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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多丽丝·莱辛就是个叛逆的现代女人。这样的女人放在今天也并不会显得落伍。她性格里和作品中的挑衅性与不妥协性，仍然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年轻女性，去寻找真正的自我，发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房间和自己的世界。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集《到十九号房间去》刚刚在中国出版。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她的文学道路和男女观念。
莱辛勤奋多产，生前出版著作达六七十部，而1950年代以后在中国出版的，少说也有三十种。她的短篇小说虽不像长篇那么有名，但也有很高的水准。收在《到十九号房间去》里、与书名同题的一篇便备受关注，译本颇多。
小说描写广告画师苏珊嫁给报社编辑马休，搬进大宅，不再工作，生下一儿一女，又添一对龙凤胎，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两口子小心呵护着婚姻，却渐渐感到乏味。丈夫的一次外遇算是少有的微澜。等到双胞胎终于也上学去了，苏珊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几个钟头。“首先，我花了我十二年成年的时光工作，过着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结婚了，从我怀孕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可以这么说，把自己签给了别人。签给了孩子们。十二年来没有一刻我是独自一人，没有一刻属于我自己。所以现在，我得学会重新做自己。就是这么回事。”
她在大房子的顶楼给自己争取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连保洁阿姨都不能入内，但她也很少进去，因为那里让她感觉比待在卧室更像囚禁。即便如此，在孩子们接连不断的入侵下，这里很快也变成全家人共用了。于是，她继续“梦想着有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地方，在哪儿都行，她可以到那儿去坐坐，独自一人，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她到邻镇找了一家小旅馆，租了一个又旧又脏的房间，每周三次，朝十晚五，到这儿享受一番孤独，盡管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或是站起来看着窗外。十九号房在她心目中变得比家还要亲近。可她没有自己的收入，每个星期得跟丈夫讨五英镑，拿去作房钱。自己在外面本就有情人的丈夫，当然起了疑心，雇用侦探，到处打听妻子并不存在的情夫。苏珊感到灵魂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只剩下一具无用的躯壳。她选择了不活。
在弗吉尼娅·伍尔夫看来，知识女性的自由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另一个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在哪儿呢？想必是在这女人的家里。所以到了莱辛，家里的这个房间已经不够了。因为虽然有了房间，可她还是没能摆脱她的家庭。她必须要走出家门，到十九号房去。可这也是不够的。至少她仍然缺少伍尔夫所说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独立的、可以自行支配的收入。
对这个故事有多种解读，但作者自己承认，她从来没弄明白苏珊想要什么。不过，“这个故事不仅仅是来自于我内心的某个隐秘之处，”莱辛说，“也来自于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女性的隐秘之处，否则就不会受到她们的青睐。”
→多丽丝·莱辛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便是《金色笔记》那个有名的开篇。
还是女人，还是房间。安娜和摩莉是新时代的“自由女性”，敢于抛弃反动、堕落和无能的男人，带着孩子单身在外谋生，更敢于独立思考，做出生活和政治上的决断。倘若我们以60年前的标准来看，她们绝对称得上站在时代前列，如摩莉所说：“我下过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
摩莉就像安娜的另一个自我，安娜才是这部厚达700页小说的主人公。为了从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她记录了四本笔记，以黑、红、黄、蓝四种颜色区别，分别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的政治经历，她为更好地理解自己而虚构出的另一个自我，以及记载梦想、日常生活和男女关系的个人日记，最后整合为“金色”的第五本笔记，其中充满了文学女性在面对创作瓶颈时的内心苦斗，亦关乎爱情、性解放、母爱和政治。小说也以这四本笔记的反复出现和交叠结构全书，展现出安娜的内心冲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视为“自由女性”，以此作为每一部分的开篇和结尾，指解放了的、对男性更多责备而不愿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尽管从她的言行来看，所谓的“自由女性”不无反讽。
