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来降低死亡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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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忍受除夕夜突然的分离?谁在歇斯底里中与死神争夺?那必须是人民医生!
  2020年除夕,来自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工作者抛弃团聚、奔赴远方的身影让无数中华儿女瞬间红了眼眶,千万声珍重在社交媒体上此起彼伏。
  “可以说,病房里的景象是前所未见的!抢救时时在上演,但这就是所有重症病房的日常。”程克斌,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
  “我们就是来降低死亡率的”
  “作为医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病人逝去!我们什么手段都用上了,病人还是离开了,心里肯定不是个滋味,有的时候觉得无助……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未知疾病熟悉起来了,工作经验也在积累,治疗手段不断增加,相关新药临床研究也在开展,死亡率肯定是会降的。我们就是来降低死亡率的!”程克斌坚定地说道。
  电话那头的程医生专业地做着讲述,采访过程中,他的情绪始终平稳镇定。但电话这头的记者内心波澜起伏不断,几个瞬间更是“吓”到不会写字,8面A4采访手稿上做了满满当当却“龙飞凤舞”的记录。作为毕业后刚入职的新人,这么近距离地收听前线故事,忐忑、担心、焦躁、惊吓、欣慰、喜悦、自豪……感慨万千!
  在网络这端,大多数人和记者一样,居家“蒙头”隔离,相对安全舒适。但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那头,像程医生这样的前线医生却时刻与病魔决斗、与死神争抢,过着“忙到没时间害怕”的生活,这是用任何文字都无法刻画清楚的。
  “我就是干这个的,再忙再累也要上”
  “日常工作当然忙了,这么多病人。我们这还是个重症病房,总有突发情况要处理,但我就是干这个的,再忙再累也要上。”说起自己的工作,程克斌满是自豪。
  “我们现在主要有三种班,查房班、日班、夜班。查房班時间是上午8点到下午1点,主要工作是查房、写医嘱、写病史,还包括了给病人家属打电话交待病情变化;日班是上午8点到晚上6点,中间没有休息,有时候还要收病人;夜班时间是晚上6点到第二天上午8点,工作时间也是超过时长的,因为还得交接班。现在政府要求全力收治,我们还加了11张床,更忙了。
  “上班过程是不吃不喝的。尤其是夜班强度大,很辛苦,我们面对的是重症病人,如果病人夜里说不舒服了,我们就得查看病人。在上海,因为有重病监护系统,我们可以实时了解病人的生命体征。而在这里我们只能在床边处理,直到患者体征平稳,看到床边监护仪指标好转才能离开。”
  除了救治病人,业务学习也是程克斌和他的同事们日常要做的事情。“会有一些教授、前辈、同行来给我们上课。内容包括一些先进的设备如何正确使用,这个疾病最新的诊疗思路是什么,等等。我们也要不断学习、提高业务能力,了解国家卫健委的诊疗规范进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抗‘疫’工作。”程克斌介绍说。
  武汉的死亡率之所以较高,在程克斌看来,首先是因为处于疫情中心,患病人数多,这就导致了危重患者相对较多。其次,由于疫情早期阶段,对疾病认识有限,当地医疗资源在短时间内承担压力过大,无法正常运行。此外,很多危重病患者年龄偏大、自身基础疾病较多。这些共同导致病人不幸离世。
  “压岁钱也没来得及亲手给她们”
  作为后方的我们,总想第一时间知道前线的“战况”,但程克斌等医生真的太累了,以至于记者不敢轻易去联系采访。
  走下工作岗位,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家人报一声平安,然后才是自己的休整时间。2月11日13点51分,记者第一次联系到程克斌,他在群里说道:“几位老师,不好意思,刚下班吃中午饭才看到信息,下午还得上班,估计要到晚上了,抱歉!”当日22点15分,群聊信息显示:“黄记者,不好意思,今天忙到现在,比较晚。我明晚早点给您约时间,真心抱歉!”
