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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龙应台评价的，民国史之于人们，在香港只是边缘，在大陆已早湮没，在台湾已被遗忘。是李安抢救了它们？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就像历史人物对于未来的憧憬一样，充满了讽刺与幽默。
1933年，上海的作家们有些正热衷于憧憬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其中有个叫铭三的，富有讽刺地构建着他心目中的未来都市，他引用另一位作家的说法，把当时的上海称之为一座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而在他心目中，无疑地，将来的上海便是天堂上面的天堂。
他设想，将来的上海，电影院一律装冷气管、热水汀，每部电影都是香艳肉感，且有国际歌舞团的裸体舞蹈。
2007年，正如作家铭三憧憬的那样，电影院里的确流淌着香艳的肉感，一个叫王佳芝的女人，把现代人重又扯回了民国时期的上海。旗袍、租界、黄包车、凯司令咖啡厅，还有极司非尔路76号。电影讲的是1942年的上海，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在瓜达卡纳尔大败，问政治的人眼里都充满了绝望。
这部叫《色戒》的电影，彻底吸引了现代人，倒不止是它其中有香艳的肉感，而是它颠覆了一种传统，撕掉了民国在我们记忆里的标签，为现代人还原了一段新鲜的历史，展现了民国生活的复杂。在那段日子里，竟然黄包车夫们都自得其乐、有人天天打麻将，竟然汉奸和美女爱得彻骨、奔波救国的却是中统特务，竟然年轻姑娘们都冲着国军大喊，“打胜仗了，我就嫁给你！”
要不是导演李安，很多人还不知道历史的面孔竟然这般复杂。更多的时候人们对于历史的感知，就像铭三对于未来的憧憬一样充满了讽刺的幽默和香艳的肉感。
正如龙应台评价的，民国史之于人们，在香港只是边缘，在大陆已早湮没，在台湾已被遗忘。是李安抢救了它们。
人们随即越来越热衷于追寻这段被湮没的历史，他们考据极司非尔路76号，竟然就是现在的万航渡路某处，王佳芝确有其人，只不过姓郑，凯司令咖啡厅还在，热衷回味历史的人会想着找日子去喝茶怀古。
整个2007年，社会上对于民国史的追问伴随着斯坦福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愈演愈烈。社会学家们评论，这股莫名的热潮该叫作民国热，作为前些年明清热的一个延续，而且已经持续了很久。说这些话的人，好像坚持历史本不是这样，如今靠着热情重又升温，最终连原有的形态都变质了。在历史学家眼里，这些都只是民国的遗产，从来都摆在那里，所以有热情，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追寻这两年人们对于民国的热情，最初竟然肇始于2001年。
那一年张学良辞世，根据遗嘱，第二年，哥伦比亚大学此前对于张的口述历史公开，从而掀起了此后的“少帅热”。
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档案是1991年，张学良首次赴美探亲时，由讲师张之丙采访完成的，前后采访60次，后来被整理成汉字材料4800多页，堪称张学良口述历史档案资料中最全面的一部分。
当年，山东友谊出版社根据哥大张学良口述录音整理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成了最热门的历史畅销书。
这份口述档案对于人们的冲击，与其说是对历史真相的补充，不如说是让人们感叹民国历史的真相竟然在海的那边。
此前对于张的历史，局外人的描述汗牛充栋，而当事人的说法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刻意忘却了。
而对于民国那段历史的刻意忘却，远远还不止这些。回顾社会上民国热的最初几拨热潮，皆是起于对于人物的不断追问。
费正清曾经评价，中国的历史并非是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费正清是个美国的历史研究者，他汉语说得虽然蹩脚些，但意思至少明白，中国人的历史具有选择性记忆。
费正清为此不平的是，在中国的近代历史里为什么总是抹去外国人的痕迹，比如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他可能参与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再比如，苏联将军布留赫尔，他可能帮助蒋介石拟订了作战计划。
作为一个外国人，费正清觉得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史里，即使不是被抹去了，也是被贬低了。
这一点，不止外国人看不懂，即使是中国人，也时常看不懂。比如《色戒》，他让很多中国人都大跌眼镜的是，大家才知道，原来曾经在民国时期，在中国的上海，竟然有这么一批活生生的汉奸的生活，竟然有那么一批热血的青年在从事着恐怖、报复活动，竟然年轻姑娘们都嚷着要嫁国军。
