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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使普通的个人与恢弘的机构拥有平等的地位，处于特权的中心被解构。技术的不断演进让原本小众的民谣音乐成为大众文化，也让普通个体参与创作、传播，但是音乐本身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技术带来的民主性和音乐的专业性之间的矛盾是当下面临的议题。本文将主要从媒介技术视角出发，从大众传播、分众传播和当下的新媒体环境，来梳理“新民谣”大热这一文化现象。
【关键词】媒介技术;新媒体;大陆新民谣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05.084
大陆新民谣这一概念是由盲人歌手周云蓬提出，产生于2000年以后的一种更加先锋、独立、实验的民谣概念。在新民谣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爆发，第一次爆发在2007年到2010年，主要以万晓利、李志为代表。第二次爆发则始于2013年，《南山南》《董小姐》等新民谣歌曲的走红使马頔、宋冬野等代表的新民谣歌手进入公众视野，新民谣歌曲名噪一时。要诉诸原因，新民谣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社会上的敏感角落，更触及生活在当代中国城市中的人的感觉结构，这种反思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批判精神是引起普通人情感共鸣的主要因素。同时，第二次爆发阶段中新媒体与移动终端的蓬勃发展，似乎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就基于媒介技术视角，从创作者、渠道、受众三个层面来对此作一个浅层的分析。
1. 冲破桎梏：传统流行音乐人迈向独立音乐人
1.1 音乐生产模式及门槛的简化与降低
在传统唱片工业中，音乐生产环节复杂，制作成本较高。有限的货架空间与较高的生产门槛，使小众音乐很难持有与商业流行音乐平等的出版发行资格，尤其是新民谣平民化、质朴的音乐风格并不讨喜，更容易成为庞大音乐体系中的牺牲品。在互联网时代的音乐生产，随着计算机数字运算速度的不断提升和多媒体功能、存储硬件的不断升级，传统音乐生产程序蜕变为由音乐人自己录制作品，独立后期编辑，个人推行宣传，投入产出也均自负盈亏。新民谣创作者群体在这样的独立趋势下如鱼得水，我们所熟知的许多民谣歌手就完全是自己创作歌曲，在网络中以平民身份发布作品小样然后一曲成名。
1.2 自媒体赋权音乐人培养粉丝群体
新媒介环境还生发出了一批靠自媒体运营而进行音乐创作的独立音乐人。传统音乐工业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仅拣选了一批拥有特权的文化精英，许多没有背景的原创歌手只能在大浪淘沙中被埋没。自媒体技术赋予了每位音乐创作个体无可比拟的文化权力与极为灵活自由的表达空间，网络自媒体中的个人账户或电子音乐播放平台给予他们自由推广的权力与能力。李志是最早的音乐个体户之一，在豆瓣社区、网易云、虾米等多个社区或平台上积攒了大量粉丝。而像陈粒、程璧等新生代新民谣歌手，也纷纷放弃了与各大唱片公司和传媒公司签约的机会，在自媒体平台上玩转得风生水起，其往往拥有数量众多且活跃度极高的粉丝受众，大有与许多当红流行歌手匹敌之势。
2. 多元发端：技术助推渠道分流
2.1 傳统媒体节目扩大受众覆盖面
毋庸置疑，传播需要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助力。郭静舒教授在《论通俗音乐的视觉化与可设计化》一文中认为“文化具有视觉化的趋向，音乐视觉化是整个视觉化的一部分”，而电影电视媒介正实现了音乐视觉化的需求。在新民谣的走红过程中，电视媒介中的影视剧、音乐选秀栏目，电影媒介的众多作品都发挥了极强的催化效果。《董小姐》因左立在选秀节目《快乐男声》演唱而被人熟知;赵雷在《我是歌手》中演唱其创作的《成都》，使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也让赵雷事业再攀高峰。影视剧《旋风十一人》中，新民谣乐队旅行团献唱插曲《奔跑在孤傲的路上》也成功让小众民谣变得热血而为大众所接受，而韩寒在其电影《后会无期》中插入了万晓利的《女儿情》，使这首发表于六年前的单曲风靡全国。
2.2 线上音乐平台百家争鸣
