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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渺若尘埃却又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如乞丐般一无所有，却又学富五车，为了求学，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二十年来他不仅舍弃了工作和爱情，先后住过墓穴、棺材，如丧家之犬般被别人赶来撵去。
“古有唐玄奘西天取经，今有失学童辗转求学”。这是已经40多岁的张跃川写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
张跃川是一位已在四川大学校园内生活、学习了16年的另类学子，他没有学籍，没有户口，没有旁听资格，曾从垃圾中捡拾破衣敝履御寒，从潲水桶中觅食果腹充饥，并幕天席地地生活，就跟乞丐一样。但他却有着满腹经纶，不仅数学、一般拓扑学达到了博士研究生的水平，而且精通俄语、法语，英语也有一定水平。
但是他却因为自己另类的求学方式而既被视为“头悬梁、锥刺股”的再版，又被视为食古不化的神经病。
刻骨铭心的经历触动了他强烈的求知欲
张跃川1955年出生在重庆市北碚区，父亲是天府矿务局一名机关职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
这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不幸的是，在他不满周岁时，父亲因在南京读过书而莫名其妙地被扣以“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并“畏罪自杀”。父亲死后，母亲成了替罪羊，成了“万恶的特务婆子”在大会小会上被批斗。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遭受厄运的除了父母以外，还有张跃川自己。因为他学习很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和俄语一直是学校同年级第一名，而被认为是“白专分子”、有“里通外国”的野心；他坚持体育锻炼也被认为是企图勾引女生……因而很快就如垃圾一般被清除出了校园。
最令张跃川终身难忘的是，改嫁后的母亲在接受人们批斗时动了胎气，因大出血而含恨离开了人世。
母亲去世后，13岁的张跃川为了能活下去，只好去做苦力。他先后当过碎石工、搬运工、筛砂工、纤夫……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却是被当作“特务”、“右派”及“臭老九”的后代被抓进重庆北碚木材加工厂接受改造——给生产棺材的师傅们当勤杂工和出气筒。
张跃川进那家以生产棺材为主的木材加工厂后，虽然很多人都歧视他，逼着他做一些重活、累活，但也有一位叫李进的工友看他可怜而很同情他。虽然李进家里也很穷，但他却常常给张跃川一些粮票；有时候他自己家里打牙祭，还会叫上张跃川去开开荤，因而那一阵子张跃川非常感激李进，视李进如亲人。
但是，“好人命不长”，本是搬运工的李进被调整到锯木组后，因不懂电锯上的俄文说明，不知道电锯的相关使用规则，误操作而不幸被电锯夺去了生命。
李进的死对张跃川打击很大，他更加强烈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预感到鄙视知识、嘲笑科学的时代迟早会过去，到时候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肯定会被社会淘汰。
果然，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并号召全党、全军都要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教育，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新风。从此以后，张跃川在心中压抑了多年的渴望读书的激情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为了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他开始了废寝忘食的自学。
虽然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尚学旋风，但张跃川对自学的事还是一直提心吊胆，诚惶诚恐。果然没多久，这件事被领导和同事们发现了，同事们认为他不务正业，异想天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领导们以他“不热爱集体”为理由收缴了他的书，还在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他。
“国家正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我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学习又有什么错呢？”张跃川与领导据理力争。
听了他的反驳，领导的脸气得红一阵白一阵，拿起收缴来的书三下五除二就给撕了。
但是这个打击并没有扼杀住他对知识的渴望，只使他的自学方式由公开转入地下。为了不被人发现，休息时间他常常躲在木材厂附近一处已被挖开了一角的一座古坟墓穴里学习，或是躲在已做好的棺材里学习。
从1981年到1983年，短短两年时间，他利用一切休息时间，自学完了从初中到高中的所有课程，并于1983年考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数学班。