人们才发现有太多的民国人、民国事被我们忘却了，或者干脆是蒸发了。留下的这些，只是一部分中国人在当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录。这随即引起了人们的不断追问，在整个2007年的图书市场上，最热卖的历史书，除了百家讲坛和明朝的事儿，剩下的就是一系列的民国人物的写真。即使一套陶菊隐几十年前的《北洋军阀史话》，如今更名《武夫当国》再版，摇身一变，还是会备受追捧。
告别脸谱化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这不是历史研究的资料突然多了，而是人们突然开始想起来追问那些已经被忘却了的人。
比如丁默邨，一部大众电影就让人们对那些之前早已经被蒸发了的汉奸，重又活了，人们重新对这些人的历史审视一番，竟有了更加饱满的认识。原来丁默邨早年也追随过共产党，只不过后来背叛了革命，原来当时在上海的汉奸背景并不单一，他们既投靠日本也与重庆暗通款曲，有些还和共产党私通联系，脚踏三只船，为自己留后路。
人们越追问下去就越会发现，这类在中国近代史上只露过一脸，随即消失的人竟然如此的多，数不胜数，而且很多是当时相当重要的人物。
这些问号埋在外国人心里，埋在国内历史拥趸的心里，也同样埋在历史研究者的心里。
作为国内的历史研究者，很多人就是为了追问这些被忘却的人，才走上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比如陈红民，他是1984年大陆的第一批民国史研究生。他选择民国史研究，完全是机缘巧合，当时整个民国史研究一片空白，学生们对民国史发生兴趣，而手头的材料只停留在中共党史里。
陈读中共党史发现，胡汉民当时是国民党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一大的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长。可是到了1931年之后，和蒋介石约法之争被软禁，就突然在历史中消失了。在此之前这个人角色很重，在历史教科书里都能看得到。可是后来这个人到底怎么了，就没了，好像在历史中蒸发了一样，现有的史书里没有交代，完全找不到任何材料。陈当时就很好奇，那时候还是很年轻，就是很想搞清楚，胡汉民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到了后来怎么样了，都干了些什么。
为此，他下了功夫追寻了很久，写了一篇有关胡汉民的论文。之后，到底让他找到了真相，胡这个人不止是活着，还活得挺充实，而且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不仅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还抗日，这个角色之所以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中莫名消失，就是他比蒋介石反共还早，是个老右派。后来胡汉民还死在了广州，在文革的时候，墓被毁，上面还盖了房子压着，生生世世不让抬头。而作为一个研究民国史的研究生，陈红民这些竟然都不知道。
陈走近胡汉民，才发现胡汉民这个人反共归反共，右派归右派，但他也反蒋介石，也抗日的，至少还是可以褒贬的，这让他第一次看到了评价历史人物不应只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角度去看待。
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当时民国史研究的前辈李新先生看到后，觉得这样的民国史研究有突破。组织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当时正是1985年。也是那一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为胡汉民另建了新墓，算是重新盖棺。
和陈红民经历差不多的还有吴景平，吴走入民国史也是源于研究生阶段，当时他研究国民政府转向抗战的经济原因，整日接触民国年代的经济、政治、外交文献，里面经常会出现宋子文的名字，绕不开。
这个人跟胡汉民还不一样，在那时候，人们对宋子文基本已有定论。对他的论著和文章很多，大致的帽子是：四大家族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英美派的代表、内战罪犯。
很明显，宋已经是一个彻底被否定的人物。
但吴景平在研究中却发现，宋子文的功过是非被简单化了。那时候褒贬历史人物，史学界喜欢用10分法，政治划线，干一件好事，加一分；做一件坏事，减一分。最后像写学生鉴定一样给这个人物盖棺评价，花个黑白脸。对于宋子文，便是这样，他对历史起过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作用，但同时在一定时期里他也有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
但后者，在简单的分类中却被日益湮没了。
后来，吴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中特别讨论了宋，写了一本《宋子文评传》。在这本书里，吴为人们展现了另一个层面的宋子文，一个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一个对近代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曾作出重要贡献的人。这其中任何一条拿出来，在当时都足够颠覆。