谈及音乐，在当下这个移动智能终端为王的时代，我们最不能忽视的可能就是各大音乐类APP。据艾媒咨询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我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规模达4.4亿，用手机欣赏音乐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手机音乐APP在逐步完善搜索、下载、播放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听歌识曲、音效设置等个性化服务也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QQ音乐的“边听边玩”功能使受众能够边听边互动，网易云音乐的绝佳用户体验和差异化呈现引导都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粘性，而在差异化呈现引导上则将精准算法推荐发挥到了极致。网易云音乐作为民谣人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之初就让一大批民谣歌手入驻平台，发歌与粉丝积极互动积攒了强大人气，陈鸿宇、谢春花、花粥等一大批新民谣歌手都是从云村走向全网。
2.3 社交媒体平台打造音乐盛宴
除了传统媒体与专业化的音乐平台，在强大的移动终端技术下，令无数年轻人竞折腰的三大APP即微信、抖音、微博也在流行音乐的传播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微信与众多音乐APP之间的互联分享功能使得受众能随时随地将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私人用户或是整个朋友圈，无数次二级传播有时甚至能演变出一种“病毒式营销”的效果。隔壁老樊在歌手现场的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在当晚就席卷了整个朋友圈。而抖音作为一款音乐短视频APP利用音乐与网红短视频的联合创作，也成为音乐界的李佳琦——最强带货王。《春风十里》、《纸短情长》、《往后余生》等新民谣以平民化、质朴的歌词和简单上口的曲调被许多抖音创作者们反复运用来作为短视频背景音乐，经由抖音的重复性大面积传播成为了人人会唱的年度金曲。 3. 角色交叠：大众话语权力的主流化跃升
3.1 作为公众的受众：底层叙事与“小我情怀”成为焦点
媒介技术的发达赋予网络传播低成本、低门槛的优势，粉碎了文化精英对音乐生产的垄断，横亘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特权已被消弭，音乐文化也就开始涉及最为广泛的生产主体，话语权力由文化精英下移到民间大众手中。这种权力的下移，被悉数显现为音乐生产主体自身文化身份的草根性与音乐创作文本的平民化。携带着民间元素与底层叙事，沉迷于吟唱城市小人物，抒发“小我”情怀的新民谣音乐，正是在这种“大众追求描写自己的歌”的文化气息中应运而生，并理所当然地受到三代中青少年人的热烈追捧。赵雷的歌曲《理想》中用“一个人的公交车”、“霓虹的北京”等文本构建了一个关于理想颓败又不甘的语境，完美迎合了广大受众。
3.2 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由普通受众向粉丝转换的成本低廉
媒介技术在帮助受众实现话语权力跃升的同时，也使受众作为音乐市场消费者的角色得到了极大地强化。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大音乐APP不再只是单纯的音乐播放器，它们本身就已成为音乐市场上的广告牌，伴随着即时付费的链接，随时随地为受众创造着音乐消费情景。以网易云音乐为例，点进首页，上方就是歌手们的新专辑放送吸引受众购买，每日推荐里的付费歌曲，黑胶唱片音质选择，最终目的无不是让用户付费成为云村会员。在许多歌曲评论页面上端网易云又适时向用户提供该歌手最新演出信息及购票链接，在新民谣音乐圈尤为明显，作为非传统流行歌手，他们演出频率高、遍布各个城市且票价便宜。这些消费语境的频繁出现更强化了受众的消费者身份认同。在这样一个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从歌手的粉丝受众转化为音乐的消费者变成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触屏动作。
3.3 作为群体的受众：社交互动便利性加速音乐狂欢
