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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格兰的足球流氓来说，2016年欧洲杯在法国被法俄足球流氓“联手”修理，丢脸的等级形同“国耻”——毕竟英格兰球迷在过去可是“足球流氓”的始祖与代名词，就算英格兰队从1966年赢得世界杯（唯一一座大赛奖杯）后，就再也没拿过冠军头衔，但英格兰流氓的横行霸道却是越发张狂，全世界闹事、破坏、斗殴的彪炳战功，也为失控的足球文化赢得了“英国病”（English Disease）的特殊称号。
但英格兰的足球流氓从何而来？所谓的“英国病”只有英格兰才被诅咒吗？
2016年的夏天，全世界最忧郁、无力且惹人嫌的工作，莫过于在法国当警察了。日常庶务、防范恐攻，与面对无止尽的街头劳动抗争（反劳工法）之外，6月10日至7月10日在法国举行的2016年欧洲国家杯足球赛，更让工作神经早已紧绷到断裂的法国警察忙到无力。在这为期一个月的狂热赛事中，除了担心观光客走失或是恐怖攻击，更迫切、直接的治安威胁，却是来自各国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s）。
在6月10日欧洲杯开幕之后，法国境内接连三天出现球迷骚乱：6月10日开幕战当晚，英格兰球迷在马赛街头醉酒闹事，并在市区冲着马赛市民高喊“‘伊斯兰国’，你们在哪？”（马赛地区北非移民众多），最终法国警方只好动用催泪瓦斯强制驱散;隔天，英格兰人再度在马赛街头与法国当地球迷产生冲突，并还引来了同组的对手——俄罗斯球迷——三方在街头上混战，法国警察只好再度动用催泪瓦斯配上水炮车“强势镇压”;接着6月11日比赛日当天，同样的三方混战再度上演于马赛街，但这回俄罗斯人占了上风，在球场外不仅以数量优势“KO”了英格兰人，球场内的俄罗斯球迷更是在比赛结束后，挟带着烟火越过了隔离区，无分老幼妇孺就对着看台上的英格兰球迷一阵暴打……
足球流氓的老祖宗：乡里“钉勾枝”
作为现代足球发源的英国，在中古世纪就已发展出类足球运动。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农村地区，“足球”是一种地方的季节性仪式，乡间邻里通常会在“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过去复活节40天斋戒的前一天，如今已成为各国狂欢或疯狂食用松饼的庆祝节日）或其他基督教圣节里群聚，并屠宰牲畜，摘下其膀胱充气为“皮球”，村民们在一路踢着追着这颗“球”，直到指定的目的地。
这时期的足球比赛毫无规则且充满暴力，因为在庆祝宗教节日的目的之外，中世纪的足球赛往往也成为年轻乡勇“钉勾枝”的机会，各种土地纠纷、人情宿怨，也都能趁着足球赛一并“处理”。之后随着这种运动仪式的习俗化，各地的参与也就越来越普及，每场“球赛”往往能聚集数百名乡民参与，甚至演变成定期的邻里械斗——这也就是“足球流氓”在英格兰的开端。
这种“乡民足球”从12世纪之后流行于英格兰，但随着时代演变与人口增加，乡民足球的暴力特性也就越来越强，各种伴随着球赛兴起的烧杀掳掠，也开始引发都市商人的不满。在1314年，当时的伦敦市长法登在市场商人的要求下，发布了史上第一笔“足球禁赛令”，以足球影响生意与造成破坏为由，禁止“足球群众进入伦敦”。
但伦敦市长的禁令显然扑灭不了英格兰对足球与械斗的热情。到了19世纪，乡民足球已成为了动辄四五百人的大型斗殴派对，狂热的暴力祭典，更让邻近的各国大感惊恐。在1829年时，一名法国访客在亲眼见证了德比郡的“乡民足球赛”之后，半是惊愕半是疑惑地问到：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足球”，那他们的“斗殴”还能是什么？
现代足球的规则化：绅士精神转移了暴力因子
乡民足球的流行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相关当局对于这种周期性的暴力械斗以及其牵扯出的掠夺、粮食暴动等不法行为容忍度越来越低，同时工业革命的到来，也重新塑造了英格兰农村的人口结构，而进到城市里的英格兰人也因此接触到了“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
在1848年一群剑桥大学的学生东拼西凑，硬是为足球这项运动凑出了一套明文“剑桥规则”之后，现代足球才终于随1863年英格兰足总的成立而正式诞生。当时为了“驯化”年轻学生们过剩的精力，并避免原始足球的暴力延伸“伤了贵族子弟之间的和气”，英国的公学体系也积极地参与足球的“规则化”，这不但奠定了现代足球的规则基础，也将“维多利亚的绅士精神”融入了这时期的足球意识中。
现代足球的出现，转移了乡民足球的暴力因子：过去动辄数百的参赛者被限制为每队11人，从甲地打回乙地的无限足球也被限制在百来米的长方型球场里;乡民足球强身体魄“寻冤仇”的“解怨”功能也被仕绅们主打的“运动家精神”取代。
