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似乎在中国人的身体观上走了一个怪圈，最后又回到原点。但无论是胖是瘦，是壮是弱，可以确定的是，2015年的中国和1915年的中国已经不是同一个中国。
一百年前1915年6月27日的《申报》头版，是整版的医药保健品广告。我们今天的报纸同样充斥着医药保健品广告，但与一百年前比起来，我们的前辈比今人更生活在被疾病时时侵扰的恐惧之中。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治愈疾病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是关系国家强弱的大事。正如一则画着手持长枪奋勇杀敌的士兵的广告，在开篇所郑重告白的那样：“中国欲求强，必先求人民强壮为急务，非彬彬雅士、瘦怯书生可能立国于列强之前也，”只有那些“血气强盛”、“精壮有力”的“赳赳武夫”，才能够“取胜于疆场”，也只有这些“精壮有力”之人生下的子女，才能更为精壮，如此代代相传，“自此以往，国未有不强也”。
这套逻辑看起来相当夸张，但在时人眼中却顺理成章——国民有病，一如这个国家有病，而国者乃积民而成，所以治愈生病的国民，才是治本之术。
中国人壮起来！
中国有病，中国人有病。在20世纪初期，这是个人所共知的陈词滥调，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这种状况：东亚病夫。尽管根据历史学者考证，“病夫”的真正发明者乃是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正是这个资深鸦片瘾君子在1895年日清战争中国败绩后所撰写的《原强》中，首次将中国与“病夫”联系在一起。但人们宁可普遍相信这是西方列强专门发明出来侮辱中国的蔑称，是每个中国人身上背负的集体原罪。
对中国人来说，强壮的标准，就是变成蔑称自己为“东亚病夫”的西方列强的模样：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孔武强壮，强壮足以欺凌侮辱比自己弱小的种族——对最后一点不必觉得太过惊奇，在20世纪初中国人的想象中，使自己强壮起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日后的全球竞争中，战胜那些终将被淘汰的弱小种族，甚至迫使西方文明俯首称臣，重新划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但要达成如此宏图伟愿，殊非易事。既然已经确定了强壮的标准是西方，那么西方人强壮身体的各种方法就成为了中国人趋之若鹜的关注热点。当人们发现西方人的饮食习惯是吃牛肉、喝牛奶时，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方人正是通过摄入牛的精华才使自己变得像牛一样强壮的。上海的一些番菜馆很快摆出了牛排大餐，广州的市面上也迅速出现了中国山寨版的美国鹰牌奶粉。
比起饮食和药品保健这些商业气息过重且所费不赀的强身舶来品，另一样从西方引进中国的事物则更具有大众性，这个舶来品的名字叫“体操”。1902年，天津教育家严修东游日本，在体操学院看到日本学生演习西洋体操时，对其“穿插进退，极有态度”大感赞叹，在其后来创办的南开学校中，体操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在用西方先进知识改造中国后学头脑的同时，体操也被用来改造中国人的身体。体操不仅仅是大众教育的课程，更被上升为一种国家事务，被用来集体改造中国人的身体，使之符合一个强国的需要。一如1919年，孙文在精武体育会十周年的庆典上，亲笔写下的“尚武精神”的题词，体操正是一种“武”的表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的威胁正是中国人参与到强身健体的体操运动中催化剂。
所以，当1950年朝鲜战争的硝烟扑面而来时，体操的热潮被再一次召唤起来，并被赋予爱国主义之名。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环伺之下，中国人强壮身体的目的就是在即将爆发的大战中作为强壮的士兵保家卫国。新政权相信，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整齐划一的动作，可以展现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同一个口号下，准备随时牺牲自己来让国家更强壮。
中国人胖起来！
上世纪50年代的官方文宣机构展现了一幅强壮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就像它所极力模仿的苏联老大哥的肌肉美学一样，但这只是政治宣传画上的美好愿景，与现实状况相去甚远。对民众来说，最朴素的愿望是吃饱肚子，他们心目中的大众偶像，只要看一看逢年过节时张贴在家中的年画就可明了，那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手里抱着一条同样体重超标的鲤鱼。
