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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若迪基,普米族,云南宁蒗县人。鲁迅文学院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著有诗集《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鲁若迪基抒情诗选》、《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人民文学》优秀诗歌奖、首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提名奖、2007中国星星年度诗人提名奖、云南省“四个一批”文艺新人奖等。第三届云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第三届全国各族青年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青年作家创作委员会主任。
第一次听说大理的时候,我还不会写“大理”。那时候村里来了个小炉匠,他说他是大理的。他补锅、茶壶、铁桶。收钱,也收粮食。那是个什么都需要修补的年代,每家都能拿出几样破锅烂桶来。伴随着小炉匠的风箱、不断四溅的火星、小铁锤的锻打声,“大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第二次听说大理的时候,我还没有到过大理。那时候我在读小学五年级,我有位老师是大理的,姓杨,我们都叫他杨老师。他的课讲得好,他讲课的时候课堂很安静,夏天的时候还会让我们在课堂上小睡一会儿。他是所有老师中最简朴的,穿着补丁的衣服。他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在他身边读书。三个孩子中,大女儿和男孩子与我同学,另一个女孩子在比我们低一级的班里。我的那位老师的大女儿、我的那位女同学很漂亮可爱,还会纳鞋垫,我曾想将来能找她做老婆该多好啊。而我的那位老师的儿子我的那位男同学,则让我第一次尝到了生姜是什么味道。
从小炉匠和杨老师身上,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大理人是非常精明能干的,他们通过自己的手艺、自己的勤俭,可以走遍天下,永远饿不着自己的肚子。
后来,我去外地求学时终于经过了大理。我看到了苍山,看到了洱海,看到了三塔,看到了蝴蝶泉,她的自然风光是那么美丽,让人流连忘返;当我徜徉在大理古城,她的历史文化又是那么丰厚,随便一堵墙都可能与南诏国、大理国的一段传奇有关,让人思绪万千。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养眼的,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是养神的。
大理养眼,更养神。
末了说一句,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卢振华先生是大理洱源人,我在他的鼓励下走上了创作道路。在我出版第一部诗集前夕他去世了,我曾在诗集的后记里写到他。当我在写作这一有关大理的短文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他亲切的面容……
一棵树的命运
故乡有种梨树,花开得早,果熟得早,农历六月“火把节”前后就可吃。这种梨有个颇好听的名字——火把梨。
我家地边就有棵火把梨树。那棵梨树什么时候嫁接,由谁人嫁接,我就不知道了。我懂事的时候,好像它就兀立在那里了。先前它是归集体的,农村包产到户,谁家地边的果树划归谁家,它就自然归我家了。想来已有好多年了。
一次回家,无意间向那块地投去一瞥,那棵梨树连根不见了。在它曾托起一片绿荫,抑或伸展落尽了叶片的枝桠的地方,土地已被翻犁过了。放眼四顾,流水依旧,木屋依旧,小路依旧。因了那棵梨树,心里却有了一丝落寞。
好端端的一棵树,怎么就消失了呢?
那天,同母亲闲聊,她突然说村里的马某死了,问我是否记得那个人。母亲说的那个人,我是记得的,原来是我家邻居。那时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离村较远的小河里去挑。他嫌挑水远,索性把家搬到离河不远的一个地方了。我在翠玉中学读书时,有次他带孩子看病,需要住院。乡下医院住院要自带铺盖行李,他没有带,找我想办法。我把自己住校的被子和父亲用羊毛擀的垫毡裹成一团,抱去给他,自己与同学挤着睡。我还从食堂打了几次饭给他。那时的医院距学校不远,有路但绕弯子,我常常从田埂上走过去,那样较近。可是,有次没有走好,饭菜都摔在了田里。当时已栽了秧子,我身上全是泥。那时生活比较艰辛,我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二角人民币,给他打饭还是向同学借的饭菜票。想想还是有点伤心。我咬了咬牙,重新回学校,再次打了饭送过去。在他看到我身上的泥巴时,他背过身去,悄悄在抹泪。他说不知道这个孩子能否将来感得了我的情。我说什么情不情的,只要他的病治好就可以了。
住了几天院他就走了。他说孩子的病有点好转了,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我想他是没钱住院了,可是自己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就没有吱声了。
那以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有见到他。我再次见到他是在暑假。那天,我扛着父亲的枪去他家旁边的地里打斑鸠。那是块麦地,麦子已收割,一群斑鸠正在那里觅食。我瞄好一只斑鸠,扣动了扳机。火药枪的后坐力较大,我的肩由于没有顶住枪托,被狠狠撞了一下。枪声过后,我听到他大叫着出了门,原来射出的石子打在他家木楞房上了。我想这下完了,不知说什么好了,斑鸠没有打着,却惹祸了。可是,当他看见是我,“哦”了一声,就回屋去了。不一会儿又出来,说他收拾了下家,请我去家里坐坐。他还说刚才不知道是我,所以大吼大叫的,真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意思的是我,本来就不应该在房子周围打斑鸠的。我说到其它地块看看就走了。我走出好远,还看见他站在篱笆墙后看着我。
马某家有四兄弟,他排行老幺。他大哥在文革时死了,死因是一个包。他捡到一个包,把它送给朋友家上学的孩子,被人发现了。因包是会计的,会计说里面有什么账单,事情就闹大了,专门开了批斗会。批斗会第二天,他去打麦场路上,上吊死了。他二哥死得更早些。他二哥参加了土匪,在小凉山土匪叛乱那阵子,被民兵打死了。听说他二哥枪法特准,曾打死过豹子。我们村现在还有一张豹皮,就出自他的手。四兄弟,凶死了两个,还是凄惨的。
母亲说他死了,而且是上吊死的。这使我很纳闷。我说同别人吵架了,还是发生其它什么事。母亲说都没有。他领着四、五岁的小儿子,在一家亲戚家喝了点酒,回去时还背着儿子,把儿子放家里就不见了。人们四处找,后来在离他家不远的我家那棵火把梨树上,找到了他。人们从树上解下他时,气早就断了。
母亲哀叹说,村里人不知为什么,好几个上吊死了,是不是吊死鬼在作怪。我说不会吧,肯定有什么事想不通了。我知道有多大的原因,就会有多大的结果,原因不可能大于结果而存在。可是,现在的结果是“他上吊死了”,然而,能让他上吊死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成了个谜。这个结果似乎比原因大多了。确如母亲所说,村里人上吊死了好几个了,有的年纪还很轻。我们村有三户普米族,其余是其他民族,大家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们三户普米人,我记事以来,已有五人离世了,但都是寿终正寝的。在普米人的世界里,非正常死亡的人祖先是不接纳的,火葬后捡的骨头也不能与祖先的放在一起的。所以,普米人很少有人去上吊啊,喝敌敌畏之类的。许多民族其实也是忌讳这种死法的,只是不知道我们村里那些死去的人,为什么会选择那种死。汉民族虽然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但也有“好死不如赖活”的说法。按他们的说法,好像只要活着,即便艰辛地活着,也比死强似的。可是,我们还不能说他们的这种态度,不是积极的一种态度。想想也是,死了就意味着“结束”,活着却蕴含着“开始”。
生和死是永远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我们无法选择生,却可以选择死。可是,怎样死又是个问题。
村民们认为只要把那棵火把梨树连根拔掉,就不会再有人上吊死了,于是,先把树砍了,后在根部放了炸药,把它炸掉了。
真的会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么?
如果真是那样,那棵火把梨树的消失是不足为憾的了。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拉玛兴高、黑羊和我
拉玛兴高、黑羊和我被人誉为“光溜溜三杰”。“光溜溜”是地名,我们村的名字。这个地名是汉语的,估计是牛窝子村或长坪村人所取,他们总会恶作剧地取一些怪名,而且一叫就响。我不知道为何取这么个难听的名,可恶的是现在我们那一带十里八村的人还在这么叫。地图上我们的村名标着“龙洞坪”,可惜这个比“光溜溜”好听得多的名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的作品里,我们村庄的名字叫“果流”,这是普米语的名字,我疑心“光溜溜”是“果流”的讹传。新锐文学评论家李美皆在一篇评论我诗歌的文章里对“果流”这个名字赞不绝口,说很有诗意。我弟弟曾请我给他的客栈取名,我说就叫“次顶客栈”吧。次顶是他的名字。他说太俗了。听他说俗,我心里有点好笑:诗人的弟弟即使没有上过学,还“雅”着呐。于是我说叫“果留客栈”吧。我把“果流”改成了“果留”,虽一字之改,意义却大不一样了。我弟弟对这个名字很满意。说了这么多,意思不外乎——如果真要叫什么“光溜溜三杰”,还不如叫“果流三杰”好听一点,雅一点。当然,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什么杰不杰的是翠玉乡上人说的,当不得真,和“初唐四杰”、“黄埔三杰”不能比。不过,作为那片土地的儿子,能为那片土地争光添彩,给那个古老村庄以新的命名,毕竟是无尚光荣的事。
“三杰”中的拉玛兴高是我们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进了县里的农机厂。农机厂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条件好像不是很好,他们很多人住在一起。很多时候他们坐一辆大卡车去敲石头。所以我总觉得农机厂是敲石头的,是干体力活的。他们的待遇似乎也不是很好,拉玛兴高领的第一笔工资是27元,特意跑到学校给我5元花。他领了好长时间的27元,我也乐得花了好几个5元。随着他的工资的提高,给我花的钱也在提高。有时候突然中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工资”咋还不发下来?
