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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敦煌文化宝藏，是近代以来中国很多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很多人为拯救、保护敦煌文物、艺术奔走呼号，倾其大半生精力守护和研究。这些守护者在抢救保存敦煌文书、壁画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初次挽救敦煌余经
藏经洞经卷正式被中国政府接管是在1909年，京城学者尤其是罗振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彼时，敦煌藏经洞所出大部分精华分别被外国考古者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运往伦敦和巴黎。1908年，伯希和在江南一带逗留，拜访当地学者。通过伯希和介绍，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得知“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七千余卷函，并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版”，以“奇闻”概之伯氏夺宝一事，对敦煌文书并不感兴趣。这或许与当时学术风气有关，大部分人埋头故纸堆，以四部之学为治学重点。正因他们“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学者荣新江认为，“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1909年明，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买汉籍，多次拜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向其展示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藏品。端方看后，倒也识货，扼腕叹息，想从伯处购回一部分，被拒。6月底，清廷改任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他常往返于京津之间，与北京政学、收藏界人士往来密切，伯希和敦煌获宝、携带部分文书的消息，很陕在京城传播开来。
据荣新江推测，伯希和当时携带的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寫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恰也对清朝学者胃口。伯希和到北京后，住在八宝胡同，依传闻慕名拜访的学者络绎不绝。罗振玉第一次在伯希和处看到“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时，心情尤为复杂，喜的是，尚能从伯处影印和传抄部分敦煌资料，恨的是，大部分精华均被伯希和运回法国，当他听说敦煌石室仍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8000件卷轴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
为免余经被他人所得，罗振玉利用其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身份，当即请学部发电报致陕甘总督毛庆蕃，托他将剩余卷子全部购送学部，并由罗振玉起草电文向学部领导请示。
考虑到甘肃贫穷的经济情况，为筹措经费，罗振玉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建议由大学堂出钱购买，刘廷琛以“大学无此款”推脱，罗振玉只好向学部承诺“若大学无款，可由农科节省经费来购，不然，可将我个人俸给（当时罗振玉每月仅领得半薪40元）全部捐出”。学部终于8月20日致电甘肃：“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
一个月后，甘肃方面发回消息，已按要求购得余经，花费3000元，这比学部想象中的金额少了许多，学部决定留住这些敦煌文书，主动承担了运送经卷回京的工作。1910年11月，这批敦煌经卷由学部转交给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共18箱，另有前一年陕甘总督送的一卷原样。
有了前车之鉴，为防经卷再次被盗和丢失，1911年，佛学家李翊灼应京师图书馆之邀，对比较完整的经卷，按千字文的顺序，以字编号，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此后，京师图书馆又相继邀请其他学者进行排定编目，草拟目录初稿，1912年编撰完成京师图书馆藏的第一个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此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激发国人保护意识
大宗经卷从敦煌运出后，主持莫高窟的王道士的收藏又分别被吉川小一郎和鄂登堡收购。1919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听说又有人从莫高窟买走了大量卷子，其中还存有大批藏文佛经，便下令敦煌知县将藏文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城图书馆保存”。后经商定，王道士点验好的94捆藏文写经，留90捆就地保存在严密干燥的石洞中，其余4捆及11打带夹板经书移置敦煌学劝学所内，由兰州来的督办员从中带走1捆及1打保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不仅政府下令保护敦煌文书，同一时期，以肃州巡防第三营营长率部驻扎敦煌的官员周炳南，也身体力行守护莫高窟。当时，三百多名外国士兵被甘肃督军陆洪涛安置在敦煌千佛洞。这些外来者在洞窟生火做饭，肆意熏黑壁画、破坏佛像雕塑，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周炳南会同县政府报请省署，逐个检查各洞窟，编写号次，派兵巡查，进行保护。
随着越来越多学者远渡重洋，接受新的思潮、学说和方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许多与敦煌学有关的书籍与机构，成果颇多。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集数年编纂、众人之力而成的《敦煌劫余录》就是其中代表，陈寅恪在序言中所提“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不仅呼唤和激发了国人保护敦煌文物的意识，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的愤怒与不满。
将敦煌莫高窟收归国有
1941年中秋节（10月5日），敦煌莫高窟突然迎来一位客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当时兰新公路通车，省去了很多前往敦煌的不便，于右任听说后马上自重庆出发，前往西北视察。当时在敦煌临摹壁画的书画家张大干在莫高窟对于右任一行进行了接待，陪同参观。相差20岁的他们走过藏经洞和第285窟（华尔纳曾想将该窟壁画全都剥走），面对“优美异常”“无与伦比”的壁画、彩像及因无人管理、修缮而日渐荒凉的莫高窟现状，既兴奋又焦虑。
