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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禹锡是我国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在诗坛上素有“诗豪”之称。纵观其一生，他与佛教高僧的交往贯穿他一生的各个时期。同时在佛教发展相对稳定的中唐时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与僧尼的频繁交往使得文人们在多方面都进行着促进儒释交汇的努力，而刘禹锡正是其中典型。他受佛教思想及禅宗认识思维方式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因此，本文也主要通过追溯刘禹锡与佛教的渊源关系来探讨他的诗学主张。他把自己对佛教禅意独特的领悟和理解融合进诗作，为我们能够对刘禹锡的诗歌创作特点、诗学主张以及他与佛教关系的形成契机和原因有一个详细的认识，以期了解那个时代唐朝思想家们与佛教僧人交往的原因，并能够客观看待刘禹锡创作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刘禹锡；佛教；诗学主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2
一、刘禹锡与佛教的渊源
佛教自东汉传入至唐代中期，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直接对东方的经济政治生活、人文心理、文明文化有着不可忽视且深远持久的影响。我们知道佛教一直在唐朝盛行，是因为唐代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物质及精神文明都极其繁盛。唐朝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在其早中期各类宗教都很繁荣，诸如佛教、道教、摩尼教等等，使得长安城成为了一座国际大城市，海纳百川，包容万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使得唐人的思想较开阔不受束缚，精神也相当活跃，出现了诗风雄奇飘逸的李白，关注民生的杜甫，也有玄奘大唐取经等一批为法不怕牺牲、勇敢前行的人，为唐朝佛教打下了根基，注入了能量和活力。而刘禹锡生活的德宗、顺宗、宪宗都是热心崇佛的皇帝，一些文人们步入了仕途并和僧人们交往，信奉佛教也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和刘禹锡同时期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都信奉佛教，和佛教高僧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开放和交流，才会让学术更加繁荣发展，他们也为当时的时代添加了异样的色彩。
刘禹锡与佛教高僧交往众多。少年时的刘禹锡就十分好学，加上他本身出身于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在其19岁时就游学长安，上书朝廷。21岁时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同时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还曾经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因而与两位大师结识，成为好友并得到他们的指点。两位大师非常喜欢这位聪明好学的少年，且当时的刘禹锡十分懂事，谦恭有礼，在两位大师吟唱挥毫的时候，他就恭敬地捧着笔砚在旁边伺候，非常虚心，丝毫没有不耐烦，因此两位高僧曾称赞他“孺子可教”。这样的一段经历使他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契机。俗语曾说“知音难觅”，可想一生中能遇到几个良师挚友、把酒言欢是多么庆幸的一件事，这样的经历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是多么难能可贵。
贬谪时期的刘禹锡与高僧来往也颇多。第一次被贬在唐宪宗即位，由于藩镇和宦官集团的压力，王叔文改革宣告失败，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行至荆南又改授朗州司马，当时被贬的共有八人，史称“八司马”。在其贬为朗州司马后，慧则出行宣教，一路游历到达朗州后会见刘禹锡，在离别时刘禹锡作诗赠慧则。诗中云：“休公久别如相问，楚客逢秋心更悲”可以想到当时被贬的刘禹锡心中是多么复杂。遇见好友该是喜极而泣，可是自己因为被贬，在他乡遇故知，心中百感交集，为自己而悲。但被贬后仍有好友来探望，这份友情怎能不让人珍惜呢？所以刘禹锡与诗僧广宣、慧则两位大师的友谊相当深厚。此外在朗州期间，还有很多高僧到朗州拜访刘禹锡，刘禹锡也专程前往朗州武陵县的枉山拜访会禅师，并作诗曰：“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沉痗”、“吾诗得真如，寄在人寰内”、“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觉路明证路，便门通忏悔”等一些有哲理的话语，来表明自己当时被贬谪痛苦的心情。仕途的不顺，希望能得到大师的指点，为自己指点迷津，与会禅师在一起交谈佛理的感受过程使自己对佛产生愈发浓厚的兴趣。元和九年，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被召回长安，欲任南省郎。但是刘禹锡在游览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又名《玄都观桃花》），讽刺时政招来祸端，不久之后又被贬为播州刺史。又一次被贬，又一次陷入困难境地，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思想的极度压抑，心中的苦闷无处排泄，刘禹锡更加开始将佛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与僧人更是来往甚多，因为自己之前一直接触佛理，所以并未使自己消极、怠慢。
