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著名先哲老子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智,是自我之智。明,是心灵之明。“知人者”,知于外;“自知者”,明于道。智者,知人不知己,知外不知内;明者,知己知人,内外皆明。智是显意识,形成于后天,来源于外部世界,是对表面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具有局限性和主观片面性;明,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具有无限性和客观全面性。欲求真知灼见,必返求于道。只有自知之人,才是真正的觉悟者。
我们多的是智者,少的是明者。尤其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莫不如此。国门洞开之后,西方文化、哲学各种思潮犹似乱花,直欲迷人眼。国人或自弃于传统,或疏离于传统,全部怀抱都慷慨付诸西学。唯其知人不知己、知外不知内,在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中,话语霸权从来未离西人之手。正如老子所言,人生当自知、自胜、自强。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天地之志,并与世长存。我们欲求中西文化的平等及有效对话,欲求自身文化的发展与光大,唯有明道一途,知彼且知己。
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是一个历久弥新、繁复玄奥的符号系统,有其独特而潜隐的文化视点,有其自身内在而深刻的要旨与精髓。如欲登堂入室、探骊得珠,既须有潜心问学之念,又须得精妙法门而入。在治中国思想文化与中国精神方面,既有钱穆和陈寅恪先生的鸿篇巨制,又有牟宗三、唐君毅先生的高頭讲章,还有冯友兰、李再复先生的浅显易懂。非经深度专业训练的人无法适应前述四人的著作,后两者的著作又有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哲学深度肤浅化和常识化之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钱新祖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讲义》在力破上述著作弊端的同时,既具学术分量,又能成为通识教育的范本,尤其另具引人入胜的显著优势。他的二十五讲不同于一般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纲举目张、条例分明,以资料为取向、以固定问题作为架构,却是直接进入哲思或问题来讨论与分析。这是钱先生作为有思想的学者的最大优势。同时,钱先生毫不吝啬自己学问功力之强劲,又将自己的著述置于开放状态,采取中西文化对话的方式自由出入于中西思想之间,让思想底蕴与堂奥“图穷匕见”。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张亨先生说,《中国思想史讲义》有具体到达路径,有细节之美,又有独到见解。它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引导读者不拘泥于知道各家各派多少思想,而应在探讨中学会发现问题和做进一步的哲学思考。想必这也是它作为学术书一再畅销的理由了。
我相信,钱新祖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讲义》(东方出版中心)会成就一批又一批明者,会澄清更多的“成见”,会让更多国人明白自己精神生活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
我们多的是智者,少的是明者。尤其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莫不如此。国门洞开之后,西方文化、哲学各种思潮犹似乱花,直欲迷人眼。国人或自弃于传统,或疏离于传统,全部怀抱都慷慨付诸西学。唯其知人不知己、知外不知内,在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中,话语霸权从来未离西人之手。正如老子所言,人生当自知、自胜、自强。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天地之志,并与世长存。我们欲求中西文化的平等及有效对话,欲求自身文化的发展与光大,唯有明道一途,知彼且知己。
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是一个历久弥新、繁复玄奥的符号系统,有其独特而潜隐的文化视点,有其自身内在而深刻的要旨与精髓。如欲登堂入室、探骊得珠,既须有潜心问学之念,又须得精妙法门而入。在治中国思想文化与中国精神方面,既有钱穆和陈寅恪先生的鸿篇巨制,又有牟宗三、唐君毅先生的高頭讲章,还有冯友兰、李再复先生的浅显易懂。非经深度专业训练的人无法适应前述四人的著作,后两者的著作又有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哲学深度肤浅化和常识化之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钱新祖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讲义》在力破上述著作弊端的同时,既具学术分量,又能成为通识教育的范本,尤其另具引人入胜的显著优势。他的二十五讲不同于一般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纲举目张、条例分明,以资料为取向、以固定问题作为架构,却是直接进入哲思或问题来讨论与分析。这是钱先生作为有思想的学者的最大优势。同时,钱先生毫不吝啬自己学问功力之强劲,又将自己的著述置于开放状态,采取中西文化对话的方式自由出入于中西思想之间,让思想底蕴与堂奥“图穷匕见”。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张亨先生说,《中国思想史讲义》有具体到达路径,有细节之美,又有独到见解。它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引导读者不拘泥于知道各家各派多少思想,而应在探讨中学会发现问题和做进一步的哲学思考。想必这也是它作为学术书一再畅销的理由了。
我相信,钱新祖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讲义》(东方出版中心)会成就一批又一批明者,会澄清更多的“成见”,会让更多国人明白自己精神生活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