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移植都是与法律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希望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法律时,由于是不同的语言,就必须将他国的法律先翻译为本国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做出判断、做出评价、做出采纳与否的选择.本文以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为具体个案,着重对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这一实践的成果与不足,以及其对中国近现代法律翻译与移植乃至本土化运动的影响等做出分析,解读,提出了一点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万国公法》一书在法律翻译方面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它所翻译、定型成中文的名词，许多后来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通过《万国公法》一书的翻译，中国人尤其是其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获得了尊重国家主权、各国平等相处、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的知识和观念，也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使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世界，懂得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法治、选举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接触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法治的观念，并为近代中国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万国公法》则是一次系统完整的法律翻译，它承前启后，既吸收了之前法律翻译的成果，又创造了一批汉字法律术语，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基础。再次，《万国公法》的翻译实践，是法律翻译、法律移植和法律本土化互动发展规律的一次生动体现。最后，学术创新、理论勇气，历来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法律发展的原动力和灵魂。法律翻译（当然也包括了其他理论或学术的翻译）也可以带来学术和理论的创新，给接受翻译成果的国家或民族带来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变化。《万国公法》引进西方政治与法律观念，导致了中国近代政治与法律领域的巨大革命，将在西方诞生的政治与法律观念，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罪刑法定等，引入中国，成为指导中国近代法和法学变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