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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人，在我看来是很痛苦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鲁迅为文，在我看来更加痛苦——一种鲁迅特有的痛苦。它是“孤独”、“无奈”和“失落”的混合，并充满悖论。
于是鲁迅说：“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影的告别》）
一.《孤独者》：“受伤的狼”
鲁迅曾经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①
就我个人而言，鲁迅的小说中，我最喜欢《孤独者》②。原因之一，我觉得它表达了一种灵魂深处的孤独、寂寞乃至绝望，且与鲁迅独特的人格精神气质非常契合。当年鲁迅与胡风谈到《孤独者》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③
鲁迅就是一个孤独者，并把孤独上升为人生的处境或普遍生存状态：“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再不会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
鲁迅的《孤独者》，写的就是“孤独”；或者说，写的就是“受伤的狼”似的孤独者的孤独。
首先，可以看到：“孤独者”是“异类”；而“异类”注定不被理解，须承担孤独。有时，真正的异类往往并不寻求理解：他们独往独来，甚至寻求孤独。从这种意义上讲，孤独者的孤独，首先源自于孤独者自己。
鲁迅本人就是一个异类，他一生都在“走异路，逃异地”，一生都在“与黑暗捣乱”。他“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独自承受“自以为苦的寂寞”和“独战的悲哀”。
小说的主角魏连殳也是一个异类，所以孤独。鲁迅以第一人称叙事，在“我”的回忆中，讲述了一个身为异类的孤独者的故事。例如，小说的第一章，由“听到”而至“去看”，在“异”与“同”的对比中，写孤独者的“古怪”；第二章则通过“第三次相见”，在“冷”和“热”的对比中展开，进一步揭示孤独者异于常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灵魂深处的“冷”与“热”。
其次，可以看到：孤独者的孤独，也来自环境。——他永远为俗世所不容，不仅得不到理解，而且无法生存。在小说的第三章中，鲁迅通过“失业”，包括失业后世人态度的变化，着重描写了魏连殳的穷困、孤寂和悲哀。在第四章的前半部分，鲁迅进一步描写了孤独者的生存困境。
最后，还可以看到：孤独者的孤独，还来自于一种更普遍、更深刻的生存悖论——为生而生，向真、善、美而生，不得其生；为死而生，缘假、恶、丑而生，反可求活。于是，身体与灵魂不得不分裂，人须以杀死自己的方式生存，或作最绝望的报复与抗争。
小说的第四章后半部分至第五章，通过“来信”、“送殓”，着重描写了魏连殳在世俗绞杀中的“自我毁灭”，以及毁灭中的精神抗争和痛苦。
例如，鲁迅通过魏连殳给“我”的一封来信，写出了这样一种人生困境甚至是悖论——想活的时候无法活下去；不想活、不配活着的时候，却似乎活得很“好”。还如，在“送殓”部分，鲁迅还写出了这样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情景：魏连殳善待自己和世人的时候不被善待；而作践世人的时候反被迎奉和恭维。因此，他至死都在“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包括这个世界。
每当读完《孤独者》，“一匹受伤的狼”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并与魏连殳、与鲁迅混融在一起。
魏连殳是“一匹受伤的狼”：他闯入了“只需要驯服的狗而视狼为异类的环境中，孤独、挣扎、嚎叫、绝望，直至死亡”。④
鲁迅也是“受伤的狼”：他一生“与黑暗捣乱”，“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独自承受各种痛苦、伤害：“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实在受不了时，就发出自己的长嗥。
他的《孤独者》，就是他的“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二.《在酒楼上》：“蝇子停在一个地方”
周作人曾经称赞《在酒楼上》⑤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鲁迅的一些同时代人，包括鲁迅的好友，也很推崇这部作品。但可能由于年龄的缘故吧，我过去并不怎样的喜欢它。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与这部作品有一种共鸣。