拉玛兴高打一手好篮球。他总是穿着写有“农机厂”的背心打篮球。白色的背心,红色的字,很醒目。他球技好,那时我还不知道NBA,不知道乔丹、科比、詹姆斯,只知道拉玛兴高、尹永斌、熊建举等这些宁蒗县的球星。他们都是县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只要他们打篮球,我都会去看。看拉玛兴高打篮球是一种享受。他运球就像球粘在手上一样,想怎样就怎样。他有时还把球在胯下来回自如地运,把守的人看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看得我们总担心球弹起来会不会砸在他裤裆里的“小弟弟”上。但我们的担心总是多余的。
拉玛兴高勤奋好学,我们高考的时候,这个没有上过高中的人还参加了我们高考,虽没有被录取,成绩还比我们班好多同学高。要考试那几天,他说番茄加白糖对脑子有好处,就买来很多番茄、白糖。我俩把番茄洗干净,用筷子穿几个洞,放进白糖吮吸。我俩吃了不少番茄加白糖,脑子也不见得好使,有些题解答不了就是解答不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番茄加白糖补脑,鬼才知道他哪里听来的。问他,他说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你看看,他这是想当然呢。
也许在农机厂石头敲多了,会不时敲出火花。这时他觉得该读点书了。之后,拉玛兴高走上了一段漫长的求学路,读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他成了我们村第一个研究生。他是带薪读书的。我猜想他说不定是中国带薪读书最长的一个,有八、九年的样子。当然这得益于当时县委、政府领导对人才的厚爱。有几年我们村的人问拉玛兴高在干什么,他说在读书,好几年过去了再问他,他说还在读书,而且没有半点的不好意思的意思。于是村里人叹息说,拉玛兴高这把斧子只是不停地在磨刀石上磨—磨—磨,也不见得砍什么柴,有啥意思呢。其实,他在“磨”的时候也在“砍”。在云南大学的时候,他的组织才能就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个果流村人,还当上了云南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还荣幸地当上了昆明市的人大代表,毕业后就留在昆明工作了。
这样,果流村有了第一个在昆明工作的人。后来,拉玛兴高领了个昆明女的回家来,还背她过河,被村里人看见了,一时成为村里茶余饭后摆谈的龙门阵。村里人见了我还会说,今后不要找一个过河还要背的老婆嘎。
拉玛兴高是学中文的,发表过文学作品,后来因公务繁忙,就没有写了。他工作勤奋踏实,为人真诚,赢得了同事的尊重,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还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副厅级领导干部,成了我们村的“大领导”。领导是当大了,但是,作为果流村的一员,他也没有什么变化。我去他家的时候,我经常能看到果流村在昆明的打工仔,鞋子上还沾着泥巴,抽着烟,翘着二郎腿,在同他喝酒、聊天。看到这我就高兴,我给他说你老兄将来还会发展啊。他不置可否。我笑着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那种有点感觉的人啊,不信的话咱俩打个赌。他说,就不是想喝酒吗?来!说着给我倒了满满的一碗酒。我端起碗,和他碰了下,一仰脖就喝了下去。他也喝了下去。我俩就这样喝着、聊着。不知喝了多少碗,我在酒碗里看到了故乡,看到了童年的我们,我俩的头碰在了一起……
“三杰”中的黑羊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的不多,分数过不了录取线,你再有钱也上不了大学。所以,黑羊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村着实轰动了一下。家家杀猪宰羊请他吃饭,末了还掏出皱巴巴的一点钱给他做路费。
黑羊还有两个弟弟在上学,两个弟弟后来又都考取了大学。因此,黑羊家在我们村被誉为“大学生之家”。也许读书人多家庭负担重,黑羊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家里就给他讨了个老婆。老婆娶来其实也没有帮上多大忙,不到一年就红杏出墙离掉了。非常凑巧的是有年寒假的时候,黑羊和我坐一辆拉运木料的东风车回家。当车经过一个水库旁的村庄时,突然停了下来。那是冬天的早晨,太阳照在身上没有一点暖意,我俩在车厢里瑟瑟发抖。我问司机怎么不走了。他说要拉一些送亲来的人。我向路下方望去,只见一群人正向车子走来。大部分是男人。有个穿着艳丽服饰的,可能是新娘子。随着那群人离车子越来越近,我发现那新娘子有点面熟,怎么看都有点像黑羊离掉的老婆。我拐了下黑羊说,你离掉的那个老婆来了,可能她又嫁到这个村庄了,我俩是不是去喝一下她的喜酒?黑羊说不会是她吧。那群人最终来到了车下。新娘子还哭哭啼啼的,娘家送亲的人正在安慰她。有几个小伙子抓住车厢板上了车。我看到新娘子确实是黑羊离掉的老婆。黑羊这时悄悄给我说是她。新娘子这时抬起头来,她看到我俩吓了一大跳,她尖叫了一声,转身就跑了。送亲的那群人吃惊地看着我们,其中有几个人认得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黑羊找对象格外小心。不见兔子不撒鹰,看准了才行动。他在毕业实习其间看上了我的一位同事,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的情书。要命的是有天在大街上,他要我把情书转交一下。当时,我的那位同事和她的妹妹还有几个伴正在逛街,黑羊和我也在逛街,他站在一旁,非得我在他的注视下把那封信送出去不可。我没有办法,硬着头皮走过去,把信递给我的同事。同事和她的伴不解地望着我,看得我背脊发麻,我只得指了指站在远处的黑羊,说是他给你的信。她们就齐刷刷地看了过去,黑羊很机械地露出牙齿笑了笑,远远地点了点头,招了招手。那以后,我成了他俩的“交通员”。可是,后来我还是没有喝到他俩的喜酒。他俩分手了。小城成了黑羊的伤心之地。本来他已联系好单位,毕业了要回来工作的。就因为一段未了的爱情故事,没有回来。
时间在不停地流逝,生活在不断地继续。几年后,黑羊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他爱人是位美丽的医生。黑羊在单位负责办公室工作,他左手写公文,右手写诗歌、小说和散文。他把自己写成了那种可以称之为“作家”的人。那一年我在《星星》诗刊上看到他的诗,确实让我吃了一惊。后来我在《西藏文学》和其它一些刊物上又看到了他充满着浓郁民族特色的优秀诗作,这时我不吃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我还在其它刊物上看到了他不错的小说。过去黑羊在家是非常勤快的,现在做家务的都是他老婆,他老婆说让黑羊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写传世之作呢。我相信有这样的老婆支持,黑羊肯定能写出传世之作。
说到我,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中专生。我虽然混了大学文凭,但充其量只能排在拉玛兴高和黑羊之后。我还混了研究生文凭,那也在拉玛兴高之后。可是,这中专生我是实实在在排在了第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所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中专生。几年前,我去一所大学作讲座,我开场白就说,我之所以能来大学作讲座,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大学。古人说,“无知者无畏”。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还怕什么呢?也就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怕。可是,我愿意把这句话理解成: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什么都不怕……二个小时的讲座过后,最后我说,中专生鲁若迪基尚且这么厉害,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学生会比他更厉害。逗得大学生们哄堂大笑,非常之开心。
我这人有点怪,我佩服的人都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因为小时候我觉得他们都不怎么的,还经常尿裤子呢。嘿,随着一天天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优秀,不得不让你心悦诚服。拉玛兴高和黑羊就是这样让我佩服的人。拉玛兴高的谦逊、真诚、智慧,黑羊的坦荡、朴实、勤奋都时时在激励着我努力向上。
拉玛兴高和黑羊是彝族,我们一起长大,亲如弟兄,这使我这个普米族人从小就明白:人与人的感情是超越民族的。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加,我进一步认识到:感情除了超越民族外,还会超越地域和国界。
拉玛兴高、黑羊和我都是果流的孩子。我们生是果流人,死是果流小小的神仙,抑或不害人的小鬼。
“拉登”和他的母亲
“9·11”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拉登肯定是有母亲的。但是,我没有见过也不认识。就连拉登本人我也只是在电视里见过几次而已,我想写他们也写不了。再说我干嘛写他们呢?我要写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和他的母亲。我的朋友叫李文华,“拉登”是我取的绰号。不过,这个绰号现在叫响了,整个系统都这么叫,以至于他本人打电话,别人问是谁,他还说自己是“拉登”。
“拉登”和我是同年参加工作的,他只比我早一个月。可是,他的工龄却比我长好几年,因为,之前他是当兵的,在部队的几年是算工龄的。所以,有时他在我面前卖老,说他是“老同志”,还经常叫我拎着热水壶去食堂帮他打开水呢。
“拉登”父亲死得早,母亲很早就给他定了亲。在他八字还没有一撇时,又给他成了亲。我们参加工作时,“拉登”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男人这种雄性动物还真有点怪,岁数再大也不会懂事。可是,即便是个小咪咪儿,只要给他找个媳妇,马上就会懂事起来。应该说,让男人懂事的是女人。可是,让女人懂事的却不是男人。让女人懂事的是女人自己,再懂事的男人也无法让一个不懂事的女人懂事。
“拉登”懂事早,同他结婚早肯定有点关系。在我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们除了书本里学来的那点可怜的知识,什么也不懂。“拉登”却能讲很多我们在书本里看不到的东西,听了觉得很新奇。比如说“朋友”和“敌人”。“拉登”说“朋友”就是可以一起干坏事的人。而“敌人”,在他看来就是一起只能干好事的那种人。为什么这样说?“拉登”解释道,朋友一起干坏事了也不会被出卖,敌人就不同,一旦被抓住了把柄,他就会往死里整你。“拉登”说的“敌人”其实是对手。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再比如说“好事”和“坏事”。“拉登”说很简单。只要你干了人干的事情就是好事。反之,就是坏事。杀人、放火、偷盗、奸淫、欺诈……这些是人干的吗?不是。所以,这些都是坏事。我们就问他,那你说的“朋友”就是可以一起去杀人、放火的人啦?“拉登”觉得自己的说法在某一点上出了点问题,辩解道,我说的“坏事”当然不是那种事。那是什么事啊?我们问。“拉登”说这个暂时还不告诉你们。
我是在县里举办的物资交流会上见到“拉登”的母亲的。老人家穿戴着小凉山彝家妇女的服饰,头上是黑色的“锣锅帽”,黑色的对襟大袖衣,蓝黑相间的百褶裙,异常端庄。她的耳朵上挂着玛瑙、绿松石串起来的珠子。脖子上围着特制的饰品,正对下巴的是一块四方形的银制品,闪闪发亮,显得高贵。老人家给“拉登”背来了炒面、煮熟的香肠、鸡肉、鸡蛋,还有蜂蜜。这些美食让我们改善了好几天的生活。那以后,我们每年都能见到“拉登”的母亲,吃到老人家带来的美食。老人家同我们混熟了,把我们都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后来,“拉登”搬了新家,把老婆也带来了,老母亲时不时也会在他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由于不习惯,老人家住的时间不会很长。只要他母亲在,我们酒醉了去“拉登”家,只会嘻嘻地笑,不会乱说话,更不会闹。他母亲看看这个,望望那个,问是不是酒醉了?我们说没有。他母亲就咕哝着“拉登”的妻子煮东西给我们吃。看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东西,她很满意,眯笑着。
一次,我去“拉登”家,看见老人家正同“拉登”的儿子吵架。原来老人家把孙子牛仔裤上的几个破洞缝补了,孙子在埋怨她多事。老人家不知道那是年轻人为了赶时髦,故意撕破的。“拉登”我俩知道后笑痛了肚子。老人家不解,不住地摇头,说怪了,怪了,过去是破了的衣服缝了又补地穿,现在是把好好的衣服撕破了穿,咋会这样呢?