互联网时代，众多音乐APP都摈弃了单一音乐播放器的思路，以音乐与社交相融合为立意，以歌单、评论、UGC为方向，引领受众自我驱动自主传播。高度的社交便利性将音乐播放与娱乐、趣味及新闻信息相关联。客户端的视频模块、朋友模块，都有社交软件一般的评论、点赞功能，几乎可以视作加载在音乐平台上的社交软件。在自由言论和理性表达的“平衡”之下，很多受众出于对入驻音乐人或平台的情感，更乐意投身到平台当中去分享音乐带来的喜悦或感悟。另一方面，受众通过平台上传视频、音乐、文字等内容，在生成社交网络、表达自我的同时，被收藏点赞评论都意味着共鸣和被认可。当很多受众面对评论产生“我并不是一个人”的想法时，进而就会生成围绕某首音乐诞生的情感共同体。新民谣音乐就在这样的社交背景下以其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城市生活的故事与家乡的离愁别绪的艺术魅力俘获了以青年为主体的现代亚文化族群。
4. 反思与展望
在“新民谣热”现象研究中，媒介技术的确是使得这种音乐类型得以发光发热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度发达的媒介技术协同优越的经济政治文明共同促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让朴素平实又充满个人色彩的音乐飘进了普通人的耳朵里。媒介技术在极大地促進新民谣流行化大众化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带来了两大问题：版权问题和无意义低俗化。便利的媒介接触和使用给新民谣创作者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性，但同时也助长了抄袭、解构、挪用之风，版权意识岌岌可危。而无意义低俗化问题则更加受到广泛诟病，被蒙上了只一味咏叹“青春”、“姑娘”、“性”与“远方”，而全无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性的指责。新民谣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流行趋势，但其最为宝贵的社会知觉与文化反思能力却被消磨殆尽。
参考文献：
[1]郑月.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的前世今生[J].艺术科技，2015，28（12）：118+68+70.
[2]韩梦薇.浅谈媒介技术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影响[J].新闻世界，2014（04）：302-304.
[3]王文琪.中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研究[D].辽宁大学，2019.
[4]廉明静.大陆新民谣的文化传播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
[5]刘琴.媒介技术变革下的流行音乐传播[D].南京大学，2016.
【关键词】媒介技术;新媒体;大陆新民谣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05.084
大陆新民谣这一概念是由盲人歌手周云蓬提出，产生于2000年以后的一种更加先锋、独立、实验的民谣概念。在新民谣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爆发，第一次爆发在2007年到2010年，主要以万晓利、李志为代表。第二次爆发则始于2013年，《南山南》《董小姐》等新民谣歌曲的走红使马頔、宋冬野等代表的新民谣歌手进入公众视野，新民谣歌曲名噪一时。要诉诸原因，新民谣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社会上的敏感角落，更触及生活在当代中国城市中的人的感觉结构，这种反思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批判精神是引起普通人情感共鸣的主要因素。同时，第二次爆发阶段中新媒体与移动终端的蓬勃发展，似乎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就基于媒介技术视角，从创作者、渠道、受众三个层面来对此作一个浅层的分析。
1. 冲破桎梏：传统流行音乐人迈向独立音乐人
1.1 音乐生产模式及门槛的简化与降低
在传统唱片工业中，音乐生产环节复杂，制作成本较高。有限的货架空间与较高的生产门槛，使小众音乐很难持有与商业流行音乐平等的出版发行资格，尤其是新民谣平民化、质朴的音乐风格并不讨喜，更容易成为庞大音乐体系中的牺牲品。在互联网时代的音乐生产，随着计算机数字运算速度的不断提升和多媒体功能、存储硬件的不断升级，传统音乐生产程序蜕变为由音乐人自己录制作品，独立后期编辑，个人推行宣传，投入产出也均自负盈亏。新民谣创作者群体在这样的独立趋势下如鱼得水，我们所熟知的许多民谣歌手就完全是自己创作歌曲，在网络中以平民身份发布作品小样然后一曲成名。
1.2 自媒体赋权音乐人培养粉丝群体