1985年，张跃川以平均每科95分的好成绩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电大的老师被他坎坷的求学经历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特地推荐他到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深造。然而厂领导却坚决不同意他去读书，除非退职。
为了求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跃川含泪向厂里写了退职申请书。
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办理退职手续的那段时间，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这一严峻的事实犹如晴天霹雳。
更为不幸的是，他退职后没几天，厂里就以他已不是厂里的职工而将他赶出工厂大门。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他又在曾经学习过的墓穴里住了几天之后，就带着自己非常珍惜的书和极少的生活用品，踏上了流落成都的路——自从他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数学班毕业以后，他又对数学领域的《一般拓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一般拓扑学自学起来相对较困难，因而他希望得到四川范围内惟一开设这门学科的四川大学的拓扑学专家的指点。
张跃川跋山涉水，就像乞丐一样，在哪里饿了就到哪里的人家讨口饭吃，渴了喝路边的水；困了席地而卧；不饿不渴不困之时，就是他专心致志学习的最好时间。
1985年10月，张跃川终于到了成都，当梦寐以求的四川大学校牌出现在他的眼帘时，他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心中曾经的绝望和无助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四川大学校园内他是一名另类学子
然而，进四川大学的门并不难，难的是在四川大学留下来，因为他既非四川大学的学生，也非教职工，跟四川大学压根就沾不上边。虽然他渴望在川大旁听，但他连旁听的资格也没有——没有相关的身份证明，更没有钱。
幸运的是，当他像做贼似地偷偷摸摸、战战兢兢地走进四川大学阶梯教室最后一排听课的时候，虽然同学和老师都好奇地打量着他，但却没有谁将他赶出教室。一次如此，两次如此……慢慢地，张跃川绷紧的心弦松弛了下来。
旁听问题“解决”以后，张跃川欣喜万分。然而住宿问题和生活问题依然困扰着他，因为没钱买饭吃，他只得从学生食堂的潲水桶中捡拾人们丢弃了的食物充饥；没地方住宿，他只得幕天席地，四处为家；没条件洗热水澡，他只得到男厕所冲冷水澡——长此以往，他甚至养成了一年四季都用冷水冲澡的习惯。
然而，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他也时时提心吊胆，充满着危机感，在这方面他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经历。他在食堂捡拾人们遗弃的食物时，就常常遭到人们的白眼和鄙夷。
因为没有住宿条件，他或是在公园的石条椅上一躺就是一夜，或是在房檐下一蹲就是一夜。然而，即使他如此可怜，却又常常被人像赶狗一样地赶来赶去。有时候一个晚上得换好几个“睡觉”的地方。
寒暑易节，时光如梭，张跃川在四川大学的日子转眼就过去了10多年。10多年间，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五湖四海考进四川大学，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到五湖四海。时间久了，人们对他那种很另类的求学方式也从过去的不理解而到了理解、接受的程度。特别是1999年3月成都一家报纸报道了他的事迹之后，一时间他几乎成了自学成才的楷模，社会上的一些好心人也给予了他一些无私的关心和帮助。
他执著的尚学精神感动了著名学府
自从张跃川的故事被媒体报道之后，一时间在四川大学校园内外引起了争议。有人说他的求学经历不可理喻，因为他完全可以像其他社会人一样一边工作，一边采取自修或函授等方式获取知识；也有人认为他在四川大学内的行为举止根本不是求学，而是懒人在变相求生，更有人认为他或许跟有洁癖的人一样有“读书癖”，这实际上是一种病……
但更多的人却被他坎坷的人生历程和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有给他写信以精神鼓励的，有给他寄旧衣服的，有给他买学习用具的，有资助他钱的……
1990年，四川大学数学系一位很关心他学习情况的知名教授特地对他进行了一次数学能力测试，测试结果表明，他差不多达到了博士研究生的水平。当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之后，他从此有了“张博士”的雅号。
因为张跃川的数学和俄语特别好，常常有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向他请教相关问题，相互接触久了，彼此成了好朋友，他们总会时不时地接济他一些钱，并帮他买一些他迫切需要的书籍、课本。
如今正在四川大学俄语系任教的一位来自莫斯科语言学院、名叫艾利娅的俄文老师，不仅很关照他，甚至还跟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虽然他与艾利娅也是相识在教室里，但却颇富戏剧性，他们的相识过程发生在艾利娅在四川大学所上的第一节课之前的20分钟里。
因为是第一次走上中国的大学课堂，艾利娅特地提前近20分钟到了教室，希望在上课之前熟悉一下教学环境，并能跟学生交流交流。然而当她兴致盎然地跨进教室时，教室里却一个学生也没有。不巧的是，正当艾利娅刚走下阶梯教室时，脚却一下子给扭了，一时痛得直不起腰来：“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她用俄语自言自语道。
