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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采访中，积累了不少录音，完稿以后很多不会去重听，但有一段录音，空闲的时候经常还会听一听。那是一段在监狱采访服刑人员的录音，但光从谈话气氛中，你根本感受不到监狱采访的感觉。
那是2012年。监狱大片看了不少，“锒铛入狱”“身陷囹圄”这样的词汇，平时挥笔而就，自觉颇有分量。但是真正进入这高墙大院，才能深受震撼。
这本来只是一次常规的监狱管理方面的宣传。我私下跟带队老师提出，想采访两个服刑人员中的“落马官员”。带队老师诉了很多难处，终究经不住我再三央求，约了两位服刑人员接受采访。
采访对象进门时，循着对待管理人员的规矩，居然向我敬礼报告。惭愧地说，我真是懵成了“刘姥姥”，惶恐中赶紧躬身回礼。
曾经前呼后拥的尊者，如今行动皆报告、见人先敬礼。可是，我不能流露出惊讶、慌张，不能引起这种特殊身份的采访对象的误会。控制瞳孔，平稳呼吸，放松面部肌肉，采访开始。
因为是临时安排的采访，担心他们会应付几分钟了事，因此格外拿捏态度和语气。但是我又必须足够坦诚、平等地沟通，小心翼翼而又不能让对方看出，客气又不能过分客气，尖锐的问题足够委婉又要足够清晰。
做过多少次采访都没这次紧张。
三个小时下来，我松了一口气，回听录音时，发现倒是自己想多了。摒弃掉彼此从试探到信任的眼神，敬礼回礼的客气，还真听不出这次采访的独特性。
這让我不禁想起，更早以前，2006年，我和杂志社前辈在看守所采访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的那次。彼时，田玉飞略显拘谨地坐在铁栅栏里面的凳子上，对我们的问题一概不正面回答，要不就是背书“我相信法律”，要不就是抱怨自己“完都完了”，眼神没有对视，情绪中写满抗拒、挣扎，只有当提到年幼的女儿，他才被触动，悄悄用手背抹泪，还掩饰称是“眼睛痛”。我们事后才知道，其时，他的家与他所在的看守所，恰巧只有一街之隔。
所以，这次采访监狱服刑人员能够如此顺利，我很是意外。固然，采访中，尊重换取尊重，坦诚回报坦诚，但这更得益于采访对象的心态变化。也许，对于他们来说，罪行已经审判，刑期已经明确，虽然生活天壤之别，但无论如何，日子还得继续。如今的“适应”背后，何尝不是经历了当初田玉飞一般的痛苦挣扎。法律和时间，是公平的。
如果说这段“谋之良苦”的谈话在我心里久久回响，那么一副“受之有愧”的照片则一直策我前行。
2017年，一名同事外出采访回来，给我捎来一幅风景照。“摄者”是曾经一面之缘的采访对象，这把我带回两年前那次普通的采访。
那是与省电视台同行同去的。摄者当年身为一地首脑，西装革履，应邀出镜。因为还要去接待外商，在办公室等不及，赶着来见我们。
电视台记者采访完成了，我还想拿到独家的、更深刻的信息。于是跨步上前，冒昧采访。他礼貌地声明只有五分钟时间，那我们就站在院子里，分秒必争吧。当然，最终不止五分钟。在大约一小时里，谈了两个话题，我余光中可以瞄到旁边的工作人员神色越来越焦急。
其中一个话题，可以说与他的工作全然无关，只是当时我比较关注，涉及像他们这种岗位的人，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际遇。此前我们从未谋面，但他居然将自己所遇，不加掩饰，和盘托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感谢他的坦诚。所以，时隔两年，同事捎回他馈赠的这幅照片，我内心还是有些波动。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浸淫采编十几年，作为杂志社全国化新闻采写的首发阵容之一，曾经和同事们一样，单枪匹马，走南闯北。曾经头顶彩云之南的烈日，为了寻找秘而不宣的真相，翻越重重雾障;曾经踏上冬雪飘飘的岭北，为了揭示腐败留下的恶疮，冻到皮肤生疮。
那样的日子，无论在别人眼里如何灰头土脸，在我们自己心里，总是自带光芒。
在这样的精神支撑下，我们辗转反侧，只为探求细节的精度、事实的广度、问题的深度;我们溯洄溯游，近距离感受人际之间的莫测，人性的明暗，他人电光石火的心灵抉择。我们把这一切精心记录，通过文字对数不清的读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达到实现自我。
20年前的5月8日，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有记者不幸遇难，从此在我心中燃起了做一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工作者的理想。