有一年“拉登”病了,发现了个囊肿,医生认为是癌症,要去省里治疗。单位领导征求“拉登”意见,看派谁同他去合适。“拉登”说,可能他这次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叫我去吧。领导给我说了“拉登”的意思,还不好意思地说,攀枝花车祸住院的同事也是你去服务的,这次又要你去,辛苦你了。如果你不想去的话,可以派其他人去。我说他们在病痛时想到我,说明心里有我,我高兴去的。走的时候,“拉登”的母亲拉着我的手,流了很多泪。看到老人家那么伤心,我的鼻子也是酸酸的。我安慰她我会把“拉登”治好了领回来给她。还好,老天助我,让我没有食言。去了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囊肿是良性的,我也真的把“拉登”好好领回给老人家了。
“拉登”的老家在丽宁公路旁的一座山上,从他家门口可以看见谷底的公路和奔跑的车辆。老人家说,她没事的时候,经常坐在坡上看那些来来往往的车,想那些车里有没有自己儿子开的车,还想我会不会同他一路……这样想着,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曾想把车停在公路旁,去山上看望一下老人家。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去成。我真正去的时候,是老人家去世的时候。
老人家病重期间,我和“拉登”在外出差。“拉登”有点犹豫。我对“拉登”说,革命工作一辈子也干不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在治水,非常时期,无论是谁都会这样,换我也会这样,也只能这样。可是,现在你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不回去会后悔的,去尽一下孝吧。“拉登”含泪连夜走了。十多天后,老人家离开了人世。
“拉登”知道我和一些同事要来给老人家送葬,特意备了些马匹来公路旁接我们。我说我不能骑马去那里,你们要骑马的就骑吧,我要走路。同事们见我不骑马,要去爬那么陡的坡,走那么远的路,很不解。但是,见我不骑他们就不好意思骑马了,十多匹马又空着拉了回去……
在送葬的路途,我听说老人家生前在迷迷糊糊中曾不停地喊“拉登”和我的名字,心里很难过。“拉登”的母亲是唯一去掉我的姓,喊我汉族名字的山里来的老人。虽然这样的称呼平时也有,可是,第一次从老人家口里听到这样的称呼,我最初还是有点想笑。多年后当我再次回味,却同我母亲喊我乳名一样亲切了。
现在,偶尔经过“拉登”家附近的公路时,我都会放慢车速,向山上的“拉登”老家望望,默默想起“拉登”的母亲。虽然除了季节带来房前屋后土地上作物的变化外,很难看到有什么人在那里忙碌。然而,那幢老屋,我怎么看都像个老人蹲在那里,痴痴地望着来往的车辆……
橱窗里的女郎
傍晚时分,一行人走在阿姆斯特丹一条幽暗的河流旁。白天,这里是怎样的景致,无从知晓了。夜晚是热闹的。此时华灯初上,人群熙攘,行道树在河流中投下巨大的阴影。河的两边是别致的阁楼。那些形态万千,风姿绰约,百般妖艳的女人就在阁楼的橱窗后面。因窗是透明的玻璃窗,灯光下她们像是从神话里刚刚脱掉薄薄的羽纱,又像是一幅幅油画。他们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她们蛇一样扭动着身躯,吸引着一个个男人。我看见有人进去了,窗帘随即拉上了。导游说50欧元(约500元左右人民币)可以在那里呆上十分钟。
我静静地走着。我不想说话。我希望人家把我看成一个日本人,或者亚洲其他一个什么国家的人。有人在大呼小叫,我有点害臊。看到橱窗里像亚洲女人的,我有点希望是日本国的。马上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自言自语道,那就算天外来客吧。
走了一段路,右侧出现一个像影剧院之类的场所,问了下,说是“成人秀”表演的地方。大概也是几十欧元的门票。我没有去看。我不想看。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缅甸勐拉的一幕,就有点想吐的感觉。
说来有点可怜,那时我想今生可能出不了国了,所以,几位朋友去西双版纳时,顺便去了缅甸勐拉。算是出了国。去了后,感觉就像到了宁蒗的一个乡镇。如果说还有点出国的感觉的话,是有“人妖”表演,有“成人秀”表演,还看见中文培训的广告。商量了下,我们去看“成人秀”表演。说实话,在那之前,我只见过油画的裸体女人。所以,当那些真正的裸体女人出现的时候,我有点抬不起头来。但是,还是忍不住悄悄地看起来。在看的时候,又怕身边的人看见自己的专注,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在“你不害羞表演,我还怕害羞看你不成”的念头闪过后,就有点无所谓了。
表演中,那些女人不时走下台来,搂搂你的脖子什么的。我的一位朋友的大腿上就被坐了一个,吓得他差点从座位上跌下来。这个表演场所是低档次的,喝酒、抽烟都不禁止。我担心那些女人坐到我大腿上,就点上了一支烟。这还真管用,那些女人扭着扭着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到了表演要结束时,看到了男女房事的表演。我觉得性应该像宗教一样神圣。一件神圣的事,当它沦落到表演的地步,除了恶心还能有什么呢?我现在想想真有点想吐的感觉。可在当时,我就像小时候放牧,看到一对发情的畜生做那件事一样,还看完了表演。不过,多年后的一个傍晚,我的忧伤来了。我忧伤是因为我无法圆满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诗人,你为什么要去看“成人秀”表演?是好奇吗?当然是的。仅仅是好奇吗?又像不全是。那么,这不全是的空间里还留存着什么?这些留存着的东西全是好东西吗?如果不是,那么,你配称“诗人”吗?好在那时我只是个诗歌爱好者,一切与诗有关的,在我都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向来认为诗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人。我曾说,生活中,我是人群普通的一员;当我进入创作状态,我是众神中的一员。诗人,即便饿死了,也是贵族。因为他的脉管里流淌着诗歌高贵的血液。
今天,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著名的红灯区,当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时,我坦然地说,这只是我整个行程中的一个站点。作为一个诗人,我来正视一种存在。精子是有限的,银子也是有限的,我从来没有随意挥洒过这些东西。
绕了一圈,我最后站在桥上,凭栏望着那些阁楼。我想起那些橱窗里的女郎。她们从何而来?她们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想着想着,诗河一样流来:
你走过怎样的路
才一步步踏上
这小小的阁楼?
你以怎样的心情
脱去一层层羞怯
和最后的悲愤?
你终将离开
离开这小小的阁楼
离开这条幽暗的河流
然而,你将怎样
把自己隐匿
怎样将自己忘却?
呵!橱窗里的女郎
当我面对你的时候
我才知道诗是多么的无用
自己是多么的无奈
写这首诗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手中的笔
是一把锋利的刀
深深的扎进这个世界
一个能喊“疼”的地方
一位哲人曾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不以为然。难道战争、饥饿、性病等的存在是合理的吗?我以为一切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但都有其理由,或者说原因。而这种理由或原因,有时甚至是荒谬的。有些理由或原因就存在于荒谬和悖论里。对于一些存在,世界似乎麻木了。我们需要一把匕首,深深地扎进一个能让它有点感觉的地方,让它苏醒过来。说不定它会看到那些橱窗里的女郎,让她们走在温暖的阳光下。
朱文和《云的南方》
一次,《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与张艺谋合作过电影《英雄》的小说家李冯,问他最想合作的中国导演是谁。他说是朱文。
作为写出了小说集《我爱美元》、《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长篇小说《什么是拉圾、什么是爱》等的朱文,人们对他是不陌生的。随便打开一本文学期刊,我们都能看到对他小说的精彩论述。朱文的小说“总是具有情绪化的抒情外壳,但即使在他的《我爱美元》这样直接书写欲望的小说里,我们也能够从文本‘反讽’的叙述基调中感受和触摸作家思索人类生存困境的哲学之思”。(《钟山》)“……那不和谐的音响和粗野奔放的身影提示出朱文小说创作的重要方面,这就是叙事人表现出来的对向来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学表达方式的拒斥”。(《江南》)“作为小说家,朱文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平淡与神奇、常态与荒诞、轻松与沉实、真实与虚幻相纠缠的故事,穿破生活现象表层,诉求于丰富的可能性与内在的真实性”。(《花城》)“朱文有能力抓住当代毫无诗意的日常性生活随意进行敲打,他的那些随意概括的表象,那些毫无诗意的当代生活场景,总是渗透进一种质素,一种莫名其妙的怪戾的不安定因素潜藏于其中,它们随时颠覆生活,要越出叙事的边界”。(《山花》)从这些信手拈来的评论,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小说家的他是非常出色的。
朱文是小说家,但他更是一个诗人。而且,在他还不是小说家的时候,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在我第一次看到“寂寞的日子里,惟一乐趣/是拆卸自己的身体/就像拆卸一把锈蚀严重的老枪”时,我有点震惊。作为斐声中国诗坛的“他们”的主要成员,朱文一直把诗歌写作当作自我教育的主要手段。他用一首首缄默、从容的诗篇构筑着自己完整、丰富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错了。有些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也没有把它做好。如我们村里的一些农民。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庄稼,也没有把庄稼种好,还饿肚子。城里还有一种叫“干部”的也是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当了一辈子的干部,也没把干部当好,最终也不知道怎么干。有些人却怪得很,仅仅一件事不够他们做。朱文便是这样的人。他不但写好的诗、好的小说,还导好的电影。
与小说家朱文和诗人朱文相比,导演朱文人们对他似乎还不是很熟悉。
其实,朱文与电影早就结缘。由他编剧,改编自他的小说《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的电影《乌山云雨》就曾获过一串奖。反映警察和一个妓女故事的《海鲜》,是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在国外也获了一堆奖。“爱吃海鲜的人性欲旺盛,性欲旺盛的人热爱生活”,成了著名的台词,观众们听了不禁爆笑起来。
《海鲜》之后,朱文着手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他在电话中告诉我片名《云的南方》时,我觉得很有诗意。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要我友情出演其中一个角色。还说有几场戏要在泸沽湖拍摄。他还说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有一个诗人饰演角色,第一部是金海曙饰演《海鲜》里的“江湖医生”,第二部是鲁若迪基饰演《云的南方》里的——他停下来没有再说下去。我说演什么啊。他笑起来说,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正式拍摄前,朱文带了些相关人员实地察看了下拍摄地。那时是冬天,永宁扎美寺对面的山,看上去就有点太行山的感觉。那种荒只能让人沉默。
春天的时候,朱文带着摄制组来了。同来的还有影片的男主角李雪健、女主角金子。考虑到我的工作,我的戏被安排在双休日拍摄。
第一次作为“演员”面对镜头,还是有点无所适从。朱文说:鲁若,你要相信我,把自己交出去!
