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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川羌人生活变迁的见证、经历过汶川地震的羌族石碉房，如今成为羌族文化的守护者，成为延续羌族民俗文化与古老建筑的符号
提起羌族民居，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高达10余米的碉楼。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最常见的羌族民居则是并不起眼的石碉房，与高大的碉楼形成鲜明对比。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却是北川羌族区别于四川省内阿坝州等地的羌族最明显的居住特征。
北川羌族皆石碉房
“北川没有碉楼。”在采访北川羌族文化研究学者赵兴武时，他第一句话就否定了外界对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有碉楼的说法。
据汉代文献记载，羌人“皆依山而居，垒石为室”。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羌人就盛行用石头建造房屋。在《后汉书》里，有这样关于羌人碉楼的文字：“高者10余丈，谓之邛笼。”赵兴武认为，史书上的这句话，泛指的是茂县、理县、汶川等地的羌寨，而在记载北川的史书和县志中，却一直没有发现有类似或相关的文字。
对上述记载，赵兴武解释说，秦末汉初，羌人由西北来到岷江上游开垦土地，从游牧渐而转向定居。居住也随之抛弃了游牧时的帐幕，取石为材建起了“碉楼”。之所以修建碉楼，主要是受到当时的战争与环境的影响。碉楼通常修建在高处，设有内宽外窄的窗口。在保证居住与储存食物的同时，可以远望，及时发现征伐的官军或者入侵者。比如阿坝州境内的羌族多居住在平坝河谷地区，地势开阔，目标明显，因战乱不断，当地羌人修建碉楼以方便防御。
北川境内的羌族为何没有碉楼，而是普遍修建石碉房呢？赵兴武认为，北川山势陡峭，古时北川羌族民众都聚居在大山区，周边是成片的森林，官军不易进去，费力耗时修建碉楼没有必要，因此当时的北川羌族民众选择在半山修建石碉房。其功能仅仅是居住，并没有军事防御作用。此前，曾有人认为北川片口乡、坝底乡的石质建筑为碉楼，但经过专家考证和史书记载，两地的建筑均修建于民国时期，是具有军事功能的碉堡。
北川羌族的石碉房通常为三层，取用当地常见的片石砌成，利用粘性好的泥土粘接。为保证其牢固性，修建石碉房需花费多年时间。一般是一年修一层，再等上一年，经过日晒雨淋之后，再继续修建。如此反复。
居住文化的转变
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是北川羌族文化的核心区，现在还保存着6处完整的石碉房。在开坪乡和小坝乡，也存有石碉房。它们抗住了“5·12”特大地震，凄凉地矗立在羌区，默默地传递着羌族文化信号。
据史书记载，在明朝时期，北川关内“遍地皆石室”。但是，因石碉房的独特建筑形制，历来受到官军的仇视。历次官军征伐北川羌寨，都把碉房当作军事目标加以摧毁。有一次官军征战，“所过碉房皆毁之”，共摧毁石碉房4870处。但军事打击并不是造成石碉房没落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受汉文化与发达经济的影响。
石碉房建筑开间小，窗户小，光线暗，地面潮湿。到清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大力提倡羌人把传统的石碉房改建为木结构房屋，即吊脚楼。在青片乡正河村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古匾，上书“修名之立”，这是当时的县令颁发的。这户人家率先修建了吊脚楼，故受到县令表扬，匾上所书的意思是因修建了木楼而提高了名声。那幢房子至今还在，是正河村支部书记杨华武的祖屋。
杨姓人家的带头与县令的表彰，虽没有带动千年居住文化的快速演变，但终究拉开了北川羌族民居演变的序幕。赵兴武认为，羌人之所以接受吊脚楼，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因此可以让居室的面积更大，居住的环境可以变得干燥，更光亮。
见证千年古羌
青片乡大寨子一户乔姓人家，祖上是松潘人，一次打猎到北川境内后，发现一块被野猪拱过的土地，遂撒下了青稞种子。第二年，乔家先人再次前来，发现青稞长势茂盛，便举家搬迁到北川。后来，乔家后人又迁居绵阳。2006年，北川青片乡一户何姓羌人举家迁到江苏常州。此前的2005年，北川坝底乡一户陈姓人家迁居宁波。
这几户人家的迁移路线，与古羌人自西北向东南迁徙的路线惊人一致。而这条线路，正是通向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地区的线路。通过几年的分析研究，赵兴武发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认为羌族石碉房的衰退，与人口迁徙也有密切的关系。
羌人也希望生活一天天过得更好，因此不断向发达地段迁移。越是交通便利的地方，石碉房的淘汰就越早，北川关外就没有石碉房。相对偏远的青片乡，成为羌族文化的原始核心区，在那里，至今还有少数人住在石碉房。
