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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云楼是苏州望族顾氏的藏画藏书楼，以藏有宋元以来佳椠名钞、珍秘善本、书画精品曾名闻遐迩。顾氏祖孙四代从事文物古董收藏，历经百余年清芬世守、递藏有绪，在中国收藏史上罕有其匹。过云楼主人又在桑梓苏州造园雅集，流传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自古珍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所谓“物聚必散，久散复聚”，如今的过云楼因岁月变迁已由原来的深宅大院变为沿街浅屋，而顾氏传承百余年的藏品，亦早已散于各处，正似那过眼云烟，诉说着过云楼收藏曾经富甲江南的百年传奇。
吴门顾氏过云楼所藏书画历经晚清民国百年不散，传承有绪，与其家族内部几代人悉好鉴藏，对家藏善本书画妥善延传密不可分。顾文彬(1811—1889)以宦游收藏与其三子顾承(1833—1882)的苏州收罗活动在同光年间完成了过云楼藏品建设，共同创建起早期的书画序列，顾文彬著有《过云楼书画记》；其子顾承著《过云楼初笔》、《过云楼再笔》两种，存有稿本，尚未刊印。而第三代传人顾麟士(1865--1930)的大力拓展使得过云楼书画再次充盈一时，书画庋藏堪称富甲江南，复著有《过云楼续书画记》，详细记述了顾氏书画的收藏情况，并组织创办国学社、怡园画集，参与者均为当时画坛菁英，文采风流盛极一时，影响后世甚大。而顾氏家族内部的鉴藏交流机制与以此形成的家学以及收藏风气，促进了家族收藏活动在顾麟士之后仍不断循环与发展。
名门望族与家世渊源
顾氏为定居吴中最早的土著氏族之一，枝繁叶茂、代有英贤。在著书、刻书、收藏等方面，名家迭出，清代康熙皇帝赞誉顾家是“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沅艺海楼，顾文彬、顾麟士祖孙的过云楼收藏之精，先后称东南之最。据此族口传，祖先系元末明初从安徽迁来，家谱于道光末毁于火。据《祠堂志》，道光二十七年重建顾野王墓时有顾文彬参加。这支祖上由布商起家，逐渐发展至拥有外贸商船、商号店铺的本地望族，走上科举仕宦之途则自顾文彬始，并逐渐成为富有艺术气韵的书香门第。
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紫珊，晚号艮庵居士，进士出身，历任刑部主事，汉阳知府，浙江宁绍台道。平生知音律，书法宗欧阳询、褚遂良，精于鉴赏。在湖北任职时得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器重。当时左宗棠尚沉屈下僚，时遭某人所诬，行将入狱，左宗棠上书胡林翼，表示他决心赴死也不愿意入狱受辱。顾文彬知左有大才，特向官文陈诉，才使左脱此大难。庚申之乱时，顾文彬又与冯桂芬等吴中同僚绅士共商决策，筹措物资钱粮，乞师援沪，使李鸿章得以从安徽挥师东下，击溃江南的太平军。顾文彬晚年宦游归来前后，与三子顾承共同主持营建了过云楼、怡园别业，开启了顾氏第一代的收藏先河。递藏与家学几代父子之间的绵延情谊
过云楼收藏始于清道光初年，其后一百多年递藏不断，经过顾文彬——顾承(第三子)——顾麟士(孙辈)一一顾氏四兄弟(曾孙辈)为主要代表的四个阶段，历晚清、民国，屡遭兵燹，虽损毁不少，但历代名迹基本无恙，为江南私家收藏史上所罕见。
顾文彬之孙顾鹤逸(麟士)在《过云楼续书画记》自叙中写道：“予家自曾王父以来，大父及仲父、先子，成惟书画是好，累叶收藏，耽乐不怠。溯道光戊子，迄今丁卯，百年于兹。唐宋元明真迹入吾过云楼者，如千里马之集于燕市。帧轴卷册，郁郁古香，寝馈其中，恍友前哲，赏心乐事，无逾于此。”即可窥见一斑。其中曾王父即指顾鹤逸曾祖父顾大澜，而顾大澜的作用往往易被忽视，作为早期过云楼的奠基人，顾大澜时至晚年才醉心于书画；大父、仲父分别指顾文彬长子顾廷薰、次子顾廷熙。道光戊子(1828)到丁卯(1927)，“百年于兹”，是说道光八年戊子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顾文彬在其18岁时初涉收藏，一次从亲戚魏某处购得了平生第一幅书画《上林图》(宋代院画)及元代余阙隶书《上林赋》，此事竟然成为顾氏过云楼书画收藏的肇始。但那时其父顾大澜对书画收藏并未产生浓厚的兴趣，竟将顾文彬购得的这两件宋元名迹、心爱之物慷慨赠予他人。