胖，在长久以来占据了中国人的审美观，翻开任何一本绣像小说，就会很容易发现几乎所有武将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拥有一张圆胖的脸和同样肥硕的身材。一些朝廷大员和富贵人士的样貌也大致如此，传统中国有一个特别的词语用来恭维这些人能拥有这般好身材：“富态”。
“富态”这个词，多少透露出胖之所以受到如此艳羡的原因，体型的肥胖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直接相关的。只有达到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肥胖，因为他们有充足的食物来保证他们体内的脂肪维持在一定浓度，这是一般劳苦大众所望尘莫及的。这是一个常识，要保证自己体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需要大量摄入动物类脂肪，而只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才是“肉食者”，而广大的民众只能勒紧裤腰带甘做“食草动物”。
一面是饱食终日的“富态”肉食者，一面是忍饥挨饿瘦弱羸馁的贫苦大众，20世纪的中国人生活在胖与瘦如此对立的时代里，也难免会将两者赋予政治和道德上的意义。尤其是当阶级理论进入中国后，“富人胖，是因为有饭吃，穷人瘦，是因为无饭吃”的朴素表达，很快被上升为一种政治上的道德论调：富人肥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掠夺了穷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时政漫画家汪子美在1948年发表的一幅漫画特别能体现这一点：一位阔佬一边摸着饱胀的肚子，一边吸食两个已经皮包骨头的穷人所剩无几的精华。这幅漫画的名字叫《人参》。
虽然瘦被政治赋予了道德的纯洁性，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中，胖仍然是件好事，当一位村民向下乡调查的中央领导表达自己生活水平大跃进时，会用“都长胖了”这句来进行概括。直到时间进入21世纪，许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父母，在他们子女的下一代出生时，仍会真诚地祝福孩子“长得白白胖胖”。
中国人瘦下去！
“我们为什么会发胖？”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个普通的疑问句，而是一句绝望的感叹。当然，它还是一本畅销书的名字。这本书在2015年5月才正式出版发行，但早在几个月前，它就已经在微信朋友圈里引起了一股热潮了，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惊世骇俗的观点：人们过去所笃信的节食、锻炼、瑜伽等减肥方法通通不管用，只不过是把脂肪压缩成体内的一颗不稳定的炸弹，不定什么时候“砰”的一声，你就胖回来了，甚至很有可能比原先更胖。减肥的不二法门是绝对、完全、坚决地断绝一切糖类食物。
这本书让很多与肥胖缠斗多年的人感到异常绝望，一位评论者甚至表示“要不要干脆放弃人生好了”。而仅仅几十年前，肥胖还是很多人的人生追求目标，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而对肥胖观念巨大转变的原因，其实相当简单，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吃饱不再是一种奢望，而脂肪也不再是富人的专享。根据保罗·弗伦奇在《富态》从1985年到2013年，中国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从63.5厘米增长到76.2厘米，短短的27年间，中国男人的腰粗了20%。“中国人胖起来”的愿望看来终于达成了。
但“中国人壮起来”这个本应与“胖起来”相辅相成的愿望却没有同时实现，两者反而渐行渐远。逐渐粗大的腰围反而与病态联系在了一起。一本名为《并不幸福的“富态”》的书中，“富态”已经等同于“病态”。日益肥胖的中国并没有变得“又胖又壮”，反而却沦入了另一个“东亚病夫”的陷阱。
像一百年前的报纸一样，药品和保健品的广告再一次充斥其中，这一次，减肥的目标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健康着想。胖起来不再是强壮的表现，瘦下去才是。新世纪的中国人渴望的是瘦的身材，壮不壮都已经无所谓。
