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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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统治者“兼容并蓄”的思想使得唐代的音乐文化在继承前代音乐文化与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基础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更加丰富起来。其中唐代燕乐得到了极大发展,燕乐的繁盛,得益于唐朝的多民族音乐并存,也得益于隋代音乐体制得到了较好的保留,使得燕乐的发展存有肥沃的土壤。
  [关键词]唐代;燕乐;九部乐;坐部伎;立部伎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6)12-0052-03
  仿佛劈空而来的万道霞光,大唐盛世,气象迥异,堂皇皇美得耀目,坦荡荡气壮河山。翻阅了无数资料,考证了诸多笔记,落笔时依然惶恐,此文之前,也使用过璀璨,也感叹过开阔,但是,有谁比得过大唐时代的璀璨和开阔呢?璀璨是因音乐发展的深度光芒四射,开阔是因其音乐的接受海纳百川。这是一个有眼量的时代,无与伦比,妙不可言。
  从唐初开始,随着国力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可见,音乐的沃土已经[JP2]酝酿发酵,急不可待地盼望着音乐之花的次第开放。唐代的音乐文化,包括宫廷燕乐、民间俗乐、文人音乐、音乐理论、音乐专著以及记谱法在整个中国音乐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绚丽的足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JP]
  统治者“兼容并蓄”的思想使得唐代的音乐文化在继承前代音乐文化与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基础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更加丰富起来。其中唐代燕乐得到了极大发展,唐代燕乐的繁盛,得益于唐朝的多民族音乐并存,也得益于隋代音乐体制得到了较好的保留,使得燕乐的发展存有肥沃的土壤。在唐代以前,雅乐是宫廷正统音乐,地位比燕乐要高,燕乐在雅乐之后。但是到了唐代,这种局面有了极大的变动,燕乐在内容上得到了不断的扩大,散乐和雅乐里少部分仪式性较弱的音乐都在其包含范围内,使燕乐的内容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思想上都得到极大的丰富,在地位上也超过了自周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雅乐。笔者在此不得不唠叨几句鲜明的唐代性格:豪迈、大气、真实、浪漫。而燕乐所具备的双重性质——仪式性、娱乐性恰恰符合这多元化的唐朝气质,符合唐代上至皇帝、下至草根雅俗共赏的审美,所以相比之下燕乐比端庄却曲高和寡的雅乐自然受到青睐。这也促使了燕乐的发展。
  唐代燕乐体系包括多部伎、坐部伎、立部伎、大曲。《旧唐书·音乐志》记载:“高祖登基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乐之,其后分为立坐二部。”这里,唐朝皇帝们再次展现出他们的包容,不仅仅在诸多的政治制度上袭隋朝所制,在音乐上也容下了前朝余音,益处良多。一来对于百姓而言有顺其自然之妙,少了很多改朝换代的惊慌;二来武断的割舍必将使建设者缺乏借鉴和依据,往往会凭空捏造致使很多东西没有科学的依据,必然导致生命力的脆弱。隋代的开皇乐议就是鲜明的例子。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学习方式会加速事物的发展,音乐在唐朝就是这般开始的……
  唐代的九部乐最初完全继承了隋代的九部乐,贞观十一年废除“礼毕”,贞观十四年将“燕乐”列为众乐之首,形成了唐代九部乐:燕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高丽。唐代九部乐中的燕乐在《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是一部宣扬帝王功绩、歌颂太平盛世的歌舞,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贞观十六年加奏“高昌伎”(高昌指今新疆吐鲁番)形成唐代十部乐。
  唐代九部乐、十部乐主要用于朝廷宴飨、节日祝贺、外国使臣来访、宗教活动等场合。音乐类型较为丰富,其中包含有汉族的传统音乐(清乐)、西域音乐(龟兹乐)、外来音乐与中原音乐融合的产物(西凉乐)。在这些音乐类别中,龟兹乐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胡部之首”。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他经过西域诸国,耳闻目睹各国音乐之后的感受,指出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说明龟兹乐在当时代表了西域各类乐舞的最高水准。[1]唐代十部乐中除清商伎之外仍是以国名作为乐部的名称,明确表示这些音乐仍然保留着较为明显的异域色彩。