“怎么，您的脚扭伤了？”正在她疼痛难当的时候，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亲切的问她，纯正的俄语发音令她备感温暖。“您是新来的俄语老师？请问需要我给您按摩一下吗？”
“是的，谢谢你！”她原以为说话者是一位俄罗斯人，没想到抬头一看却是一位中国中年男士。“你是……”经中年男士按摩后，艾利娅的疼痛感大减，她不由得感谢的问道。
“我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中文名字叫张跃川，是一名想学习俄语的学生……”
“你是学生？我的天……”听了这位男士的话，艾利娅吃惊不已，她原以为他是学校的俄语老师，因为学生不可能有如此流利且纯正的俄语口语能力。“你懂得中医按摩？”
“略知一点儿，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木材厂的搬运工，扭伤脚是经常的事，久病成医，因而知道一点儿按摩皮毛……”
当艾利娅进一步了解到张跃川是一个失学的游子、在学校只是一个旁听生、甚至连旁听生的资格也没有时，她更是吃惊不已，也被他的求学精神感动了。
最令张跃川激动的事莫过于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主任李志强对自己的关照了。
李志强毕业于四川大学俄语系，张跃川在俄语系旁听时，曾经是李志强的同学，但是后来李志强又成了他的老师、成了俄语系主任。不管自己处于何种位置，李志强对张跃川都很尊重，特别是他当上俄语系主任之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更加关心张跃川。近段时间甚至还为张跃川四处奔波联系到俄罗斯去当翻译。
到俄罗斯去当翻译是目前张跃川最大的心愿，也是他希望自己今后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翻译家的阶段性目标之一（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数学研究员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他渐渐放弃了在数学领域的发展）。
经过李志强的推荐，四川省农业厅国际合作处援外办公室的刘国军主任及四川省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刘鑫经理特地对张跃川进行了俄语水平测试，在得到满意的测试结果后，他们也向张跃川承诺将尽全力安排他到俄罗斯去当翻译。
为了求学，他不敢与情亲密接触
在拨乱反正以前，张跃川是重庆北碚木材加工厂被批斗的对象，虽然早已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却一直没有姑娘敢爱他。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他1985年取得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的毕业证后，人们似乎才突然发现身高1.75米的他原本也是一表人材，于是纷纷为他介绍对象。
可是几乎所有的姑娘在与他相处之后，都不同意与他继续发展爱情。姑娘们对他的身高、长相虽然满意，但对他的经济状况却颇为寒心。除此之外，还有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对书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对周围其他任何事物，包括坐在他面前的女朋友。即使他与姑娘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并因投入地看书而忘了自己因何而来。这让人家很没面子，被他气哭者有之，气得骂他是神经病者有之，并且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拂袖而去。
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在张跃川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渐渐失去信心的时候，爱神却向他招起了手：同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读书的一位重庆姑娘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被他执著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深深地爱上了他，并大胆地向他表露了心迹。姑娘名叫段丽，在当时效益非常好的四川仪表厂上班，人也长得很漂亮。
对这份从天而降的爱情，非常渴望有女孩爱上自己的张跃川却冷静地拒绝了。因为他清楚自己的处境：自己一穷二白，且嗜书如命不会挣钱，怎能给爱自己的人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虽然为了求学，张跃川无情地舍弃了工作和爱情，然而每次在爱情最不该来的时候，却又最青睐他。
张跃川没想到，他在四川大学过了十多年苦行僧般的求学生涯后，爱神居然再一次向他招起了手。有一个根本上不可能爱上自己的人却爱上自己了。这个不可能爱上他却真真切切地爱上他的人就是曾经采访过他的成都一家报社的一名女记者。
这位记者名叫李潇，是北京人，她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时爱上了成都，为了留在成都，1994年大学毕业后，她应聘到成都一家报社当记者，
李潇在采访张跃川时被张跃川坎坷的求学经历感动得泪流满面，她当即捐献了500元钱给张跃川。文章登出来后，她又特地给张跃川送来样报，并请他到一家颇上档次的饭店吃饭，与他促膝而谈。
张跃川开始时还以为李潇仍在继续她的采访活动，但后来却发现李潇的行为举止似乎跟采访活动并没有多少关系，因为她总是隔三岔五地来探望他，或大包小包地给他买一些生活用品，或给他买衣服、鞋袜等，甚至还主动帮他洗衣服。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只是一个无依无靠到处飘泊的人。”
