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拒绝人类文明主流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如果拒绝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成果，可以说，这种游离于文明世界的地方生存，其游击、自闭、刚愎的心理，连光荣孤立的精神都没有
　　
　　2006年的中国，变革正在发生。
　　和谐理论、朝核危机、中非论坛、《大国崛起》，一系列事件话题，将多年中外分析家们讨论推测的中国角色推到了一个极端位置：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已经不可能再守着“韬光养晦”的老历过日子了，我们不可能通吃通占，我们必须在挑战者、搭车者、光荣孤立的领导者等角色之间做出选择。
　　多年暧昧的中国身份在今年呈现了部分面容。这一变革，其实是开放社会必须面临的问题，即在自处和相处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认同什么，我们现代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恶搞”背后的喜剧精神
　　
　　这一变革，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更为清晰。
　　在此之前，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领域多跟“真理宣示”、“学术知识”等站在一起，纵然媒体呼唤过参与型知识分子、出版家称道过《潜规则》、《非常道》一类的公共知识产品、志愿者和维权人士盼望过社会意见领袖，但思想文化界多交了不及格的答卷，人们多只能在语言里品味文化的优越或光荣，只能在想象里品味思想的力量或前景。木子美的文化叛逆太过孤单，《甲申文化宣言》则只是做尽了姿态，去年轰动海内外的超女选拔赛，人们仍要把它跟政治转型、大众素质等联想在一起，这说明，个人、个性的表达和捍卫，在我们社会里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到了2006年，情况有了改变。新年伊始，胡戈先生的视频短片娱乐了万千观众，让人惊叹年轻人的才思和独特锋芒。胡戈的价值在于，他正告了一切人：不要瞒骗，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故作高深，不要装。他放肆地把被层层围裹的面具撕破，而让我们看到生存的文化环境是何等地卑劣和虚伪。
　　胡戈的行为自然冒犯了一些人，意料之外又在意想之中的，是陈凯歌先生的末路名言：“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恶搞引起了正人君子或权威机构们的讨伐，但正如胡戈自己所说：“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而‘恶搞’则相反，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们在胡戈的自白里，可以了解胡完全是个明白人，他的言行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因为他本分，他并不把自己看得有多高，他只是归属于娱乐。但他又有人的尊严，他实践并维护了“娱乐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应该警惕的，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
　　
　　陈丹青还说，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