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讨厌下雨，其中的原因我可以改天告诉你。但是，今天的雨却来得正是时候。今天的雨是我灵魂深处唯一可以感受到的东西。雨击打着我面前的白色小棺材，好像远处传来的鼓声。那种空响恰如我心底空落落的感觉。冰凉的雨点混着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它不会也不能洗去我的负罪感。
　　当孩子们的爸爸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只有六周，他的哥哥四岁。那几个月，我们入不敷出，艰难地维持生活，两个小房间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空间。房子是由汽车旅馆草草改造而成，里面满是陈年的烟味和腐臭的大蒜味。年深月久的灰色地毯已经破烂不堪，在一面突起的墻上有一大块棕色污渍，看起来像陈年的血迹。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这个房间被谋害了，或者那人精神失常后自杀了—来到这里，面对这痛苦的死寂，我常常有自杀的念头。
　　我每天在当地的一间酒吧工作到凌晨2点，苦苦积攒着小费来付房租，再买一点点吃的。每天晚上我都得躲着那些醉鬼，他们紧紧抓着我，想要证明自己就是那个安抚我麻木心灵的男人。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我们现在是向前走一步，往后退两步，走向越来越深的债务深渊，看不到任何活下去的希望。没有车，没有朋友，也没有人脉，我找工作的机会非常渺茫。所以，我只能选择那光线暗淡、乌烟瘴气的酒吧，在那个地方待着的都是些绝望和无助的人，他们想要忘记痛苦的生活。
　　一个寒冷的11月的晚上，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他打电话来了。他说他想念我们，不能没有我们。他对自己的出轨行为感到羞愧，也很抱歉打了我。他说他不知道当时的自己怎么了，现在希望我们可以回到他身边。他目前驻扎在拉斯维加斯，会尽快给我们汇长途汽车费，让我们过去。我的心快要飞起来了。他还是爱我们的。他想要我们回去。我们又要重新成为一家人了。我迫不及待，我要忘却这段痛苦的回忆，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过了一年半的拮据生活，我们并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包的，不过是几件衣服，大儿子的毯子和小儿子的小棕熊玩具。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我们一家从南达科他州去内华达州的巴士旅程。
　　漫长的旅途让人筋疲力尽，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团聚，一切都值得。他，终归爱他的两个儿子。孩子们也需要爸爸。他已经告诉我，他对以前发生的事深怀歉意，所以我知道，这一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近乎绝望地想要相信他，就为了争取一个像正常家庭那样生活的机会。
　　我们在一个深夜到了拉斯维加斯的长途汽车站。他叫了一个朋友来接我们，朋友离开前说：“他早上会来接你们去军事基地。”然后就把我们扔在了这个陌生的地方。一走进旅店，我就意识到我们不过是从南达科他州的两个小房间换到了内华达州的两个小房间。环顾我们的新“监狱”那陈旧不堪的地毯和污渍斑斑的墙，我的心不断往下沉。房间外有人在寻欢作乐，做着不可告人之事，他们的声音在房间外面的走道里回响。
　　我很快就明白他为什么接我们过来。他没有对他所在的空军基地的长官说实话。他骗他们说他太太和孩子一直和他住在一起，因此得到住房补贴和家庭开支方面的补贴。现在基地即将对此展开核查，因此他的欺骗行为到时自然会露馅。他根本没有钱退给基地，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地方，他越来越沉迷于赌博，生活是一团糟。
　　所以，他并没有想念我们，并没有想要我们回来。现在那个歌女才是他真正在乎的人。我仿佛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我不知所措。
　　我们在一个破旧的拖挂车停车场找到一辆拖挂车，这就是我和孩子们的栖身之处。一开始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后来，那个歌女决定另寻新欢，他这才经常回来，同时回来的还有他的愤怒。他把气撒到我们身上。他用拳头来泄怒，不过只要孩子们不受伤害，我都可以忍受。他提醒我，我配不上好男人，我应该很高兴他接我们过来，因为我这么丑，根本不会有人想要我。
　　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我是多么愚蠢啊！为什么我一再让自己和孩子们重蹈覆辙？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什么也不能指望他，只能靠自己来照顾孩子了。他的钱全流到赌场去了，他根本不会帮我们。
　　在给所有亲戚朋友打完电话求助无果之后，我去见了基地的指挥官和随军牧师。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我们无能为力。”愤怒的我找到他，威胁要去报警，让警察来收拾他，而他却笑了。我威胁说，如果他不照顾我们，我就去出卖我的身体。他竟然告诉我，我应该那样去做。他不想要我，也不关心两个小子吃什么。我不到二十一岁（十八岁是美国法定的成人年龄，也是服兵役和就业的最低年龄，然而二十一岁才是美国真正的成年年龄，因为有很多限制二十一岁以下公民的法令。比如，烟、酒在美国不准出售给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年，很多成人场所和俱乐部也禁止他们进入。—译注），所以没有多少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做出决定，怎么才能活下去。
