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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散文中，《国语》是继《左传》之后又一部按国别记载春秋诸国历史的著作。虽不及《左传》影响深远，但也从中反映出了春秋时代各国政治变化的轮廓，描绘了当时重要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人民大众的利益表示关怀，对统治者的残暴奢侈作了批判，对贤君贤相表示赞美，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召公谏厉王弭谤》就是这样一篇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由于《国语》与《左传》创造形式的不同，一个侧重记言，一个重记事，所以，《国语》在具体描绘场景、刻画人物上不及《左传》。但它有独特的优点，如《释名·释典艺》所言：“《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表现在文字质朴简练，善于以言喻事，其言辞委婉风趣，富有哲理，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文章反映的是西周末年危机四伏的厉王时期:周王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内外矛盾剧增，平民、奴隶的反抗斗争日趋尖锐。厉王为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召公劝谏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文章以简洁朴实的笔调完整叙述了这一历史事件。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通过记载召公劝戒厉王弭谤反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深刻哲理，从侧面塑造了召公和厉王两个人物形象，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文章一开始写厉王弭谤的由来和方法。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只用了四个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杀”，四是“喜”。“厉王虐”，一个“虐”字高度概括了周厉王的性格及当时严峻的社会矛盾，由于他的暴政，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于是出现“国人谤王”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见的臣子，感受到人民积郁的反抗之火对朝政构成的严重威胁，便开始劝诫厉王。召公在这里第一次出场了，对厉王进上“民不堪命”的谏言。但昏庸暴虐的厉王丝毫不理会召公的苦心，骄横自恃的认为这是人民作难。“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非但不收敛，反而穷凶极恶，一“怒”之下，想办法弭谤。派卫国的巫师监视敢于公开议论批评朝政的人， “以告，则杀之”，这里既写出了他“虐”的程度，又写出了国人遭受的迫害是何等的严重；一“杀”更是活画出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形象，是“虐”的具体化。周厉王的高压政策收到了暂时的效果，“国人莫敢言”,人们的言论自由也被剥夺了，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相互见面只能“道路以目”。 但这沉默不正蕴涵着更大的力量吗？这就为周厉王“流亡于彘”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昏庸愚蠢的厉王却心满意足，得意忘形地说出那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一个“喜”更着力刻画了他的愚蠢。课文刻画了这个暴虐凶残、刚愎自用、拒不纳谏的独夫形象。他不仅认识不到危机，反而沾沾自喜，他的一怒一喜，表现了他的残忍和昏庸。
面对厉王采用“监谤”和“杀之”的残忍手段来消除谤言，召公冷静地看到了局势的危险，不得不第二次进谏。召公的谏词是全篇的中心。文章第二段写他这一次进谏，一反原先的委婉之辞，而是直陈利害，严厉斥责厉王的做法是“障之也”。召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喻，用“防川”来喻“防民之口”，说明民言不可堵。接着又用“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作喻，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召公将民比作水，自然贴切，用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浅显易懂。显然，召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任何东西无法阻挡它，任何堵的办法，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聪明的治水者“决之使导”，采用放的办法，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欢畅，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养育了百姓，国富民泰，化水害为水利。故“决之使导”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上策，由此过渡到“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逻辑，既自然，又中肯，言简意赅，说清了道理。光有道理是不够的，还需有“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这措施是广开言路，让各种人献言议政。“献诗”、“献曲”、“献书”，这是使王览读的;“箴”、“赋”、“诵”、“谏”，这是使王聆听的。这些见和闻的内容，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下面的“传语”、“尽规”、“补察”以及带有小结式的“教诲”和“修”，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从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召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职责和方式是来建议“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为强调“宣之使言”的作用有多大，召公接着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以土之有“山川”、“原隰衍沃”来比喻民之有“口”,“山川”、“原隰衍沃”生产出人民赖以生存的“财用”、“衣食”，可见“山川”、“原隰衍沃”之重要。那么民之“口”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推行人民认为好的，防范人民认为坏的，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这是国家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大事，可见民之“口”的重要。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义又很深刻、警策。
这一段先后用两个比喻加强说服力。正如金圣叹在他选批的《才子古文》中说:“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委婉却分外有力地从反面又将论述推进一层，使召公的进谏达到了高潮。