新媒介环境还生发出了一批靠自媒体运营而进行音乐创作的独立音乐人。传统音乐工业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仅拣选了一批拥有特权的文化精英，许多没有背景的原创歌手只能在大浪淘沙中被埋没。自媒体技术赋予了每位音乐创作个体无可比拟的文化权力与极为灵活自由的表达空间，网络自媒体中的个人账户或电子音乐播放平台给予他们自由推广的权力与能力。李志是最早的音乐个体户之一，在豆瓣社区、网易云、虾米等多个社区或平台上积攒了大量粉丝。而像陈粒、程璧等新生代新民谣歌手，也纷纷放弃了与各大唱片公司和传媒公司签约的机会，在自媒体平台上玩转得风生水起，其往往拥有数量众多且活跃度极高的粉丝受众，大有与许多当红流行歌手匹敌之势。
2. 多元发端：技术助推渠道分流
2.1 傳统媒体节目扩大受众覆盖面
毋庸置疑，传播需要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助力。郭静舒教授在《论通俗音乐的视觉化与可设计化》一文中认为“文化具有视觉化的趋向，音乐视觉化是整个视觉化的一部分”，而电影电视媒介正实现了音乐视觉化的需求。在新民谣的走红过程中，电视媒介中的影视剧、音乐选秀栏目，电影媒介的众多作品都发挥了极强的催化效果。《董小姐》因左立在选秀节目《快乐男声》演唱而被人熟知;赵雷在《我是歌手》中演唱其创作的《成都》，使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也让赵雷事业再攀高峰。影视剧《旋风十一人》中，新民谣乐队旅行团献唱插曲《奔跑在孤傲的路上》也成功让小众民谣变得热血而为大众所接受，而韩寒在其电影《后会无期》中插入了万晓利的《女儿情》，使这首发表于六年前的单曲风靡全国。
2.2 线上音乐平台百家争鸣
谈及音乐，在当下这个移动智能终端为王的时代，我们最不能忽视的可能就是各大音乐类APP。据艾媒咨询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我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规模达4.4亿，用手机欣赏音乐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手机音乐APP在逐步完善搜索、下载、播放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听歌识曲、音效设置等个性化服务也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QQ音乐的“边听边玩”功能使受众能够边听边互动，网易云音乐的绝佳用户体验和差异化呈现引导都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粘性，而在差异化呈现引导上则将精准算法推荐发挥到了极致。网易云音乐作为民谣人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之初就让一大批民谣歌手入驻平台，发歌与粉丝积极互动积攒了强大人气，陈鸿宇、谢春花、花粥等一大批新民谣歌手都是从云村走向全网。
2.3 社交媒体平台打造音乐盛宴
除了传统媒体与专业化的音乐平台，在强大的移动终端技术下，令无数年轻人竞折腰的三大APP即微信、抖音、微博也在流行音乐的传播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微信与众多音乐APP之间的互联分享功能使得受众能随时随地将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私人用户或是整个朋友圈，无数次二级传播有时甚至能演变出一种“病毒式营销”的效果。隔壁老樊在歌手现场的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在当晚就席卷了整个朋友圈。而抖音作为一款音乐短视频APP利用音乐与网红短视频的联合创作，也成为音乐界的李佳琦——最强带货王。《春风十里》、《纸短情长》、《往后余生》等新民谣以平民化、质朴的歌词和简单上口的曲调被许多抖音创作者们反复运用来作为短视频背景音乐，经由抖音的重复性大面积传播成为了人人会唱的年度金曲。 3. 角色交叠：大众话语权力的主流化跃升
3.1 作为公众的受众：底层叙事与“小我情怀”成为焦点
媒介技术的发达赋予网络传播低成本、低门槛的优势，粉碎了文化精英对音乐生产的垄断，横亘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特权已被消弭，音乐文化也就开始涉及最为广泛的生产主体，话语权力由文化精英下移到民间大众手中。这种权力的下移，被悉数显现为音乐生产主体自身文化身份的草根性与音乐创作文本的平民化。携带着民间元素与底层叙事，沉迷于吟唱城市小人物，抒发“小我”情怀的新民谣音乐，正是在这种“大众追求描写自己的歌”的文化气息中应运而生，并理所当然地受到三代中青少年人的热烈追捧。赵雷的歌曲《理想》中用“一个人的公交车”、“霓虹的北京”等文本构建了一个关于理想颓败又不甘的语境，完美迎合了广大受众。