初涉民国历史的研究者越是追问就越发现，这种在民国历史中曾经举足轻重，到都来莫名蒸发的人物，竟然如此得多。这些人物在历史教科书里既没有本纪，也没有世家、列传，即使是奸佞传也是那么脸谱化的寥寥几人。
民国那些人
当时，陈红民和吴景平都还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学生，他们对于民国史的追问，起于个人无法忘却的纪念，但对于整个民国年间的生活形态却只是管中窥豹。
那几年，历史学界对于民国人物的兴趣也开始了，宋平出了《蒋介石生平》，耿云志写了《胡适研究论稿》，这一文一武两个民国人物，掀起了学界民国人物的研究热潮。一个是政界反动派的头子；一个是文化领域的大右；两者都是当时反面到极点的代表，他们被历史学者再度摆到案头，评价开始物极必反。
变化还只停留在历史研究界。而在社会上，那几年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上海滩》里的恩怨情仇和许文强的儿女情长。1984年，这部香港电视剧在内地播出，唤起了人们对于民国时期上海滩往事的追问。
到了90年代初，社会上民国文化大热，上海滩已经走出黑道人物的恩怨情仇，成了张爱玲的女人世界和张资平的三角恋了。人们发现代表民国上海生活的不是鲁迅竟然是二张了。前者让人们看到了汉奸胡兰成，后者更让人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的大多数上海文人的生活。这让很多读者感觉不好受，代表民国上海生活的两个作家，一个爱上了汉奸，另一个竟然也是汉奸。而在北京，文化圈也是胡适和周作人的热潮，两个大右派，让人们欲罢不能。
那几年，文化界关于这些人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越讨论越热闹，一批民国文化人物相继浮出水面。从胡适到陈寅恪，到钱穆、到梁漱溟等等等等，每个人物头上的帽子都不简单，而学问更不简单，但这些之前在社会的认知上几乎都是空白。
新世纪，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公开，再一次热潮拉开了，这一回又回到了政治。
张学良口述档案的公开，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复杂——西安事变原来“是被逼出来的！”。这句话事实上是一九八九年，张学良在89岁大寿时对受访者说的，后来被收入哥大的历史档案。时值西安事变60周年，此前张除了在其忏悔录里，对于西安事变始终是三缄其口。
这段谈话直至2001年10月28日才在台湾《联合报》率先刊出，后来新华社予以转载。如果不是口述历史的公开，人们还一直以为全民抗日的新局面是张学良主动逼迫出来的呢。
在口述中，人们也第一次看到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事件中的角色。原来，起决定不抵抗作用的还是张学良，是他不抵抗的。
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他有个人利益的，他并不是当初宣传的那样纯粹出于爱国的热情。用民国史专家杨奎松的研究说，在西安事变中张如果按照蒋的政策和共产党打下去，东北军将难以保全。而整个事件里，蒋介石也是有个人的利益，蒋张之间碰撞，说白了也是互相利益的摩擦。可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已经习惯了以往的认识，凡是坏的都扣在蒋介石头上，凡是好的都戴给张学良，而且还传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社会上比较习惯的传说式，张那里真有蒋介石的一张手令，明令九一八不抵抗。而且还说后来于凤至带到美国放在保险箱里，如果蒋介石对张学良动手就把手令公开，说为什么蒋杀了杨虎城，单单不杀张学良就是因为这个作为交换条件。
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演绎的，而传闻却真得犹如传奇。
重书民国史
一系列的人物热自然引起了问题热。到了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抗战问题升级成为社会热点。有关抗战的影视作品铺天盖地。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首次提到了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
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从来都是历史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所在。台湾学者认为中共是游而不击，大陆讲国民党是一击就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在大陆的抗战史也只讲敌后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讲得很少。到了岛内教科书就是只讲正面战场，不讲敌后，说共产党就打了个平型关和百团，典型的游而不击。