如果说，《孤独者》主要写“孤独者”的孤独；那么，《在酒楼上》则主要写“无奈者”的无奈。因此，《孤独者》的核心意象是“受伤的狼”——它在荒原中独行、独战、奔突、哀嚎、挣扎而至灭亡；而《在酒楼上》的贯穿意象则是“蝇子”——它在尘世中苟活，“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然而孤独也罢，无奈也罢，其自身或在鲁迅看来，仍都是一种痛苦——因为鲁迅对这两种痛苦都有深切的体验，包括记忆。《在酒楼上》写的就是这种“无奈的痛苦”；一篇关于“绕了一点小圈子的蝇子”的现代寓言。
所谓“无奈”，汉语字面义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它既是一种处境，也是一种心境。在很多情况下，“无奈者”不是“异类”；或虽然曾经是“异类”，而现在则沦为“同类”。因为“异类”是“战士”，是反叛者，他们往往特立独行、不顾一切；而“同类”则多为“庸众”或“失落者”，他们往往心灰意懒、苟且地活着。
《在酒楼上》的第一部分（1-7自然段），写第一个无奈者“我”的出场。
首先，可以感受到：无奈是一种疏离、空虚、懒散和寂寥。其次，还可以发现：无奈，也是一种人生的无根状态和漂泊感；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或别无依傍。两者导致的都是孤独。
“无奈”，既是一种处境，一种心境；更重要的，也是一种痛苦——对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无能为力。事实上，许多“无奈者”，都曾经是“有为者”：他们曾有意气风发的过去，曾经想飞得更远；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再无力抗争，“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于是，这样的无奈或许更痛苦。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也清醒现在；只是无法改变现在。
《在酒楼上》的第二部分（8-20自然段），随着第二个无奈者吕纬甫出场，这样的无奈及其痛苦被逐步揭示和展现。 “无奈”的痛苦，不仅仅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无法改变现在；还包括他们往往以清醒而认真的方式，顺从现在，并在顺从中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这实际上是一种“心死”的状态。庄子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⑥从这种意义上说，吕纬甫之无奈，在于他自己或旁观者，都是一种大悲哀。
《在酒楼上》的第三部分（21-42自然段），主要讲述了两件所谓“无聊的事”，以表现吕纬甫的“心死”状态。第一件“无聊的事”，是吕纬甫为了敷衍母亲，于深冬之际，千里南下，为三岁时死去的幼弟迁葬。第二件“无聊的事”，是吕纬甫为了安慰自己，南下时沿路搜求购买两朵“剪绒花”，打算送给先前邻居的一个女儿顺姑。
通过吕纬甫讲述的这些“无聊的事”，我们看到了无奈者的一种生存状态：认真的敷衍，清醒的麻木。而正因为有这种“认真”与“敷衍”，“清醒”与“麻木”的对立和矛盾，竟能在一个人身上相安、共存而且无事，使我更震惊于一个“无奈者”究竟可以怎样的“无奈”。
对于这样的“无奈”，就连同为“无奈者”的“我”也感到无奈了：“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一切“都织在”“不定的罗网里”——人生是这样的空虚、无助、无价值。于是，无奈者的无奈，在这篇小说中，被鲁迅推到了极致：吕纬甫还活着，有时还极认真地做着一些无聊的事；但他的魂灵已经死了——无聊、无奈，只是已死魂灵的在现世的痕迹。
鲁迅在谈到果戈理《死魂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⑦
与《孤独者》写“特别的悲剧者”不同，《在酒楼上》，写的就是“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由于太平常，我们甚至不能觉察它们的存在，尤其是它们存在的普遍和残酷。
然而它们确实存在：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或许将来还会这样……
三.《伤逝》：“阿随也将留不住了”
根据鲁迅日记，《伤逝》完成于1925年10月21日（即完成《孤独者》4天后）。关于《伤逝》的主题，历来有多种说法。
过去一般认为：《伤逝》的主题，是探讨情感、家庭，尤其是新女性的出路，包括“女性经济独立”问题；并常用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来阐释《伤逝》。
周作人则认为：《伤逝》是鲁迅“为自己而写的”。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还进一步指出：“《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但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彻底决裂是1923年7月；而《伤逝》则完成于两年后。其间是否真有联系还缺乏旁证。
