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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是泡沫社的刊物。1935年下半年，北平出现一个由文艺青年成立的泡沫社，吕夔龙、王云和办了个小报《泡沫》。每期为对开单页两版，不定期出版，后改为月刊，共出4期。1936年3月，《泡沫》被军阀宋哲元查禁。
泡沫社的骨干力量在《泡沫》被封之后，又组织了浪花社，成员有北大、清华等校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共一二百人。他们创办了《浪花》文艺月刊，同年6月15日出版。从“泡沫”到“浪花”，意在象征革命大潮的发展。但《浪花》出了两期，即被当局查封。
泡沫社和浪花社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文艺团体组织。《泡沫》和《浪花》是北方左联的刊物。1935年11月，中共决定健全北方左联，谷景生任书记，杨彩（北师大学生，笔名“史巴克”）任宣传委员，担任组织委员负责联系一些学校的进步文艺团体、主管《泡沫》《浪花》的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
当年浪花社成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碧野（1916～2008年），原名黄潮洋，广东大埔人，40多年后回忆：“记得当时我以我的父亲为模特儿写了处女作《窑工》投给《泡沫》，《泡沫》编辑部约我到东城去见面。那时我住在南城，徒步十里前往，到达地点一看，原来那是一个十分破落的院子，残砖碎瓦，平房低矮。接待我的是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一个年青人，但见面时他却给我一个比较成熟的印象和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是谁，现在记不清了。事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谷牧同志曾经是该社的主要负责人。”（《〈泡沫〉碎屑、〈浪花〉点滴》）
谷牧（1914～2009年），原名刘家语，山东荣成人。1934年8月从家乡到北平。他担任北方左联领导的时间不到两年，以后就到东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了。
浪花社的主要成员有：《浪花》主编魏伯（1914～1984年），原名王经川，另有笔名王韦、王路、玮路等，河南汜水人，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后去延安，1949年后曾任国防工办主任，中国文联秘书长。魏东明（1915～1982年），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后去延安，1949年后曾任湖南大学副校长、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柳林，原名王劲秋，河南人。吕荧（1915～1969年），原名何佶，安徽天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亚苏，山西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浪花骨干中的一位女性。
碧野在回忆录《三人行》中生动地画出了“魏伯的风格”：“老家豫西，生来就像黄土高原似的粗犷、纯朴厚实”；“魏东明的风貌”：“精力饱满，热情奔放，不修边幅，头发乱蓬蓬，像一头狮子”；“亚苏的风采”：“容貌美丽，身材苗条，外表文质彬彬，完全是个漂亮小姐，但内心火热，她的生命在为革命燃烧。”
谷牧回忆，1976年后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秦川、国家建委副主任的宋养初、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当年都是泡沫社、浪花社的成员。著名导演夏淳也是《泡沫》《浪花》的忠实读者。
谷牧初到北平时，一度成为北平图书馆的常客，也写小说和小品文。刊登在《泡沫》上的《海上的斗争》《剿匪》等，都是这时的作品，用的笔名主要有谷牧、牧风、曼生、曼、子颖、景希。他说：“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当时的作品是不太成熟，而且在找到党组织之前，有的作品带有赚稿费糊口的性质，所以我并未支持学者编我的作品集。”（《谷牧回忆录》）
《浪花》第一期中的小说有李蕤的《掘坑兵》、宋昕的《石碣村》、余一谷的《孩子们的疑问》；散文有默丁的《引（救亡速记之二）》；诗有魏东明的《陶真这孩子》、王芜林的《五月》；散文诗有魏伯的《我要走》以及译文多篇。1936年8月1日出版的第二期，小说有碧野的《一枝抢》；报告文学有宋昕的《六一三》。这一期有“纪念高尔基逝世特辑”，内有梦宇译的《高尔基的生平和作品》，丹朱译的《高尔基的奋斗史》，尧生的《纪念革命文豪高尔基》，另有高尔基的《新的太阳》（朱健翻译）。从题目上读者就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气息。谷牧说，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的袁宝华，曾在《泡沫》上发表描写河南民工挖河的诗：“泥水里忍不住饥肠万转，泪泉模糊了我困乏的双眼。命运的恶浪冲击着生活的漏船，从心底我暗自咒骂昏聩的老天……”典型地表现了《泡沫》和《浪花》这类左翼文学青年刊物所追求的普罗文学的风格。