历史似乎在中国人的身体观上走了一个怪圈，最后又回到原点。但无论是胖是瘦，是壮是弱，可以确定的是，2015年的中国和1915年的中国已经不是同一个中国。
一百年前1915年6月27日的《申报》头版，是整版的医药保健品广告。我们今天的报纸同样充斥着医药保健品广告，但与一百年前比起来，我们的前辈比今人更生活在被疾病时时侵扰的恐惧之中。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治愈疾病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是关系国家强弱的大事。正如一则画着手持长枪奋勇杀敌的士兵的广告，在开篇所郑重告白的那样：“中国欲求强，必先求人民强壮为急务，非彬彬雅士、瘦怯书生可能立国于列强之前也，”只有那些“血气强盛”、“精壮有力”的“赳赳武夫”，才能够“取胜于疆场”，也只有这些“精壮有力”之人生下的子女，才能更为精壮，如此代代相传，“自此以往，国未有不强也”。
这套逻辑看起来相当夸张，但在时人眼中却顺理成章——国民有病，一如这个国家有病，而国者乃积民而成，所以治愈生病的国民，才是治本之术。
中国人壮起来！
中国有病，中国人有病。在20世纪初期，这是个人所共知的陈词滥调，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这种状况：东亚病夫。尽管根据历史学者考证，“病夫”的真正发明者乃是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正是这个资深鸦片瘾君子在1895年日清战争中国败绩后所撰写的《原强》中，首次将中国与“病夫”联系在一起。但人们宁可普遍相信这是西方列强专门发明出来侮辱中国的蔑称，是每个中国人身上背负的集体原罪。
对中国人来说，强壮的标准，就是变成蔑称自己为“东亚病夫”的西方列强的模样：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孔武强壮，强壮足以欺凌侮辱比自己弱小的种族——对最后一点不必觉得太过惊奇，在20世纪初中国人的想象中，使自己强壮起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日后的全球竞争中，战胜那些终将被淘汰的弱小种族，甚至迫使西方文明俯首称臣，重新划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但要达成如此宏图伟愿，殊非易事。既然已经确定了强壮的标准是西方，那么西方人强壮身体的各种方法就成为了中国人趋之若鹜的关注热点。当人们发现西方人的饮食习惯是吃牛肉、喝牛奶时，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方人正是通过摄入牛的精华才使自己变得像牛一样强壮的。上海的一些番菜馆很快摆出了牛排大餐，广州的市面上也迅速出现了中国山寨版的美国鹰牌奶粉。
比起饮食和药品保健这些商业气息过重且所费不赀的强身舶来品，另一样从西方引进中国的事物则更具有大众性，这个舶来品的名字叫“体操”。1902年，天津教育家严修东游日本，在体操学院看到日本学生演习西洋体操时，对其“穿插进退，极有态度”大感赞叹，在其后来创办的南开学校中，体操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在用西方先进知识改造中国后学头脑的同时，体操也被用来改造中国人的身体。体操不仅仅是大众教育的课程，更被上升为一种国家事务，被用来集体改造中国人的身体，使之符合一个强国的需要。一如1919年，孙文在精武体育会十周年的庆典上，亲笔写下的“尚武精神”的题词，体操正是一种“武”的表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的威胁正是中国人参与到强身健体的体操运动中催化剂。
所以，当1950年朝鲜战争的硝烟扑面而来时，体操的热潮被再一次召唤起来，并被赋予爱国主义之名。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环伺之下，中国人强壮身体的目的就是在即将爆发的大战中作为强壮的士兵保家卫国。新政权相信，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整齐划一的动作，可以展现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同一个口号下，准备随时牺牲自己来让国家更强壮。
中国人胖起来！
上世纪50年代的官方文宣机构展现了一幅强壮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就像它所极力模仿的苏联老大哥的肌肉美学一样，但这只是政治宣传画上的美好愿景，与现实状况相去甚远。对民众来说，最朴素的愿望是吃饱肚子，他们心目中的大众偶像，只要看一看逢年过节时张贴在家中的年画就可明了，那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手里抱着一条同样体重超标的鲤鱼。