晚年時期的刘禹锡还与著名高僧华严宗第五祖宗密有过交往。刘禹锡非常欣赏宗密大师少通儒书，有政治抱负，还盛赞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很高的智慧，对佛教理论更是堪称一绝。刘禹锡还将宗密大师介绍给白居易认识，而白居易还与宗密大师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这大概是佛缘吧。所以这样看来刘禹锡是幸运的，一生中遇到这么多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即使遭遇被贬，面对生活依然乐观。
刘禹锡的一生都是与佛教相联系的，从未断过和高僧的往来，加之当时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使他的经历离不开与僧人们的交往，从而影响了他的哲学思想和诗学思想。
二、刘禹锡的诗学主张
1.境生于象外说
刘禹锡一生交往过的僧人非常多，尤其是贬谪时因为政治仕途的不顺心，常常和高僧们寄情于山水之间，谈禅论道，赋诗唱和，探究天文地理，和僧人们产生佛理上的情感共鸣，让佛学研究和自己的学术发生关系，加之共同的政治倾向使处于逆境的刘禹锡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现实，达到一种恬淡的人生境界。出于对佛教禅理的浓厚兴趣，着力以禅学与诗学相沟通，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诗学理论，为后来的诗歌研究也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刘禹锡早年就受师僧皎然的《诗式》影响，认为诗学和禅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同意“论诗如论禅”的说法，明确认识到“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道理，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诗者，其文章之蕴也。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认为诗的意境来自于诗人独特的内心领悟，是要超越于语言的，而且领会诗的意境也不能完全立足于形象本身，鉴赏者也需要有内心的情感共鸣，自己的独特想象才能够这种“意象”融合在一起，才能走进诗人为我们创造的情景中去，而领略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和所要向我们传递的情感。他认为物象、形象是实，而意境、诗味是虚，写物象，塑造形象就是为了创造一种意境，但要准确理解意境的意义又必须跳出形象的圈子靠自己的内心去把握，所以他不仅善于创造意境，还常常调动读者的审美思维，使主客观和谐地融为一体。
这种在禅学启迪下而产生的意境论影响很大，看似重在诗歌审美形象、创作规律的探讨，却没有忽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这种理论主张体现了刘禹锡好学善于创新的精神，而且具有实用性，易于被接受，对诗歌发展相当有益处，也能多方面去调动读者敏感的心理，产生心灵共鸣。
2.虚静成诗论
刘禹锡提出要靠自己的内心领悟去领略意境，还认识到当诗人进入类似佛门禅定的虚静状态时，万千景物都可以返照于心，即所谓的“虚而万景入”。少了欲念、凡念的牵挂，便自然可以捕捉到生动的物象，快速地进入艺术构思，从而创作自己想创作的东西。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心中的杂念多了，欲望多了，自然更多的是胡思乱想，让我们的思绪止步不前，当把所有不必要的杂念抛开之后自然眼前一亮，知道自己的需要在哪里，该从哪里着手。只有心中无物，万事万物才会进入自己的脑海中，创造一种空灵清幽的美感，这是一种特殊的审美需要，会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愉悦，这也是创作需要。
综上所述，刘禹锡与僧人们交往的原因主要有：其一是在政治仕途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寻求精神寄托，事佛信佛；其二是学习佛学方法，丰富发展儒家学说，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自己的主张，为后人学习提供了方法。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刘禹锡身上的战斗精神、求知精神，同时也显露出唐、宋诗慢慢过渡的征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学作品，还让我们的思想开阔，为更好地做研究积累经验。
参考文献：
[1]肖瑞峰.论刘禹锡谪守朗州期间的诗歌创作[J].浙江社会科学学报，2013（10）.