赵兴武认为，其实羌人自身并不愿意住在石碉房里受潮湿的折磨，白天在家里也点着灯。一旦与外来文化接触，而且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时，羌人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进步，表现出了开放的胸怀，大方地接受外来文化。后来，羌人逐渐放弃了石碉房，选择了吊脚楼。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羌族文化渐行渐远的现状。
如今，吊脚楼取代了石碉房，住石碉房的人家屈指可数，废弃的石碉房残垣断壁随处可见。在低山沿河地带，砖混的小洋楼正在取代吊脚楼。但是，北川羌人仍然保持了对石头的偏爱，住房的堡坎、隔墙往往都用石头砌成，吊脚楼的最下层，多用石头砌成一米多高的石墙来圈养牲畜。他们心中没有舍弃的，是上古传承下来的，对石头的崇拜。
从“遍地皆石室”至今，羌族石碉房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见证了北川羌人的生活变迁。经历过“5·12”地震的北川羌族石碉房，如今成为羌族文化的守护者，成为延续羌族民俗文化与羌族古老建筑的符号。
事关羌族文化重建
一场特大地震，让羌族文化遭受重创。作为羌族文化重建的内容之一，北川羌族石碉房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北川羌族石碉房的未来之路在哪里？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羌族文化研究的本土学者，赵兴武一直在思考。
地震之后，北川羌族自治县成为世界名县，北川新县城的选址与规划，一直被世界关注。此前，媒体曾经报道称，汶川重建，准备修建“千碉之城”，对这一规划，赵兴武并不认为是一个好的选择。北川新县城重建，对是否修建石碉房，他同样持否定观点。他认为，羌族文化重建应该遵循旅游发展的规律，在新县城修建石碉房不仅成本太高，最主要的是，如果在新县城就将所有的羌族文化展示给游客，那么再往深处的羌族文化过渡区与核心区，就对游客失去了吸引力。
羌族的“羊头”不能到处挂。赵兴武认为，原生态的东西，并不是最古老的。以北川羌族的居住环境为例，北川羌人最古老的居住环境是岩洞。所谓的保持原生态，并不是复古。因此，在羌族文化重建时，应该尊重文化演变的现实，充分利用羌族的建筑元素，体现自己有别于阿坝等地羌族的文化特色，不能一味地模仿古人。
非羌非汉，才是北川羌族的特色。这是台湾一位学者对北川羌族文化特色的定位。赵兴武认为，这一观点，道出了北川羌族文化的实质与现状。因此，在羌族文化重建时，应该保护好原来的遗迹，已经修建的吊脚楼不能进行一味的改造，应该让其保持现有的风貌，否则就是新造的假古董。
羌族文化的保护，主体是人。这是赵兴武一直坚持的主张。新建石碉房，不能看作是对羌族文化的保护。真正意义上的羌族文化保护，其实是保护羌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否则就失去了羌族文化的内涵。
提起羌族民居，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高达10余米的碉楼。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最常见的羌族民居则是并不起眼的石碉房，与高大的碉楼形成鲜明对比。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却是北川羌族区别于四川省内阿坝州等地的羌族最明显的居住特征。
北川羌族皆石碉房
“北川没有碉楼。”在采访北川羌族文化研究学者赵兴武时，他第一句话就否定了外界对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有碉楼的说法。
据汉代文献记载，羌人“皆依山而居，垒石为室”。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羌人就盛行用石头建造房屋。在《后汉书》里，有这样关于羌人碉楼的文字：“高者10余丈，谓之邛笼。”赵兴武认为，史书上的这句话，泛指的是茂县、理县、汶川等地的羌寨，而在记载北川的史书和县志中，却一直没有发现有类似或相关的文字。
对上述记载，赵兴武解释说，秦末汉初，羌人由西北来到岷江上游开垦土地，从游牧渐而转向定居。居住也随之抛弃了游牧时的帐幕，取石为材建起了“碉楼”。之所以修建碉楼，主要是受到当时的战争与环境的影响。碉楼通常修建在高处，设有内宽外窄的窗口。在保证居住与储存食物的同时，可以远望，及时发现征伐的官军或者入侵者。比如阿坝州境内的羌族多居住在平坝河谷地区，地势开阔，目标明显，因战乱不断，当地羌人修建碉楼以方便防御。
北川境内的羌族为何没有碉楼，而是普遍修建石碉房呢？赵兴武认为，北川山势陡峭，古时北川羌族民众都聚居在大山区，周边是成片的森林，官军不易进去，费力耗时修建碉楼没有必要，因此当时的北川羌族民众选择在半山修建石碉房。其功能仅仅是居住，并没有军事防御作用。此前，曾有人认为北川片口乡、坝底乡的石质建筑为碉楼，但经过专家考证和史书记载，两地的建筑均修建于民国时期，是具有军事功能的碉堡。
北川羌族的石碉房通常为三层，取用当地常见的片石砌成，利用粘性好的泥土粘接。为保证其牢固性，修建石碉房需花费多年时间。一般是一年修一层，再等上一年，经过日晒雨淋之后，再继续修建。如此反复。
居住文化的转变
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是北川羌族文化的核心区，现在还保存着6处完整的石碉房。在开坪乡和小坝乡，也存有石碉房。它们抗住了“5·12”特大地震，凄凉地矗立在羌区，默默地传递着羌族文化信号。
