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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法八名法官和一名法警相继案发，显现一条发散式的司法寻租链条
6月，吉林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工作宣传月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6月13日，检方再次通报了一批查处的案件。其中，案发于今年3月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八名法官、一名法警涉嫌受贿案，已列为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直接监督的要案。
接近专案组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今年3月中旬，吉林高法立案庭助理审判员朱果、民三庭副庭长苏迎旭（女）、助理审判员胡晓辉，因同案涉贿被检方控制。
经三人供述，吉林高法审判监督庭副庭长马媛（女）、执行局案件监督处处长刘连功及其搭档高政海、徐莹，亦同期受查。紧随其后，执行局综合处副处长高继业、法警总队副队长孟伟应声落马。
《财经》记者获知，此窝案牵涉吉林政商两界逾30人，其中引人注目的包括：本地知名富豪陈维平、吉林省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张兴波、辽源市城市信用联社主任王凯扬等。
据悉，此案最早由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调查，随着案情扩大，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成立专案组介入。至6月初，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对上述九人实施逮捕。其中苏迎旭、刘连功和孟伟还涉嫌徇私枉法，目前均押于吉林市公安局看守所。
“立、审”同谋
接近检方专案组的人士称，吉林高法立案庭助理审判员朱果案发，成为查处此番窝案的突破口。
有关部门在一份内部通报中提出：“经初步查证，朱果担任立案庭助理审判员期间，在处理一宗经济案件时收受当事一方提供的现金40万元。朱果接受其请托并帮忙运作，其中5万元转送给此案承办法官苏迎旭，苏又将其中1万元分给同案合议庭成员胡晓辉。”
在法院系统，立案庭一向被视之“窗口”。最高法于1993年提出“立、审、执”三权分立试点，各地法院均有探索。1999年8月底，全国法院立案工作座谈会在吉林省召开，会议决定“统一立案机构的职责范围，全面实施立审分立的原则”，并框定立案庭11项职责。
尽管立案庭并无直接的审判权力，但这是所有案件进入法院的第一关，且掌握着案件进展动态。“这个职能对当事人而言显然是有价值的。”吉林高法一位法官告诉记者。
受朱果牵连的苏迎旭与胡晓辉，曾长期组成民三庭的合议庭，可谓老搭档。女法官苏迎旭现年46岁，案发时，苏为民三庭副庭长，胡为助理审判员。
民三庭现有编制17人，其中包括庭长一名，副庭长一名。庭内设有三个合议庭。苏迎旭是三位审判长之一。该庭主要审理四类经济案件：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破产及其他新型商事案件。
接近检方专案组的人士透露，此次案发原由很简单：位于吉林市昌邑区哈达湾工业开发区的虹园村，与一家企业发生债务纠纷，一审败诉后，该村上诉至吉林高法，苏迎旭、胡晓辉正是此案终审合议庭主要成员。已处劣势的村委会主任冯中玉通过行贿朱果和两名主办法官，最终在终审中胜出。后招致败诉企业举报，昌邑区检察院率先介入，冯中玉行贿案发成为引发朱果、苏迎旭等相继落马的导火索。
按现行制度设计，立案权与审判权的分离，意在通过加强对审判程序的动态管理与控制，使审判工作各环节相互衔接、分权制衡。一位检方人士就此案对《财经》记者评论说，朱果、苏迎旭、胡晓辉形成同谋，意味着重又回到“立、审不分”的老路。
“苏迎旭进去不久，供出了马媛。”消息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同为女法官的马媛，在吉林司法界的名声远比苏迎旭响亮。年已不惑的马媛，早年曾任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法院副院长，2003年调任吉林高法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马媛所在的审监庭，素有“小法院”之称，主要负责审查、纠正各种被认为裁判不当的再审案件，故审监庭法官亦被称为“监督法官的法官”。正是由于拥有这一特殊“监督权”，马媛的同事曾听她如此自夸：“在吉林省，案子到我这里就是最后一站了。”
接近检方人士称，初查显示，苏迎旭和马媛间通过介绍“关系”牟利，涉贿金额达20万元。专案组在搜查马家时，曾发现大量现金。马媛案发时，其当律师的丈夫孙玉杰亦被要求协助调查。孙玉杰系辽源人，于2000年创建了吉源律师事务所，设址于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街55号。2003年马媛调任吉林高法时，孙玉杰亦随妻迁往省城长春。
“执、审”不分