《金色笔记》是莱辛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作品。1962年在英国出版时，正值战后西方女权运动的初潮，此书亦被视为女权运动的圣经。但莱辛本人却不想被简单定性，因而始终拒绝这一标签。
一部《金色笔记》，有人看到女权，有人看到政治，有人看到月经。
莱辛说：“我认为，在《金色笔记》之前，月经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而在《金色笔记》里，它吸引了评论家的不成比例的注意力。但随后，‘月经’丧失了冲击力，这个词（和这件事情）在纸上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不怎么引人注目。”
她在回忆录里透露，这本书是在失落感和变迁感造成的高压下完成的。“《金色笔记》在中国出版两次，每次八万册。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这只是个小数目，对于我们却是很大的印量。每次出版都在几天之内销售一空，都是女人在买，因为在中国，人们也把它看成一本给女人看的书。我很高兴这本书能对她们有所帮助，并不介意她们是否知道这本书的‘真正’意图。”
真正的意图是探索人怎样走出自己的“思想包”——“它们广泛流行，被普遍地接受。在我们的西方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每个年轻人都被灌输了这一整包东西，以为这是唯一可能的思想。”莱辛说，“《金色笔记》完成之际，我也通过写作走出了我的思想包。”《金色笔记》的成功，奠定了莱辛此后的盛名。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提到过有四位美国总统头像的那座山。“如果20世纪的作家有一座拉什摩尔山，那么多丽丝·莱辛必将刻在上面。像（美国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一样，她至为关键，所处的那一时刻，正值性别差异堡垒的大门不断溃决，而妇女面对着日益增加的自由和选择，以及日益增加的挑战。”她说。
1919年10月22日，多丽丝·梅·莱辛生于波斯，本姓泰勒，乃英国银行职员阿尔弗雷德和埃米莉·泰勒夫妇（2008年，她为父母立传《阿尔弗雷德与埃米莉》）的头生女。1925年，全家远赴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经营农场，但从未成功。
小多丽丝厌恶母亲，一心逃离家庭，早早进了索尔兹伯里（今哈拉雷）的一所天主教修女学校，但14岁便因眼疾辍学，从此再未回到课堂，而是进城务工。
1939年，她嫁给小科员魏斯德姆，生了一子一女，但很快感到，“没有比一个聪明的女人整天跟一个很小的孩子待在一起更无聊的了”。四年后，她离了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书友会，开始政治觉醒，1945年再嫁德裔犹太难民和马克思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莱辛，又生一子。第二次婚姻也只持续了四年。戈特弗里德日后做了民主德国驻乌干达的大使，而她带着德国姓氏回到英国。次年出版小说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将个人观察融入白人主妇与黑人男仆之间不可逾越的悲剧故事，写尽非洲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之恶，五个月内重印七次，一举成名。
1952年，她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虽然于1956年那个多事之秋退了党，但此后长期保持着政治热情和左翼态度，不断出现在反帝反核的街头示威队伍中。她的“西方进步作家”的身份从此被苏联和新中国的文学界认定。早在1950年代，她的长短篇小说便在中国出版，包括解步武译《渴望》（1955）、王蕾译《野草在歌唱》（1956）和董秋斯译《高原牛的家》（1958）。
2015年，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显示，别称军情五处的英国安全局曾对莱辛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秘密监控，窃听她的电话，偷看她的信件，尾随她的旅行，调查她的朋友。1952年的一份报告说：“她对共产党的同情业已极度接近盲信点，概因在罗德西亚的成长经历，已使她生出对种族隔离的深刻仇恨……”
“我讨厌谈什么男文学、女文学。一点用都没有。”莱辛说。
曾有一个美国女人写信给她：“你有没有想过， 《金色笔记》释放出多少女魔头？她们恨男人，也恨爱男人的女人。”
她付之一笑。她并不恨男人，也不恨爱男人的女人。相反，她认为“英国男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男人”。他们不恨女人，也不是不喜欢女人。世人之所以认为英国是“腐国”，是因为英国男人在心理塑造期上了禁闭的男生学校，但正是这一点培养了他们的浪漫，“再没有什么比早年的情感剥夺更能造就出这种类型的人（男人和女人）：反复地、狂热地爱上遥不可及的爱人”。