张大干建议国家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相关机构管理、保护、收集、整理、发掘、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由于右任带头促成此事。于老表示赞同，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聘请张大千为院长，一向闲散惯了的张大干极力推脱院长一职，对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倒是达成共识。
敦煌一行结束后，于右任沿河西走廊继续考察，沿途演讲内容大多与敦煌有关。在兰州的欢迎会上，于右任强调，“敦煌壁画笔力、笔势真是优美异常，无与伦比，它是东方民族遗留下来的瑰宝，实在有大力研究，妥善保存的必要。”他的多次呼吁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美术研究委员会委员常书鸿为所长，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到来。
◎壁画保护、修复技术走向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把修复病害壁画作为保护的首要工作，这是我国最早从事石窟及其壁画等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原来设置的各业务组改为研究室，保护组改为保护研究室。1984年，经省政府批准，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名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室随之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
上世纪五十年代，莫高窟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灯，进洞窟工作用汽灯补充光线，主要是考虑油烟会熏坏壁画。美术组的老师们个个都是汽灯维修行家。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临摹了大量壁画，这些壁画的临摹作品到国外展览，也一样轰动了世界。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派专家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拟定了长远保护规划。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制订的《1956—196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工作规划草案》中，就将壁画塑像的修整工作列为重点。
在常书鸿的指導下，窦占彪等保护人员，首先采用边沿加固、泥浆粘贴、铆钉加固的方法对莫高窟几十个高层洞窟的壁画大面积脱落进行了修复加固，有效地保护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
经过60多年时间的检验，证明这种方法对保护壁画是行之有效的。为了抢修大量产生病害的壁画、彩塑，1957年，文化部邀请捷克斯洛伐克从事了30多年壁画修复的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先生考察讲学。在他的启发下，敦煌文物保护工作者逐步试验改装了更加适用的修复针管和修复工艺。
1962年秋，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长率领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来敦煌工作，刚从波兰哥白尼大学获得文物保护硕士学位的胡继高作为文化部工作组的成员，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攻克壁画修复难题。他首先采用现代高分子材料并经多次试验，配制了适合修复壁画的浓度配方，并逐步完善了修复技术，此后，这一方法就成为我国壁画保护的重要技术，在七十年代推广到全国各地。
2004年“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成立以来，敦煌壁画保护工作者的身份和职责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只保护敦煌石窟的壁画，如今承担的壁画保护研究和修复任务已从敦煌石窟走向院外、省外，面对的是全国的壁画保护，这在敦煌保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09年7月30日，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莫高窟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组建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挂牌。2004年以来的10多年间，先后承担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甘肃、新疆、青海、河南、宁夏、西藏、内蒙古、浙江、山西、山东、重庆、河北、北京等10余省、市、自治区的壁画、彩塑保护、修复等50多项重大保护项目，编制壁画、彩塑保护、修复方案近百项，其科研成果技术转化应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国际技术合作：敦煌走向世界
1987年以来，敦煌研究院先后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及美国西北大学、日本大阪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等国外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和学术交流，将世界上的一些先进技术、保护理念、方法应用到敦煌壁画的保护中。
2006年敦煌研究院科研团队和有关科研机构合作，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大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重点项目中“出土文物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研发”“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两项子课题。通过几年的科技攻关，取得了众多创新成果。这两项课题分别获得2009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一等奖和二等奖。这些创新成果不仅应用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修复中，也应用在所承担的全国各地相类似的壁画修复中。
2014年，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建院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敦煌论坛：2014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盖蒂保护所专家内维尔·阿格纽作了“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多方位合作”首场报告，全面总结了合作26年所取得的众多成果。