到这个份上,也只能把自己交出去了。我看了下剧本,故事非常精美。它讲述了一个叫崔大林的老人,年轻时曾有机会来到云南工作,可惜被他错过了。他在北方城市工作、生活,几十年过去了,妻子过世,儿女成人,他自己也退休了。此时他想着自己曾错过的那次工作机会,觉得如果当初去了那地方,他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梦想着云南。于是,他开始锻炼身体,来云南。来了后发生了一系列故事。
人生的一次错过,引发故事,耐人寻味。我的戏是第62场,只见上面写着:
“村长坐在祖母屋的火炉边,板着脸,吃着烤土豆,半天不说话。崔大林(李雪健饰)有些诚惶诚恐地坐在一边。过了一会儿,村长终于开腔了”。
接下来就是村长与崔大林的对话。
至此,我知道朱文要我演的角色是泸沽湖落水村的“村长”。对于村长,我是不陌生的。我父亲当过村长,我弟弟也当过村长,算来,我还只能算我们家的第三个“村长”。坐在火炉边没问题,板着脸也没问题(我的脸似乎不要演就是板着的),吃烤土豆也没问题(我就是吃烤土豆长大的),半天不说话更没问题(我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有问题的是对话。因为我的宁蒗普通话有种怪怪的味道。可是朱文说,他要的就是这效果。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开机吧!
我开始坐在那里说:你从哪来啊?
对方说:512厂,昆明附近。
我说:听口音不像南方人啊。
对方说:对,对,我是北方的,六几年时调来到512厂工作的,快四十年过去了,口音还是改不过来。
我说:我们这里是女人当家,女人干活,什么都是女人说了算,你懂不懂?你看我是村长,但是我也不当家,我说了也不算。政府有事要我办,我就办,我是村长,但是在这里我说了不算,你懂不懂?
对方说:懂,懂。
我说:你说要到这里住一段时间,我们欢迎,就是住下不走也没问题,但是你要懂这里的规矩,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劳动,不许再操心,你懂不懂?如果我们发现你还在劳动,还在管事,我们只好让你走。你懂不懂?
对方说:懂,懂。
我说:真懂还是假懂?
对方说:真懂,真懂。
就这样一场戏。我对朱文说是不是少了点。他说配角能有那么多台词很不错了,有的配角一句台词也没有。说完他眯笑着看着我。他总是眯笑着。我说开玩笑的,我还嫌多了点。他说为什么。我说让我讲普通话费劲啊。他说很好,很好。然后,格格笑起来。他终于笑出声了。
拍摄反复了五次才成功。一次是因为酥油灯灭了,一次是有一辆拖拉机在附近经过,一次是我忘了台词,除此,还拍了两条。忘台词那次,朱文说他从镜头里看到我在不停地抽烟(吃土豆换成了抽水烟筒),想我可能是忘词了,还说真聪明。确实,当时忘词了,不好做其它动作,只好抽烟想词,记起了才抬头说了出来。
拍完了,我对李雪健先生说,李老师,让你反复这么多次,真抱歉。他说他们有时反复的次数比这还多,没什么,还说我演得真不错。我说我眼睛小,无法传神,不然,效果会更好一点。可以了,眼睛大了不一定就能传神,他说。
朱文他们拍摄完后就走了,就像来泸沽湖过冬的候鸟一样,来了又走了。只留泸沽湖在那深山里蓝着。我想起我们在湖上划船,他突然冒出一句:“说完,鲁若又欢快地划起浆来”。我想那该是一篇美文中的一句。我还想起几次去北京领奖,朱文都请一些朋友,设宴为我庆贺。有一次还为我颁奖,奖给我一瓶苏格兰酒。他说苏格兰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希望我通过努力,能在文学领域占有自己一席之地。这瓶酒现在就摆在我的书房里,一见它,我就想起他说的话。
朱文走的那天早晨,我握住他的手说:我是泸沽湖落水村的村长对吗?他说对。我说,我已告诉女儿国的村民们,出了美女,首先要报告村长一声。我说,我会在仓库里留几个等着你!朱文格格笑起来,打了我一拳:鲁若村长,我的好村长!
那以后,我还见了朱文两次。一次是在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里,另一次是在凤凰卫视台上。他依然眯笑着。
《云的南方》参加了一系列影展。每每参展,我都能接到朱文的电话:“鲁若,现在柏林人民正在看你!”“鲁若,现在巴黎人民正在看你!”每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会在奇妙的时空里,想起眯笑着的他。
《云的南方》在柏林电影节获最佳亚洲电影奖;法国巴黎电影节大奖;香港国际电影节金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奖;上海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韩东发表文章说“我喜欢《云的南方》,并固执地认为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优秀的中国电影”。
我想,李冯是不会平白无故地对《南方周末》说那些话的。而我想说的是——把诗、小说、电影都搞得那么好的,在目前的中国,可能只有朱文了。
一点秘密
我最初写诗只是为了让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看我几眼。当然,最好是让她爱上我。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高中生的我身高一米八了,体重却只有六十来公斤,可谓瘦得只剩下了精神。人瘦黑不说,穿着也不得体。可是,青春期的种子不因为这样那样的不足而不萌动在我心。我开始为漂亮女生写诗。我每天写很多很多的诗。我希望有一天她能看到我的诗——被我的诗打动——然后爱上我。这是多么浪漫的事情。遗憾的是,最终漂亮女生看也没看我一眼,而我也发现除了在班上之外,她也不是一个秀色可餐的女人。由此我明白想用诗来博取一个女人的青睐是幼稚的、轻薄的、不足取的。
不过,从此我与诗结缘,诗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我写诗,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华西民族走廊上有那么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普米族。这个人口只有三万多人的民族,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勤劳善良、正直向上。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个民族,更不知道她的文化。我希望用我的诗歌搭起人们认识这个民族的桥梁。
现在我还在写诗,除了证明“我诗故我在”之外,我想让人们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个诗人。我希望在我的诗上贴上“中国”的标签。我认为繁荣富强的中国,应该同唐朝一样,有很多的优秀诗人高歌低吟。而我是行吟在滇西北高原的那一个。
从为一个女人,为一个民族,直到为一个国家写诗,我的梦想就这样简单而高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的诗是曾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的刊物发表过的。然而,这样相对集中地翻译出版《鲁若迪基抒情诗选》英文版还是第一次。缘由是曾在中国三个驻外使馆当过翻译官的云南大学前外文系主任杨志达教授认为我的诗不错,有“翻译的必要”。权威人士认为“必要”了,你就办法不多甚至没有办法了。更何况对这样的美意我一点也不想拒绝。
对于翻译,我是门外汉。不过,有过一次经历。2004年春,我参加了昆明举行的“云南诗歌之夜”诗歌朗诵会。我郑重将自己的诗歌译成普米语。在我用普米语朗诵完自己的诗作后,两位女主持人,中国女主持人用汉语朗诵了我的诗,瑞典女主持人则用英语进行了朗诵。在我听到一首诗的三种语言表述时,我深深地被激动着。在朗诵之前,我还讲了几句话。我说,在这个世上,有一种人,他可以打开地狱的门,同时按响天堂的门铃;他用一只耳朵聆听着天堂的歌声,用另一只耳朵谛听着来自地狱的呼喊。这样的人,在一个国家只要有十个,这个国家就充满希望。没想到在中国,在昆明还有那么多这样的人。这使我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对这个城市充满希望,同时对我这个民族充满希望。这是中国普米族诗人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一次,见到丽江市方志办主任、纳西族作家杨树高先生,他说在那次朗诵会上,我左边搂着一个中国女主持人,右边抱着一个瑞典女主持人,好多人都眼馋了。我的最大毛病是总是忘记那些美好的事情。我全然不记得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相信这样的好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只记得将我的诗翻译成普米语,如何将“悲壮”翻译时,我想了半天。那次只是一首诗的翻译,却让我感到了翻译的艰难。七十多岁的老教授乐此不疲,其中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很让我感动。
如果英文的读者看了我的诗,觉得不怎样,我不简单地认为那是教授的翻译遇到了障碍;如果觉得不错,那是应该的;如果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诗,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更好的还在后面。
现在我就隐约地听到不错的声音了,还有叫好的声音,趁我还没分辨清真假之前就此打住,道声:杨教授,谢谢您!