这其中，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当时，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军事博物馆抗战馆内容的改变，首次引入了对正面战场的描述，另一个就是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建立，这两件事加起来，对大陆抗战史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
到了1987年，抗战40周年的时候，两岸学者就已经对抗日战场有了一个比较宽容的认识，彼此都能提了，不像以前支吾不言。当时，大陆出过一本书，叫《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对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重要的22个会战，逐一做了叙述。当时，反响很大。
1995年，在台湾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研讨会，此时双方都比较实事求是，很多问题都达成了统一认识。有了一个互相肯定的过程，这是一个标志。
到了2005年，媒体才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中的贡献逐渐提了出来，引发影视作品的民国回潮。从学界的认识到社会层面的认可，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整整走了20年。
这还不算什么？更让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心痛不已的是，有时候人们会把人为的吊诡，演绎成历史的复杂；而把真实的历史，简化成口号。
历史学家们发现，在上个世纪末对于民国史研究形成的一些共识，到了历史教科书里，改变却是微乎其微。历史知识的普及层次很不均匀。学界是一回事，教科书里又是另一回事。
陈红民曾经很多年在教育部担任高考命题的成员，之前他很少注意中学的教科书，但是在那段时间，他仔细翻了翻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才发现中学的教科书离他们的学术界晚了至少有20年左右，离我们的社会思想晚了至少10年，基本的概念都没变。那里面依旧不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场所，也不是传播常识的载体，它还是道德教化的工具。而且陈越来越发现，在历史教科书里，这种真相的倒退还在加重。
教科书的不断反复，致使历史学者们不得不对社会上的民国热保持冷静。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国热潮从来都存在着不止一个镜像，一个是学术中的，它有时候离真相真的很近，有时候走得又很远；另一个是存在于教科书中的，它永远都保持着对历史真相的雾里看花。再一个就是存在于世俗世界人心里的历史，它最为诡异，有时候是传奇，世俗的不堪一击，而有时候又是《色戒》，真实得让人们不忍卒睹。
1933年，上海的作家们有些正热衷于憧憬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其中有个叫铭三的，富有讽刺地构建着他心目中的未来都市，他引用另一位作家的说法，把当时的上海称之为一座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而在他心目中，无疑地，将来的上海便是天堂上面的天堂。
他设想，将来的上海，电影院一律装冷气管、热水汀，每部电影都是香艳肉感，且有国际歌舞团的裸体舞蹈。
2007年，正如作家铭三憧憬的那样，电影院里的确流淌着香艳的肉感，一个叫王佳芝的女人，把现代人重又扯回了民国时期的上海。旗袍、租界、黄包车、凯司令咖啡厅，还有极司非尔路76号。电影讲的是1942年的上海，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在瓜达卡纳尔大败，问政治的人眼里都充满了绝望。
这部叫《色戒》的电影，彻底吸引了现代人，倒不止是它其中有香艳的肉感，而是它颠覆了一种传统，撕掉了民国在我们记忆里的标签，为现代人还原了一段新鲜的历史，展现了民国生活的复杂。在那段日子里，竟然黄包车夫们都自得其乐、有人天天打麻将，竟然汉奸和美女爱得彻骨、奔波救国的却是中统特务，竟然年轻姑娘们都冲着国军大喊，“打胜仗了，我就嫁给你！”
要不是导演李安，很多人还不知道历史的面孔竟然这般复杂。更多的时候人们对于历史的感知，就像铭三对于未来的憧憬一样充满了讽刺的幽默和香艳的肉感。
正如龙应台评价的，民国史之于人们，在香港只是边缘，在大陆已早湮没，在台湾已被遗忘。是李安抢救了它们。
人们随即越来越热衷于追寻这段被湮没的历史，他们考据极司非尔路76号，竟然就是现在的万航渡路某处，王佳芝确有其人，只不过姓郑，凯司令咖啡厅还在，热衷回味历史的人会想着找日子去喝茶怀古。
整个2007年，社会上对于民国史的追问伴随着斯坦福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愈演愈烈。社会学家们评论，这股莫名的热潮该叫作民国热，作为前些年明清热的一个延续，而且已经持续了很久。说这些话的人，好像坚持历史本不是这样，如今靠着热情重又升温，最终连原有的形态都变质了。在历史学家眼里，这些都只是民国的遗产，从来都摆在那里，所以有热情，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追寻这两年人们对于民国的热情，最初竟然肇始于2001年。