[2]皎然.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唐·刘禹锡·瞿蜕园校注.《刘禹锡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关键词：刘禹锡；佛教；诗学主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2
一、刘禹锡与佛教的渊源
佛教自东汉传入至唐代中期，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直接对东方的经济政治生活、人文心理、文明文化有着不可忽视且深远持久的影响。我们知道佛教一直在唐朝盛行，是因为唐代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物质及精神文明都极其繁盛。唐朝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在其早中期各类宗教都很繁荣，诸如佛教、道教、摩尼教等等，使得长安城成为了一座国际大城市，海纳百川，包容万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使得唐人的思想较开阔不受束缚，精神也相当活跃，出现了诗风雄奇飘逸的李白，关注民生的杜甫，也有玄奘大唐取经等一批为法不怕牺牲、勇敢前行的人，为唐朝佛教打下了根基，注入了能量和活力。而刘禹锡生活的德宗、顺宗、宪宗都是热心崇佛的皇帝，一些文人们步入了仕途并和僧人们交往，信奉佛教也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和刘禹锡同时期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都信奉佛教，和佛教高僧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开放和交流，才会让学术更加繁荣发展，他们也为当时的时代添加了异样的色彩。
刘禹锡与佛教高僧交往众多。少年时的刘禹锡就十分好学，加上他本身出身于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在其19岁时就游学长安，上书朝廷。21岁时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同时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还曾经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因而与两位大师结识，成为好友并得到他们的指点。两位大师非常喜欢这位聪明好学的少年，且当时的刘禹锡十分懂事，谦恭有礼，在两位大师吟唱挥毫的时候，他就恭敬地捧着笔砚在旁边伺候，非常虚心，丝毫没有不耐烦，因此两位高僧曾称赞他“孺子可教”。这样的一段经历使他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契机。俗语曾说“知音难觅”，可想一生中能遇到几个良师挚友、把酒言欢是多么庆幸的一件事，这样的经历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是多么难能可贵。
贬谪时期的刘禹锡与高僧来往也颇多。第一次被贬在唐宪宗即位，由于藩镇和宦官集团的压力，王叔文改革宣告失败，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行至荆南又改授朗州司马，当时被贬的共有八人，史称“八司马”。在其贬为朗州司马后，慧则出行宣教，一路游历到达朗州后会见刘禹锡，在离别时刘禹锡作诗赠慧则。诗中云：“休公久别如相问，楚客逢秋心更悲”可以想到当时被贬的刘禹锡心中是多么复杂。遇见好友该是喜极而泣，可是自己因为被贬，在他乡遇故知，心中百感交集，为自己而悲。但被贬后仍有好友来探望，这份友情怎能不让人珍惜呢？所以刘禹锡与诗僧广宣、慧则两位大师的友谊相当深厚。此外在朗州期间，还有很多高僧到朗州拜访刘禹锡，刘禹锡也专程前往朗州武陵县的枉山拜访会禅师，并作诗曰：“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沉痗”、“吾诗得真如，寄在人寰内”、“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觉路明证路，便门通忏悔”等一些有哲理的话语，来表明自己当时被贬谪痛苦的心情。仕途的不顺，希望能得到大师的指点，为自己指点迷津，与会禅师在一起交谈佛理的感受过程使自己对佛产生愈发浓厚的兴趣。元和九年，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被召回长安，欲任南省郎。但是刘禹锡在游览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又名《玄都观桃花》），讽刺时政招来祸端，不久之后又被贬为播州刺史。又一次被贬，又一次陷入困难境地，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思想的极度压抑，心中的苦闷无处排泄，刘禹锡更加开始将佛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与僧人更是来往甚多，因为自己之前一直接触佛理，所以并未使自己消极、怠慢。