2007年出版的《裂隙》尤其引起女权阵营的争议。小说借古罗马历史学家之口，讲原初沒有男人的世界。那时的所有人类均为女性，以单性生殖成功繁育女婴，而男婴之所以出现，乃是畸形娃娃呱呱落了地。数代战斗之后，女性终于接纳男性，不仅从中发现性爱之美，亦退居二线，将领导权转授男人，在纯粹的动物式的性爱之外，两性也滋生出友谊与爱情，进而发现男女相互需要的意义所在。
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无法容忍这样的“反动”作品，她们宁愿继续斗争而不要和谐。莱辛反击说，《裂隙》根本无意做到“政治正确”。
从1952年到1969年，莱辛陆续出版了《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描写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在政治与女性意识上的双重觉醒。到了60年代后期，由于深受苏菲主义影响，她闭门不出，修身养性，近20年时间不再抛头露面，专写褒贬不一的科幻小说（她自称“太空小说”），直到1985年，才从外空回到地球，以一部《好恐怖分子》重归现实主义。三年后出版的《第五个孩子》写蛮暴巨婴“本”，从娘胎到学校，毁坏家庭，为害社会，在传统的哥特式英国恐怖小说的外衣下，甚至带上了些魔幻色彩。此外，她偶尔还以化名“简·萨默斯”出书，故意掩藏身份，考验那些只认作家名气，不关心作品质量的出版商。
1993年5月，她访问了中国，她记述到：
我们仨，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我，代表英国文化协会，作为主要作家组织的客人，去了中国，为时两周。我们每个人都被分别告知，我们将发现板着脸、不苟言笑的人海包围我们，盯着我们，他们害怕和外国人讲话，而且随时随地都在吐痰。
一位在北京工作了五年的美国记者说，这都是真的，直到三年前，人们还很害怕引起注意，就连自行车的铃铛都做了消音。
我们去了北京、上海、西安和广州，到处都是欧洲来的游客，但是从日本、韩国和其他邻国来的更多。我们发现了微笑的、大笑的、活泼而友善的人民，他们从不吐痰，从不盯着人看，接触外国人只是为了帮忙，从我们身上挣钱，要不就是学着挣钱。
大学生们很了解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至少懂的和美国学生一样多。这是一个急于成功的国家，决心好好干事，充满了能量、信心、能力。我们没见到一个醉鬼。每个城市都用标语向你致意，比如“中国用十亿个微笑欢迎你”。
2007年，莱辛以88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授奖辞形容她为“女性经验的叙事诗人，一直以怀疑精神，似火热情，以及幻想的力量，详细描写一个分裂的文明”。
2013年11月17日晨，她在伦敦家中平静过世，享耆寿94岁。
“不可思议的多丽丝·莱辛死了。”作家阿特伍德写道，“你永远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在文学世界里坚如磐石的人物说走就走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7期）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集《到十九号房间去》刚刚在中国出版。我们刚好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她的文学道路和男女观念。
一个女人去十九号房
莱辛勤奋多产，生前出版著作达六七十部，而1950年代以后在中国出版的，少说也有三十种。她的短篇小说虽不像长篇那么有名，但也有很高的水准。收在《到十九号房间去》里、与书名同题的一篇便备受关注，译本颇多。
小说描写广告画师苏珊嫁给报社编辑马休，搬进大宅，不再工作，生下一儿一女，又添一对龙凤胎，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两口子小心呵护着婚姻，却渐渐感到乏味。丈夫的一次外遇算是少有的微澜。等到双胞胎终于也上学去了，苏珊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几个钟头。“首先，我花了我十二年成年的时光工作，过着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结婚了，从我怀孕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可以这么说，把自己签给了别人。签给了孩子们。十二年来没有一刻我是独自一人，没有一刻属于我自己。所以现在，我得学会重新做自己。就是这么回事。”
她在大房子的顶楼给自己争取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连保洁阿姨都不能入内，但她也很少进去，因为那里让她感觉比待在卧室更像囚禁。即便如此，在孩子们接连不断的入侵下，这里很快也变成全家人共用了。于是，她继续“梦想着有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地方，在哪儿都行，她可以到那儿去坐坐，独自一人，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她到邻镇找了一家小旅馆，租了一个又旧又脏的房间，每周三次，朝十晚五，到这儿享受一番孤独，盡管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或是站起来看着窗外。十九号房在她心目中变得比家还要亲近。可她没有自己的收入，每个星期得跟丈夫讨五英镑，拿去作房钱。自己在外面本就有情人的丈夫，当然起了疑心，雇用侦探，到处打听妻子并不存在的情夫。苏珊感到灵魂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只剩下一具无用的躯壳。她选择了不活。