斗转星移，至咸丰十年，太平军长驱直下常州、苏州，威逼上海，江苏、浙江的官绅纷纷逃到上海租界避难，顾文彬寄居上海时，在一人家中偶然看到一幅吴道子《佛像图》，犹豫良久，终因对方索价太高未能买回。后来，又有人送来曾经被父亲赠友的那件《上林图》，他一咬牙，不惜重金购回。而那幅佛像图后来再也无缘得见(见胡建军《半壁江山过云楼》)，“追忆及之，不禁惘然”，为了减少遗憾，后来顾文彬定下了收藏家规告诫子孙须珍爱这些藏品，据《过云楼书画记》载：“书画乃昔贤精神所寄，凡有十四忌，庋藏家亟应知之：霾天一，秽地二，灯下三，酒边四，映摹五，强借六，拙工印七，凡手题八，徇名遗实九，重画轻书十，改装因失旧观十一，耽异误珍赝品十二，习惯钻营之市侩十三，妄摘瑕病之恶宾十四。”而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叙中，他还说：“今此过云楼之藏，前有以娱吾亲，后有以益吾世世子孙之学。”认为藏品既可供父辈观赏作为精神享受，更“益
吾世世子孙之学”，看重的是收藏品精神文化的价值与作用。话说回来，当时偶然的收罗活动使得顾文彬之父顾大澜得到了笔墨韵味之外的极大满足，亦体会到鉴别书画“以牖余学”的价值，从此扎进书堆，潜心研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中描述父亲痴学到：“先子于真伪工拙，审之又审，按款识岁月，核诸行事，以究所繇作。左卷轴、右故书雅记恒不离。或进余隅坐，假以辞色，俾献一得。”顾大澜借用家藏古籍文献，规范鉴定态度的方法，值得敬佩。而顾大澜与顾文彬父子二人相互切磋，体会收藏之奥妙时，便不知不觉踏上了书香画古的艺术收藏之路。顾大澜的言传身教与顾文彬的鉴藏活动拓展出家族的收藏面貌，而受内部鉴藏互动的推动，顾氏家学传统由此逐渐生成。
顾文彬长子顾廷薰、次子顾廷熙、三子顾承(廷烈)，天资聪慧，受家庭熏陶，均嗜好收藏，精于鉴赏。不幸的是，咸丰十年(18印)，战乱不断，顾文彬的父亲顾大澜病逝，次年，他的长子、次子、妻子，罹丧于兵火，只留得三子顾承在其身边。顾承擅长书画，书法家何绍基、金石大家吴云极称道之。顾文彬常年宦游在外，因此过云楼书画的收藏、整理多倚重顾承的经营，而顾文彬在浙东为官期间往来苏州的家书便是父子两人的集中写照，信中顾文彬曾对儿子嘱咐：过云楼志在必传，所藏书画、金石、图籍，悉以归之，不必另立名目。他对顾承抱有的厚望由此可见。而顾承为家中购置书画所费过巨时，常写信给父亲，请其定夺。顾文彬知道后修书嘱咐：“汝放胆购之可也。”便可见对顾承眼力的信赖。顾承后依此协助其父精心打造出一部精研独到的著录书——《过云楼书画记》。与此同时，顾承亦费尽心力，花十年心血，筹划营建过云楼与怡园，为家族收藏交往开辟出新的人文景观。光绪八年(1882)，顾承因体弱多病先其父而去，顾文彬悲痛至极，曾写诗凭吊。过云楼收藏从最初顾大澜与顾文彬构成的鉴藏关系，之后转移至顾文彬与顾承，可看到顾氏家族内部鉴藏与家学的递传，因此，以家族内部系统为 主导成为顾氏过云楼早期鉴藏活动的主要特征。
楼园遗梦过云楼与怡园营建始末
咸丰十一年(1861)，顾文彬因父亲仙逝去职还乡，由于躲避战乱寄居上海，乞师援沪成功后，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曾参与乞师援沪之举的冯桂芬、潘曾玮、潘馥、钱鼎铭、潘心田，“皆收之幕中”，成为受倚重的幕僚，唯独顾文彬“屡经中丞派差，皆辞之”，就连中外会防局每月百两白银的薪水，也独辞而不受，他淡泊名利的举动，就连李鸿章也赞叹“公真可谓肥遁矣”，赞赏他的隐退之风与高风亮节。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二十日，顾文彬补授浙江宁绍台道员，此时因推脱不掉，经杭州到宁波赴任。因大力整治宁波海关，饷酬丰厚，在浙江五年，搜罗的书画名品有近三分之一来自这段时期。由于藏品日渐增多，妥善保存成为燃眉之急，同时顾文彬迫不及待地想把久积于心的夙愿变成现实：“筑楼存画、辞官回乡、颐养天年”。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二十三日，时任宁绍台道的顾文彬致信三子顾承：“我年逾六旬，别无嗜好，惟于书画孜孜不倦，未免太痴，然趁此时，目能细审，手能精楷，寸阴是惜，尤觉不可错过。人子以养志为先，汝宜仰体我志也。”即可窥见其心志。当年他尚在杭州未往宁波赴任时，顾文彬就将游览天一阁、抱经楼的经过，庄重地写入手订年谱及日记中。曾描写到天一阁四面天井甚宽、皆环以太湖石，凿池两处，又有回廊亭榭点缀，与他欲建造的过云楼不谋而合，从此以天一阁、抱经楼的建筑式样为基准，下定决心建造过云楼与怡园别业。