责任编辑 杨泽文
第一次听说大理的时候,我还不会写“大理”。那时候村里来了个小炉匠,他说他是大理的。他补锅、茶壶、铁桶。收钱,也收粮食。那是个什么都需要修补的年代,每家都能拿出几样破锅烂桶来。伴随着小炉匠的风箱、不断四溅的火星、小铁锤的锻打声,“大理”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第二次听说大理的时候,我还没有到过大理。那时候我在读小学五年级,我有位老师是大理的,姓杨,我们都叫他杨老师。他的课讲得好,他讲课的时候课堂很安静,夏天的时候还会让我们在课堂上小睡一会儿。他是所有老师中最简朴的,穿着补丁的衣服。他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在他身边读书。三个孩子中,大女儿和男孩子与我同学,另一个女孩子在比我们低一级的班里。我的那位老师的大女儿、我的那位女同学很漂亮可爱,还会纳鞋垫,我曾想将来能找她做老婆该多好啊。而我的那位老师的儿子我的那位男同学,则让我第一次尝到了生姜是什么味道。
从小炉匠和杨老师身上,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大理人是非常精明能干的,他们通过自己的手艺、自己的勤俭,可以走遍天下,永远饿不着自己的肚子。
后来,我去外地求学时终于经过了大理。我看到了苍山,看到了洱海,看到了三塔,看到了蝴蝶泉,她的自然风光是那么美丽,让人流连忘返;当我徜徉在大理古城,她的历史文化又是那么丰厚,随便一堵墙都可能与南诏国、大理国的一段传奇有关,让人思绪万千。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养眼的,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是养神的。
大理养眼,更养神。
末了说一句,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卢振华先生是大理洱源人,我在他的鼓励下走上了创作道路。在我出版第一部诗集前夕他去世了,我曾在诗集的后记里写到他。当我在写作这一有关大理的短文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他亲切的面容……
一棵树的命运
故乡有种梨树,花开得早,果熟得早,农历六月“火把节”前后就可吃。这种梨有个颇好听的名字——火把梨。
我家地边就有棵火把梨树。那棵梨树什么时候嫁接,由谁人嫁接,我就不知道了。我懂事的时候,好像它就兀立在那里了。先前它是归集体的,农村包产到户,谁家地边的果树划归谁家,它就自然归我家了。想来已有好多年了。
一次回家,无意间向那块地投去一瞥,那棵梨树连根不见了。在它曾托起一片绿荫,抑或伸展落尽了叶片的枝桠的地方,土地已被翻犁过了。放眼四顾,流水依旧,木屋依旧,小路依旧。因了那棵梨树,心里却有了一丝落寞。
好端端的一棵树,怎么就消失了呢?
那天,同母亲闲聊,她突然说村里的马某死了,问我是否记得那个人。母亲说的那个人,我是记得的,原来是我家邻居。那时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离村较远的小河里去挑。他嫌挑水远,索性把家搬到离河不远的一个地方了。我在翠玉中学读书时,有次他带孩子看病,需要住院。乡下医院住院要自带铺盖行李,他没有带,找我想办法。我把自己住校的被子和父亲用羊毛擀的垫毡裹成一团,抱去给他,自己与同学挤着睡。我还从食堂打了几次饭给他。那时的医院距学校不远,有路但绕弯子,我常常从田埂上走过去,那样较近。可是,有次没有走好,饭菜都摔在了田里。当时已栽了秧子,我身上全是泥。那时生活比较艰辛,我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二角人民币,给他打饭还是向同学借的饭菜票。想想还是有点伤心。我咬了咬牙,重新回学校,再次打了饭送过去。在他看到我身上的泥巴时,他背过身去,悄悄在抹泪。他说不知道这个孩子能否将来感得了我的情。我说什么情不情的,只要他的病治好就可以了。
住了几天院他就走了。他说孩子的病有点好转了,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我想他是没钱住院了,可是自己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就没有吱声了。
那以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有见到他。我再次见到他是在暑假。那天,我扛着父亲的枪去他家旁边的地里打斑鸠。那是块麦地,麦子已收割,一群斑鸠正在那里觅食。我瞄好一只斑鸠,扣动了扳机。火药枪的后坐力较大,我的肩由于没有顶住枪托,被狠狠撞了一下。枪声过后,我听到他大叫着出了门,原来射出的石子打在他家木楞房上了。我想这下完了,不知说什么好了,斑鸠没有打着,却惹祸了。可是,当他看见是我,“哦”了一声,就回屋去了。不一会儿又出来,说他收拾了下家,请我去家里坐坐。他还说刚才不知道是我,所以大吼大叫的,真不好意思。我说不好意思的是我,本来就不应该在房子周围打斑鸠的。我说到其它地块看看就走了。我走出好远,还看见他站在篱笆墙后看着我。
马某家有四兄弟,他排行老幺。他大哥在文革时死了,死因是一个包。他捡到一个包,把它送给朋友家上学的孩子,被人发现了。因包是会计的,会计说里面有什么账单,事情就闹大了,专门开了批斗会。批斗会第二天,他去打麦场路上,上吊死了。他二哥死得更早些。他二哥参加了土匪,在小凉山土匪叛乱那阵子,被民兵打死了。听说他二哥枪法特准,曾打死过豹子。我们村现在还有一张豹皮,就出自他的手。四兄弟,凶死了两个,还是凄惨的。
母亲说他死了,而且是上吊死的。这使我很纳闷。我说同别人吵架了,还是发生其它什么事。母亲说都没有。他领着四、五岁的小儿子,在一家亲戚家喝了点酒,回去时还背着儿子,把儿子放家里就不见了。人们四处找,后来在离他家不远的我家那棵火把梨树上,找到了他。人们从树上解下他时,气早就断了。
母亲哀叹说,村里人不知为什么,好几个上吊死了,是不是吊死鬼在作怪。我说不会吧,肯定有什么事想不通了。我知道有多大的原因,就会有多大的结果,原因不可能大于结果而存在。可是,现在的结果是“他上吊死了”,然而,能让他上吊死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成了个谜。这个结果似乎比原因大多了。确如母亲所说,村里人上吊死了好几个了,有的年纪还很轻。我们村有三户普米族,其余是其他民族,大家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们三户普米人,我记事以来,已有五人离世了,但都是寿终正寝的。在普米人的世界里,非正常死亡的人祖先是不接纳的,火葬后捡的骨头也不能与祖先的放在一起的。所以,普米人很少有人去上吊啊,喝敌敌畏之类的。许多民族其实也是忌讳这种死法的,只是不知道我们村里那些死去的人,为什么会选择那种死。汉民族虽然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但也有“好死不如赖活”的说法。按他们的说法,好像只要活着,即便艰辛地活着,也比死强似的。可是,我们还不能说他们的这种态度,不是积极的一种态度。想想也是,死了就意味着“结束”,活着却蕴含着“开始”。
生和死是永远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我们无法选择生,却可以选择死。可是,怎样死又是个问题。
村民们认为只要把那棵火把梨树连根拔掉,就不会再有人上吊死了,于是,先把树砍了,后在根部放了炸药,把它炸掉了。
真的会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么?
如果真是那样,那棵火把梨树的消失是不足为憾的了。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拉玛兴高、黑羊和我
拉玛兴高、黑羊和我被人誉为“光溜溜三杰”。“光溜溜”是地名,我们村的名字。这个地名是汉语的,估计是牛窝子村或长坪村人所取,他们总会恶作剧地取一些怪名,而且一叫就响。我不知道为何取这么个难听的名,可恶的是现在我们那一带十里八村的人还在这么叫。地图上我们的村名标着“龙洞坪”,可惜这个比“光溜溜”好听得多的名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的作品里,我们村庄的名字叫“果流”,这是普米语的名字,我疑心“光溜溜”是“果流”的讹传。新锐文学评论家李美皆在一篇评论我诗歌的文章里对“果流”这个名字赞不绝口,说很有诗意。我弟弟曾请我给他的客栈取名,我说就叫“次顶客栈”吧。次顶是他的名字。他说太俗了。听他说俗,我心里有点好笑:诗人的弟弟即使没有上过学,还“雅”着呐。于是我说叫“果留客栈”吧。我把“果流”改成了“果留”,虽一字之改,意义却大不一样了。我弟弟对这个名字很满意。说了这么多,意思不外乎——如果真要叫什么“光溜溜三杰”,还不如叫“果流三杰”好听一点,雅一点。当然,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什么杰不杰的是翠玉乡上人说的,当不得真,和“初唐四杰”、“黄埔三杰”不能比。不过,作为那片土地的儿子,能为那片土地争光添彩,给那个古老村庄以新的命名,毕竟是无尚光荣的事。
“三杰”中的拉玛兴高是我们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进了县里的农机厂。农机厂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条件好像不是很好,他们很多人住在一起。很多时候他们坐一辆大卡车去敲石头。所以我总觉得农机厂是敲石头的,是干体力活的。他们的待遇似乎也不是很好,拉玛兴高领的第一笔工资是27元,特意跑到学校给我5元花。他领了好长时间的27元,我也乐得花了好几个5元。随着他的工资的提高,给我花的钱也在提高。有时候突然中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工资”咋还不发下来?