“就是因为你无依无靠，我才想帮助你。”
“你的采访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你还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不值得。”
“不！我真正意义上的采访现在才开始呢！再说，跟你在一起，我也是心甘情愿的”李潇说到这里时，羞得低下了头。
此时，张跃川什么都明白了，心中不禁泛起一阵甜蜜。但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他知道自己配不上李潇，彼此之间地位差距太大，因而装着不懂李潇话中的意思，没再搭理她。
从此以后他总是躲着李潇，即便躲避不过时也不再像以前那般热情。他不愿将自己的痛苦强加在一个正值妙龄、前途远大且有社会地位的无辜女孩身上。
张跃川认为，如果自己有一个光明前途的话，他或许会打破世俗偏见，打破地位年龄的差别而接受李潇的爱，否则这份爱将会永远地埋藏在他的心里。
目前情况下，自己能否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张跃川寄希望于出国到俄罗斯去当翻译。这既是他事业的一个崭新起点，也是他能否拥有爱情生活的一个关键。遗憾的是他不是四川大学的在册学生——这是他的一个致命心病。
其实张跃川能否出国，最重要的不是他是不是四川大学的在册学生，而是他是否有文凭，文凭同时也是他走向社会的最大障碍。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是文凭社会，没有文凭要想在主流社会成就一番大事业，那比登天还难。
这一点对张跃川来说颇富讽刺意味。他之所以历尽坎坷，并在四川大学十多年如一日苦行僧般地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知识后能为祖国建设多作贡献。然而经过这些年的旁听与自学，他真有一肚子知识了——数学达到博士生的水平，俄语达到能与俄罗斯人随意交谈的水平，并具有一定的法语和英语知识……却又因为没有一纸文凭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即使如此，张跃川仍坚信知识于人是一定会有用的，社会重视文凭而不重实才的风气一定是短暂的，文凭仅为社会人有无本事的一种参考，有真本事才会在社会上游刃有余。因而他对知识的渴求丝毫没有消减。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张跃川如果从四川大学校园中走出来，置身于市场经济之中，他的处境、地位即刻就会改变，哪怕打工也是如此。
但张跃川却认为“君子之学，死而后已。”市场经济的最大特色应该是知识经济，自己之所以没有盲目投身于社会之中，就是因为自己所学的知识还很不够，自己蛰伏于四川大学的校园之内，孜孜不倦地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日后更好地适应社会，适应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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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涛军
“古有唐玄奘西天取经，今有失学童辗转求学”。这是已经40多岁的张跃川写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
张跃川是一位已在四川大学校园内生活、学习了16年的另类学子，他没有学籍，没有户口，没有旁听资格，曾从垃圾中捡拾破衣敝履御寒，从潲水桶中觅食果腹充饥，并幕天席地地生活，就跟乞丐一样。但他却有着满腹经纶，不仅数学、一般拓扑学达到了博士研究生的水平，而且精通俄语、法语，英语也有一定水平。
但是他却因为自己另类的求学方式而既被视为“头悬梁、锥刺股”的再版，又被视为食古不化的神经病。
刻骨铭心的经历触动了他强烈的求知欲
张跃川1955年出生在重庆市北碚区，父亲是天府矿务局一名机关职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
这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不幸的是，在他不满周岁时，父亲因在南京读过书而莫名其妙地被扣以“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并“畏罪自杀”。父亲死后，母亲成了替罪羊，成了“万恶的特务婆子”在大会小会上被批斗。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遭受厄运的除了父母以外，还有张跃川自己。因为他学习很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和俄语一直是学校同年级第一名，而被认为是“白专分子”、有“里通外国”的野心；他坚持体育锻炼也被认为是企图勾引女生……因而很快就如垃圾一般被清除出了校园。
最令张跃川终身难忘的是，改嫁后的母亲在接受人们批斗时动了胎气，因大出血而含恨离开了人世。
母亲去世后，13岁的张跃川为了能活下去，只好去做苦力。他先后当过碎石工、搬运工、筛砂工、纤夫……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却是被当作“特务”、“右派”及“臭老九”的后代被抓进重庆北碚木材加工厂接受改造——给生产棺材的师傅们当勤杂工和出气筒。
张跃川进那家以生产棺材为主的木材加工厂后，虽然很多人都歧视他，逼着他做一些重活、累活，但也有一位叫李进的工友看他可怜而很同情他。虽然李进家里也很穷，但他却常常给张跃川一些粮票；有时候他自己家里打牙祭，还会叫上张跃川去开开荤，因而那一阵子张跃川非常感激李进，视李进如亲人。