通过对谏词的叙述，召公的形象得以完全展示。他重社稷识大体。看到厉王的暴虐和朝政的混乱局面，他直言进谏，两次设喻，深入浅出，词锋犀利，滔滔不绝。或委婉进言，或点明危害，表现一个有识之士在国家危急之时的良苦用心和远见卓识。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点，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周王朝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但他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反对镇压，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三句话。一句说厉王，一句说国人，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从而验证了召公的担忧。
本文的写作特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用语简练，一字千斤，风格质朴平实。本文用字极为简练，文章开头用了 40个字，交代事情发生的原因。“厉王虐”，一个“虐”字概括了厉王残忍的所作所为。一个“怒”便浓缩了暴君的专横和野蛮，视忠言为逆耳的个性特点，“使监谤”，“以告，则杀之”描绘出国家笼罩着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国情。而在结尾的 18个字里，只用了“流亡于彘”四个字，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
其次，比喻生动形象，说理明白透彻，深入浅出。召公针对厉王的暴政，以“为川”为喻，警诫厉王要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弭谤犹如壅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寓说理于比喻之中，含有深刻的哲理。把“民之有口”比喻为“土之有山川也”，从积极的方面指出，应当正确认识民“谤”，才能做到“行善而备败”。
再次，详略得当。课文主要写召公的两次进谏，但详略不一。前一次进谏，只用“民不堪命矣”五个字，可谓惜墨如金，是略写；后一次进谏，运用比喻、排比、反问等修辞手法和类比、对比等论证方法，如江河直下，洋洋洒洒，是详写。对谏辞详写，对劝谏的原因和结果则略写。就人物来说，召公详写，厉王和国人略写。
此外，逻辑严密，说服力强。这篇课文句句相衔，逻辑严密。如第一段：“厉王虐，国人谤王。”“虐”是“谤”的原因，“谤”是“虐”的结果。下文的“民不堪命矣”，也源于“虐”和“谤”。而王的“怒、监、杀”是听了召公劝告后的反应，由怒而监，由监而杀，具有内在联系。“莫敢言，道路以目”又是“怒、监、杀”的结果。全文不过二百余字，却具有“反、正、反”的两次转折。多用短句，每句大多三五字，最多也不过九句，句句掷地有声，读来有一种紧迫感，增加了课文的气势，也使课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作者记载这段历史，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多听听底层社会的意见，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召公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显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为维护周王朝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荀子·王制篇》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都受此影响。但召公能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主张“宣之使言”，反对镇压措施，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关注人民群众的言论在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本篇文章对我们的启示。
（许全亮，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由于《国语》与《左传》创造形式的不同，一个侧重记言，一个重记事，所以，《国语》在具体描绘场景、刻画人物上不及《左传》。但它有独特的优点，如《释名·释典艺》所言：“《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表现在文字质朴简练，善于以言喻事，其言辞委婉风趣，富有哲理，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文章反映的是西周末年危机四伏的厉王时期:周王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内外矛盾剧增，平民、奴隶的反抗斗争日趋尖锐。厉王为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召公劝谏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文章以简洁朴实的笔调完整叙述了这一历史事件。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通过记载召公劝戒厉王弭谤反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深刻哲理，从侧面塑造了召公和厉王两个人物形象，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文章一开始写厉王弭谤的由来和方法。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只用了四个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杀”，四是“喜”。“厉王虐”，一个“虐”字高度概括了周厉王的性格及当时严峻的社会矛盾，由于他的暴政，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于是出现“国人谤王”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见的臣子，感受到人民积郁的反抗之火对朝政构成的严重威胁，便开始劝诫厉王。召公在这里第一次出场了，对厉王进上“民不堪命”的谏言。但昏庸暴虐的厉王丝毫不理会召公的苦心，骄横自恃的认为这是人民作难。“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非但不收敛，反而穷凶极恶，一“怒”之下，想办法弭谤。派卫国的巫师监视敢于公开议论批评朝政的人， “以告，则杀之”，这里既写出了他“虐”的程度，又写出了国人遭受的迫害是何等的严重；一“杀”更是活画出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形象，是“虐”的具体化。周厉王的高压政策收到了暂时的效果，“国人莫敢言”,人们的言论自由也被剥夺了，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相互见面只能“道路以目”。 但这沉默不正蕴涵着更大的力量吗？这就为周厉王“流亡于彘”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昏庸愚蠢的厉王却心满意足，得意忘形地说出那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一个“喜”更着力刻画了他的愚蠢。课文刻画了这个暴虐凶残、刚愎自用、拒不纳谏的独夫形象。他不仅认识不到危机，反而沾沾自喜，他的一怒一喜，表现了他的残忍和昏庸。