《浪花》出版时,谷牧被捕入狱。“魏伯巧妙地把新出的《浪花》送入狱中,谷牧在铁窗下读到《浪花》,立即敏锐地判断这是《泡沫》的续刊。他知道战友们仍在继续作战，喜不自胜。”（碧野：《人生的花与果—我的生活道路和创作生涯》）
谷牧在《谷牧回忆录》中说，刚出狱，就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去北京大学参加一个讨论文学方向的集会。谷牧到会才知道，讨论的内容就是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谷牧回忆：我内心是赞成“国防文学”这个提法的，因为它明确简练，动员、团结面广，符合当时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左翼文坛旗手鲁迅先生提出来的，我对之不能公开地说不同意。多亏当时没有讲出自己的看法，否则，在“文革”中，我的罪名还得加上一条“鼓吹‘国防文学’”。
其实，两期《浪花》已经刊登了多篇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第一期有柳林的《国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洛底的《国防文学和作家的联合战线》、未白的《国防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第二期有苏林的《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柳林的《人民大众对于文学的一个要求》、劲秋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报告文学》。其中柳林写于1936年5月19日的《国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文末附注“本文根据本社讨论结果起草”，可作代表。全文一万余字，分“国防文学”之产生的时代背景、对于“国防文学”之一般的误解与批判、“国防文学”的任务三大部分，拥护“国防文学”的态度异常鲜明。文章指出：国防文学是在“历史的现阶段的中国的现实中正确地把握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的文学实践所必然产生的婴儿”。“一般‘学院派’气息的文人和一些对于文学的效用没有正确认识的人的误解，是有意无意地否认了‘国防文学’之存在的理由，客观上成为‘国防文学’的敌人。”最后号召“全国的文学大师，英勇的青年作家们！最悲惨的命运迫临我们的目前，最伟大的责任搁在我们的肩头；凡不甘作奴隶的人们起来！集中到文学的‘国防’的前线上来吧”！
泡沫社的骨干力量在《泡沫》被封之后，又组织了浪花社，成员有北大、清华等校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共一二百人。他们创办了《浪花》文艺月刊，同年6月15日出版。从“泡沫”到“浪花”，意在象征革命大潮的发展。但《浪花》出了两期，即被当局查封。
泡沫社和浪花社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文艺团体组织。《泡沫》和《浪花》是北方左联的刊物。1935年11月，中共决定健全北方左联，谷景生任书记，杨彩（北师大学生，笔名“史巴克”）任宣传委员，担任组织委员负责联系一些学校的进步文艺团体、主管《泡沫》《浪花》的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
当年浪花社成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碧野（1916～2008年），原名黄潮洋，广东大埔人，40多年后回忆：“记得当时我以我的父亲为模特儿写了处女作《窑工》投给《泡沫》，《泡沫》编辑部约我到东城去见面。那时我住在南城，徒步十里前往，到达地点一看，原来那是一个十分破落的院子，残砖碎瓦，平房低矮。接待我的是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一个年青人，但见面时他却给我一个比较成熟的印象和一种亲切感。这个人是谁，现在记不清了。事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谷牧同志曾经是该社的主要负责人。”（《〈泡沫〉碎屑、〈浪花〉点滴》）
谷牧（1914～2009年），原名刘家语，山东荣成人。1934年8月从家乡到北平。他担任北方左联领导的时间不到两年，以后就到东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了。
浪花社的主要成员有：《浪花》主编魏伯（1914～1984年），原名王经川，另有笔名王韦、王路、玮路等，河南汜水人，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后去延安，1949年后曾任国防工办主任，中国文联秘书长。魏东明（1915～1982年），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后去延安，1949年后曾任湖南大学副校长、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柳林，原名王劲秋，河南人。吕荧（1915～1969年），原名何佶，安徽天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亚苏，山西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浪花骨干中的一位女性。