长春市景阳广场东南侧，并行排列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检察院，两栋办公楼背后的绿园区正阳街，排列着统一规格的机关宿舍。
消息人士称，今年3月，就在两院“一把手”赴京参加“两会”期间，吉林高法上述四名人员朱果、苏迎旭、胡晓辉、马媛相继被检方控制。
随后，检方顺藤摸瓜，进一步牵出执行局案件监督处处长刘连功及其搭档高政海、徐莹，以及执行局综合处副处长高继业、法警总队副队长孟伟。在搜查刘连功的家时，发现大量现金及股票若干。
刘连功家位于正阳街28号2号楼3单元，如今已人去屋空。记者在他家的铁门上看到贴着一张电费续存通知，上面注明“2007年3月6日至5月7日所欠电费”。
据介绍，刘连功案发后，自称通过当地有名的富豪陈维平“购买了一批原始股”，获利30余万元人民币。
此案大致原委是，陈维平所控制的公司早在1992年通过吉林信托获得2000万元委托贷款，逾期未还。后来债权人以该资金为存款而非委托贷款之名状告吉林信托，并将陈氏公司一同列为被告。此案经长春中院和吉林高法两次审判，结果都是两被告败诉。
经多次执行未果，2005年，吉林高法通过审判监督撤销两次审判结果，要求再审，案件至今仍在审理中。
接近专案组人士称，在本案中，刘连功为主执法官，高政海、徐莹各任助执法官和审查员。正是马媛、刘连功各施其手，“或帮助陈维平翻案，或败诉后借‘难执行’使陈维平达到拖账赖账目的”。
吉林高法法警总队副队长孟伟亦因此被卷入其中。司法警察的职责中有一项即是“配合有关案件的执行工作”。接近检方专案组的人士介绍，孟伟案发后还交代了他的另一案底：在帮助珲春市信用社某职员“了结”一起官司时，孟伟从中间人获得25万元，自留15万元，另送给执行局综合处副处长高继业10万元。高继业亦因此涉案。
高继业，男，1964年2月出生，与苏迎旭、胡晓辉同为校友。2002年6月，高又获吉林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至2006年7月已是吉林高法审判员。
“执行难”向来是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参与此案侦查的一位检察官事后感慨，“执行难”除外部执法环境复杂等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法院内部“执行乱”造成的，其症结在于案件执行中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
此次吉林高院窝案，涉案的法官涵盖立案、民事审判、审判监督和执行四个环节。早于2000年，吉林高法即已推行“立、审、执”三权分离的审判流程管理模式。然而，依此运作不过七年，窝案的发生警示这一内控机制的失效。
6月11日，吉林高法办公室回复《财经》记者：“这起窝案教训深刻，目前我们除与检方积极配合并反复沟通，还在全省法院系统开展了整治与排查工作。”
6月，吉林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工作宣传月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6月13日，检方再次通报了一批查处的案件。其中，案发于今年3月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八名法官、一名法警涉嫌受贿案，已列为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直接监督的要案。
接近专案组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今年3月中旬，吉林高法立案庭助理审判员朱果、民三庭副庭长苏迎旭（女）、助理审判员胡晓辉，因同案涉贿被检方控制。
经三人供述，吉林高法审判监督庭副庭长马媛（女）、执行局案件监督处处长刘连功及其搭档高政海、徐莹，亦同期受查。紧随其后，执行局综合处副处长高继业、法警总队副队长孟伟应声落马。
《财经》记者获知，此窝案牵涉吉林政商两界逾30人，其中引人注目的包括：本地知名富豪陈维平、吉林省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张兴波、辽源市城市信用联社主任王凯扬等。
据悉，此案最早由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调查，随着案情扩大，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成立专案组介入。至6月初，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对上述九人实施逮捕。其中苏迎旭、刘连功和孟伟还涉嫌徇私枉法，目前均押于吉林市公安局看守所。
“立、审”同谋
接近检方专案组的人士称，吉林高法立案庭助理审判员朱果案发，成为查处此番窝案的突破口。
有关部门在一份内部通报中提出：“经初步查证，朱果担任立案庭助理审判员期间，在处理一宗经济案件时收受当事一方提供的现金40万元。朱果接受其请托并帮忙运作，其中5万元转送给此案承办法官苏迎旭，苏又将其中1万元分给同案合议庭成员胡晓辉。”
在法院系统，立案庭一向被视之“窗口”。最高法于1993年提出“立、审、执”三权分立试点，各地法院均有探索。1999年8月底，全国法院立案工作座谈会在吉林省召开，会议决定“统一立案机构的职责范围，全面实施立审分立的原则”，并框定立案庭11项职责。
