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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个觉醒的年代，也是一个学习的年代。进步人士、青年学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苦于找不到材料。少数报刊登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少量著作章节或片段，读起来不系统不连贯不解渴，以至于有些人不得不经常凑在一起，由懂外文的人翻译一段、记录一段，再学习一段。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增强全党战斗力，成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不到10平方米的阁楼，李达的寓所诞生了。同日，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的《人民出版社通告》明确办社宗旨：“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应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
李达担任撰稿、译稿、组稿、校对和发行工作，夫人王会悟主要负责掩护工作。当时环境险恶、生活艰苦，李达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饿了就啃几个凉馒头，专心致志地翻译、撰著、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了迷惑敌人，出版社有时故意把社址印成“广州昌兴马路26号”，书的封面则标为“广州人民出版社”。当然，书的译者、编者都得用化名，真名是绝对不能用的。
当时出版社准备出四大系列图书，即《马克思全书》15種、《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和其他书籍9种，共计49种。但由于环境险恶，物质条件匮乏，到1922年只出版《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1923年秋，人民出版社迁到广州与新青年社合并，继续出版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革命书籍。同年11月，它又并到新创办的上海书店。到1926年，我们党有时还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书。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2月1日，人民出版社重建，成为国家综合出版社，主要出版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社名。
创建第一个农协——衙前村农民协会
衙前村，浙东运河沿岸的一个集镇，离杭州只有60多里。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加上频发的坍江、虫害，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早在1921年4月，沈定一（即沈玄庐）回到家乡，创办衙前农村小学，以“无产阶级取得支配经济的知识”为宗旨，“摒弃为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性质”，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通过访贫问苦、公开演讲、开办龙泉阅书报社等途径，启发农民觉悟，号召他们起来斗争，捍卫自己的权益。
9月27日，沈定一等共产党人，组织乡亲们在衙前村东岳庙前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村农民协会，推举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海云、汪瑞强6位农民为农协委员。会议通过《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发出农民的怒吼：“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地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的命运。”《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规定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和宗旨、会员条件、组织结构和议事规则、任务和责任。
衙前农协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对抗米行、争取养鱼权等一系列经济斗争，取得不小胜利，很快影响到萧（山）绍（兴）地区。短短两个多月里， 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十多万贫苦农民投身革命。农协除了开展经济斗争，还向农民传播科学、民主精神，提出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反对旧礼教等革命口号。
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令反动当局惶恐不安，浙江省省长接到萧山、绍兴两县知事要求平息农协聚众抗租的报告以及督军署批交省长依法査办的文件后，立即派人查办，并派警察厅过江镇压。12月27日，衙前农协负责人李成虎被诱捕，后在萧山县狱被折磨致死。沈定一躲过追捕，幸免于难。萧山、绍兴两县知事严令解散农民协会，查办首要人物，逼迫农民还租。
衙前农民运动虽然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农民革命实践的第一次尝试。
创立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从嘉兴南湖归来，党的一大山东代表王瑞俊赋诗一首《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以表达为“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献身的决心。
回到济南不久，王尽美与一大代表邓恩铭到济南省立一中，与于佩文等学生交谈。王尽美主张由几个爱好马克思主义的人组织一个团体，一面自己互相研究共同提高，一面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更多的青年。大家一听都同意。这个团体叫什么名字呢？有人主张叫“马克思主义学会”，又觉得用“学说”“研究”等字样比较好些，不至于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所以就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名称。1921年9月，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在济南贡院墙根街山东教育会门口挂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公开吸收会员。每位会员发给一枚瓷质圆形徽章，上面印有马克思的头像。
研究会以励新学会会员为骨干，主要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等人。除了省立第一师范、私立正谊中学等校学生、个别教师外，还有鲁丰纱厂、大槐树机厂的工人，会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
研究会每周六集会一次，学习王尽美、邓恩铭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和一些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有时也举行演讲会、分组讨论，开展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等，会员们热烈发言、交换看法。此外，会员还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开展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许多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成为中共山东党组织的骨干。1922年秋，山东反动当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强行解散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