社会文化的改变加上都市化、城市流行的推波助澜，19世纪所出现的上流足球也逐渐流入劳工社会与农村，虽然足球场边偶有群众狂欢失控、球迷入侵球场狂欢，或者是比赛结束之后的骚乱，但整体来说足球已不再如同过去一般狂野。
电视转播：激情和暴力受媒体转播的刺激而释放
如此这般的健康、清新，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叶，直到另一项时代的科技发明，才又把人类给踢回暴力的深渊——那就是电视转播。
20世纪初诞生的电视，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改变人类生活型态的最重要发明之一。在二战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就已在1936年开始放送足球相关的比赛内容，战后更随着家庭电视的普及而出现了录播甚至直播的球赛节目。虽然足球赛的全面直播，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开始普遍，但转播科技仍扭转了足球的型态：电视的转播突破了球赛的物理限制，球队与比赛本身也更借由全国性的曝光而成为国民的讨论话题、甚至渗入流行文化;但转播中出现的不只有球员与比赛，场边吶喊、鼓噪的球迷们，他们的激情——甚至是暴力举动——也更受媒体转播的刺激而被释放。
二战之后的英国，失去了昔日帝国的霸权光环，即使经济获益于战后重建的红利，但社会却处处可见帝国崩解的阴影。在这段时间，英国劳工阶级获益于重建期的经济，可支配的收入增加，各种发自于中下阶级的次文化也蓬勃成长。这个时期的英国诞生了摇滚乐，街头上的摩斯族文化也让工人青年的个性更显狂放;但同一时间，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势力也面临崩解，海外势力的撤退也带来一批又一批来自于南亚、非洲或加勒比海的“帝国移民”，但本土与外来文化的摩擦，却也掀起了一波波英伦的反移民浪潮，像1958年伦敦诺丁丘的种族暴动、或是20世纪70年代光头党流行的“暴打巴基斯坦”（Paki-bashing，指针对南亚社群的攻击事件），都是帝国崩解之后的后遗症。 这股躁动的街头情绪与张狂的时代流行，再配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足球社群、媒体转播所强调的激情与雄性文化的球迷特色，种种元素都成为鼓动球迷暴力的推手，再配上电视转播、媒体报道所铺陈的“展演舞台”，“足球流氓”于是迅速带动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以球赛或球迷背景的斗殴、闹事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烧遍全英，平均每个球季都有至少25起的大规模暴乱通报。（待续）（编辑/立原）
夏季，足球的夏季，足球流氓的夏季 
但英格兰的足球流氓从何而来？所谓的“英国病”只有英格兰才被诅咒吗？
2016年的夏天，全世界最忧郁、无力且惹人嫌的工作，莫过于在法国当警察了。日常庶务、防范恐攻，与面对无止尽的街头劳动抗争（反劳工法）之外，6月10日至7月10日在法国举行的2016年欧洲国家杯足球赛，更让工作神经早已紧绷到断裂的法国警察忙到无力。在这为期一个月的狂热赛事中，除了担心观光客走失或是恐怖攻击，更迫切、直接的治安威胁，却是来自各国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s）。
在6月10日欧洲杯开幕之后，法国境内接连三天出现球迷骚乱：6月10日开幕战当晚，英格兰球迷在马赛街头醉酒闹事，并在市区冲着马赛市民高喊“‘伊斯兰国’，你们在哪？”（马赛地区北非移民众多），最终法国警方只好动用催泪瓦斯强制驱散;隔天，英格兰人再度在马赛街头与法国当地球迷产生冲突，并还引来了同组的对手——俄罗斯球迷——三方在街头上混战，法国警察只好再度动用催泪瓦斯配上水炮车“强势镇压”;接着6月11日比赛日当天，同样的三方混战再度上演于马赛街，但这回俄罗斯人占了上风，在球场外不仅以数量优势“KO”了英格兰人，球场内的俄罗斯球迷更是在比赛结束后，挟带着烟火越过了隔离区，无分老幼妇孺就对着看台上的英格兰球迷一阵暴打……
足球流氓的老祖宗：乡里“钉勾枝”
作为现代足球发源的英国，在中古世纪就已发展出类足球运动。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农村地区，“足球”是一种地方的季节性仪式，乡间邻里通常会在“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过去复活节40天斋戒的前一天，如今已成为各国狂欢或疯狂食用松饼的庆祝节日）或其他基督教圣节里群聚，并屠宰牲畜，摘下其膀胱充气为“皮球”，村民们在一路踢着追着这颗“球”，直到指定的目的地。