也有人认为：《伤逝》与鲁迅和许广平的恋情有关；主要写“鲁迅对生命中的两个女人（许广平和朱安）的心灵感观”。从写作日期看，倒是很切近。但是，也存在疑问：如果鲁迅、许广平确实是1925年10月20日晚关系明朗化；那么，鲁迅为什么于“定情”当晚写出这样一篇“解构爱情”的小说？
其实，鲁迅自己也曾明确否定《伤逝》是写自己的事：
“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⑧
我的基本看法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契机和生活体验往往并不单一；其主题也往往具有多义性。此外，完成后的作品更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不同的读者，解读出来意义很可能相异。因此，作者的本意固然有价值；但阅读的体验尤其重要。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伤逝》主要写“失落”。“逝”者，“去也”；“逝”之“伤”，即对“过去”或“过往之事、之人、之情”等一切“失落”的感伤。
“失落”的逻辑前提是“曾经追求”、“曾经拥有”。否则，无从“失落”、“逝之”。因此，《伤逝》的第一部分，主要从“现在”——包括“现在的失落”出发，写“曾经的追求和拥有”：涓生与子君当初曾勇敢相爱、大胆同居。
“失落”也是一个过程。它可以突然降临，也可以逐渐发生。《伤逝》的第二部分，主要写 “曾经的追求和拥有”，是如何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消磨、消退，失去往日的光彩。小说先是写涓生眼中子君的改变：她日益世俗化，失却往日的清纯、美丽和勇敢。接着，在继续描写子君变化的同时，写涓生自己的改变：日益不堪生活的重负，且与子君产生精神隔膜。
《伤逝》的第三部分，主要写随着“人”的改变，“情”也被改变：涓生和子君之间，出现感情危机，并愈趋严重——爱情也走向死亡：小说先写涓生对阿随的遗弃及其影响；接着写两个人之间的精神冷战；再写子君挽救情感的努力，以及涓生终结情感的试探。
《伤逝》的第四部分是“结局”：一切都失去了——包括子君的生命；留下的，只是无尽的失落乃至悔恨。
先是子君的离去——去得那样的无奈而决绝。接着写子君之死——死得那样的孤独和绝望。最后，写涓生的无望的期待、忏悔和灵魂的自我拷问：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读完《伤逝》，像读完鲁迅许多其他的小说一样，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沉痛。因为我觉得它写的绝不仅仅是爱情悲剧，也包括种种其他的人生悲剧。
换言之，《伤逝》有两个关键词：“伤”是一种精神、心理、情感状态，如“伤感”、“伤悲”、“伤悼”等等。“逝”则可以是一切“不在”或“不再”的东西。在《伤逝》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无论美丽、纯洁、善良，还是爱情、婚姻、家庭；无论理想、追求、奋斗，还是承诺、决心、誓言，都不一定是永恒的存在——它们或最终将改变颜色，萎谢、枯黄乃至逝去。
于是，存在的本质就是“虚无”；“逝”之“伤”，其实是“存在即为虚无”之伤。
于是，爱情的“伤逝”，就上升和推演为存在的“伤逝”；而“逝”与“伤”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人生宿命与轮回。
又于是，“失落”、“无奈”、“孤独”，就成为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相互阐释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命题。
（注：本文系《现代中国经典作家阐释》未刊书稿《痛苦鲁迅》章节之节录。原作于2006年）
①鲁迅：《〈自选集〉·自序》，见《南腔北调集》；本篇最初印入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②写成于1925年10月17日。当时未发表，后收录于《彷徨》（1926年8月）。
③胡风：《鲁迅先生》， 《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④闫玉刚：《改造国民性：走进鲁迅》，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年第83页。
⑤写于1924年2月16日，原刊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后收入《彷徨》。
⑥《庄子·田子方》。
⑦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8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旁。