从挽救余经，到运用先进技术主动修复，正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呼吁，青年学生、美术工作者、历史学家纷纷加入考察、研究、守护敦煌文物、艺术的队伍，让敦煌重获新生。（资料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初次挽救敦煌余经
藏经洞经卷正式被中国政府接管是在1909年，京城学者尤其是罗振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彼时，敦煌藏经洞所出大部分精华分别被外国考古者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运往伦敦和巴黎。1908年，伯希和在江南一带逗留，拜访当地学者。通过伯希和介绍，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得知“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七千余卷函，并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版”，以“奇闻”概之伯氏夺宝一事，对敦煌文书并不感兴趣。这或许与当时学术风气有关，大部分人埋头故纸堆，以四部之学为治学重点。正因他们“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学者荣新江认为，“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1909年明，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买汉籍，多次拜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向其展示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藏品。端方看后，倒也识货，扼腕叹息，想从伯处购回一部分，被拒。6月底，清廷改任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他常往返于京津之间，与北京政学、收藏界人士往来密切，伯希和敦煌获宝、携带部分文书的消息，很陕在京城传播开来。
据荣新江推测，伯希和当时携带的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寫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恰也对清朝学者胃口。伯希和到北京后，住在八宝胡同，依传闻慕名拜访的学者络绎不绝。罗振玉第一次在伯希和处看到“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时，心情尤为复杂，喜的是，尚能从伯处影印和传抄部分敦煌资料，恨的是，大部分精华均被伯希和运回法国，当他听说敦煌石室仍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8000件卷轴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
为免余经被他人所得，罗振玉利用其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身份，当即请学部发电报致陕甘总督毛庆蕃，托他将剩余卷子全部购送学部，并由罗振玉起草电文向学部领导请示。
考虑到甘肃贫穷的经济情况，为筹措经费，罗振玉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建议由大学堂出钱购买，刘廷琛以“大学无此款”推脱，罗振玉只好向学部承诺“若大学无款，可由农科节省经费来购，不然，可将我个人俸给（当时罗振玉每月仅领得半薪40元）全部捐出”。学部终于8月20日致电甘肃：“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
一个月后，甘肃方面发回消息，已按要求购得余经，花费3000元，这比学部想象中的金额少了许多，学部决定留住这些敦煌文书，主动承担了运送经卷回京的工作。1910年11月，这批敦煌经卷由学部转交给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共18箱，另有前一年陕甘总督送的一卷原样。
有了前车之鉴，为防经卷再次被盗和丢失，1911年，佛学家李翊灼应京师图书馆之邀，对比较完整的经卷，按千字文的顺序，以字编号，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此后，京师图书馆又相继邀请其他学者进行排定编目，草拟目录初稿，1912年编撰完成京师图书馆藏的第一个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此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激发国人保护意识
大宗经卷从敦煌运出后，主持莫高窟的王道士的收藏又分别被吉川小一郎和鄂登堡收购。1919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听说又有人从莫高窟买走了大量卷子，其中还存有大批藏文佛经，便下令敦煌知县将藏文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城图书馆保存”。后经商定，王道士点验好的94捆藏文写经，留90捆就地保存在严密干燥的石洞中，其余4捆及11打带夹板经书移置敦煌学劝学所内，由兰州来的督办员从中带走1捆及1打保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不仅政府下令保护敦煌文书，同一时期，以肃州巡防第三营营长率部驻扎敦煌的官员周炳南，也身体力行守护莫高窟。当时，三百多名外国士兵被甘肃督军陆洪涛安置在敦煌千佛洞。这些外来者在洞窟生火做饭，肆意熏黑壁画、破坏佛像雕塑，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周炳南会同县政府报请省署，逐个检查各洞窟，编写号次，派兵巡查，进行保护。
随着越来越多学者远渡重洋，接受新的思潮、学说和方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许多与敦煌学有关的书籍与机构，成果颇多。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集数年编纂、众人之力而成的《敦煌劫余录》就是其中代表，陈寅恪在序言中所提“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不仅呼唤和激发了国人保护敦煌文物的意识，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的愤怒与不满。
将敦煌莫高窟收归国有
1941年中秋节（10月5日），敦煌莫高窟突然迎来一位客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当时兰新公路通车，省去了很多前往敦煌的不便，于右任听说后马上自重庆出发，前往西北视察。当时在敦煌临摹壁画的书画家张大干在莫高窟对于右任一行进行了接待，陪同参观。相差20岁的他们走过藏经洞和第285窟（华尔纳曾想将该窟壁画全都剥走），面对“优美异常”“无与伦比”的壁画、彩像及因无人管理、修缮而日渐荒凉的莫高窟现状，既兴奋又焦虑。
张大干建议国家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相关机构管理、保护、收集、整理、发掘、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由于右任带头促成此事。于老表示赞同，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聘请张大千为院长，一向闲散惯了的张大干极力推脱院长一职，对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倒是达成共识。