在我们杂志创刊30周年，在第500期上，加上以上这两个特别的时间点，能够记录青春和理想，别有意义。
那是2012年。监狱大片看了不少，“锒铛入狱”“身陷囹圄”这样的词汇，平时挥笔而就，自觉颇有分量。但是真正进入这高墙大院，才能深受震撼。
这本来只是一次常规的监狱管理方面的宣传。我私下跟带队老师提出，想采访两个服刑人员中的“落马官员”。带队老师诉了很多难处，终究经不住我再三央求，约了两位服刑人员接受采访。
采访对象进门时，循着对待管理人员的规矩，居然向我敬礼报告。惭愧地说，我真是懵成了“刘姥姥”，惶恐中赶紧躬身回礼。
曾经前呼后拥的尊者，如今行动皆报告、见人先敬礼。可是，我不能流露出惊讶、慌张，不能引起这种特殊身份的采访对象的误会。控制瞳孔，平稳呼吸，放松面部肌肉，采访开始。
因为是临时安排的采访，担心他们会应付几分钟了事，因此格外拿捏态度和语气。但是我又必须足够坦诚、平等地沟通，小心翼翼而又不能让对方看出，客气又不能过分客气，尖锐的问题足够委婉又要足够清晰。
做过多少次采访都没这次紧张。
三个小时下来，我松了一口气，回听录音时，发现倒是自己想多了。摒弃掉彼此从试探到信任的眼神，敬礼回礼的客气，还真听不出这次采访的独特性。
這让我不禁想起，更早以前，2006年，我和杂志社前辈在看守所采访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的那次。彼时，田玉飞略显拘谨地坐在铁栅栏里面的凳子上，对我们的问题一概不正面回答，要不就是背书“我相信法律”，要不就是抱怨自己“完都完了”，眼神没有对视，情绪中写满抗拒、挣扎，只有当提到年幼的女儿，他才被触动，悄悄用手背抹泪，还掩饰称是“眼睛痛”。我们事后才知道，其时，他的家与他所在的看守所，恰巧只有一街之隔。
所以，这次采访监狱服刑人员能够如此顺利，我很是意外。固然，采访中，尊重换取尊重，坦诚回报坦诚，但这更得益于采访对象的心态变化。也许，对于他们来说，罪行已经审判，刑期已经明确，虽然生活天壤之别，但无论如何，日子还得继续。如今的“适应”背后，何尝不是经历了当初田玉飞一般的痛苦挣扎。法律和时间，是公平的。
那样的日子，无论在别人眼里如何灰头土脸，在我们自己心里，总是自带光芒。
如果说这段“谋之良苦”的谈话在我心里久久回响，那么一副“受之有愧”的照片则一直策我前行。
2017年，一名同事外出采访回来，给我捎来一幅风景照。“摄者”是曾经一面之缘的采访对象，这把我带回两年前那次普通的采访。
那是与省电视台同行同去的。摄者当年身为一地首脑，西装革履，应邀出镜。因为还要去接待外商，在办公室等不及，赶着来见我们。
电视台记者采访完成了，我还想拿到独家的、更深刻的信息。于是跨步上前，冒昧采访。他礼貌地声明只有五分钟时间，那我们就站在院子里，分秒必争吧。当然，最终不止五分钟。在大约一小时里，谈了两个话题，我余光中可以瞄到旁边的工作人员神色越来越焦急。
其中一个话题，可以说与他的工作全然无关，只是当时我比较关注，涉及像他们这种岗位的人，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际遇。此前我们从未谋面，但他居然将自己所遇，不加掩饰，和盘托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感谢他的坦诚。所以，时隔两年，同事捎回他馈赠的这幅照片，我内心还是有些波动。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浸淫采编十几年，作为杂志社全国化新闻采写的首发阵容之一，曾经和同事们一样，单枪匹马，走南闯北。曾经头顶彩云之南的烈日，为了寻找秘而不宣的真相，翻越重重雾障;曾经踏上冬雪飘飘的岭北，为了揭示腐败留下的恶疮，冻到皮肤生疮。
那样的日子，无论在别人眼里如何灰头土脸，在我们自己心里，总是自带光芒。
在这样的精神支撑下，我们辗转反侧，只为探求细节的精度、事实的广度、问题的深度;我们溯洄溯游，近距离感受人际之间的莫测，人性的明暗，他人电光石火的心灵抉择。我们把这一切精心记录，通过文字对数不清的读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达到实现自我。
20年前的5月8日，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有记者不幸遇难，从此在我心中燃起了做一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工作者的理想。
在我们杂志创刊30周年，在第500期上，加上以上这两个特别的时间点，能够记录青春和理想，别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