  在交流融会的过程中,外来音乐与中国固有的音乐逐渐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唐玄宗时便取消了十部乐的名称,改设“立部伎”与“坐部伎”。《通典·乐》中记载,十部乐之后,又分为立部伎和坐部伎,这是以演出形式区分的。至此,唐代燕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唐书·礼乐志》中记载:坐部伎是在堂上演奏,人数较少,最多12人,少至3人,乐器声音比较轻细,演奏者技艺高超;立部伎站在堂下演奏,人數较多,最少64人,多至180人,乐器声音较大,技艺稍逊一筹。在唐代的宫廷音乐中,立部伎的地位远不如坐部伎,坐部伎中不合格的降至立部伎,立部伎中不合格的又降去演奏雅乐。可见,雅乐的演奏更重视的是仪式感,不会有太多灵动的技巧,所以,雅乐的更替变化及发展就不会那么快速。唐代的雅乐地位确实不高,谁让这种形式感大于艺术感的音乐方式偏偏遇见了真实的活色生香的唐朝呢?在白居易的《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诗中,对立、坐部伎的表演、地位、不同之处有着几近白描的生动描写。[HTF]
  立部伎,鼓笛喧。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
  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
  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
  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
  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
  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
  雅音替坏一至此,长令尔辈调宫徵。
  其中“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的技艺分出等级。更甚的是后面接着来了“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悬操雅音”,事实如此,倒也怪不得白居易刻薄。
  坐、立部伎共有十四曲。立部伎八曲:《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坐部伎六曲:《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立部伎中的《庆善乐》是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其余乐曲都杂有西域音乐,主要成分是龟兹乐,大吹大擂,“声闻百里,动荡山谷”,敲击乐器实占重要地位;但是这些外来的音乐已非本来面目了,它们已吸取了民间的血液和营养而成为更完美的艺术,足以代表唐代音乐的最高成就。[2]这些乐舞大多形成于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四朝,这也是唐朝最为兴盛的时期,既体现出统治者对音乐的重视,也表达出国力强大的太平盛世、喧哗的歌舞升平。   《破阵乐》原名《秦王破阵乐》,是唐代一首著名的乐舞,无论是九部乐、十部乐还是立、坐部伎的演出中,都有《破阵乐》这部乐舞。“秦王”是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前的封号,所以“秦王破阵”自然是赞扬唐太宗开国的功勋。唐初,曾有120人的庞大阵容表演歌舞《破阵乐》。至今在日本还保存有《破阵乐》的九种曲谱:五弦琵琶谱、琵琶谱、筝谱、筚篥谱、笛谱等。音乐学家何昌林根据唐朝乐工石大娘传谱的《五弦谱》中七首曲谱之一的“秦王破阵乐”和唐高祖武德三年的歌词译成词曲组合稿。1983年夏天,在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华夏之声古谱寻声音乐会上,歌唱家关贵敏演唱了由何昌林译解的唐代古曲《秦王破阵乐》。根据记载,《秦王破阵乐》的音调是以汉族清乐为基础,又杂有龟兹乐的成分。
  唐朝宫廷音乐最突出的成就是“大曲”,又称为“燕乐大曲”,这是一种综合器乐、歌唱和舞蹈,并且含有多段结构的大型乐舞,代表了唐代宫廷音乐的最高水平。它形成于唐朝社会的极盛时期,彼时,唐朝简直就是天下的中心,在长安的街市里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夹杂喧嚣,一时间,天下熙熙,皆为唐来,天下攘攘,皆为唐往。唐大曲在这种环境的滋养下,不断吸收外国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的精华,在音乐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完善和发展,迅速形成了唐代特有的音乐形式,较之汉魏的相和大曲、清商大曲在规模上更宏大,内容上更丰富多彩。