碧野在回忆录《三人行》中生动地画出了“魏伯的风格”：“老家豫西，生来就像黄土高原似的粗犷、纯朴厚实”；“魏东明的风貌”：“精力饱满，热情奔放，不修边幅，头发乱蓬蓬，像一头狮子”；“亚苏的风采”：“容貌美丽，身材苗条，外表文质彬彬，完全是个漂亮小姐，但内心火热，她的生命在为革命燃烧。”
谷牧回忆，1976年后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秦川、国家建委副主任的宋养初、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当年都是泡沫社、浪花社的成员。著名导演夏淳也是《泡沫》《浪花》的忠实读者。
谷牧初到北平时，一度成为北平图书馆的常客，也写小说和小品文。刊登在《泡沫》上的《海上的斗争》《剿匪》等，都是这时的作品，用的笔名主要有谷牧、牧风、曼生、曼、子颖、景希。他说：“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当时的作品是不太成熟，而且在找到党组织之前，有的作品带有赚稿费糊口的性质，所以我并未支持学者编我的作品集。”（《谷牧回忆录》）
《浪花》第一期中的小说有李蕤的《掘坑兵》、宋昕的《石碣村》、余一谷的《孩子们的疑问》；散文有默丁的《引（救亡速记之二）》；诗有魏东明的《陶真这孩子》、王芜林的《五月》；散文诗有魏伯的《我要走》以及译文多篇。1936年8月1日出版的第二期，小说有碧野的《一枝抢》；报告文学有宋昕的《六一三》。这一期有“纪念高尔基逝世特辑”，内有梦宇译的《高尔基的生平和作品》，丹朱译的《高尔基的奋斗史》，尧生的《纪念革命文豪高尔基》，另有高尔基的《新的太阳》（朱健翻译）。从题目上读者就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气息。谷牧说，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的袁宝华，曾在《泡沫》上发表描写河南民工挖河的诗：“泥水里忍不住饥肠万转，泪泉模糊了我困乏的双眼。命运的恶浪冲击着生活的漏船，从心底我暗自咒骂昏聩的老天……”典型地表现了《泡沫》和《浪花》这类左翼文学青年刊物所追求的普罗文学的风格。
《浪花》出版时,谷牧被捕入狱。“魏伯巧妙地把新出的《浪花》送入狱中,谷牧在铁窗下读到《浪花》,立即敏锐地判断这是《泡沫》的续刊。他知道战友们仍在继续作战，喜不自胜。”（碧野：《人生的花与果—我的生活道路和创作生涯》）
谷牧在《谷牧回忆录》中说，刚出狱，就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去北京大学参加一个讨论文学方向的集会。谷牧到会才知道，讨论的内容就是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谷牧回忆：我内心是赞成“国防文学”这个提法的，因为它明确简练，动员、团结面广，符合当时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左翼文坛旗手鲁迅先生提出来的，我对之不能公开地说不同意。多亏当时没有讲出自己的看法，否则，在“文革”中，我的罪名还得加上一条“鼓吹‘国防文学’”。
其实，两期《浪花》已经刊登了多篇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第一期有柳林的《国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洛底的《国防文学和作家的联合战线》、未白的《国防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第二期有苏林的《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柳林的《人民大众对于文学的一个要求》、劲秋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报告文学》。其中柳林写于1936年5月19日的《国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文末附注“本文根据本社讨论结果起草”，可作代表。全文一万余字，分“国防文学”之产生的时代背景、对于“国防文学”之一般的误解与批判、“国防文学”的任务三大部分，拥护“国防文学”的态度异常鲜明。文章指出：国防文学是在“历史的现阶段的中国的现实中正确地把握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的文学实践所必然产生的婴儿”。“一般‘学院派’气息的文人和一些对于文学的效用没有正确认识的人的误解，是有意无意地否认了‘国防文学’之存在的理由，客观上成为‘国防文学’的敌人。”最后号召“全国的文学大师，英勇的青年作家们！最悲惨的命运迫临我们的目前，最伟大的责任搁在我们的肩头；凡不甘作奴隶的人们起来！集中到文学的‘国防’的前线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