晚年時期的刘禹锡还与著名高僧华严宗第五祖宗密有过交往。刘禹锡非常欣赏宗密大师少通儒书，有政治抱负，还盛赞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很高的智慧，对佛教理论更是堪称一绝。刘禹锡还将宗密大师介绍给白居易认识，而白居易还与宗密大师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这大概是佛缘吧。所以这样看来刘禹锡是幸运的，一生中遇到这么多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即使遭遇被贬，面对生活依然乐观。
刘禹锡的一生都是与佛教相联系的，从未断过和高僧的往来，加之当时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使他的经历离不开与僧人们的交往，从而影响了他的哲学思想和诗学思想。
二、刘禹锡的诗学主张
1.境生于象外说
刘禹锡一生交往过的僧人非常多，尤其是贬谪时因为政治仕途的不顺心，常常和高僧们寄情于山水之间，谈禅论道，赋诗唱和，探究天文地理，和僧人们产生佛理上的情感共鸣，让佛学研究和自己的学术发生关系，加之共同的政治倾向使处于逆境的刘禹锡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现实，达到一种恬淡的人生境界。出于对佛教禅理的浓厚兴趣，着力以禅学与诗学相沟通，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诗学理论，为后来的诗歌研究也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刘禹锡早年就受师僧皎然的《诗式》影响，认为诗学和禅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同意“论诗如论禅”的说法，明确认识到“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道理，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诗者，其文章之蕴也。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认为诗的意境来自于诗人独特的内心领悟，是要超越于语言的，而且领会诗的意境也不能完全立足于形象本身，鉴赏者也需要有内心的情感共鸣，自己的独特想象才能够这种“意象”融合在一起，才能走进诗人为我们创造的情景中去，而领略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和所要向我们传递的情感。他认为物象、形象是实，而意境、诗味是虚，写物象，塑造形象就是为了创造一种意境，但要准确理解意境的意义又必须跳出形象的圈子靠自己的内心去把握，所以他不仅善于创造意境，还常常调动读者的审美思维，使主客观和谐地融为一体。
这种在禅学启迪下而产生的意境论影响很大，看似重在诗歌审美形象、创作规律的探讨，却没有忽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这种理论主张体现了刘禹锡好学善于创新的精神，而且具有实用性，易于被接受，对诗歌发展相当有益处，也能多方面去调动读者敏感的心理，产生心灵共鸣。
2.虚静成诗论
刘禹锡提出要靠自己的内心领悟去领略意境，还认识到当诗人进入类似佛门禅定的虚静状态时，万千景物都可以返照于心，即所谓的“虚而万景入”。少了欲念、凡念的牵挂，便自然可以捕捉到生动的物象，快速地进入艺术构思，从而创作自己想创作的东西。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心中的杂念多了，欲望多了，自然更多的是胡思乱想，让我们的思绪止步不前，当把所有不必要的杂念抛开之后自然眼前一亮，知道自己的需要在哪里，该从哪里着手。只有心中无物，万事万物才会进入自己的脑海中，创造一种空灵清幽的美感，这是一种特殊的审美需要，会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愉悦，这也是创作需要。
综上所述，刘禹锡与僧人们交往的原因主要有：其一是在政治仕途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寻求精神寄托，事佛信佛；其二是学习佛学方法，丰富发展儒家学说，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自己的主张，为后人学习提供了方法。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刘禹锡身上的战斗精神、求知精神，同时也显露出唐、宋诗慢慢过渡的征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学作品，还让我们的思想开阔，为更好地做研究积累经验。
参考文献：
[1]肖瑞峰.论刘禹锡谪守朗州期间的诗歌创作[J].浙江社会科学学报，2013（10）.
[2]皎然.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唐·刘禹锡·瞿蜕园校注.《刘禹锡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