尽管立案庭并无直接的审判权力，但这是所有案件进入法院的第一关，且掌握着案件进展动态。“这个职能对当事人而言显然是有价值的。”吉林高法一位法官告诉记者。
受朱果牵连的苏迎旭与胡晓辉，曾长期组成民三庭的合议庭，可谓老搭档。女法官苏迎旭现年46岁，案发时，苏为民三庭副庭长，胡为助理审判员。
民三庭现有编制17人，其中包括庭长一名，副庭长一名。庭内设有三个合议庭。苏迎旭是三位审判长之一。该庭主要审理四类经济案件：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破产及其他新型商事案件。
接近检方专案组的人士透露，此次案发原由很简单：位于吉林市昌邑区哈达湾工业开发区的虹园村，与一家企业发生债务纠纷，一审败诉后，该村上诉至吉林高法，苏迎旭、胡晓辉正是此案终审合议庭主要成员。已处劣势的村委会主任冯中玉通过行贿朱果和两名主办法官，最终在终审中胜出。后招致败诉企业举报，昌邑区检察院率先介入，冯中玉行贿案发成为引发朱果、苏迎旭等相继落马的导火索。
按现行制度设计，立案权与审判权的分离，意在通过加强对审判程序的动态管理与控制，使审判工作各环节相互衔接、分权制衡。一位检方人士就此案对《财经》记者评论说，朱果、苏迎旭、胡晓辉形成同谋，意味着重又回到“立、审不分”的老路。
“苏迎旭进去不久，供出了马媛。”消息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同为女法官的马媛，在吉林司法界的名声远比苏迎旭响亮。年已不惑的马媛，早年曾任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法院副院长，2003年调任吉林高法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马媛所在的审监庭，素有“小法院”之称，主要负责审查、纠正各种被认为裁判不当的再审案件，故审监庭法官亦被称为“监督法官的法官”。正是由于拥有这一特殊“监督权”，马媛的同事曾听她如此自夸：“在吉林省，案子到我这里就是最后一站了。”
接近检方人士称，初查显示，苏迎旭和马媛间通过介绍“关系”牟利，涉贿金额达20万元。专案组在搜查马家时，曾发现大量现金。马媛案发时，其当律师的丈夫孙玉杰亦被要求协助调查。孙玉杰系辽源人，于2000年创建了吉源律师事务所，设址于辽源市龙山区西宁大街55号。2003年马媛调任吉林高法时，孙玉杰亦随妻迁往省城长春。
“执、审”不分
长春市景阳广场东南侧，并行排列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检察院，两栋办公楼背后的绿园区正阳街，排列着统一规格的机关宿舍。
消息人士称，今年3月，就在两院“一把手”赴京参加“两会”期间，吉林高法上述四名人员朱果、苏迎旭、胡晓辉、马媛相继被检方控制。
随后，检方顺藤摸瓜，进一步牵出执行局案件监督处处长刘连功及其搭档高政海、徐莹，以及执行局综合处副处长高继业、法警总队副队长孟伟。在搜查刘连功的家时，发现大量现金及股票若干。
刘连功家位于正阳街28号2号楼3单元，如今已人去屋空。记者在他家的铁门上看到贴着一张电费续存通知，上面注明“2007年3月6日至5月7日所欠电费”。
据介绍，刘连功案发后，自称通过当地有名的富豪陈维平“购买了一批原始股”，获利30余万元人民币。
此案大致原委是，陈维平所控制的公司早在1992年通过吉林信托获得2000万元委托贷款，逾期未还。后来债权人以该资金为存款而非委托贷款之名状告吉林信托，并将陈氏公司一同列为被告。此案经长春中院和吉林高法两次审判，结果都是两被告败诉。
经多次执行未果，2005年，吉林高法通过审判监督撤销两次审判结果，要求再审，案件至今仍在审理中。
接近专案组人士称，在本案中，刘连功为主执法官，高政海、徐莹各任助执法官和审查员。正是马媛、刘连功各施其手，“或帮助陈维平翻案，或败诉后借‘难执行’使陈维平达到拖账赖账目的”。
吉林高法法警总队副队长孟伟亦因此被卷入其中。司法警察的职责中有一项即是“配合有关案件的执行工作”。接近检方专案组的人士介绍，孟伟案发后还交代了他的另一案底：在帮助珲春市信用社某职员“了结”一起官司时，孟伟从中间人获得25万元，自留15万元，另送给执行局综合处副处长高继业10万元。高继业亦因此涉案。
高继业，男，1964年2月出生，与苏迎旭、胡晓辉同为校友。2002年6月，高又获吉林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至2006年7月已是吉林高法审判员。
“执行难”向来是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参与此案侦查的一位检察官事后感慨，“执行难”除外部执法环境复杂等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法院内部“执行乱”造成的，其症结在于案件执行中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
此次吉林高院窝案，涉案的法官涵盖立案、民事审判、审判监督和执行四个环节。早于2000年，吉林高法即已推行“立、审、执”三权分离的审判流程管理模式。然而，依此运作不过七年，窝案的发生警示这一内控机制的失效。
6月11日，吉林高法办公室回复《财经》记者：“这起窝案教训深刻，目前我们除与检方积极配合并反复沟通，还在全省法院系统开展了整治与排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