  唐代大曲在类型上可分为清乐、法曲和胡乐大曲。清乐大曲源自南朝清商乐,法曲大曲来自南朝佛教的“法乐”,胡乐大曲则来自西域的外族音乐。[3]唐大曲的结构较为复杂,典型的大曲一般分为三部分:一、散序——节奏自由,器乐独奏、轮奏或合奏。散板散序若干遍,每遍是一个曲调。二、中序——又称拍序或歌头,节奏固定,慢板,以歌唱为主,舞或不舞。三、破、舞遍——舞蹈为主,节奏渐快直至结束。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中,记有46首唐大曲的名字,其中为人所熟悉的有《绿腰》《凉州》《霓裳》等。
  法曲又称为法乐,因用于佛教法会而得名。在《新唐书·礼乐志》中记载:“法曲早出于隋,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北宋陈旸《乐书》曾有记载:“法曲兴自唐,其声始出于清商乐。”在《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中记载:“天宝十三载,始诏诸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法曲发展脉络可见一斑,法曲在唐代兴盛,清幽淡雅,风格与汉族的清商樂接近,保留了汉族传统音乐的风格,并且吸收了佛教音乐、道教音乐以及外来音乐的特点。笔者以为,与佛、道有关的音乐即便不能普度庸人的思想,也可以沁人心脾。所以历史上最有名的大龄文艺青年唐玄宗对它的钟爱,实在是,你懂得。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最有名的大曲,从白居易《卧听法曲霓裳》诗中可以窥得《霓裳羽衣曲》属法曲类型的大曲。相传为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几山所作。另有一说是郑嵎在《津阳门诗》中的注解,指这部作品的曲调有一半来自唐玄宗梦游月宫时的所闻,还有一半则是根据印度《婆罗门曲》改编而成。[4]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也曾记载有关《霓裳羽衣》的来源,他认为是:“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他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但是不管这部作品究竟因何而成,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部极富浪漫主义的作品,洋溢着仙境般的情调。
  白居易再次奉献了他的热情,其长诗《霓裳羽衣歌》帮助我们了解到:这首大曲的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共三十六段。第一部分散序六段,器乐轮奏,不歌不舞。诗曰:“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第二部分中序十八段,入拍,抒情性慢舞,可能有歌。诗曰:“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第三部分破十二段,节奏紧凑,有舞,可能无歌。诗曰:“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美得令人无语,但失传。宋代姜夔1186年在湖南长沙时,在乐工的旧书堆中发现了商调《霓裳曲》十八段乐谱,这些曲谱都没有歌词。姜夔认为这些曲谱“音节闲雅,不类今曲”,于是从中选了一首加以填词,名为《霓裳中序第一》,这首歌曲保存于《白石道人歌曲》中,算是对后人聊以自慰的交代吧。学术界一般认为,姜夔保存下来的《霓裳中序第一》,有可能是《霓裳羽衣曲》中间的一段。杨荫浏先生的译谱使我们能够看懂过去的音乐,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唐代《霓裳》的些许风韵。
  大曲中的舞曲主要有健舞与软舞。节奏明快、动作快速的舞蹈为健舞,如《柘枝》《胡旋舞》等;舞姿轻盈柔美的为软舞,如《绿腰》《凉州》等。在欧阳予倩主编的《唐代舞蹈》中对《胡旋舞》有这样的记载:《胡旋舞》是著名的西北少数民族舞蹈,跳起来左旋右转、急速如风,因而得名。白居易和元稹的《胡旋女》诗,对胡旋舞姿有极生动的描绘。诗里说,鼓声响起来的时候,胡旋女应着节奏轻举舞袖,像雪花空中飘摇,像蓬草迎风飞舞,左旋右转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劳。这个舞蹈要求动作轻盈,又要求急速旋转,没有高度的技巧,是跳不好胡旋舞的。唐玄宗对胡旋舞十分喜欢,当时中原地区最擅长跳胡旋舞的是宠妃杨贵妃和宠臣安禄山,长安城中人人都学胡旋舞,舞胡旋成为一种风尚,此后大约50年的时间盛行不衰。