那一年张学良辞世，根据遗嘱，第二年，哥伦比亚大学此前对于张的口述历史公开，从而掀起了此后的“少帅热”。
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档案是1991年，张学良首次赴美探亲时，由讲师张之丙采访完成的，前后采访60次，后来被整理成汉字材料4800多页，堪称张学良口述历史档案资料中最全面的一部分。
当年，山东友谊出版社根据哥大张学良口述录音整理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成了最热门的历史畅销书。
这份口述档案对于人们的冲击，与其说是对历史真相的补充，不如说是让人们感叹民国历史的真相竟然在海的那边。
此前对于张的历史，局外人的描述汗牛充栋，而当事人的说法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刻意忘却了。
而对于民国那段历史的刻意忘却，远远还不止这些。回顾社会上民国热的最初几拨热潮，皆是起于对于人物的不断追问。
费正清曾经评价，中国的历史并非是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费正清是个美国的历史研究者，他汉语说得虽然蹩脚些，但意思至少明白，中国人的历史具有选择性记忆。
费正清为此不平的是，在中国的近代历史里为什么总是抹去外国人的痕迹，比如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他可能参与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再比如，苏联将军布留赫尔，他可能帮助蒋介石拟订了作战计划。
作为一个外国人，费正清觉得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史里，即使不是被抹去了，也是被贬低了。
这一点，不止外国人看不懂，即使是中国人，也时常看不懂。比如《色戒》，他让很多中国人都大跌眼镜的是，大家才知道，原来曾经在民国时期，在中国的上海，竟然有这么一批活生生的汉奸的生活，竟然有那么一批热血的青年在从事着恐怖、报复活动，竟然年轻姑娘们都嚷着要嫁国军。
人们才发现有太多的民国人、民国事被我们忘却了，或者干脆是蒸发了。留下的这些，只是一部分中国人在当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录。这随即引起了人们的不断追问，在整个2007年的图书市场上，最热卖的历史书，除了百家讲坛和明朝的事儿，剩下的就是一系列的民国人物的写真。即使一套陶菊隐几十年前的《北洋军阀史话》，如今更名《武夫当国》再版，摇身一变，还是会备受追捧。
告别脸谱化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这不是历史研究的资料突然多了，而是人们突然开始想起来追问那些已经被忘却了的人。
比如丁默邨，一部大众电影就让人们对那些之前早已经被蒸发了的汉奸，重又活了，人们重新对这些人的历史审视一番，竟有了更加饱满的认识。原来丁默邨早年也追随过共产党，只不过后来背叛了革命，原来当时在上海的汉奸背景并不单一，他们既投靠日本也与重庆暗通款曲，有些还和共产党私通联系，脚踏三只船，为自己留后路。
人们越追问下去就越会发现，这类在中国近代史上只露过一脸，随即消失的人竟然如此的多，数不胜数，而且很多是当时相当重要的人物。
这些问号埋在外国人心里，埋在国内历史拥趸的心里，也同样埋在历史研究者的心里。
作为国内的历史研究者，很多人就是为了追问这些被忘却的人，才走上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比如陈红民，他是1984年大陆的第一批民国史研究生。他选择民国史研究，完全是机缘巧合，当时整个民国史研究一片空白，学生们对民国史发生兴趣，而手头的材料只停留在中共党史里。
陈读中共党史发现，胡汉民当时是国民党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一大的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长。可是到了1931年之后，和蒋介石约法之争被软禁，就突然在历史中消失了。在此之前这个人角色很重，在历史教科书里都能看得到。可是后来这个人到底怎么了，就没了，好像在历史中蒸发了一样，现有的史书里没有交代，完全找不到任何材料。陈当时就很好奇，那时候还是很年轻，就是很想搞清楚，胡汉民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到了后来怎么样了，都干了些什么。
为此，他下了功夫追寻了很久，写了一篇有关胡汉民的论文。之后，到底让他找到了真相，胡这个人不止是活着，还活得挺充实，而且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不仅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还抗日，这个角色之所以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中莫名消失，就是他比蒋介石反共还早，是个老右派。后来胡汉民还死在了广州，在文革的时候，墓被毁，上面还盖了房子压着，生生世世不让抬头。而作为一个研究民国史的研究生，陈红民这些竟然都不知道。