据史书记载，在明朝时期，北川关内“遍地皆石室”。但是，因石碉房的独特建筑形制，历来受到官军的仇视。历次官军征伐北川羌寨，都把碉房当作军事目标加以摧毁。有一次官军征战，“所过碉房皆毁之”，共摧毁石碉房4870处。但军事打击并不是造成石碉房没落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受汉文化与发达经济的影响。
石碉房建筑开间小，窗户小，光线暗，地面潮湿。到清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大力提倡羌人把传统的石碉房改建为木结构房屋，即吊脚楼。在青片乡正河村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古匾，上书“修名之立”，这是当时的县令颁发的。这户人家率先修建了吊脚楼，故受到县令表扬，匾上所书的意思是因修建了木楼而提高了名声。那幢房子至今还在，是正河村支部书记杨华武的祖屋。
杨姓人家的带头与县令的表彰，虽没有带动千年居住文化的快速演变，但终究拉开了北川羌族民居演变的序幕。赵兴武认为，羌人之所以接受吊脚楼，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因此可以让居室的面积更大，居住的环境可以变得干燥，更光亮。
见证千年古羌
青片乡大寨子一户乔姓人家，祖上是松潘人，一次打猎到北川境内后，发现一块被野猪拱过的土地，遂撒下了青稞种子。第二年，乔家先人再次前来，发现青稞长势茂盛，便举家搬迁到北川。后来，乔家后人又迁居绵阳。2006年，北川青片乡一户何姓羌人举家迁到江苏常州。此前的2005年，北川坝底乡一户陈姓人家迁居宁波。
这几户人家的迁移路线，与古羌人自西北向东南迁徙的路线惊人一致。而这条线路，正是通向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地区的线路。通过几年的分析研究，赵兴武发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认为羌族石碉房的衰退，与人口迁徙也有密切的关系。
羌人也希望生活一天天过得更好，因此不断向发达地段迁移。越是交通便利的地方，石碉房的淘汰就越早，北川关外就没有石碉房。相对偏远的青片乡，成为羌族文化的原始核心区，在那里，至今还有少数人住在石碉房。
赵兴武认为，其实羌人自身并不愿意住在石碉房里受潮湿的折磨，白天在家里也点着灯。一旦与外来文化接触，而且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时，羌人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进步，表现出了开放的胸怀，大方地接受外来文化。后来，羌人逐渐放弃了石碉房，选择了吊脚楼。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羌族文化渐行渐远的现状。
如今，吊脚楼取代了石碉房，住石碉房的人家屈指可数，废弃的石碉房残垣断壁随处可见。在低山沿河地带，砖混的小洋楼正在取代吊脚楼。但是，北川羌人仍然保持了对石头的偏爱，住房的堡坎、隔墙往往都用石头砌成，吊脚楼的最下层，多用石头砌成一米多高的石墙来圈养牲畜。他们心中没有舍弃的，是上古传承下来的，对石头的崇拜。
从“遍地皆石室”至今，羌族石碉房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见证了北川羌人的生活变迁。经历过“5·12”地震的北川羌族石碉房，如今成为羌族文化的守护者，成为延续羌族民俗文化与羌族古老建筑的符号。
事关羌族文化重建
一场特大地震，让羌族文化遭受重创。作为羌族文化重建的内容之一，北川羌族石碉房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北川羌族石碉房的未来之路在哪里？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羌族文化研究的本土学者，赵兴武一直在思考。
地震之后，北川羌族自治县成为世界名县，北川新县城的选址与规划，一直被世界关注。此前，媒体曾经报道称，汶川重建，准备修建“千碉之城”，对这一规划，赵兴武并不认为是一个好的选择。北川新县城重建，对是否修建石碉房，他同样持否定观点。他认为，羌族文化重建应该遵循旅游发展的规律，在新县城修建石碉房不仅成本太高，最主要的是，如果在新县城就将所有的羌族文化展示给游客，那么再往深处的羌族文化过渡区与核心区，就对游客失去了吸引力。
羌族的“羊头”不能到处挂。赵兴武认为，原生态的东西，并不是最古老的。以北川羌族的居住环境为例，北川羌人最古老的居住环境是岩洞。所谓的保持原生态，并不是复古。因此，在羌族文化重建时，应该尊重文化演变的现实，充分利用羌族的建筑元素，体现自己有别于阿坝等地羌族的文化特色，不能一味地模仿古人。
非羌非汉，才是北川羌族的特色。这是台湾一位学者对北川羌族文化特色的定位。赵兴武认为，这一观点，道出了北川羌族文化的实质与现状。因此，在羌族文化重建时，应该保护好原来的遗迹，已经修建的吊脚楼不能进行一味的改造，应该让其保持现有的风貌，否则就是新造的假古董。
羌族文化的保护，主体是人。这是赵兴武一直坚持的主张。新建石碉房，不能看作是对羌族文化的保护。真正意义上的羌族文化保护，其实是保护羌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否则就失去了羌族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