  2月12日继续等待,21点23分,电话那边突然传来一位年轻男性铿锵有力的声音:“黄记者,我现在下班了!真的太忙了,拖这么久真抱歉,您想了解什么?我看看能不能答上。”
  程克斌回忆道:“我在除夕(1月24日)前一天就瞒着家人报名了,但没想到除夕就要出发。时间太紧张,顾不上和孩子们解释了,今年的压岁钱也没来得及亲手给她们。但是,我妻子和女儿都特别理解、支持我。”
  1月25日,程克斌和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一起到达武汉金银潭医院。为了更合理地使用医疗资源,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北2楼普通病房和北3楼重症监护病房被接管。程克斌目前就在北3楼的重症病房上班,而这一战就是20天。
  “我们最近生活还很不错,心里暖暖的”
  程克斌至今仍记得,自己有一次给病人家属打电话沟通病情,接电话的是一位老人家,那头一边打电话,一边号啕大哭。“我问出什么事了?对方说,老伴一辈子不容易,她和老伴结婚40余年来从没有分开过,现在老伴已经住进来一周多了,她实在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医院里面,自己不能陪护在老伴身边太难过了,想陪陪他。我告诉她,你不能来,这是传染病,我们会替你陪着他的。”
  谁的一辈子又容易呢?正是这份温暖与感动,支撑着程克斌和他的同事们一天又一天开始着新的战斗。与此同时,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也让程克斌很感激。程克斌回忆说:“出征当天,我们上海市肺科医院领导张书记、张副院长等亲自前往机场送行,艾院长也打电话来关心鼓劲,医院还特意安排医务处、工会等部门与我们对接,关心我们的生活和防护物资,为我们在前线冲锋陷阵解决了后顾之忧。”他还说:“我们最近生活很不错。”
  “我最近还喝到喜茶了。”程克斌欣喜地对记者说,“社会上很多爱心人士以不同方式帮助我们,给我们送各种东西,国家乒乓球队给我们送了爱心晚餐。我还记得有个好心人,怕我们冷,一路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中途都没休息过,给我们送来了老式军大衣,棉花做的那种,真的很感动。我前几天说自己手受伤了,就有企业捐赠了一箱重组牛碱性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凝胶来给我涂手。我分给了一些给我的同事们,大家心里都暖暖的。”   “疫情一日不除,我们一日不回”
  “哎哟,怎么可能不怕,都是血肉之躯啊,我还有两个女儿呢!”谈到心路历程,程克斌大方地承认了起初的恐惧,但他也表示,“刚开始对疾病知之甚少,防护物资也不充裕,所有人都紧张。但现在好多了,我们相互之间熟悉了,团队也磨合好了,物资也没那么紧缺了,更要加油干!”
  “领导经常要求我们与重症患者保持安全距离,但是没办法,防护服密不透风,我的900度的眼镜上经常粘着一层雾气,只有凑近才能看清东西。这是医生的使命,不管怕不怕都要上。”程克斌表示。
  在交谈中,程克斌对记者说:“疫情一日不除,我们一日不回。”他认为,武汉的紧张局面正在缓解。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醫院都已经开始收治病人,缓解了很大的压力。政府征用了很多大型的宾馆、体育场所、国际会议中心改造成方舱医院,进行专业的隔离,还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医疗团队,疫情会得到很好地控制。
  程克斌还说:“我们一定能挺过去。2003年,我还在同济大学,本科毕业要升研究生,但因为非典,开学时间一再延迟。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在实习,也算是间接参与了抗击非典。之后还闹了一次甲流,也很快被消灭了。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医疗能力是值得信任的。虽然不知道这次要持续多久,但大家要有信心。做好自我防护,不要恐慌,我们最终是可以过关的,恢复往常的生活。”
  “这是一个科学的事情,不能活在惶恐的想象中”
  在采访最后,程克斌说:“等这件事结束了,我们一定要好好反思。一方面是传染病的防控,疾病太复杂了,风险又这么高,社会各界对传染病怎么重视都是不为过的,一定要加强预防监控,把力气花在前面。另一方面是我们社会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大家的疾病健康常识也要科普到位。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我最近不仅白天看病,晚上有时候还要在线义诊,前几天有个病人让我印象太深了。他说和自己一起检查的病人中有人有疑似症状,问他自己会不会也得病。我就问他,医院防护措施怎么样?他说相当专业,还很细致。我再问他,你自己防护做得怎么样?他说他也很注意,现在病人之间都知道要保持安全距离。我还问他,你最近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没有一点不适,就是害怕。我就哭笑不得了,跟他说你就是在自己吓自己,要减轻心理负担,好好生活。通过这件事,我就觉得,大家对疾病的认识还是要提高,这是一个科学的事情,不能活在惶恐的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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