但是，“好人命不长”，本是搬运工的李进被调整到锯木组后，因不懂电锯上的俄文说明，不知道电锯的相关使用规则，误操作而不幸被电锯夺去了生命。
李进的死对张跃川打击很大，他更加强烈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预感到鄙视知识、嘲笑科学的时代迟早会过去，到时候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肯定会被社会淘汰。
果然，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并号召全党、全军都要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教育，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新风。从此以后，张跃川在心中压抑了多年的渴望读书的激情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为了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他开始了废寝忘食的自学。
虽然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尚学旋风，但张跃川对自学的事还是一直提心吊胆，诚惶诚恐。果然没多久，这件事被领导和同事们发现了，同事们认为他不务正业，异想天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领导们以他“不热爱集体”为理由收缴了他的书，还在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他。
“国家正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我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学习又有什么错呢？”张跃川与领导据理力争。
听了他的反驳，领导的脸气得红一阵白一阵，拿起收缴来的书三下五除二就给撕了。
但是这个打击并没有扼杀住他对知识的渴望，只使他的自学方式由公开转入地下。为了不被人发现，休息时间他常常躲在木材厂附近一处已被挖开了一角的一座古坟墓穴里学习，或是躲在已做好的棺材里学习。
从1981年到1983年，短短两年时间，他利用一切休息时间，自学完了从初中到高中的所有课程，并于1983年考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数学班。
1985年，张跃川以平均每科95分的好成绩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电大的老师被他坎坷的求学经历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特地推荐他到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深造。然而厂领导却坚决不同意他去读书，除非退职。
为了求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跃川含泪向厂里写了退职申请书。
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办理退职手续的那段时间，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这一严峻的事实犹如晴天霹雳。
更为不幸的是，他退职后没几天，厂里就以他已不是厂里的职工而将他赶出工厂大门。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他又在曾经学习过的墓穴里住了几天之后，就带着自己非常珍惜的书和极少的生活用品，踏上了流落成都的路——自从他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数学班毕业以后，他又对数学领域的《一般拓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一般拓扑学自学起来相对较困难，因而他希望得到四川范围内惟一开设这门学科的四川大学的拓扑学专家的指点。
张跃川跋山涉水，就像乞丐一样，在哪里饿了就到哪里的人家讨口饭吃，渴了喝路边的水；困了席地而卧；不饿不渴不困之时，就是他专心致志学习的最好时间。
1985年10月，张跃川终于到了成都，当梦寐以求的四川大学校牌出现在他的眼帘时，他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心中曾经的绝望和无助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四川大学校园内他是一名另类学子
然而，进四川大学的门并不难，难的是在四川大学留下来，因为他既非四川大学的学生，也非教职工，跟四川大学压根就沾不上边。虽然他渴望在川大旁听，但他连旁听的资格也没有——没有相关的身份证明，更没有钱。
幸运的是，当他像做贼似地偷偷摸摸、战战兢兢地走进四川大学阶梯教室最后一排听课的时候，虽然同学和老师都好奇地打量着他，但却没有谁将他赶出教室。一次如此，两次如此……慢慢地，张跃川绷紧的心弦松弛了下来。
旁听问题“解决”以后，张跃川欣喜万分。然而住宿问题和生活问题依然困扰着他，因为没钱买饭吃，他只得从学生食堂的潲水桶中捡拾人们丢弃了的食物充饥；没地方住宿，他只得幕天席地，四处为家；没条件洗热水澡，他只得到男厕所冲冷水澡——长此以往，他甚至养成了一年四季都用冷水冲澡的习惯。
然而，就是这样的“生活”条件，他也时时提心吊胆，充满着危机感，在这方面他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经历。他在食堂捡拾人们遗弃的食物时，就常常遭到人们的白眼和鄙夷。
因为没有住宿条件，他或是在公园的石条椅上一躺就是一夜，或是在房檐下一蹲就是一夜。然而，即使他如此可怜，却又常常被人像赶狗一样地赶来赶去。有时候一个晚上得换好几个“睡觉”的地方。