敦煌一行结束后，于右任沿河西走廊继续考察，沿途演讲内容大多与敦煌有关。在兰州的欢迎会上，于右任强调，“敦煌壁画笔力、笔势真是优美异常，无与伦比，它是东方民族遗留下来的瑰宝，实在有大力研究，妥善保存的必要。”他的多次呼吁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美术研究委员会委员常书鸿为所长，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到来。
◎壁画保护、修复技术走向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把修复病害壁画作为保护的首要工作，这是我国最早从事石窟及其壁画等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原来设置的各业务组改为研究室，保护组改为保护研究室。1984年，经省政府批准，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名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室随之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
上世纪五十年代，莫高窟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灯，进洞窟工作用汽灯补充光线，主要是考虑油烟会熏坏壁画。美术组的老师们个个都是汽灯维修行家。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临摹了大量壁画，这些壁画的临摹作品到国外展览，也一样轰动了世界。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派专家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拟定了长远保护规划。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制订的《1956—196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工作规划草案》中，就将壁画塑像的修整工作列为重点。
在常书鸿的指導下，窦占彪等保护人员，首先采用边沿加固、泥浆粘贴、铆钉加固的方法对莫高窟几十个高层洞窟的壁画大面积脱落进行了修复加固，有效地保护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
经过60多年时间的检验，证明这种方法对保护壁画是行之有效的。为了抢修大量产生病害的壁画、彩塑，1957年，文化部邀请捷克斯洛伐克从事了30多年壁画修复的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先生考察讲学。在他的启发下，敦煌文物保护工作者逐步试验改装了更加适用的修复针管和修复工艺。
1962年秋，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长率领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来敦煌工作，刚从波兰哥白尼大学获得文物保护硕士学位的胡继高作为文化部工作组的成员，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攻克壁画修复难题。他首先采用现代高分子材料并经多次试验，配制了适合修复壁画的浓度配方，并逐步完善了修复技术，此后，这一方法就成为我国壁画保护的重要技术，在七十年代推广到全国各地。
2004年“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成立以来，敦煌壁画保护工作者的身份和职责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只保护敦煌石窟的壁画，如今承担的壁画保护研究和修复任务已从敦煌石窟走向院外、省外，面对的是全国的壁画保护，这在敦煌保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09年7月30日，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莫高窟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组建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挂牌。2004年以来的10多年间，先后承担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甘肃、新疆、青海、河南、宁夏、西藏、内蒙古、浙江、山西、山东、重庆、河北、北京等10余省、市、自治区的壁画、彩塑保护、修复等50多项重大保护项目，编制壁画、彩塑保护、修复方案近百项，其科研成果技术转化应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国际技术合作：敦煌走向世界
1987年以来，敦煌研究院先后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及美国西北大学、日本大阪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等国外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和学术交流，将世界上的一些先进技术、保护理念、方法应用到敦煌壁画的保护中。
2006年敦煌研究院科研团队和有关科研机构合作，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大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重点项目中“出土文物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研发”“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两项子课题。通过几年的科技攻关，取得了众多创新成果。这两项课题分别获得2009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一等奖和二等奖。这些创新成果不仅应用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修复中，也应用在所承担的全国各地相类似的壁画修复中。
2014年，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建院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敦煌论坛：2014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盖蒂保护所专家内维尔·阿格纽作了“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多方位合作”首场报告，全面总结了合作26年所取得的众多成果。
从挽救余经，到运用先进技术主动修复，正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呼吁，青年学生、美术工作者、历史学家纷纷加入考察、研究、守护敦煌文物、艺术的队伍，让敦煌重获新生。（资料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