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气氛高涨的1932年，刘崇武在上海被捕了。公共租界捕房指控他杀死了贩卖日货的店主。刘崇武的被捕，迅速在全国引发一轮援助和营救的热潮，他被舆论称为“爱国志士”。
　　1932年11月30日，上海大公社在一篇报道中透露了刘崇武被捕的消息：近有爱国志士刘崇武，因在沪西康脑脱路掷弹警告德源昌洋货店，昨日被戈登路捕房探员在胶州路捕获，昨晨捕快又前往各处续捕八人。上海市为此成立了“各界援助爱国志士委员会”，昨日下午二时特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营救办法。
　　委员会的核心人员包括蒋君毅、王肇成、王剑锷、余耀球、余仰圣等二十余人。在主席蒋君毅做了报告之后，他们讨论通过了以下决议：推蒋君毅为代表与上海滩大亨虞洽卿及各领袖接洽，请求主持公道，设法营救；函请律师公会迅即召集紧急会议，推派律师出庭辩护。他们在致律师公会的公开函中称：事关救国运动，务请贵会迅赐援助，至深盼祷。
　　该会致上海各团体的通告透露出，刘崇武是“抗日锄奸团”成员。刘崇武获得舆论声援的力度之大超乎想象，与“爱国志士”相对应，被炸弹伤害的贩卖日货店主则被称为“奸商”。
　　“抗日锄奸团”是当时反日团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一年的11月29日，刘崇武被捕当天，驻沪日总领事还前去拜访法国总领事，称上海抗日团体及各种除奸团多集在法租界，中日纷争愈益严重，恳请法领事加紧防范，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法国总领事答覆说，将命令捕房严加警戒。
　　当时的上海滩，不仅有反日团体，还有挺日团体，譬如“红衣保障团”。据当时的外论社报道，在反日团体不断抛掷炸弹的时候，红衣保障团出而对抗，对反日者施加警告。刘崇武被捕前的11月26日晚七时，红衣保障团曾投炸弹于西靡路120号荣宗敬私宅，荣宗敬是当地面粉界的商业领袖，据称在背后鼓动抵制日货，因此遭到报复。除了炸弹外，荣宗敬还收到一封红衣保障团的警告书，内称“凡妨害贩卖日货而压迫商业者，概取最后之手段对付之……”
　　这两种激进团体，都热衷于暴力活动。刘崇武在被捕之前，其锄奸团内同志恽蕙芳也因多次用炸弹警告“奸商”而被捕。刘崇武则继续向贩卖日货的茂泰等洋货号及钟表店抛掷炸弹、开枪，以致伤毙数命，而被公共租界警务机关拘获。警方搜出手枪子弹，将其押解到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审判。
　　初审结果是，刘崇武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这个判决结果遭到租界工部局的抗议，他们认为判刑太轻，难以服众，乃聘请甘镜先律师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进行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将刘崇武等依据预谋杀人罪惩治，以从源头上保证租界的安宁。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传唤人证，提审刘崇武等人后，召开合议庭，重新做了判决，认为刘崇武与同伙潘洪生、曹松寿连续共同預谋杀人成立，将他们的刑期均提升为有期徒刑十二年，田水阳帮助预谋杀人，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要求特赦刘崇武的呼声络绎不绝，整个1934年，都不断有为刘崇武等人申请特赦的请愿活动，影响颇为壮观。譬如上虞的旅沪同乡会，召开执监联席会议，表示将加入营救爱国志士刘崇武等案的行动中去。而上海各界援助爱国志士委员会则召集各团体代表，开执行委员会，表示对爱国志士刘崇武等人的声援，鉴于刘崇武等人家属因经济不能周转、困苦万分，他们决定设法统筹救济，并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司法院、司法行政部对爱国志士特赦。他们表示，如到不得已时，将联络各团体、向中央党机关分头请愿。
　　当年底，国民政府的确曾表态考虑特赦，但后来并无下文。在今天具有观照意义的是，暴力警告乃至杀害贩卖日货的所谓爱国行动，在中日即将爆发战争的时刻仍然受到抵制与制裁，从理性与动乱的缠斗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乱中有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