在弗吉尼娅·伍尔夫看来，知识女性的自由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另一个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在哪儿呢？想必是在这女人的家里。所以到了莱辛，家里的这个房间已经不够了。因为虽然有了房间，可她还是没能摆脱她的家庭。她必须要走出家门，到十九号房去。可这也是不够的。至少她仍然缺少伍尔夫所说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独立的、可以自行支配的收入。
对这个故事有多种解读，但作者自己承认，她从来没弄明白苏珊想要什么。不过，“这个故事不仅仅是来自于我内心的某个隐秘之处，”莱辛说，“也来自于我们那个时代很多女性的隐秘之处，否则就不会受到她们的青睐。”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一套住宅里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便是《金色笔记》那个有名的开篇。
还是女人，还是房间。安娜和摩莉是新时代的“自由女性”，敢于抛弃反动、堕落和无能的男人，带着孩子单身在外谋生，更敢于独立思考，做出生活和政治上的决断。倘若我们以60年前的标准来看，她们绝对称得上站在时代前列，如摩莉所说：“我下过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
摩莉就像安娜的另一个自我，安娜才是这部厚达700页小说的主人公。为了从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她记录了四本笔记，以黑、红、黄、蓝四种颜色区别，分别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的政治经历，她为更好地理解自己而虚构出的另一个自我，以及记载梦想、日常生活和男女关系的个人日记，最后整合为“金色”的第五本笔记，其中充满了文学女性在面对创作瓶颈时的内心苦斗，亦关乎爱情、性解放、母爱和政治。小说也以这四本笔记的反复出现和交叠结构全书，展现出安娜的内心冲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视为“自由女性”，以此作为每一部分的开篇和结尾，指解放了的、对男性更多责备而不愿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尽管从她的言行来看，所谓的“自由女性”不无反讽。
《金色笔记》是莱辛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作品。1962年在英国出版时，正值战后西方女权运动的初潮，此书亦被视为女权运动的圣经。但莱辛本人却不想被简单定性，因而始终拒绝这一标签。
走出“思想包”
一部《金色笔记》，有人看到女权，有人看到政治，有人看到月经。
莱辛说：“我认为，在《金色笔记》之前，月经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而在《金色笔记》里，它吸引了评论家的不成比例的注意力。但随后，‘月经’丧失了冲击力，这个词（和这件事情）在纸上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不怎么引人注目。”
她在回忆录里透露，这本书是在失落感和变迁感造成的高压下完成的。“《金色笔记》在中国出版两次，每次八万册。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这只是个小数目，对于我们却是很大的印量。每次出版都在几天之内销售一空，都是女人在买，因为在中国，人们也把它看成一本给女人看的书。我很高兴这本书能对她们有所帮助，并不介意她们是否知道这本书的‘真正’意图。”
真正的意图是探索人怎样走出自己的“思想包”——“它们广泛流行，被普遍地接受。在我们的西方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每个年轻人都被灌输了这一整包东西，以为这是唯一可能的思想。”莱辛说，“《金色笔记》完成之际，我也通过写作走出了我的思想包。”《金色笔记》的成功，奠定了莱辛此后的盛名。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提到过有四位美国总统头像的那座山。“如果20世纪的作家有一座拉什摩尔山，那么多丽丝·莱辛必将刻在上面。像（美国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一样，她至为关键，所处的那一时刻，正值性别差异堡垒的大门不断溃决，而妇女面对着日益增加的自由和选择，以及日益增加的挑战。”她说。
从修女学校到英共党员
1919年10月22日，多丽丝·梅·莱辛生于波斯，本姓泰勒，乃英国银行职员阿尔弗雷德和埃米莉·泰勒夫妇（2008年，她为父母立传《阿尔弗雷德与埃米莉》）的头生女。1925年，全家远赴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经营农场，但从未成功。
小多丽丝厌恶母亲，一心逃离家庭，早早进了索尔兹伯里（今哈拉雷）的一所天主教修女学校，但14岁便因眼疾辍学，从此再未回到课堂，而是进城务工。