拉玛兴高打一手好篮球。他总是穿着写有“农机厂”的背心打篮球。白色的背心,红色的字,很醒目。他球技好,那时我还不知道NBA,不知道乔丹、科比、詹姆斯,只知道拉玛兴高、尹永斌、熊建举等这些宁蒗县的球星。他们都是县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只要他们打篮球,我都会去看。看拉玛兴高打篮球是一种享受。他运球就像球粘在手上一样,想怎样就怎样。他有时还把球在胯下来回自如地运,把守的人看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看得我们总担心球弹起来会不会砸在他裤裆里的“小弟弟”上。但我们的担心总是多余的。
拉玛兴高勤奋好学,我们高考的时候,这个没有上过高中的人还参加了我们高考,虽没有被录取,成绩还比我们班好多同学高。要考试那几天,他说番茄加白糖对脑子有好处,就买来很多番茄、白糖。我俩把番茄洗干净,用筷子穿几个洞,放进白糖吮吸。我俩吃了不少番茄加白糖,脑子也不见得好使,有些题解答不了就是解答不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番茄加白糖补脑,鬼才知道他哪里听来的。问他,他说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你看看,他这是想当然呢。
也许在农机厂石头敲多了,会不时敲出火花。这时他觉得该读点书了。之后,拉玛兴高走上了一段漫长的求学路,读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他成了我们村第一个研究生。他是带薪读书的。我猜想他说不定是中国带薪读书最长的一个,有八、九年的样子。当然这得益于当时县委、政府领导对人才的厚爱。有几年我们村的人问拉玛兴高在干什么,他说在读书,好几年过去了再问他,他说还在读书,而且没有半点的不好意思的意思。于是村里人叹息说,拉玛兴高这把斧子只是不停地在磨刀石上磨—磨—磨,也不见得砍什么柴,有啥意思呢。其实,他在“磨”的时候也在“砍”。在云南大学的时候,他的组织才能就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个果流村人,还当上了云南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还荣幸地当上了昆明市的人大代表,毕业后就留在昆明工作了。
这样,果流村有了第一个在昆明工作的人。后来,拉玛兴高领了个昆明女的回家来,还背她过河,被村里人看见了,一时成为村里茶余饭后摆谈的龙门阵。村里人见了我还会说,今后不要找一个过河还要背的老婆嘎。
拉玛兴高是学中文的,发表过文学作品,后来因公务繁忙,就没有写了。他工作勤奋踏实,为人真诚,赢得了同事的尊重,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还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副厅级领导干部,成了我们村的“大领导”。领导是当大了,但是,作为果流村的一员,他也没有什么变化。我去他家的时候,我经常能看到果流村在昆明的打工仔,鞋子上还沾着泥巴,抽着烟,翘着二郎腿,在同他喝酒、聊天。看到这我就高兴,我给他说你老兄将来还会发展啊。他不置可否。我笑着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那种有点感觉的人啊,不信的话咱俩打个赌。他说,就不是想喝酒吗?来!说着给我倒了满满的一碗酒。我端起碗,和他碰了下,一仰脖就喝了下去。他也喝了下去。我俩就这样喝着、聊着。不知喝了多少碗,我在酒碗里看到了故乡,看到了童年的我们,我俩的头碰在了一起……
“三杰”中的黑羊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的不多,分数过不了录取线,你再有钱也上不了大学。所以,黑羊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村着实轰动了一下。家家杀猪宰羊请他吃饭,末了还掏出皱巴巴的一点钱给他做路费。
黑羊还有两个弟弟在上学,两个弟弟后来又都考取了大学。因此,黑羊家在我们村被誉为“大学生之家”。也许读书人多家庭负担重,黑羊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家里就给他讨了个老婆。老婆娶来其实也没有帮上多大忙,不到一年就红杏出墙离掉了。非常凑巧的是有年寒假的时候,黑羊和我坐一辆拉运木料的东风车回家。当车经过一个水库旁的村庄时,突然停了下来。那是冬天的早晨,太阳照在身上没有一点暖意,我俩在车厢里瑟瑟发抖。我问司机怎么不走了。他说要拉一些送亲来的人。我向路下方望去,只见一群人正向车子走来。大部分是男人。有个穿着艳丽服饰的,可能是新娘子。随着那群人离车子越来越近,我发现那新娘子有点面熟,怎么看都有点像黑羊离掉的老婆。我拐了下黑羊说,你离掉的那个老婆来了,可能她又嫁到这个村庄了,我俩是不是去喝一下她的喜酒?黑羊说不会是她吧。那群人最终来到了车下。新娘子还哭哭啼啼的,娘家送亲的人正在安慰她。有几个小伙子抓住车厢板上了车。我看到新娘子确实是黑羊离掉的老婆。黑羊这时悄悄给我说是她。新娘子这时抬起头来,她看到我俩吓了一大跳,她尖叫了一声,转身就跑了。送亲的那群人吃惊地看着我们,其中有几个人认得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黑羊找对象格外小心。不见兔子不撒鹰,看准了才行动。他在毕业实习其间看上了我的一位同事,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的情书。要命的是有天在大街上,他要我把情书转交一下。当时,我的那位同事和她的妹妹还有几个伴正在逛街,黑羊和我也在逛街,他站在一旁,非得我在他的注视下把那封信送出去不可。我没有办法,硬着头皮走过去,把信递给我的同事。同事和她的伴不解地望着我,看得我背脊发麻,我只得指了指站在远处的黑羊,说是他给你的信。她们就齐刷刷地看了过去,黑羊很机械地露出牙齿笑了笑,远远地点了点头,招了招手。那以后,我成了他俩的“交通员”。可是,后来我还是没有喝到他俩的喜酒。他俩分手了。小城成了黑羊的伤心之地。本来他已联系好单位,毕业了要回来工作的。就因为一段未了的爱情故事,没有回来。
时间在不停地流逝,生活在不断地继续。几年后,黑羊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他爱人是位美丽的医生。黑羊在单位负责办公室工作,他左手写公文,右手写诗歌、小说和散文。他把自己写成了那种可以称之为“作家”的人。那一年我在《星星》诗刊上看到他的诗,确实让我吃了一惊。后来我在《西藏文学》和其它一些刊物上又看到了他充满着浓郁民族特色的优秀诗作,这时我不吃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我还在其它刊物上看到了他不错的小说。过去黑羊在家是非常勤快的,现在做家务的都是他老婆,他老婆说让黑羊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写传世之作呢。我相信有这样的老婆支持,黑羊肯定能写出传世之作。
说到我,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中专生。我虽然混了大学文凭,但充其量只能排在拉玛兴高和黑羊之后。我还混了研究生文凭,那也在拉玛兴高之后。可是,这中专生我是实实在在排在了第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所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中专生。几年前,我去一所大学作讲座,我开场白就说,我之所以能来大学作讲座,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大学。古人说,“无知者无畏”。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还怕什么呢?也就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怕。可是,我愿意把这句话理解成: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什么都不怕……二个小时的讲座过后,最后我说,中专生鲁若迪基尚且这么厉害,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学生会比他更厉害。逗得大学生们哄堂大笑,非常之开心。
我这人有点怪,我佩服的人都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因为小时候我觉得他们都不怎么的,还经常尿裤子呢。嘿,随着一天天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优秀,不得不让你心悦诚服。拉玛兴高和黑羊就是这样让我佩服的人。拉玛兴高的谦逊、真诚、智慧,黑羊的坦荡、朴实、勤奋都时时在激励着我努力向上。
拉玛兴高和黑羊是彝族,我们一起长大,亲如弟兄,这使我这个普米族人从小就明白:人与人的感情是超越民族的。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加,我进一步认识到:感情除了超越民族外,还会超越地域和国界。
拉玛兴高、黑羊和我都是果流的孩子。我们生是果流人,死是果流小小的神仙,抑或不害人的小鬼。
“拉登”和他的母亲
“9·11”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拉登肯定是有母亲的。但是,我没有见过也不认识。就连拉登本人我也只是在电视里见过几次而已,我想写他们也写不了。再说我干嘛写他们呢?我要写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和他的母亲。我的朋友叫李文华,“拉登”是我取的绰号。不过,这个绰号现在叫响了,整个系统都这么叫,以至于他本人打电话,别人问是谁,他还说自己是“拉登”。
“拉登”和我是同年参加工作的,他只比我早一个月。可是,他的工龄却比我长好几年,因为,之前他是当兵的,在部队的几年是算工龄的。所以,有时他在我面前卖老,说他是“老同志”,还经常叫我拎着热水壶去食堂帮他打开水呢。
“拉登”父亲死得早,母亲很早就给他定了亲。在他八字还没有一撇时,又给他成了亲。我们参加工作时,“拉登”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男人这种雄性动物还真有点怪,岁数再大也不会懂事。可是,即便是个小咪咪儿,只要给他找个媳妇,马上就会懂事起来。应该说,让男人懂事的是女人。可是,让女人懂事的却不是男人。让女人懂事的是女人自己,再懂事的男人也无法让一个不懂事的女人懂事。
“拉登”懂事早,同他结婚早肯定有点关系。在我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们除了书本里学来的那点可怜的知识,什么也不懂。“拉登”却能讲很多我们在书本里看不到的东西,听了觉得很新奇。比如说“朋友”和“敌人”。“拉登”说“朋友”就是可以一起干坏事的人。而“敌人”,在他看来就是一起只能干好事的那种人。为什么这样说?“拉登”解释道,朋友一起干坏事了也不会被出卖,敌人就不同,一旦被抓住了把柄,他就会往死里整你。“拉登”说的“敌人”其实是对手。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再比如说“好事”和“坏事”。“拉登”说很简单。只要你干了人干的事情就是好事。反之,就是坏事。杀人、放火、偷盗、奸淫、欺诈……这些是人干的吗?不是。所以,这些都是坏事。我们就问他,那你说的“朋友”就是可以一起去杀人、放火的人啦?“拉登”觉得自己的说法在某一点上出了点问题,辩解道,我说的“坏事”当然不是那种事。那是什么事啊?我们问。“拉登”说这个暂时还不告诉你们。
我是在县里举办的物资交流会上见到“拉登”的母亲的。老人家穿戴着小凉山彝家妇女的服饰,头上是黑色的“锣锅帽”,黑色的对襟大袖衣,蓝黑相间的百褶裙,异常端庄。她的耳朵上挂着玛瑙、绿松石串起来的珠子。脖子上围着特制的饰品,正对下巴的是一块四方形的银制品,闪闪发亮,显得高贵。老人家给“拉登”背来了炒面、煮熟的香肠、鸡肉、鸡蛋,还有蜂蜜。这些美食让我们改善了好几天的生活。那以后,我们每年都能见到“拉登”的母亲,吃到老人家带来的美食。老人家同我们混熟了,把我们都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后来,“拉登”搬了新家,把老婆也带来了,老母亲时不时也会在他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由于不习惯,老人家住的时间不会很长。只要他母亲在,我们酒醉了去“拉登”家,只会嘻嘻地笑,不会乱说话,更不会闹。他母亲看看这个,望望那个,问是不是酒醉了?我们说没有。他母亲就咕哝着“拉登”的妻子煮东西给我们吃。看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东西,她很满意,眯笑着。
一次,我去“拉登”家,看见老人家正同“拉登”的儿子吵架。原来老人家把孙子牛仔裤上的几个破洞缝补了,孙子在埋怨她多事。老人家不知道那是年轻人为了赶时髦,故意撕破的。“拉登”我俩知道后笑痛了肚子。老人家不解,不住地摇头,说怪了,怪了,过去是破了的衣服缝了又补地穿,现在是把好好的衣服撕破了穿,咋会这样呢?