寒暑易节，时光如梭，张跃川在四川大学的日子转眼就过去了10多年。10多年间，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五湖四海考进四川大学，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到五湖四海。时间久了，人们对他那种很另类的求学方式也从过去的不理解而到了理解、接受的程度。特别是1999年3月成都一家报纸报道了他的事迹之后，一时间他几乎成了自学成才的楷模，社会上的一些好心人也给予了他一些无私的关心和帮助。
他执著的尚学精神感动了著名学府
自从张跃川的故事被媒体报道之后，一时间在四川大学校园内外引起了争议。有人说他的求学经历不可理喻，因为他完全可以像其他社会人一样一边工作，一边采取自修或函授等方式获取知识；也有人认为他在四川大学内的行为举止根本不是求学，而是懒人在变相求生，更有人认为他或许跟有洁癖的人一样有“读书癖”，这实际上是一种病……
但更多的人却被他坎坷的人生历程和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有给他写信以精神鼓励的，有给他寄旧衣服的，有给他买学习用具的，有资助他钱的……
1990年，四川大学数学系一位很关心他学习情况的知名教授特地对他进行了一次数学能力测试，测试结果表明，他差不多达到了博士研究生的水平。当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之后，他从此有了“张博士”的雅号。
因为张跃川的数学和俄语特别好，常常有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向他请教相关问题，相互接触久了，彼此成了好朋友，他们总会时不时地接济他一些钱，并帮他买一些他迫切需要的书籍、课本。
如今正在四川大学俄语系任教的一位来自莫斯科语言学院、名叫艾利娅的俄文老师，不仅很关照他，甚至还跟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虽然他与艾利娅也是相识在教室里，但却颇富戏剧性，他们的相识过程发生在艾利娅在四川大学所上的第一节课之前的20分钟里。
因为是第一次走上中国的大学课堂，艾利娅特地提前近20分钟到了教室，希望在上课之前熟悉一下教学环境，并能跟学生交流交流。然而当她兴致盎然地跨进教室时，教室里却一个学生也没有。不巧的是，正当艾利娅刚走下阶梯教室时，脚却一下子给扭了，一时痛得直不起腰来：“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她用俄语自言自语道。
“怎么，您的脚扭伤了？”正在她疼痛难当的时候，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亲切的问她，纯正的俄语发音令她备感温暖。“您是新来的俄语老师？请问需要我给您按摩一下吗？”
“是的，谢谢你！”她原以为说话者是一位俄罗斯人，没想到抬头一看却是一位中国中年男士。“你是……”经中年男士按摩后，艾利娅的疼痛感大减，她不由得感谢的问道。
“我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中文名字叫张跃川，是一名想学习俄语的学生……”
“你是学生？我的天……”听了这位男士的话，艾利娅吃惊不已，她原以为他是学校的俄语老师，因为学生不可能有如此流利且纯正的俄语口语能力。“你懂得中医按摩？”
“略知一点儿，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木材厂的搬运工，扭伤脚是经常的事，久病成医，因而知道一点儿按摩皮毛……”
当艾利娅进一步了解到张跃川是一个失学的游子、在学校只是一个旁听生、甚至连旁听生的资格也没有时，她更是吃惊不已，也被他的求学精神感动了。
最令张跃川激动的事莫过于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主任李志强对自己的关照了。
李志强毕业于四川大学俄语系，张跃川在俄语系旁听时，曾经是李志强的同学，但是后来李志强又成了他的老师、成了俄语系主任。不管自己处于何种位置，李志强对张跃川都很尊重，特别是他当上俄语系主任之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更加关心张跃川。近段时间甚至还为张跃川四处奔波联系到俄罗斯去当翻译。
到俄罗斯去当翻译是目前张跃川最大的心愿，也是他希望自己今后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翻译家的阶段性目标之一（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数学研究员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他渐渐放弃了在数学领域的发展）。
经过李志强的推荐，四川省农业厅国际合作处援外办公室的刘国军主任及四川省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刘鑫经理特地对张跃川进行了俄语水平测试，在得到满意的测试结果后，他们也向张跃川承诺将尽全力安排他到俄罗斯去当翻译。
为了求学，他不敢与情亲密接触
在拨乱反正以前，张跃川是重庆北碚木材加工厂被批斗的对象，虽然早已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却一直没有姑娘敢爱他。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他1985年取得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的毕业证后，人们似乎才突然发现身高1.75米的他原本也是一表人材，于是纷纷为他介绍对象。
