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姆登怒族文化的变迁及原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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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怒族服饰的变迁
  服饰是一个民族重要的象征符号,随现代化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民族服饰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怒族服装较简洁大方,多用横条纹装饰,花纹的变化仅体现在条纹宽窄的差异。老姆登村不产棉,仅有麻,因此最初的民族服装是用麻制成。现在市场上的怒族服装则由不同的材料构成,如棉布、灯芯绒、毛线等,色彩也更为亮丽。
  怒族传统女装为半身裙,主要由蓝色和白色组成,除正前方中间部分为间距规律变化的横条纹之外,其余全为间隔甚密的横条纹。在距裙子底部约十厘米处饰有一圈红黑相间的毛线,依照传统这一圈线并不能围满,中间部分需留空以表现生命的自由与活力。上衣为红色右衽背心,边沿为黑色,部分有简单绣花装饰。内衬白色长袖衫。相比简单大方的服装,饰品则显得稍复杂,怒族女性喜爱用各式贝壳及珠串作装饰。头饰的主要构件是红色及白色珠串,呈竖向排列,上面是一圈圆形贝壳,下面一圈为细小的镂空球状物,头饰可由额前包至头顶。其他饰品有戴在脖子上的珠串,由不同颜色组成,并坠一桃形大贝壳。另外还有一种红白相间的长珠串从肩部斜挎,以免妨碍劳作。
  传统怒族男装为斜襟长袍类,中间系一用贝壳装饰的腰带,袖口为黑色,其余部分皆是横条纹状,有些领口及底部饰有花纹。后来为了方便劳作,简化为一种类似衬衫的上衣,由白蓝相间的横条纹棉布制成,配有荷包,袖口为黑色,也有类似款式的背心。男性仅有头饰,头饰为边缘甚厚的白色帽圈,侧边有一大簇红线作装饰,自然垂下。
  与民族服装相比,怒族的挎包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这种挎包在怒语中叫“葵包儿”,与麻编织的大袋子“披迪”相区别。挎包的样式极为简单,包身呈长方形,底部两端另加两条宽布带,各绣一朵花,类似舒展开的兰花,四片花瓣左右对称,包身上部缝上一根宽背带,绣上同样的花瓣首尾相连排列。包并无复杂的图案,仅以大面积的横条纹装饰,条纹上的色彩及条纹的宽窄呈有规律的变化,色彩多是自由搭配,但最上端总是黑色。在包身下端偏中间部分会留下一块方形位置,用毛线加以点缀,横、竖线条有规律的穿插,似整齐排列的农田。背面则是在中间留出大量空白,两边的线条与正面相对应。这仅是大部分包的构造,其他大体相同,区别仅在线条的数量与装饰花纹的样式上。可根据个人情况决定包的大小,男女老少皆宜,用途广泛。去教堂用来装圣经,赶集时用来装零钱等小物品,劳作时还可用来装种子。也可视自己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背法。我所见的挎包大致可归为三类:用棉布及线手工制作的传统布包;仿传统样式用毛线编织的包;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包,上印有“怒江大峡谷”的字样,无绣花装饰,以小纽扣代替。
  服饰的演变反映出村民的审美变化以及因时代改变带来的制作材料的变化。筆者也常在村民家看见用塑料编织袋制成的简易挎包,多用来装种子或给鸡喂食。虽不及布包精美但大体一致。
  怒族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并不频繁,然而身着民族服饰的怒族人民的形象却广泛存在,如在宣传册、公交站、文化墙上皆为类似的形象。由此可见,村民能意识到民族服饰的重要性,怒族服饰也普遍被用作怒族人民的象征性符号。然而,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冲击等,怒族服饰的传承遭受着很大的挑战。
  二、民族传统歌舞的文化困境
  民族传统歌舞也是最能有效展现民族文化的方式,人们出于宗教信仰、闲暇时间对娱乐活动的需要、抒发情感的冲动等创造了歌舞。通过歌舞表演能让外界直观感受到人们的精神状态及其对生活的态度。
  怒族传统歌舞是弹(达比亚)、跳相结合的,题材涉及到生产生活,如收粮食、采茶、洗麻舞;还有很多模仿动物的,如乌鸦喝水、小鸡啄米等,这些都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偶然创作出来的。由于多是模仿性动作,并无多大难度,但其精髓在于舞蹈与达比亚的配合。达比亚是老姆登怒族人民最具代表性的乐器,当地人俗称为“琵琶”,但它和琵琶、吉他等乐器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老姆登村,仅郁伍林[1]还常练习弹奏达比亚,并时常外出表演。但村里其他人并没有学习达比亚的意愿,或是由于基督教的限制,或是因为缺乏兴趣。