陈走近胡汉民，才发现胡汉民这个人反共归反共，右派归右派，但他也反蒋介石，也抗日的，至少还是可以褒贬的，这让他第一次看到了评价历史人物不应只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角度去看待。
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当时民国史研究的前辈李新先生看到后，觉得这样的民国史研究有突破。组织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当时正是1985年。也是那一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为胡汉民另建了新墓，算是重新盖棺。
和陈红民经历差不多的还有吴景平，吴走入民国史也是源于研究生阶段，当时他研究国民政府转向抗战的经济原因，整日接触民国年代的经济、政治、外交文献，里面经常会出现宋子文的名字，绕不开。
这个人跟胡汉民还不一样，在那时候，人们对宋子文基本已有定论。对他的论著和文章很多，大致的帽子是：四大家族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英美派的代表、内战罪犯。
很明显，宋已经是一个彻底被否定的人物。
但吴景平在研究中却发现，宋子文的功过是非被简单化了。那时候褒贬历史人物，史学界喜欢用10分法，政治划线，干一件好事，加一分；做一件坏事，减一分。最后像写学生鉴定一样给这个人物盖棺评价，花个黑白脸。对于宋子文，便是这样，他对历史起过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作用，但同时在一定时期里他也有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
但后者，在简单的分类中却被日益湮没了。
后来，吴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中特别讨论了宋，写了一本《宋子文评传》。在这本书里，吴为人们展现了另一个层面的宋子文，一个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一个对近代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曾作出重要贡献的人。这其中任何一条拿出来，在当时都足够颠覆。
初涉民国历史的研究者越是追问就越发现，这种在民国历史中曾经举足轻重，到都来莫名蒸发的人物，竟然如此得多。这些人物在历史教科书里既没有本纪，也没有世家、列传，即使是奸佞传也是那么脸谱化的寥寥几人。
民国那些人
当时，陈红民和吴景平都还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学生，他们对于民国史的追问，起于个人无法忘却的纪念，但对于整个民国年间的生活形态却只是管中窥豹。
那几年，历史学界对于民国人物的兴趣也开始了，宋平出了《蒋介石生平》，耿云志写了《胡适研究论稿》，这一文一武两个民国人物，掀起了学界民国人物的研究热潮。一个是政界反动派的头子；一个是文化领域的大右；两者都是当时反面到极点的代表，他们被历史学者再度摆到案头，评价开始物极必反。
变化还只停留在历史研究界。而在社会上，那几年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上海滩》里的恩怨情仇和许文强的儿女情长。1984年，这部香港电视剧在内地播出，唤起了人们对于民国时期上海滩往事的追问。
到了90年代初，社会上民国文化大热，上海滩已经走出黑道人物的恩怨情仇，成了张爱玲的女人世界和张资平的三角恋了。人们发现代表民国上海生活的不是鲁迅竟然是二张了。前者让人们看到了汉奸胡兰成，后者更让人们看到了民国时期的大多数上海文人的生活。这让很多读者感觉不好受，代表民国上海生活的两个作家，一个爱上了汉奸，另一个竟然也是汉奸。而在北京，文化圈也是胡适和周作人的热潮，两个大右派，让人们欲罢不能。
那几年，文化界关于这些人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越讨论越热闹，一批民国文化人物相继浮出水面。从胡适到陈寅恪，到钱穆、到梁漱溟等等等等，每个人物头上的帽子都不简单，而学问更不简单，但这些之前在社会的认知上几乎都是空白。
新世纪，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公开，再一次热潮拉开了，这一回又回到了政治。
张学良口述档案的公开，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复杂——西安事变原来“是被逼出来的！”。这句话事实上是一九八九年，张学良在89岁大寿时对受访者说的，后来被收入哥大的历史档案。时值西安事变60周年，此前张除了在其忏悔录里，对于西安事变始终是三缄其口。
这段谈话直至2001年10月28日才在台湾《联合报》率先刊出，后来新华社予以转载。如果不是口述历史的公开，人们还一直以为全民抗日的新局面是张学良主动逼迫出来的呢。
在口述中，人们也第一次看到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事件中的角色。原来，起决定不抵抗作用的还是张学良，是他不抵抗的。