⑧鲁迅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书信。
周晓明，本刊顾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责任编校：晓 苏
鲁迅为文，在我看来更加痛苦——一种鲁迅特有的痛苦。它是“孤独”、“无奈”和“失落”的混合，并充满悖论。
于是鲁迅说：“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影的告别》）
一.《孤独者》：“受伤的狼”
鲁迅曾经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①
就我个人而言，鲁迅的小说中，我最喜欢《孤独者》②。原因之一，我觉得它表达了一种灵魂深处的孤独、寂寞乃至绝望，且与鲁迅独特的人格精神气质非常契合。当年鲁迅与胡风谈到《孤独者》时，就说过这样的话：“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③
鲁迅就是一个孤独者，并把孤独上升为人生的处境或普遍生存状态：“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再不会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
鲁迅的《孤独者》，写的就是“孤独”；或者说，写的就是“受伤的狼”似的孤独者的孤独。
首先，可以看到：“孤独者”是“异类”；而“异类”注定不被理解，须承担孤独。有时，真正的异类往往并不寻求理解：他们独往独来，甚至寻求孤独。从这种意义上讲，孤独者的孤独，首先源自于孤独者自己。
鲁迅本人就是一个异类，他一生都在“走异路，逃异地”，一生都在“与黑暗捣乱”。他“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独自承受“自以为苦的寂寞”和“独战的悲哀”。
小说的主角魏连殳也是一个异类，所以孤独。鲁迅以第一人称叙事，在“我”的回忆中，讲述了一个身为异类的孤独者的故事。例如，小说的第一章，由“听到”而至“去看”，在“异”与“同”的对比中，写孤独者的“古怪”；第二章则通过“第三次相见”，在“冷”和“热”的对比中展开，进一步揭示孤独者异于常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灵魂深处的“冷”与“热”。
其次，可以看到：孤独者的孤独，也来自环境。——他永远为俗世所不容，不仅得不到理解，而且无法生存。在小说的第三章中，鲁迅通过“失业”，包括失业后世人态度的变化，着重描写了魏连殳的穷困、孤寂和悲哀。在第四章的前半部分，鲁迅进一步描写了孤独者的生存困境。
最后，还可以看到：孤独者的孤独，还来自于一种更普遍、更深刻的生存悖论——为生而生，向真、善、美而生，不得其生；为死而生，缘假、恶、丑而生，反可求活。于是，身体与灵魂不得不分裂，人须以杀死自己的方式生存，或作最绝望的报复与抗争。
小说的第四章后半部分至第五章，通过“来信”、“送殓”，着重描写了魏连殳在世俗绞杀中的“自我毁灭”，以及毁灭中的精神抗争和痛苦。
例如，鲁迅通过魏连殳给“我”的一封来信，写出了这样一种人生困境甚至是悖论——想活的时候无法活下去；不想活、不配活着的时候，却似乎活得很“好”。还如，在“送殓”部分，鲁迅还写出了这样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情景：魏连殳善待自己和世人的时候不被善待；而作践世人的时候反被迎奉和恭维。因此，他至死都在“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包括这个世界。
每当读完《孤独者》，“一匹受伤的狼”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并与魏连殳、与鲁迅混融在一起。
魏连殳是“一匹受伤的狼”：他闯入了“只需要驯服的狗而视狼为异类的环境中，孤独、挣扎、嚎叫、绝望，直至死亡”。④
鲁迅也是“受伤的狼”：他一生“与黑暗捣乱”，“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独自承受各种痛苦、伤害：“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实在受不了时，就发出自己的长嗥。
他的《孤独者》，就是他的“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二.《在酒楼上》：“蝇子停在一个地方”
周作人曾经称赞《在酒楼上》⑤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鲁迅的一些同时代人，包括鲁迅的好友，也很推崇这部作品。但可能由于年龄的缘故吧，我过去并不怎样的喜欢它。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与这部作品有一种共鸣。
