳利用的是休假时间，沙汀为的也是文学上的原因，希望“住上三五个月，写一本像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那样的散文报道，借以进一步唤醒国统区广大群众，增强抗战力量”。（《沙汀自传：时代冲击圈》）1939年4月，卞之琳回到延安，又在鲁艺文学系教了几个月的课。8月底返回成都，随四川大学南迁峨眉山。随后，完成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的纪实小书的写作和续写十几首诗，足成《慰劳信集》。11月，沙汀也带着怀孕的妻子离开延安，回到四川，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临走时，周扬交代沙汀的任务之一是将《文艺战线》转去重庆出版。何其芳则留在延安。 从《我歌唱延安》开始，何其芳与过去告别。周扬《〈何其芳文集〉序》称：“以刻意追求形式、意境的美妙，表现青春易逝的哀愁和带点颓伤的飘渺的幽思见长”的《画梦录》的作者，“满腔热情地毫不虚饰地表白自己对革命的一片忠诚”。今日论者贺仲明在《何其芳评传》中认为：“人们能够记住何其芳的，并不是他花费了整个后半生主要精力的文学批评文字，而主要是他在二十几岁时创作的散文和诗歌。”诗人邵燕祥说：“他（何其芳）在文学写作方面，后半生再也没有真正的建树。刘再复曾命名为‘何其芳现象’，大抵是指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诗人创作力萎缩的类似经历。”（《〈记忆辛笛〉序》）
《文艺战线》尚有两点“花絮”可记：
每期稿子周扬从延安寄给夏衍、冯乃超，再由沙汀整理，安排付印。在延安负责编辑的是严文井。严文井（1915—2005年），原名严文锦，湖北武昌人。“七七”事变后到延安。1938年年底，“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同时，他担任了《文艺战线》唯一的一名编辑。这本十六开的大型杂志，在延安编辑，先后在重庆和桂林印刷出版。（但六期的版权页从未显示重庆和桂林。——引者）”（胡德培：《严文井：作家、编辑出版家》）
每期都有画页，刊载了沃渣、王式廓、力群、江丰、古元（署“古天”，疑有误）、焦星鹤等人的木刻，胡考的速写。其中秦兆阳的《陕北秧歌舞》风格拙朴，颇具汉画像石的神韵。秦兆阳原是延安鲁艺美术系出来的画家，后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编《锄奸画报》，自编自画。当年的《五十年代》杂志和《晋察冀画报》都有他的画作发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遮掩了画名。
*卞之琳晚年在《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中也说到延安之行。1937年春天，他好不容易把在避乱退隐又即将成为沦陷区的老家乡下的女友催劝“出山”到成都来。重聚不久，即去延安。好友以为他与女友就此分手。卞之琳给出的答案是：“我这番出行，并非好像部分为了私生活上的什么挫折，而是多少相反，倒是女友当时见我会再沉湎于感情生活，几乎淡忘了邦家大事，不甘见我竟渐转消沉，虽不以直接的方式，给了我出去走走的启发。方向则是我自己选择的：投身到前方为国家存亡、社会兴衰的现实问题而出生入死的千百万群众中一行，以利于我当时和日后较能起点积极作用，同时也就是接受考验和锻炼。”这里说的“女友”，指的是张充和。卞之琳的说辞好像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据有关资料，成都相聚后两人之间却曾有过不快，张充和出走青城山住了十多天。所以，不能排除卞之琳的“出去走走”中有与私生活有关的情感因素。他在文中强调出行“并非给我标志了一种出家式的悲凉”，但紧接下来却又写了这样一段：“当然在1937年春末，是另一种情况：我与好友中特殊的这一位（指张充和——引者）感情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也就特别爱耍弄禅悟把戏，同时确也预感到年华似水，好梦都过眼皆空的结局，深感到自己也到了该‘结束铅华’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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