有一年“拉登”病了,发现了个囊肿,医生认为是癌症,要去省里治疗。单位领导征求“拉登”意见,看派谁同他去合适。“拉登”说,可能他这次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叫我去吧。领导给我说了“拉登”的意思,还不好意思地说,攀枝花车祸住院的同事也是你去服务的,这次又要你去,辛苦你了。如果你不想去的话,可以派其他人去。我说他们在病痛时想到我,说明心里有我,我高兴去的。走的时候,“拉登”的母亲拉着我的手,流了很多泪。看到老人家那么伤心,我的鼻子也是酸酸的。我安慰她我会把“拉登”治好了领回来给她。还好,老天助我,让我没有食言。去了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囊肿是良性的,我也真的把“拉登”好好领回给老人家了。
“拉登”的老家在丽宁公路旁的一座山上,从他家门口可以看见谷底的公路和奔跑的车辆。老人家说,她没事的时候,经常坐在坡上看那些来来往往的车,想那些车里有没有自己儿子开的车,还想我会不会同他一路……这样想着,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我曾想把车停在公路旁,去山上看望一下老人家。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去成。我真正去的时候,是老人家去世的时候。
老人家病重期间,我和“拉登”在外出差。“拉登”有点犹豫。我对“拉登”说,革命工作一辈子也干不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在治水,非常时期,无论是谁都会这样,换我也会这样,也只能这样。可是,现在你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不回去会后悔的,去尽一下孝吧。“拉登”含泪连夜走了。十多天后,老人家离开了人世。
“拉登”知道我和一些同事要来给老人家送葬,特意备了些马匹来公路旁接我们。我说我不能骑马去那里,你们要骑马的就骑吧,我要走路。同事们见我不骑马,要去爬那么陡的坡,走那么远的路,很不解。但是,见我不骑他们就不好意思骑马了,十多匹马又空着拉了回去……
在送葬的路途,我听说老人家生前在迷迷糊糊中曾不停地喊“拉登”和我的名字,心里很难过。“拉登”的母亲是唯一去掉我的姓,喊我汉族名字的山里来的老人。虽然这样的称呼平时也有,可是,第一次从老人家口里听到这样的称呼,我最初还是有点想笑。多年后当我再次回味,却同我母亲喊我乳名一样亲切了。
现在,偶尔经过“拉登”家附近的公路时,我都会放慢车速,向山上的“拉登”老家望望,默默想起“拉登”的母亲。虽然除了季节带来房前屋后土地上作物的变化外,很难看到有什么人在那里忙碌。然而,那幢老屋,我怎么看都像个老人蹲在那里,痴痴地望着来往的车辆……
橱窗里的女郎
傍晚时分,一行人走在阿姆斯特丹一条幽暗的河流旁。白天,这里是怎样的景致,无从知晓了。夜晚是热闹的。此时华灯初上,人群熙攘,行道树在河流中投下巨大的阴影。河的两边是别致的阁楼。那些形态万千,风姿绰约,百般妖艳的女人就在阁楼的橱窗后面。因窗是透明的玻璃窗,灯光下她们像是从神话里刚刚脱掉薄薄的羽纱,又像是一幅幅油画。他们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她们蛇一样扭动着身躯,吸引着一个个男人。我看见有人进去了,窗帘随即拉上了。导游说50欧元(约500元左右人民币)可以在那里呆上十分钟。
我静静地走着。我不想说话。我希望人家把我看成一个日本人,或者亚洲其他一个什么国家的人。有人在大呼小叫,我有点害臊。看到橱窗里像亚洲女人的,我有点希望是日本国的。马上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自言自语道,那就算天外来客吧。
走了一段路,右侧出现一个像影剧院之类的场所,问了下,说是“成人秀”表演的地方。大概也是几十欧元的门票。我没有去看。我不想看。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缅甸勐拉的一幕,就有点想吐的感觉。
说来有点可怜,那时我想今生可能出不了国了,所以,几位朋友去西双版纳时,顺便去了缅甸勐拉。算是出了国。去了后,感觉就像到了宁蒗的一个乡镇。如果说还有点出国的感觉的话,是有“人妖”表演,有“成人秀”表演,还看见中文培训的广告。商量了下,我们去看“成人秀”表演。说实话,在那之前,我只见过油画的裸体女人。所以,当那些真正的裸体女人出现的时候,我有点抬不起头来。但是,还是忍不住悄悄地看起来。在看的时候,又怕身边的人看见自己的专注,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在“你不害羞表演,我还怕害羞看你不成”的念头闪过后,就有点无所谓了。
表演中,那些女人不时走下台来,搂搂你的脖子什么的。我的一位朋友的大腿上就被坐了一个,吓得他差点从座位上跌下来。这个表演场所是低档次的,喝酒、抽烟都不禁止。我担心那些女人坐到我大腿上,就点上了一支烟。这还真管用,那些女人扭着扭着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到了表演要结束时,看到了男女房事的表演。我觉得性应该像宗教一样神圣。一件神圣的事,当它沦落到表演的地步,除了恶心还能有什么呢?我现在想想真有点想吐的感觉。可在当时,我就像小时候放牧,看到一对发情的畜生做那件事一样,还看完了表演。不过,多年后的一个傍晚,我的忧伤来了。我忧伤是因为我无法圆满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诗人,你为什么要去看“成人秀”表演?是好奇吗?当然是的。仅仅是好奇吗?又像不全是。那么,这不全是的空间里还留存着什么?这些留存着的东西全是好东西吗?如果不是,那么,你配称“诗人”吗?好在那时我只是个诗歌爱好者,一切与诗有关的,在我都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向来认为诗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人。我曾说,生活中,我是人群普通的一员;当我进入创作状态,我是众神中的一员。诗人,即便饿死了,也是贵族。因为他的脉管里流淌着诗歌高贵的血液。
今天,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著名的红灯区,当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时,我坦然地说,这只是我整个行程中的一个站点。作为一个诗人,我来正视一种存在。精子是有限的,银子也是有限的,我从来没有随意挥洒过这些东西。
绕了一圈,我最后站在桥上,凭栏望着那些阁楼。我想起那些橱窗里的女郎。她们从何而来?她们怎么会走上这条路?想着想着,诗河一样流来:
你走过怎样的路
才一步步踏上
这小小的阁楼?
你以怎样的心情
脱去一层层羞怯
和最后的悲愤?
你终将离开
离开这小小的阁楼
离开这条幽暗的河流
然而,你将怎样
把自己隐匿
怎样将自己忘却?
呵!橱窗里的女郎
当我面对你的时候
我才知道诗是多么的无用
自己是多么的无奈
写这首诗的时候
我多么希望手中的笔
是一把锋利的刀
深深的扎进这个世界
一个能喊“疼”的地方
一位哲人曾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不以为然。难道战争、饥饿、性病等的存在是合理的吗?我以为一切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但都有其理由,或者说原因。而这种理由或原因,有时甚至是荒谬的。有些理由或原因就存在于荒谬和悖论里。对于一些存在,世界似乎麻木了。我们需要一把匕首,深深地扎进一个能让它有点感觉的地方,让它苏醒过来。说不定它会看到那些橱窗里的女郎,让她们走在温暖的阳光下。
朱文和《云的南方》
一次,《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与张艺谋合作过电影《英雄》的小说家李冯,问他最想合作的中国导演是谁。他说是朱文。
作为写出了小说集《我爱美元》、《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长篇小说《什么是拉圾、什么是爱》等的朱文,人们对他是不陌生的。随便打开一本文学期刊,我们都能看到对他小说的精彩论述。朱文的小说“总是具有情绪化的抒情外壳,但即使在他的《我爱美元》这样直接书写欲望的小说里,我们也能够从文本‘反讽’的叙述基调中感受和触摸作家思索人类生存困境的哲学之思”。(《钟山》)“……那不和谐的音响和粗野奔放的身影提示出朱文小说创作的重要方面,这就是叙事人表现出来的对向来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学表达方式的拒斥”。(《江南》)“作为小说家,朱文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平淡与神奇、常态与荒诞、轻松与沉实、真实与虚幻相纠缠的故事,穿破生活现象表层,诉求于丰富的可能性与内在的真实性”。(《花城》)“朱文有能力抓住当代毫无诗意的日常性生活随意进行敲打,他的那些随意概括的表象,那些毫无诗意的当代生活场景,总是渗透进一种质素,一种莫名其妙的怪戾的不安定因素潜藏于其中,它们随时颠覆生活,要越出叙事的边界”。(《山花》)从这些信手拈来的评论,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小说家的他是非常出色的。
朱文是小说家,但他更是一个诗人。而且,在他还不是小说家的时候,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在我第一次看到“寂寞的日子里,惟一乐趣/是拆卸自己的身体/就像拆卸一把锈蚀严重的老枪”时,我有点震惊。作为斐声中国诗坛的“他们”的主要成员,朱文一直把诗歌写作当作自我教育的主要手段。他用一首首缄默、从容的诗篇构筑着自己完整、丰富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错了。有些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也没有把它做好。如我们村里的一些农民。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庄稼,也没有把庄稼种好,还饿肚子。城里还有一种叫“干部”的也是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当了一辈子的干部,也没把干部当好,最终也不知道怎么干。有些人却怪得很,仅仅一件事不够他们做。朱文便是这样的人。他不但写好的诗、好的小说,还导好的电影。
与小说家朱文和诗人朱文相比,导演朱文人们对他似乎还不是很熟悉。
其实,朱文与电影早就结缘。由他编剧,改编自他的小说《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的电影《乌山云雨》就曾获过一串奖。反映警察和一个妓女故事的《海鲜》,是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在国外也获了一堆奖。“爱吃海鲜的人性欲旺盛,性欲旺盛的人热爱生活”,成了著名的台词,观众们听了不禁爆笑起来。
《海鲜》之后,朱文着手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他在电话中告诉我片名《云的南方》时,我觉得很有诗意。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要我友情出演其中一个角色。还说有几场戏要在泸沽湖拍摄。他还说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有一个诗人饰演角色,第一部是金海曙饰演《海鲜》里的“江湖医生”,第二部是鲁若迪基饰演《云的南方》里的——他停下来没有再说下去。我说演什么啊。他笑起来说,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正式拍摄前,朱文带了些相关人员实地察看了下拍摄地。那时是冬天,永宁扎美寺对面的山,看上去就有点太行山的感觉。那种荒只能让人沉默。
春天的时候,朱文带着摄制组来了。同来的还有影片的男主角李雪健、女主角金子。考虑到我的工作,我的戏被安排在双休日拍摄。
第一次作为“演员”面对镜头,还是有点无所适从。朱文说:鲁若,你要相信我,把自己交出去!