如果说，《孤独者》主要写“孤独者”的孤独；那么，《在酒楼上》则主要写“无奈者”的无奈。因此，《孤独者》的核心意象是“受伤的狼”——它在荒原中独行、独战、奔突、哀嚎、挣扎而至灭亡；而《在酒楼上》的贯穿意象则是“蝇子”——它在尘世中苟活，“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然而孤独也罢，无奈也罢，其自身或在鲁迅看来，仍都是一种痛苦——因为鲁迅对这两种痛苦都有深切的体验，包括记忆。《在酒楼上》写的就是这种“无奈的痛苦”；一篇关于“绕了一点小圈子的蝇子”的现代寓言。
所谓“无奈”，汉语字面义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它既是一种处境，也是一种心境。在很多情况下，“无奈者”不是“异类”；或虽然曾经是“异类”，而现在则沦为“同类”。因为“异类”是“战士”，是反叛者，他们往往特立独行、不顾一切；而“同类”则多为“庸众”或“失落者”，他们往往心灰意懒、苟且地活着。
《在酒楼上》的第一部分（1-7自然段），写第一个无奈者“我”的出场。
首先，可以感受到：无奈是一种疏离、空虚、懒散和寂寥。其次，还可以发现：无奈，也是一种人生的无根状态和漂泊感；一种精神上的失落或别无依傍。两者导致的都是孤独。
“无奈”，既是一种处境，一种心境；更重要的，也是一种痛苦——对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无能为力。事实上，许多“无奈者”，都曾经是“有为者”：他们曾有意气风发的过去，曾经想飞得更远；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再无力抗争，“又回来停在原地点”。
于是，这样的无奈或许更痛苦。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也清醒现在；只是无法改变现在。
《在酒楼上》的第二部分（8-20自然段），随着第二个无奈者吕纬甫出场，这样的无奈及其痛苦被逐步揭示和展现。 “无奈”的痛苦，不仅仅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无法改变现在；还包括他们往往以清醒而认真的方式，顺从现在，并在顺从中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这实际上是一种“心死”的状态。庄子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⑥从这种意义上说，吕纬甫之无奈，在于他自己或旁观者，都是一种大悲哀。
《在酒楼上》的第三部分（21-42自然段），主要讲述了两件所谓“无聊的事”，以表现吕纬甫的“心死”状态。第一件“无聊的事”，是吕纬甫为了敷衍母亲，于深冬之际，千里南下，为三岁时死去的幼弟迁葬。第二件“无聊的事”，是吕纬甫为了安慰自己，南下时沿路搜求购买两朵“剪绒花”，打算送给先前邻居的一个女儿顺姑。
通过吕纬甫讲述的这些“无聊的事”，我们看到了无奈者的一种生存状态：认真的敷衍，清醒的麻木。而正因为有这种“认真”与“敷衍”，“清醒”与“麻木”的对立和矛盾，竟能在一个人身上相安、共存而且无事，使我更震惊于一个“无奈者”究竟可以怎样的“无奈”。
对于这样的“无奈”，就连同为“无奈者”的“我”也感到无奈了：“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一切“都织在”“不定的罗网里”——人生是这样的空虚、无助、无价值。于是，无奈者的无奈，在这篇小说中，被鲁迅推到了极致：吕纬甫还活着，有时还极认真地做着一些无聊的事；但他的魂灵已经死了——无聊、无奈，只是已死魂灵的在现世的痕迹。
鲁迅在谈到果戈理《死魂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⑦
与《孤独者》写“特别的悲剧者”不同，《在酒楼上》，写的就是“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由于太平常，我们甚至不能觉察它们的存在，尤其是它们存在的普遍和残酷。
然而它们确实存在：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或许将来还会这样……
三.《伤逝》：“阿随也将留不住了”
根据鲁迅日记，《伤逝》完成于1925年10月21日（即完成《孤独者》4天后）。关于《伤逝》的主题，历来有多种说法。
过去一般认为：《伤逝》的主题，是探讨情感、家庭，尤其是新女性的出路，包括“女性经济独立”问题；并常用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来阐释《伤逝》。
周作人则认为：《伤逝》是鲁迅“为自己而写的”。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还进一步指出：“《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但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彻底决裂是1923年7月；而《伤逝》则完成于两年后。其间是否真有联系还缺乏旁证。