1939年，她嫁给小科员魏斯德姆，生了一子一女，但很快感到，“没有比一个聪明的女人整天跟一个很小的孩子待在一起更无聊的了”。四年后，她离了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书友会，开始政治觉醒，1945年再嫁德裔犹太难民和马克思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莱辛，又生一子。第二次婚姻也只持续了四年。戈特弗里德日后做了民主德国驻乌干达的大使，而她带着德国姓氏回到英国。次年出版小说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将个人观察融入白人主妇与黑人男仆之间不可逾越的悲剧故事，写尽非洲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之恶，五个月内重印七次，一举成名。
1952年，她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虽然于1956年那个多事之秋退了党，但此后长期保持着政治热情和左翼态度，不断出现在反帝反核的街头示威队伍中。她的“西方进步作家”的身份从此被苏联和新中国的文学界认定。早在1950年代，她的长短篇小说便在中国出版，包括解步武译《渴望》（1955）、王蕾译《野草在歌唱》（1956）和董秋斯译《高原牛的家》（1958）。
2015年，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显示，别称军情五处的英国安全局曾对莱辛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秘密监控，窃听她的电话，偷看她的信件，尾随她的旅行，调查她的朋友。1952年的一份报告说：“她对共产党的同情业已极度接近盲信点，概因在罗德西亚的成长经历，已使她生出对种族隔离的深刻仇恨……”
男人和女人相互需要
“我讨厌谈什么男文学、女文学。一点用都没有。”莱辛说。
曾有一个美国女人写信给她：“你有没有想过， 《金色笔记》释放出多少女魔头？她们恨男人，也恨爱男人的女人。”
她付之一笑。她并不恨男人，也不恨爱男人的女人。相反，她认为“英国男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男人”。他们不恨女人，也不是不喜欢女人。世人之所以认为英国是“腐国”，是因为英国男人在心理塑造期上了禁闭的男生学校，但正是这一点培养了他们的浪漫，“再没有什么比早年的情感剥夺更能造就出这种类型的人（男人和女人）：反复地、狂热地爱上遥不可及的爱人”。
2007年出版的《裂隙》尤其引起女权阵营的争议。小说借古罗马历史学家之口，讲原初沒有男人的世界。那时的所有人类均为女性，以单性生殖成功繁育女婴，而男婴之所以出现，乃是畸形娃娃呱呱落了地。数代战斗之后，女性终于接纳男性，不仅从中发现性爱之美，亦退居二线，将领导权转授男人，在纯粹的动物式的性爱之外，两性也滋生出友谊与爱情，进而发现男女相互需要的意义所在。
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无法容忍这样的“反动”作品，她们宁愿继续斗争而不要和谐。莱辛反击说，《裂隙》根本无意做到“政治正确”。
太空小说和中国人民
从1952年到1969年，莱辛陆续出版了《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描写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在政治与女性意识上的双重觉醒。到了60年代后期，由于深受苏菲主义影响，她闭门不出，修身养性，近20年时间不再抛头露面，专写褒贬不一的科幻小说（她自称“太空小说”），直到1985年，才从外空回到地球，以一部《好恐怖分子》重归现实主义。三年后出版的《第五个孩子》写蛮暴巨婴“本”，从娘胎到学校，毁坏家庭，为害社会，在传统的哥特式英国恐怖小说的外衣下，甚至带上了些魔幻色彩。此外，她偶尔还以化名“简·萨默斯”出书，故意掩藏身份，考验那些只认作家名气，不关心作品质量的出版商。
1993年5月，她访问了中国，她记述到：
我们仨，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我，代表英国文化协会，作为主要作家组织的客人，去了中国，为时两周。我们每个人都被分别告知，我们将发现板着脸、不苟言笑的人海包围我们，盯着我们，他们害怕和外国人讲话，而且随时随地都在吐痰。
一位在北京工作了五年的美国记者说，这都是真的，直到三年前，人们还很害怕引起注意，就连自行车的铃铛都做了消音。
我们去了北京、上海、西安和广州，到处都是欧洲来的游客，但是从日本、韩国和其他邻国来的更多。我们发现了微笑的、大笑的、活泼而友善的人民，他们从不吐痰，从不盯着人看，接触外国人只是为了帮忙，从我们身上挣钱，要不就是学着挣钱。
大学生们很了解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至少懂的和美国学生一样多。这是一个急于成功的国家，决心好好干事，充满了能量、信心、能力。我们没见到一个醉鬼。每个城市都用标语向你致意，比如“中国用十亿个微笑欢迎你”。
2007年，莱辛以88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授奖辞形容她为“女性经验的叙事诗人，一直以怀疑精神，似火热情，以及幻想的力量，详细描写一个分裂的文明”。
2013年11月17日晨，她在伦敦家中平静过世，享耆寿94岁。
“不可思议的多丽丝·莱辛死了。”作家阿特伍德写道，“你永远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在文学世界里坚如磐石的人物说走就走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