可是几乎所有的姑娘在与他相处之后，都不同意与他继续发展爱情。姑娘们对他的身高、长相虽然满意，但对他的经济状况却颇为寒心。除此之外，还有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对书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对周围其他任何事物，包括坐在他面前的女朋友。即使他与姑娘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并因投入地看书而忘了自己因何而来。这让人家很没面子，被他气哭者有之，气得骂他是神经病者有之，并且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拂袖而去。
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在张跃川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渐渐失去信心的时候，爱神却向他招起了手：同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读书的一位重庆姑娘在跟他接触的过程中，被他执著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深深地爱上了他，并大胆地向他表露了心迹。姑娘名叫段丽，在当时效益非常好的四川仪表厂上班，人也长得很漂亮。
对这份从天而降的爱情，非常渴望有女孩爱上自己的张跃川却冷静地拒绝了。因为他清楚自己的处境：自己一穷二白，且嗜书如命不会挣钱，怎能给爱自己的人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虽然为了求学，张跃川无情地舍弃了工作和爱情，然而每次在爱情最不该来的时候，却又最青睐他。
张跃川没想到，他在四川大学过了十多年苦行僧般的求学生涯后，爱神居然再一次向他招起了手。有一个根本上不可能爱上自己的人却爱上自己了。这个不可能爱上他却真真切切地爱上他的人就是曾经采访过他的成都一家报社的一名女记者。
这位记者名叫李潇，是北京人，她在四川师范大学读书时爱上了成都，为了留在成都，1994年大学毕业后，她应聘到成都一家报社当记者，
李潇在采访张跃川时被张跃川坎坷的求学经历感动得泪流满面，她当即捐献了500元钱给张跃川。文章登出来后，她又特地给张跃川送来样报，并请他到一家颇上档次的饭店吃饭，与他促膝而谈。
张跃川开始时还以为李潇仍在继续她的采访活动，但后来却发现李潇的行为举止似乎跟采访活动并没有多少关系，因为她总是隔三岔五地来探望他，或大包小包地给他买一些生活用品，或给他买衣服、鞋袜等，甚至还主动帮他洗衣服。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只是一个无依无靠到处飘泊的人。”
“就是因为你无依无靠，我才想帮助你。”
“你的采访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你还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不值得。”
“不！我真正意义上的采访现在才开始呢！再说，跟你在一起，我也是心甘情愿的”李潇说到这里时，羞得低下了头。
此时，张跃川什么都明白了，心中不禁泛起一阵甜蜜。但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他知道自己配不上李潇，彼此之间地位差距太大，因而装着不懂李潇话中的意思，没再搭理她。
从此以后他总是躲着李潇，即便躲避不过时也不再像以前那般热情。他不愿将自己的痛苦强加在一个正值妙龄、前途远大且有社会地位的无辜女孩身上。
张跃川认为，如果自己有一个光明前途的话，他或许会打破世俗偏见，打破地位年龄的差别而接受李潇的爱，否则这份爱将会永远地埋藏在他的心里。
目前情况下，自己能否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张跃川寄希望于出国到俄罗斯去当翻译。这既是他事业的一个崭新起点，也是他能否拥有爱情生活的一个关键。遗憾的是他不是四川大学的在册学生——这是他的一个致命心病。
其实张跃川能否出国，最重要的不是他是不是四川大学的在册学生，而是他是否有文凭，文凭同时也是他走向社会的最大障碍。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是文凭社会，没有文凭要想在主流社会成就一番大事业，那比登天还难。
这一点对张跃川来说颇富讽刺意味。他之所以历尽坎坷，并在四川大学十多年如一日苦行僧般地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知识后能为祖国建设多作贡献。然而经过这些年的旁听与自学，他真有一肚子知识了——数学达到博士生的水平，俄语达到能与俄罗斯人随意交谈的水平，并具有一定的法语和英语知识……却又因为没有一纸文凭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即使如此，张跃川仍坚信知识于人是一定会有用的，社会重视文凭而不重实才的风气一定是短暂的，文凭仅为社会人有无本事的一种参考，有真本事才会在社会上游刃有余。因而他对知识的渴求丝毫没有消减。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张跃川如果从四川大学校园中走出来，置身于市场经济之中，他的处境、地位即刻就会改变，哪怕打工也是如此。
但张跃川却认为“君子之学，死而后已。”市场经济的最大特色应该是知识经济，自己之所以没有盲目投身于社会之中，就是因为自己所学的知识还很不够，自己蛰伏于四川大学的校园之内，孜孜不倦地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日后更好地适应社会，适应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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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