也有人认为：《伤逝》与鲁迅和许广平的恋情有关；主要写“鲁迅对生命中的两个女人（许广平和朱安）的心灵感观”。从写作日期看，倒是很切近。但是，也存在疑问：如果鲁迅、许广平确实是1925年10月20日晚关系明朗化；那么，鲁迅为什么于“定情”当晚写出这样一篇“解构爱情”的小说？
其实，鲁迅自己也曾明确否定《伤逝》是写自己的事：
“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⑧
我的基本看法是：一部文学作品的契机和生活体验往往并不单一；其主题也往往具有多义性。此外，完成后的作品更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不同的读者，解读出来意义很可能相异。因此，作者的本意固然有价值；但阅读的体验尤其重要。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伤逝》主要写“失落”。“逝”者，“去也”；“逝”之“伤”，即对“过去”或“过往之事、之人、之情”等一切“失落”的感伤。
“失落”的逻辑前提是“曾经追求”、“曾经拥有”。否则，无从“失落”、“逝之”。因此，《伤逝》的第一部分，主要从“现在”——包括“现在的失落”出发，写“曾经的追求和拥有”：涓生与子君当初曾勇敢相爱、大胆同居。
“失落”也是一个过程。它可以突然降临，也可以逐渐发生。《伤逝》的第二部分，主要写 “曾经的追求和拥有”，是如何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消磨、消退，失去往日的光彩。小说先是写涓生眼中子君的改变：她日益世俗化，失却往日的清纯、美丽和勇敢。接着，在继续描写子君变化的同时，写涓生自己的改变：日益不堪生活的重负，且与子君产生精神隔膜。
《伤逝》的第三部分，主要写随着“人”的改变，“情”也被改变：涓生和子君之间，出现感情危机，并愈趋严重——爱情也走向死亡：小说先写涓生对阿随的遗弃及其影响；接着写两个人之间的精神冷战；再写子君挽救情感的努力，以及涓生终结情感的试探。
《伤逝》的第四部分是“结局”：一切都失去了——包括子君的生命；留下的，只是无尽的失落乃至悔恨。
先是子君的离去——去得那样的无奈而决绝。接着写子君之死——死得那样的孤独和绝望。最后，写涓生的无望的期待、忏悔和灵魂的自我拷问：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读完《伤逝》，像读完鲁迅许多其他的小说一样，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沉痛。因为我觉得它写的绝不仅仅是爱情悲剧，也包括种种其他的人生悲剧。
换言之，《伤逝》有两个关键词：“伤”是一种精神、心理、情感状态，如“伤感”、“伤悲”、“伤悼”等等。“逝”则可以是一切“不在”或“不再”的东西。在《伤逝》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无论美丽、纯洁、善良，还是爱情、婚姻、家庭；无论理想、追求、奋斗，还是承诺、决心、誓言，都不一定是永恒的存在——它们或最终将改变颜色，萎谢、枯黄乃至逝去。
于是，存在的本质就是“虚无”；“逝”之“伤”，其实是“存在即为虚无”之伤。
于是，爱情的“伤逝”，就上升和推演为存在的“伤逝”；而“逝”与“伤”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人生宿命与轮回。
又于是，“失落”、“无奈”、“孤独”，就成为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相互阐释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命题。
（注：本文系《现代中国经典作家阐释》未刊书稿《痛苦鲁迅》章节之节录。原作于2006年）
①鲁迅：《〈自选集〉·自序》，见《南腔北调集》；本篇最初印入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②写成于1925年10月17日。当时未发表，后收录于《彷徨》（1926年8月）。
③胡风：《鲁迅先生》， 《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④闫玉刚：《改造国民性：走进鲁迅》，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年第83页。
⑤写于1924年2月16日，原刊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后收入《彷徨》。
⑥《庄子·田子方》。
⑦本篇最初发表于1935年8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旁。
⑧鲁迅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书信。
周晓明，本刊顾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责任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