胖，在长久以来占据了中国人的审美观，翻开任何一本绣像小说，就会很容易发现几乎所有武将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拥有一张圆胖的脸和同样肥硕的身材。一些朝廷大员和富贵人士的样貌也大致如此，传统中国有一个特别的词语用来恭维这些人能拥有这般好身材：“富态”。
“富态”这个词，多少透露出胖之所以受到如此艳羡的原因，体型的肥胖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直接相关的。只有达到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肥胖，因为他们有充足的食物来保证他们体内的脂肪维持在一定浓度，这是一般劳苦大众所望尘莫及的。这是一个常识，要保证自己体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需要大量摄入动物类脂肪，而只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才是“肉食者”，而广大的民众只能勒紧裤腰带甘做“食草动物”。
一面是饱食终日的“富态”肉食者，一面是忍饥挨饿瘦弱羸馁的贫苦大众，20世纪的中国人生活在胖与瘦如此对立的时代里，也难免会将两者赋予政治和道德上的意义。尤其是当阶级理论进入中国后，“富人胖，是因为有饭吃，穷人瘦，是因为无饭吃”的朴素表达，很快被上升为一种政治上的道德论调：富人肥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掠夺了穷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时政漫画家汪子美在1948年发表的一幅漫画特别能体现这一点：一位阔佬一边摸着饱胀的肚子，一边吸食两个已经皮包骨头的穷人所剩无几的精华。这幅漫画的名字叫《人参》。
虽然瘦被政治赋予了道德的纯洁性，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中，胖仍然是件好事，当一位村民向下乡调查的中央领导表达自己生活水平大跃进时，会用“都长胖了”这句来进行概括。直到时间进入21世纪，许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父母，在他们子女的下一代出生时，仍会真诚地祝福孩子“长得白白胖胖”。
中国人瘦下去！
“我们为什么会发胖？”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个普通的疑问句，而是一句绝望的感叹。当然，它还是一本畅销书的名字。这本书在2015年5月才正式出版发行，但早在几个月前，它就已经在微信朋友圈里引起了一股热潮了，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惊世骇俗的观点：人们过去所笃信的节食、锻炼、瑜伽等减肥方法通通不管用，只不过是把脂肪压缩成体内的一颗不稳定的炸弹，不定什么时候“砰”的一声，你就胖回来了，甚至很有可能比原先更胖。减肥的不二法门是绝对、完全、坚决地断绝一切糖类食物。
这本书让很多与肥胖缠斗多年的人感到异常绝望，一位评论者甚至表示“要不要干脆放弃人生好了”。而仅仅几十年前，肥胖还是很多人的人生追求目标，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而对肥胖观念巨大转变的原因，其实相当简单，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吃饱不再是一种奢望，而脂肪也不再是富人的专享。根据保罗·弗伦奇在《富态》从1985年到2013年，中国城市男性的平均腰围已经从63.5厘米增长到76.2厘米，短短的27年间，中国男人的腰粗了20%。“中国人胖起来”的愿望看来终于达成了。
但“中国人壮起来”这个本应与“胖起来”相辅相成的愿望却没有同时实现，两者反而渐行渐远。逐渐粗大的腰围反而与病态联系在了一起。一本名为《并不幸福的“富态”》的书中，“富态”已经等同于“病态”。日益肥胖的中国并没有变得“又胖又壮”，反而却沦入了另一个“东亚病夫”的陷阱。
像一百年前的报纸一样，药品和保健品的广告再一次充斥其中，这一次，减肥的目标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健康着想。胖起来不再是强壮的表现，瘦下去才是。新世纪的中国人渴望的是瘦的身材，壮不壮都已经无所谓。
历史似乎在中国人的身体观上走了一个怪圈，最后又回到原点。但无论是胖是瘦，是壮是弱，可以确定的是，2015年的中国和1915年的中国已经不是同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