  大曲在唐代音乐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大曲让中国古代的歌舞音乐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很多大曲在我国已无处找寻它们的踪迹,说不清是扼腕还是庆幸,有些大曲至今漂流在海外。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从敦煌千佛洞偷走了大批古代文书,其中包括唐人手抄大曲一卷,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在这卷谱面上,有一种符号被认为是早期的工尺谱,遗憾的是,目前仍未被破译。
  为了满足和适应宫廷对音乐人才的需要,唐代建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大乐署和鼓吹署归太常寺(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管辖。大乐署:掌管雅乐和燕乐,有乐师担任教学,并且对乐师的考核极为严格。在《新唐书·百官志》中详细地记载了关于乐师的考核要求及考核办法,每年考核一次,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满十年后还要进行大考,根据成绩的好坏,升级、降级或除名。鼓吹署:掌管仪仗中的鼓吹乐和一部分宫廷礼仪活动。《新唐书》中记载,盛唐时大乐署和鼓吹署中约有乐工几万人。教坊和梨园是为了适应唐代宫廷燕乐需要而建立的音乐机构,教坊是宫中训练培养乐工的机构。唐初教坊并未受到重视,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教坊空前发展。《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这一时期的教坊共有五处:宫中内教坊、西京(长安)的左右教坊和东京(洛阳)的左右教坊。这五处教坊均由皇帝直接委派内监任教坊使。教坊中集中了唐代歌舞人才的精华,其中乐伎分为“内人”(皇帝最为宠爱,专为御前供奉的乐伎,她们才艺出众,在宜春院有专赐的宅第)、“宫人”(住在云韶院,技艺、身份、地位也次之)、“搊弹家”(由平民女子选入宫中,学习琵琶、三弦、箜篌等乐器)。教坊在为发展宫廷俗乐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宫廷培养了大批技艺精湛的艺术家。梨园是唐玄宗于开元二年在内廷设立的音乐机构,以教习法曲为主。《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可以说梨园当时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并且唐玄宗经常亲自组织排练。那些获得皇帝亲自指导的音乐人亦因此而号称“皇帝梨园弟子”,“梨园”就此成为后世戏曲称谓的代名词。至代宗大历十四年,梨园解散,历时65年的梨园,反映了唐朝燕乐的由盛渐衰。   唐代涌现出大批的音乐家。唐玄宗李隆基、“皇帝梨园弟子”李龟年、雷海青、黄旛绰、永新等都为发展唐代的音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李隆基善作曲、演奏、排练指挥。唐代许多著名的音乐作品都是李隆基创作的,比如《霓裳羽衣曲》《得宝子》《雨霖铃》等,他亲自教习于梨园,发展音乐是唐玄宗半个世纪执政史的重要功绩之一,也是他个人才华充分洋溢的展现。永新原名许合子,开元末年进宫成为内人,改名“永新”。秀外慧中,尤擅歌,唐玄宗曾让李谟吹笛为永新伴奏,结果歌唱完了,笛也裂了,连乐队也压不住她的声音。某次,玄宗在勤政楼宴请百官,观者数千,喧哗声使得玄宗无法听鱼龙百戏之音,非常恼火,于是高力士献策让永新高歌一曲,玄宗允之。于是永新撩鬓举袂放歌,顿时广场一片寂静,好似无人。
  笔者通篇赘述唐燕乐,却也只窥得一二供读者赏析,可见唐燕乐之丰富。它的繁盛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也有参与者的智慧和汗水的付出,二者缺一不可。唐燕樂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了前朝、友邦的影响,成就了自己的辉煌,虽然许多具体的形式陨落于历史的硝烟里,但精神却传承于今。当下的中华,在接纳吸收和释放发扬中渐渐蹚出了自己的康庄大道,在世界音乐舞台上表达出了强有力的心声,这是音乐之幸,是唐人之幸,更是华夏之幸。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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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崔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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