　　经过几个月的心理斗争，我终于决定扔掉我那不切实际的自尊。我要去养活我的两个孩子。我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实现我的目标。我显然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妓女，不知道该怎么打扮，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准备。我甚至不知道在哪儿才能钓到男人。他的好朋友“雪中送炭”地提供了我需要的所有信息。
　　那天晚上，我怀疑任何认识我的人还能不能认出我来。我恶心得发抖。我衣不蔽体，脸上厚厚的浓妆硬得像水泥，好像随时都会龟裂剥落。我像根棍子一样僵立在街道的拐角处，等着有车停下。
　　很快我就钓到了一个男人。我都记不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只记得我们谈妥了价格，然后他就带我往城外去了。城市的灯光变得越来越黯淡，我也越来越紧张。他停下车，开始解皮带。我害怕极了，大叫起来：“不要！不要！”听我这么说，他伸过手来，打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把我从车里推了出去。
　　汽车绝尘而去。我大口喘息着站了起来。这时我意识到我又一次完蛋了。我什么事也做不好。眼泪忍不住滚滚而下，我可以感觉到脸上的热泪融化了浓妆，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
　　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才穿过沙漠走回城里，现在，这座城市看起来真的像个似曾相识的老妓女，脸上满是斑驳的脂粉和亮晶晶的东西。这样的丑陋却燃起了一部分人的希望，觉得实现他们梦想的答案就在下一个霓虹灯下或者歌舞厅里。 　　我终于走到了城市边缘的一家小便利店。手里拿着高跟鞋、满脚是血的我成了大家侧目的对象。两名妓女以为我是她们的同行，以为我被大兵虐待了，赶紧跑过来看我需不需要帮助。我带着羞愧，哭诉着我那不完美的计划、屈辱的失败。我怎么能够再和任何一个人对视？我的计划失败了，我仍然没有钱给孩子买食物，这两件事哪一个更令我羞愧呢？我不知道。让我惊讶的是，我的这两个新朋友一起凑了几块钱，买了些吃的让我带给孩子。这些可怜人比大部分人更懂得痛苦和煎熬，却随时准备伸出援助之手，不计任何回报。
　　我终于回了家。已经是大白天了。我先洗漱干净后开始做早饭。我想给孩子们一个惊喜。我做完饭去卧室，推开门的时候，好像一下子预感到了什么。我的大儿子看着我说：“妈妈，他老是不醒。”
　　房间里很冷，我本就沉重的心更冷。我跌跌撞撞地冲到他的小床边，看见我的孩子直直地盯着我，那目光很遥远。他的小手向外伸着，好像要和谁拥抱，脸上还留着弥留之际的微笑，只是那微笑永远地定格了。他的小棕熊玩具独自躺在小床的一角，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用那小小的胳膊来抱它了。我抱起我的孩子，突然就这样冲到了拖挂车的外面。我听到自己在撕心裂肺地喊，一遍又一遍，“我的孩子，谁来帮我救救孩子！”
　　邻居都第一时间冲过来帮忙。后来，他终于也出现了。时间仿佛凝固了。我坐在救护车的前排，昏昏沉沉地朝着医院赶去。救护车的收音机里大声播放着乔伊·库克唱的那首《你是如此美丽》。一切都成了慢镜头，栀子花和比萨饼的香味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而我的宝贝那遥远的凝视更成了我良心上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我知道，我不配做一个妈妈。孩子们需要我的时候我缺席了。我知道，我的宝贝离我而去，都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邪恶的。我还能在这样的负罪感中活下去吗？我这个人有什么用？
　　警察问了很多问题。我当时在哪，“他”当时在哪。医生诊断孩子的死因是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什么是SIDS，我从没听过，也没有人向我解释过。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有痛苦，有愧疚，更在思考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冲到大卡车前面去自杀。终有一天我会结束这种麻木不仁的生活吗？我还能再振作起来吗？
　　他的家人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方式帮我们处理了所有和葬礼有关的事。
　　在遗体告别会上，我看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整个房间被装饰成浅蓝色，镶着金边。鲜花非常美，“他”的那些姐姐妹妹们也穿得美美的。我的孩子躺在一个白色的小棺材里，穿着我没见过的白色丝绸绣花睡衣，盖着蓝色天鹅绒的毯子。摆在小棺材里的白色泰迪熊玩具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我头脑的某处模模糊糊地想，孩子自己的泰迪熊玩具到哪儿去了呢。“他”的家人围着棺材和我的孩子一起拍照，他们嬉笑打闹着，好像这只是个夏天里的家庭聚会。我真想把孩子从他那永久的监狱中抱出来，带着他从侧门溜掉，但我没有。我两手空空，步履蹒跚地走到外面。我哭着哭着，突然发现下雨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准备去墓园，我的脑子仍然是麻木的。也许我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有任何用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我听到远处传来一只鸽子孤独的叫声。“太不公平了，”我想，“今天应该是美好的一天啊。”
　　一排一排无声的坟墓，小小的白色十字架点缀其间，大理石天使雕像伸展双翅，守护着它们。走在墓园里，看到绿荫处我孩子永久安息地的时候，天空变暗了。我的手里紧紧抓着一枝小小的玫瑰花蕾。在他们把棺材放进墓穴前，他的家人要我把这枝玫瑰花蕾放在棺材上。我做不到。我无法放手。我不知道如何和他说再见。突然，大儿子满怀期望的脸庞跃入眼帘。“妈妈，你还好吗？他们不让我来见你。我哭了又哭，但他们就是不让我来。我现在可以和你走了嗎？”
　　雨点像击鼓一样敲打在白色的棺材上。和儿子站在一起，泪水混着雨水，我的心柔软了起来。看着手心里握着的小手，我知道我们会好的。
　　这一刻，我的目标非常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