到这个份上,也只能把自己交出去了。我看了下剧本,故事非常精美。它讲述了一个叫崔大林的老人,年轻时曾有机会来到云南工作,可惜被他错过了。他在北方城市工作、生活,几十年过去了,妻子过世,儿女成人,他自己也退休了。此时他想着自己曾错过的那次工作机会,觉得如果当初去了那地方,他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他梦想着云南。于是,他开始锻炼身体,来云南。来了后发生了一系列故事。
人生的一次错过,引发故事,耐人寻味。我的戏是第62场,只见上面写着:
“村长坐在祖母屋的火炉边,板着脸,吃着烤土豆,半天不说话。崔大林(李雪健饰)有些诚惶诚恐地坐在一边。过了一会儿,村长终于开腔了”。
接下来就是村长与崔大林的对话。
至此,我知道朱文要我演的角色是泸沽湖落水村的“村长”。对于村长,我是不陌生的。我父亲当过村长,我弟弟也当过村长,算来,我还只能算我们家的第三个“村长”。坐在火炉边没问题,板着脸也没问题(我的脸似乎不要演就是板着的),吃烤土豆也没问题(我就是吃烤土豆长大的),半天不说话更没问题(我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有问题的是对话。因为我的宁蒗普通话有种怪怪的味道。可是朱文说,他要的就是这效果。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开机吧!
我开始坐在那里说:你从哪来啊?
对方说:512厂,昆明附近。
我说:听口音不像南方人啊。
对方说:对,对,我是北方的,六几年时调来到512厂工作的,快四十年过去了,口音还是改不过来。
我说:我们这里是女人当家,女人干活,什么都是女人说了算,你懂不懂?你看我是村长,但是我也不当家,我说了也不算。政府有事要我办,我就办,我是村长,但是在这里我说了不算,你懂不懂?
对方说:懂,懂。
我说:你说要到这里住一段时间,我们欢迎,就是住下不走也没问题,但是你要懂这里的规矩,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劳动,不许再操心,你懂不懂?如果我们发现你还在劳动,还在管事,我们只好让你走。你懂不懂?
对方说:懂,懂。
我说:真懂还是假懂?
对方说:真懂,真懂。
就这样一场戏。我对朱文说是不是少了点。他说配角能有那么多台词很不错了,有的配角一句台词也没有。说完他眯笑着看着我。他总是眯笑着。我说开玩笑的,我还嫌多了点。他说为什么。我说让我讲普通话费劲啊。他说很好,很好。然后,格格笑起来。他终于笑出声了。
拍摄反复了五次才成功。一次是因为酥油灯灭了,一次是有一辆拖拉机在附近经过,一次是我忘了台词,除此,还拍了两条。忘台词那次,朱文说他从镜头里看到我在不停地抽烟(吃土豆换成了抽水烟筒),想我可能是忘词了,还说真聪明。确实,当时忘词了,不好做其它动作,只好抽烟想词,记起了才抬头说了出来。
拍完了,我对李雪健先生说,李老师,让你反复这么多次,真抱歉。他说他们有时反复的次数比这还多,没什么,还说我演得真不错。我说我眼睛小,无法传神,不然,效果会更好一点。可以了,眼睛大了不一定就能传神,他说。
朱文他们拍摄完后就走了,就像来泸沽湖过冬的候鸟一样,来了又走了。只留泸沽湖在那深山里蓝着。我想起我们在湖上划船,他突然冒出一句:“说完,鲁若又欢快地划起浆来”。我想那该是一篇美文中的一句。我还想起几次去北京领奖,朱文都请一些朋友,设宴为我庆贺。有一次还为我颁奖,奖给我一瓶苏格兰酒。他说苏格兰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希望我通过努力,能在文学领域占有自己一席之地。这瓶酒现在就摆在我的书房里,一见它,我就想起他说的话。
朱文走的那天早晨,我握住他的手说:我是泸沽湖落水村的村长对吗?他说对。我说,我已告诉女儿国的村民们,出了美女,首先要报告村长一声。我说,我会在仓库里留几个等着你!朱文格格笑起来,打了我一拳:鲁若村长,我的好村长!
那以后,我还见了朱文两次。一次是在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里,另一次是在凤凰卫视台上。他依然眯笑着。
《云的南方》参加了一系列影展。每每参展,我都能接到朱文的电话:“鲁若,现在柏林人民正在看你!”“鲁若,现在巴黎人民正在看你!”每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会在奇妙的时空里,想起眯笑着的他。
《云的南方》在柏林电影节获最佳亚洲电影奖;法国巴黎电影节大奖;香港国际电影节金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奖;上海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韩东发表文章说“我喜欢《云的南方》,并固执地认为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优秀的中国电影”。
我想,李冯是不会平白无故地对《南方周末》说那些话的。而我想说的是——把诗、小说、电影都搞得那么好的,在目前的中国,可能只有朱文了。
一点秘密
我最初写诗只是为了让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看我几眼。当然,最好是让她爱上我。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高中生的我身高一米八了,体重却只有六十来公斤,可谓瘦得只剩下了精神。人瘦黑不说,穿着也不得体。可是,青春期的种子不因为这样那样的不足而不萌动在我心。我开始为漂亮女生写诗。我每天写很多很多的诗。我希望有一天她能看到我的诗——被我的诗打动——然后爱上我。这是多么浪漫的事情。遗憾的是,最终漂亮女生看也没看我一眼,而我也发现除了在班上之外,她也不是一个秀色可餐的女人。由此我明白想用诗来博取一个女人的青睐是幼稚的、轻薄的、不足取的。
不过,从此我与诗结缘,诗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我写诗,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华西民族走廊上有那么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普米族。这个人口只有三万多人的民族,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勤劳善良、正直向上。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个民族,更不知道她的文化。我希望用我的诗歌搭起人们认识这个民族的桥梁。
现在我还在写诗,除了证明“我诗故我在”之外,我想让人们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个诗人。我希望在我的诗上贴上“中国”的标签。我认为繁荣富强的中国,应该同唐朝一样,有很多的优秀诗人高歌低吟。而我是行吟在滇西北高原的那一个。
从为一个女人,为一个民族,直到为一个国家写诗,我的梦想就这样简单而高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的诗是曾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的刊物发表过的。然而,这样相对集中地翻译出版《鲁若迪基抒情诗选》英文版还是第一次。缘由是曾在中国三个驻外使馆当过翻译官的云南大学前外文系主任杨志达教授认为我的诗不错,有“翻译的必要”。权威人士认为“必要”了,你就办法不多甚至没有办法了。更何况对这样的美意我一点也不想拒绝。
对于翻译,我是门外汉。不过,有过一次经历。2004年春,我参加了昆明举行的“云南诗歌之夜”诗歌朗诵会。我郑重将自己的诗歌译成普米语。在我用普米语朗诵完自己的诗作后,两位女主持人,中国女主持人用汉语朗诵了我的诗,瑞典女主持人则用英语进行了朗诵。在我听到一首诗的三种语言表述时,我深深地被激动着。在朗诵之前,我还讲了几句话。我说,在这个世上,有一种人,他可以打开地狱的门,同时按响天堂的门铃;他用一只耳朵聆听着天堂的歌声,用另一只耳朵谛听着来自地狱的呼喊。这样的人,在一个国家只要有十个,这个国家就充满希望。没想到在中国,在昆明还有那么多这样的人。这使我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对这个城市充满希望,同时对我这个民族充满希望。这是中国普米族诗人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一次,见到丽江市方志办主任、纳西族作家杨树高先生,他说在那次朗诵会上,我左边搂着一个中国女主持人,右边抱着一个瑞典女主持人,好多人都眼馋了。我的最大毛病是总是忘记那些美好的事情。我全然不记得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相信这样的好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只记得将我的诗翻译成普米语,如何将“悲壮”翻译时,我想了半天。那次只是一首诗的翻译,却让我感到了翻译的艰难。七十多岁的老教授乐此不疲,其中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很让我感动。
如果英文的读者看了我的诗,觉得不怎样,我不简单地认为那是教授的翻译遇到了障碍;如果觉得不错,那是应该的;如果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诗,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更好的还在后面。
现在我就隐约地听到不错的声音了,还有叫好的声音,趁我还没分辨清真假之前就此打住,道声:杨教授,谢谢您!
责任编辑 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