3.2 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由普通受众向粉丝转换的成本低廉
媒介技术在帮助受众实现话语权力跃升的同时，也使受众作为音乐市场消费者的角色得到了极大地强化。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大音乐APP不再只是单纯的音乐播放器，它们本身就已成为音乐市场上的广告牌，伴随着即时付费的链接，随时随地为受众创造着音乐消费情景。以网易云音乐为例，点进首页，上方就是歌手们的新专辑放送吸引受众购买，每日推荐里的付费歌曲，黑胶唱片音质选择，最终目的无不是让用户付费成为云村会员。在许多歌曲评论页面上端网易云又适时向用户提供该歌手最新演出信息及购票链接，在新民谣音乐圈尤为明显，作为非传统流行歌手，他们演出频率高、遍布各个城市且票价便宜。这些消费语境的频繁出现更强化了受众的消费者身份认同。在这样一个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从歌手的粉丝受众转化为音乐的消费者变成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触屏动作。
3.3 作为群体的受众：社交互动便利性加速音乐狂欢
互联网时代，众多音乐APP都摈弃了单一音乐播放器的思路，以音乐与社交相融合为立意，以歌单、评论、UGC为方向，引领受众自我驱动自主传播。高度的社交便利性将音乐播放与娱乐、趣味及新闻信息相关联。客户端的视频模块、朋友模块，都有社交软件一般的评论、点赞功能，几乎可以视作加载在音乐平台上的社交软件。在自由言论和理性表达的“平衡”之下，很多受众出于对入驻音乐人或平台的情感，更乐意投身到平台当中去分享音乐带来的喜悦或感悟。另一方面，受众通过平台上传视频、音乐、文字等内容，在生成社交网络、表达自我的同时，被收藏点赞评论都意味着共鸣和被认可。当很多受众面对评论产生“我并不是一个人”的想法时，进而就会生成围绕某首音乐诞生的情感共同体。新民谣音乐就在这样的社交背景下以其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城市生活的故事与家乡的离愁别绪的艺术魅力俘获了以青年为主体的现代亚文化族群。
4. 反思与展望
在“新民谣热”现象研究中，媒介技术的确是使得这种音乐类型得以发光发热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度发达的媒介技术协同优越的经济政治文明共同促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让朴素平实又充满个人色彩的音乐飘进了普通人的耳朵里。媒介技术在极大地促進新民谣流行化大众化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带来了两大问题：版权问题和无意义低俗化。便利的媒介接触和使用给新民谣创作者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性，但同时也助长了抄袭、解构、挪用之风，版权意识岌岌可危。而无意义低俗化问题则更加受到广泛诟病，被蒙上了只一味咏叹“青春”、“姑娘”、“性”与“远方”，而全无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性的指责。新民谣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流行趋势，但其最为宝贵的社会知觉与文化反思能力却被消磨殆尽。
参考文献：
[1]郑月.中国大陆新民谣音乐的前世今生[J].艺术科技，2015，28（12）：118+68+70.
[2]韩梦薇.浅谈媒介技术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影响[J].新闻世界，2014（04）：302-304.
[3]王文琪.中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研究[D].辽宁大学，2019.
[4]廉明静.大陆新民谣的文化传播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
[5]刘琴.媒介技术变革下的流行音乐传播[D].南京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