这时期的足球比赛毫无规则且充满暴力，因为在庆祝宗教节日的目的之外，中世纪的足球赛往往也成为年轻乡勇“钉勾枝”的机会，各种土地纠纷、人情宿怨，也都能趁着足球赛一并“处理”。之后随着这种运动仪式的习俗化，各地的参与也就越来越普及，每场“球赛”往往能聚集数百名乡民参与，甚至演变成定期的邻里械斗——这也就是“足球流氓”在英格兰的开端。
这种“乡民足球”从12世纪之后流行于英格兰，但随着时代演变与人口增加，乡民足球的暴力特性也就越来越强，各种伴随着球赛兴起的烧杀掳掠，也开始引发都市商人的不满。在1314年，当时的伦敦市长法登在市场商人的要求下，发布了史上第一笔“足球禁赛令”，以足球影响生意与造成破坏为由，禁止“足球群众进入伦敦”。
但伦敦市长的禁令显然扑灭不了英格兰对足球与械斗的热情。到了19世纪，乡民足球已成为了动辄四五百人的大型斗殴派对，狂热的暴力祭典，更让邻近的各国大感惊恐。在1829年时，一名法国访客在亲眼见证了德比郡的“乡民足球赛”之后，半是惊愕半是疑惑地问到：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足球”，那他们的“斗殴”还能是什么？
现代足球的规则化：绅士精神转移了暴力因子
乡民足球的流行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相关当局对于这种周期性的暴力械斗以及其牵扯出的掠夺、粮食暴动等不法行为容忍度越来越低，同时工业革命的到来，也重新塑造了英格兰农村的人口结构，而进到城市里的英格兰人也因此接触到了“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
在1848年一群剑桥大学的学生东拼西凑，硬是为足球这项运动凑出了一套明文“剑桥规则”之后，现代足球才终于随1863年英格兰足总的成立而正式诞生。当时为了“驯化”年轻学生们过剩的精力，并避免原始足球的暴力延伸“伤了贵族子弟之间的和气”，英国的公学体系也积极地参与足球的“规则化”，这不但奠定了现代足球的规则基础，也将“维多利亚的绅士精神”融入了这时期的足球意识中。
现代足球的出现，转移了乡民足球的暴力因子：过去动辄数百的参赛者被限制为每队11人，从甲地打回乙地的无限足球也被限制在百来米的长方型球场里;乡民足球强身体魄“寻冤仇”的“解怨”功能也被仕绅们主打的“运动家精神”取代。
社会文化的改变加上都市化、城市流行的推波助澜，19世纪所出现的上流足球也逐渐流入劳工社会与农村，虽然足球场边偶有群众狂欢失控、球迷入侵球场狂欢，或者是比赛结束之后的骚乱，但整体来说足球已不再如同过去一般狂野。
电视转播：激情和暴力受媒体转播的刺激而释放
如此这般的健康、清新，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叶，直到另一项时代的科技发明，才又把人类给踢回暴力的深渊——那就是电视转播。
20世纪初诞生的电视，被认为是近百年来改变人类生活型态的最重要发明之一。在二战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就已在1936年开始放送足球相关的比赛内容，战后更随着家庭电视的普及而出现了录播甚至直播的球赛节目。虽然足球赛的全面直播，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开始普遍，但转播科技仍扭转了足球的型态：电视的转播突破了球赛的物理限制，球队与比赛本身也更借由全国性的曝光而成为国民的讨论话题、甚至渗入流行文化;但转播中出现的不只有球员与比赛，场边吶喊、鼓噪的球迷们，他们的激情——甚至是暴力举动——也更受媒体转播的刺激而被释放。
二战之后的英国，失去了昔日帝国的霸权光环，即使经济获益于战后重建的红利，但社会却处处可见帝国崩解的阴影。在这段时间，英国劳工阶级获益于重建期的经济，可支配的收入增加，各种发自于中下阶级的次文化也蓬勃成长。这个时期的英国诞生了摇滚乐，街头上的摩斯族文化也让工人青年的个性更显狂放;但同一时间，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势力也面临崩解，海外势力的撤退也带来一批又一批来自于南亚、非洲或加勒比海的“帝国移民”，但本土与外来文化的摩擦，却也掀起了一波波英伦的反移民浪潮，像1958年伦敦诺丁丘的种族暴动、或是20世纪70年代光头党流行的“暴打巴基斯坦”（Paki-bashing，指针对南亚社群的攻击事件），都是帝国崩解之后的后遗症。 这股躁动的街头情绪与张狂的时代流行，再配上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足球社群、媒体转播所强调的激情与雄性文化的球迷特色，种种元素都成为鼓动球迷暴力的推手，再配上电视转播、媒体报道所铺陈的“展演舞台”，“足球流氓”于是迅速带动起了新一波的暴力文化。以球赛或球迷背景的斗殴、闹事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烧遍全英，平均每个球季都有至少25起的大规模暴乱通报。（待续）（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