  怒族传统的管弦乐器有口弦、短笛、长笛,多用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这类乐器的演奏同样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
  目前在老姆登村,学习赞美舞的村民远多于传统歌舞。笔者有幸遇到十来个基督教徒进行赞美舞的排练,并参与其中切身体验了一番。舞蹈的题材自然都是赞美耶稣的,其动作与歌曲大意相符,类似手语,如双臂向上举起拳头表示加油,竖起大拇指表示赞美主,食指指天表示上帝,同时伴随脚下的步子。其实基督教与传统文化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若是能将二者适当的融合,民族传统歌舞会更加有生命力。
  三、对文化变迁的原因分析
  1、现代化对怒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现代化所带来的影响逐渐波及到信息较闭塞的怒江州沿岸,老姆登村也不例外。种地已不仅为满足自家的温饱,更多的是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先进农业生产工具的引进提高了劳动效率,让村民有闲暇从事其他的行业,例如随旅游业发展的餐饮业等。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给村民增加了经济来源,并增进了与外界的交流。更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造成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怒族传统文化也受到很大影响。
  从前由于交通不便,村民们外出的机会很少,多数人仅因为走亲戚才到六库,如此一来给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年轻一代接触新事物的机会更多,而今网络已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在村内安装无线网、使用各种网络社交工具已很常见。走在村中,我们常能听见流行音乐,仿佛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但人们却习以为常。小客车内原有的怒族歌曲也早已被流行音乐碟片所替代,司机解释到游客更愿意听流行音乐。
  新技术的发展导致批量化的生产,人们从手工织布的繁重劳动中解脱出来,电视等视觉传播媒介让村民看见了外面的世界,颜色各异款式多样的服装极具吸引力。用适当的钱就能买到款式各样的衣服,且便于劳作,于是村民逐渐适应了由现代化带来的便利、高效、多样的生活。
  2、基督教对怒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已逐渐融入村民的生活中,并与传统文化相互影响。据村委会书记[2]介绍,老姆登村有近70%的村民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徒不能抽烟、喝酒,也不能弹奏民族乐器、跳民族舞蹈。笔者也了解到确有村民在信基督教前擅长怒族传统歌舞,后成为虔诚的教徒便不再表演。当被问及基督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有村民表示因为基督教是他们唯一的信仰,所以不再从事其他的娱乐活动;另一种解释显得更合理,赞美诗、赞美舞与民族歌舞并不冲突,教会之所以排斥民族歌舞是因为有民族歌舞的地方必然要饮酒,而喝酒会引发打架闹事等不良风气,抽烟影响环境卫生,所以才有了这些特殊的禁令。此外,基督教的传入冲击了民间信仰的地位。
  但除去上述的对立关系,基督教与怒族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诸多相互渗透的因素。教堂成为教授怒语的主要场所。教会决定在主日(每周日)教授怒语,由怒语学会指导。传统体育项目成为重大节日中的必备项目,老姆登村民在重大节日都会开展传统体育竞赛类活动及游戏,像圣诞节一类随基督教传入的节日也不例外。这些游戏种类多元,娱乐性强。若不是应用在节日中,让村民特别是儿童及青年人参与进来,可能早已不复存在。教会人员对基督教徒们的着装并无特殊要求,他们自发在每周日穿民族服装来教堂,在重要场合,如婚礼、新教堂落成典礼,村民们也会穿上民族服装。
  (注:本文基于云南民族大学暑期班调查)
  1郁伍林,老姆登村村民,怒族,40岁。为怒族民歌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办怒苏哩农家乐。
  2普云山,怒族,52岁,任老姆登村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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