这是一个觉醒的年代，也是一个学习的年代。进步人士、青年学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苦于找不到材料。少数报刊登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少量著作章节或片段，读起来不系统不连贯不解渴，以至于有些人不得不经常凑在一起，由懂外文的人翻译一段、记录一段，再学习一段。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增强全党战斗力，成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不到10平方米的阁楼，李达的寓所诞生了。同日，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的《人民出版社通告》明确办社宗旨：“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应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
李达担任撰稿、译稿、组稿、校对和发行工作，夫人王会悟主要负责掩护工作。当时环境险恶、生活艰苦，李达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饿了就啃几个凉馒头，专心致志地翻译、撰著、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了迷惑敌人，出版社有时故意把社址印成“广州昌兴马路26号”，书的封面则标为“广州人民出版社”。当然，书的译者、编者都得用化名，真名是绝对不能用的。
当时出版社准备出四大系列图书，即《马克思全书》15種、《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和其他书籍9种，共计49种。但由于环境险恶，物质条件匮乏，到1922年只出版《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1923年秋，人民出版社迁到广州与新青年社合并，继续出版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革命书籍。同年11月，它又并到新创办的上海书店。到1926年，我们党有时还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书。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2月1日，人民出版社重建，成为国家综合出版社，主要出版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社名。
创建第一个农协——衙前村农民协会
衙前村，浙东运河沿岸的一个集镇，离杭州只有60多里。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加上频发的坍江、虫害，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早在1921年4月，沈定一（即沈玄庐）回到家乡，创办衙前农村小学，以“无产阶级取得支配经济的知识”为宗旨，“摒弃为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性质”，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通过访贫问苦、公开演讲、开办龙泉阅书报社等途径，启发农民觉悟，号召他们起来斗争，捍卫自己的权益。
9月27日，沈定一等共产党人，组织乡亲们在衙前村东岳庙前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村农民协会，推举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海云、汪瑞强6位农民为农协委员。会议通过《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发出农民的怒吼：“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地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的命运。”《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规定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和宗旨、会员条件、组织结构和议事规则、任务和责任。
衙前农协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对抗米行、争取养鱼权等一系列经济斗争，取得不小胜利，很快影响到萧（山）绍（兴）地区。短短两个多月里， 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十多万贫苦农民投身革命。农协除了开展经济斗争，还向农民传播科学、民主精神，提出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反对旧礼教等革命口号。
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令反动当局惶恐不安，浙江省省长接到萧山、绍兴两县知事要求平息农协聚众抗租的报告以及督军署批交省长依法査办的文件后，立即派人查办，并派警察厅过江镇压。12月27日，衙前农协负责人李成虎被诱捕，后在萧山县狱被折磨致死。沈定一躲过追捕，幸免于难。萧山、绍兴两县知事严令解散农民协会，查办首要人物，逼迫农民还租。
衙前农民运动虽然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农民革命实践的第一次尝试。
创立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从嘉兴南湖归来，党的一大山东代表王瑞俊赋诗一首《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以表达为“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献身的决心。
回到济南不久，王尽美与一大代表邓恩铭到济南省立一中，与于佩文等学生交谈。王尽美主张由几个爱好马克思主义的人组织一个团体，一面自己互相研究共同提高，一面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更多的青年。大家一听都同意。这个团体叫什么名字呢？有人主张叫“马克思主义学会”，又觉得用“学说”“研究”等字样比较好些，不至于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所以就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名称。1921年9月，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在济南贡院墙根街山东教育会门口挂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公开吸收会员。每位会员发给一枚瓷质圆形徽章，上面印有马克思的头像。
研究会以励新学会会员为骨干，主要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等人。除了省立第一师范、私立正谊中学等校学生、个别教师外，还有鲁丰纱厂、大槐树机厂的工人，会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
研究会每周六集会一次，学习王尽美、邓恩铭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和一些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有时也举行演讲会、分组讨论，开展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等，会员们热烈发言、交换看法。此外，会员还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开展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许多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成为中共山东党组织的骨干。1922年秋，山东反动当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强行解散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