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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先生,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位学科祖师,竟被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在美国,任何一个人要了解中国,都不能绕开他的著作;在美国,他一个人几乎开启了整个中国研究学界的局面。尤其是提到中美两国之文化交流,他的贡献则有奠基之功,他是John KingFairbank,中文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费正清。
中国之旅开创学术新天地
1904年,费正清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在此地做律师。对费正清影响很大的母亲终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是社会上的活跃人物。费正清从小接受的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美国式教育,他有宗教背景,奠定他纯真善良的心灵;学识渊博的父母,为他的学术生涯做了最早的启蒙;而父母的职业,又不仅让他有份象牙塔里求真的志向,还在他心中播种了奉献社会、回馈大众的萌芽。
费正清大学时代成绩优秀,先后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并在1929年获罗兹奖学金,得以漂洋过海到他梦想中的学府英国牛津大学进一步求学。在1931年,他为博士论文,毅然决定赶赴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在中国他主要的精力放在考察海关贸易,不过也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更幸运的是他结识了一批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其中就有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先生、中国历史专家蒋廷黻先生以及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
来到中国的第二年,他与未婚妻美国人费慰梅(Wilma Denio Cannon)结婚。费慰梅的专业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也正是这个因缘,夫妇二人和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成良友,同时两个人的中文名字,也都是梁思成所取。如果说儿时的家庭教育,注定了费正清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的双重身份,那么当他学术落脚在中国,当他婚姻开始在中国,或许就注定了他这一生与中国的因缘再也难以分开。
社会活动暖阳风雨集一身
费正清在1935年离开中国后,随之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执教东亚文明课程,学以致用。由于他杰出的学术才能和丰富的中国知识,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工作。随后在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重新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中华大地。之后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这段时间,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再度来华。
在这段时间内,他深刻感受着令人痛心的中国现状,并为美国对华政策积极地给出他本人的建议。他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尤其是对百姓生计的漠然令他无言以对。他又以学者身份,真切地认识到,当时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正在与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进行着一场坚决而又不公平的较量。一方有财政金融为后盾,教授一方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开始将积存的书籍衣物变卖。尤其是当他知道了闻一多先生被杀害时,极为愤慨,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刺杀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导致了戴笠的军统和CC
派用武力压服异己,以及消灭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的努力的不断升级。这种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
这时费正清一手帮助援助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很多学者在当时都得到过费正清的资助;一手不断强调并警告美国政府不要与国民党政权完全搅在一起。让他痛心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变成了国民党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正是由于这些观念,在费正清返回美国后,成为冷战思潮的批判对象,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联邦调查局也展开了对他长时间的调查。尽管如此,费正清依然默默地在美国开启中国研究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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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开创学术新格局
中国研究在美国得以大行其道,与费正清先生弘扬学术的公心密不可分。正是他开始在美国呼吁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也正是他在1955年成功说服哈佛大学,在美国成立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其后美国其他几个中国研究中心,也正是在费正清的支持下,由他的学生创建。他还积极的用课堂教学、小班讨论等方式大力培养研究中国的人才。凡是一切与中国有关的学者和专业,他都大力支持,如哈佛法学院的东亚法律中心,哈佛经济系的中国经济讲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费正清,都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
在费正清先生如斯成就的背后,有着他高尚勇敢的心灵。深爱祖国而又不抵御其他民族文化,研究中国还能将之在美国发扬光大,这种开放而笃实的光明心境,不因时局而狭隘,不因时代而偏颇。
1991年9月14日,一代宗师费正清先生因心脏病发逝世。他去世时哈佛校长鲁德斯坦郑重致辞:“哈佛失去了一位巨人。”
(摘自《东方养生》2012.3期)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