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他有个人利益的，他并不是当初宣传的那样纯粹出于爱国的热情。用民国史专家杨奎松的研究说，在西安事变中张如果按照蒋的政策和共产党打下去，东北军将难以保全。而整个事件里，蒋介石也是有个人的利益，蒋张之间碰撞，说白了也是互相利益的摩擦。可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已经习惯了以往的认识，凡是坏的都扣在蒋介石头上，凡是好的都戴给张学良，而且还传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社会上比较习惯的传说式，张那里真有蒋介石的一张手令，明令九一八不抵抗。而且还说后来于凤至带到美国放在保险箱里，如果蒋介石对张学良动手就把手令公开，说为什么蒋杀了杨虎城，单单不杀张学良就是因为这个作为交换条件。
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演绎的，而传闻却真得犹如传奇。
重书民国史
一系列的人物热自然引起了问题热。到了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抗战问题升级成为社会热点。有关抗战的影视作品铺天盖地。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首次提到了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
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从来都是历史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所在。台湾学者认为中共是游而不击，大陆讲国民党是一击就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在大陆的抗战史也只讲敌后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讲得很少。到了岛内教科书就是只讲正面战场，不讲敌后，说共产党就打了个平型关和百团，典型的游而不击。
这其中，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当时，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军事博物馆抗战馆内容的改变，首次引入了对正面战场的描述，另一个就是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建立，这两件事加起来，对大陆抗战史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
到了1987年，抗战40周年的时候，两岸学者就已经对抗日战场有了一个比较宽容的认识，彼此都能提了，不像以前支吾不言。当时，大陆出过一本书，叫《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对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重要的22个会战，逐一做了叙述。当时，反响很大。
1995年，在台湾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研讨会，此时双方都比较实事求是，很多问题都达成了统一认识。有了一个互相肯定的过程，这是一个标志。
到了2005年，媒体才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中的贡献逐渐提了出来，引发影视作品的民国回潮。从学界的认识到社会层面的认可，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整整走了20年。
这还不算什么？更让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心痛不已的是，有时候人们会把人为的吊诡，演绎成历史的复杂；而把真实的历史，简化成口号。
历史学家们发现，在上个世纪末对于民国史研究形成的一些共识，到了历史教科书里，改变却是微乎其微。历史知识的普及层次很不均匀。学界是一回事，教科书里又是另一回事。
陈红民曾经很多年在教育部担任高考命题的成员，之前他很少注意中学的教科书，但是在那段时间，他仔细翻了翻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才发现中学的教科书离他们的学术界晚了至少有20年左右，离我们的社会思想晚了至少10年，基本的概念都没变。那里面依旧不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场所，也不是传播常识的载体，它还是道德教化的工具。而且陈越来越发现，在历史教科书里，这种真相的倒退还在加重。
教科书的不断反复，致使历史学者们不得不对社会上的民国热保持冷静。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国热潮从来都存在着不止一个镜像，一个是学术中的，它有时候离真相真的很近，有时候走得又很远；另一个是存在于教科书中的，它永远都保持着对历史真相的雾里看花。再一个就是存在于世俗世界人心里的历史，它最为诡异，有时候是传奇，世俗的不堪一击，而有时候又是《色戒》，真实得让人们不忍卒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