面对厉王采用“监谤”和“杀之”的残忍手段来消除谤言，召公冷静地看到了局势的危险，不得不第二次进谏。召公的谏词是全篇的中心。文章第二段写他这一次进谏，一反原先的委婉之辞，而是直陈利害，严厉斥责厉王的做法是“障之也”。召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喻，用“防川”来喻“防民之口”，说明民言不可堵。接着又用“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作喻，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召公将民比作水，自然贴切，用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浅显易懂。显然，召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任何东西无法阻挡它，任何堵的办法，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聪明的治水者“决之使导”，采用放的办法，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欢畅，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养育了百姓，国富民泰，化水害为水利。故“决之使导”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上策，由此过渡到“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逻辑，既自然，又中肯，言简意赅，说清了道理。光有道理是不够的，还需有“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这措施是广开言路，让各种人献言议政。“献诗”、“献曲”、“献书”，这是使王览读的;“箴”、“赋”、“诵”、“谏”，这是使王聆听的。这些见和闻的内容，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下面的“传语”、“尽规”、“补察”以及带有小结式的“教诲”和“修”，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从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召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职责和方式是来建议“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为强调“宣之使言”的作用有多大，召公接着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以土之有“山川”、“原隰衍沃”来比喻民之有“口”,“山川”、“原隰衍沃”生产出人民赖以生存的“财用”、“衣食”，可见“山川”、“原隰衍沃”之重要。那么民之“口”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推行人民认为好的，防范人民认为坏的，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这是国家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大事，可见民之“口”的重要。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义又很深刻、警策。
这一段先后用两个比喻加强说服力。正如金圣叹在他选批的《才子古文》中说:“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委婉却分外有力地从反面又将论述推进一层，使召公的进谏达到了高潮。
通过对谏词的叙述，召公的形象得以完全展示。他重社稷识大体。看到厉王的暴虐和朝政的混乱局面，他直言进谏，两次设喻，深入浅出，词锋犀利，滔滔不绝。或委婉进言，或点明危害，表现一个有识之士在国家危急之时的良苦用心和远见卓识。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点，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周王朝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但他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反对镇压，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三句话。一句说厉王，一句说国人，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从而验证了召公的担忧。
本文的写作特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用语简练，一字千斤，风格质朴平实。本文用字极为简练，文章开头用了 40个字，交代事情发生的原因。“厉王虐”，一个“虐”字概括了厉王残忍的所作所为。一个“怒”便浓缩了暴君的专横和野蛮，视忠言为逆耳的个性特点，“使监谤”，“以告，则杀之”描绘出国家笼罩着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国情。而在结尾的 18个字里，只用了“流亡于彘”四个字，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
其次，比喻生动形象，说理明白透彻，深入浅出。召公针对厉王的暴政，以“为川”为喻，警诫厉王要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弭谤犹如壅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寓说理于比喻之中，含有深刻的哲理。把“民之有口”比喻为“土之有山川也”，从积极的方面指出，应当正确认识民“谤”，才能做到“行善而备败”。
再次，详略得当。课文主要写召公的两次进谏，但详略不一。前一次进谏，只用“民不堪命矣”五个字，可谓惜墨如金，是略写；后一次进谏，运用比喻、排比、反问等修辞手法和类比、对比等论证方法，如江河直下，洋洋洒洒，是详写。对谏辞详写，对劝谏的原因和结果则略写。就人物来说，召公详写，厉王和国人略写。
此外，逻辑严密，说服力强。这篇课文句句相衔，逻辑严密。如第一段：“厉王虐，国人谤王。”“虐”是“谤”的原因，“谤”是“虐”的结果。下文的“民不堪命矣”，也源于“虐”和“谤”。而王的“怒、监、杀”是听了召公劝告后的反应，由怒而监，由监而杀，具有内在联系。“莫敢言，道路以目”又是“怒、监、杀”的结果。全文不过二百余字，却具有“反、正、反”的两次转折。多用短句，每句大多三五字，最多也不过九句，句句掷地有声，读来有一种紧迫感，增加了课文的气势，也使课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作者记载这段历史，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多听听底层社会的意见，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召公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显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为维护周王朝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荀子·王制篇》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都受此影响。但召公能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主张“宣之使言”，反对镇压措施，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关注人民群众的言论在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本篇文章对我们的启示。
（许全亮，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