关于过云楼的建造，顾文彬曾留下这样的文字：“庚申之乱(太平天国运动)，铁瓶巷房屋无恙，尚书里止隔一街，房屋尽毁。余在任时，开拓住宅东首两落，其一改造‘过云楼’，上下两层。前一进平屋三间，即‘艮庵’也。南院中购得戴氏废园湖石甚多，择其佳者五峰，环列如屏。余石尚多，嘱承儿购得尚书巷废地，垒石为山，坎地为池，初念不过一丘一壑而已，继而渐拓渐变，又购得杨家、曹家数园之石以实之，比余归田，功已及半，于是尽得巷中废池，先购义庄祠堂数十楹，余地尽归于园，园归于庄产，疏池叠石，种树植花，楼阁亭榭，参错其间，皆承手创，工已过半，余归后与承儿互相斟酌，全局完好，名日怡园。”(见顾文彬《过云楼书画纪》)
时人赞美怡园：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洵非虚誉。怡园亭廊壁间，镶嵌有历代书法名家东晋王羲之，唐怀素，宋米芾，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人的法书石刻多方，称为“怡园法帖”，还嵌有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仲圭)精妙的水墨竹石石刻，此些石刻竹石图临摹自《元贤竹林七友图》，为《过云楼书画记》著录之藏品，现藏于苏州博物馆，可谓馆藏一大瑰宝。顾文彬的造园艺术，得益于他精通诗词书法，又能倚声度曲，更善赏鉴书画金石。各门艺术自有相通之处，古语常道：触类旁通也。怡园建成后，顾文彬拟聘请一位画家驻园，一方面陪同客人参观、讲解，一方面提供在过云楼临摹古画的方便，应聘画家可获薪金。当时有人推荐虚谷，顾文彬考虑虚谷是僧人，住在家园内似有不妥，后来聘请了胡三桥驻园。胡三桥到怡园几年后，画艺精进，画作体现出吴门画派“清逸”的风格。
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十，过云楼破土动工，三子顾承在家负责营建事宜，几年之后落成时最终确定为五落五进。时光飞逝，一晃一百三十余年过去，现在的过云楼因为古城的部分改造，南向一进被拆除，东侧一落被改建为商业用房，过云楼已非原来的深宅大院，而成为了沿街浅屋。中间院落的祠堂与厅落变成了苏州市风光三轮车服务有限公司，东边的过云楼主楼变成了苏州市地下管线管理所，南院中著名的“五岳起方寸”的太湖美石，则毁于狂热的“大跃进”年代，被炼了石灰。走入地下管线管理所的大门，现在办公用房的一排平房是昔日的“艮庵”，是顾文彬的书房，过云楼的匾额悬挂在主楼上方，乃顾文彬好友、清道光二十年榜眼冯桂芬题写。当年顾文彬嘱咐儿子，请同窗冯桂芬题写“过云楼”匾额，之后再请题写“艮庵”一匾；又请国学大师俞樾题写“可自怡斋”一匾。艮庵、可自怡斋均位于扩建的宅邸。
在楼园落成后的第六天，顾文彬辞去了浙江宁绍台道的官职，返家燕居，沉潜于书画艺文之中，怡然自乐。他在晚年精选所藏书画250件，编纂成《过云楼书画记》十卷，让后人有幸一睹其研究成果。1953年12月，第四代传人顾公硕等人具函，将怡园等一并捐赠给国家，经过整修与复原后，向公众开放。自此，作为顾氏庋藏与起居的所有历史遗迹，如同历史遗梦一般融入了社会，面向了大众，在历史长河中，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为保存记录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文献与艺术品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古珍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所谓“物聚必散，久散复聚”，如今的过云楼因岁月变迁已由原来的深宅大院变为沿街浅屋，而顾氏传承百余年的藏品，亦早已散于各处，正似那过眼云烟，诉说着过云楼收藏曾经富甲江南的百年传奇。
吴门顾氏过云楼所藏书画历经晚清民国百年不散，传承有绪，与其家族内部几代人悉好鉴藏，对家藏善本书画妥善延传密不可分。顾文彬(1811—1889)以宦游收藏与其三子顾承(1833—1882)的苏州收罗活动在同光年间完成了过云楼藏品建设，共同创建起早期的书画序列，顾文彬著有《过云楼书画记》；其子顾承著《过云楼初笔》、《过云楼再笔》两种，存有稿本，尚未刊印。而第三代传人顾麟士(1865--1930)的大力拓展使得过云楼书画再次充盈一时，书画庋藏堪称富甲江南，复著有《过云楼续书画记》，详细记述了顾氏书画的收藏情况，并组织创办国学社、怡园画集，参与者均为当时画坛菁英，文采风流盛极一时，影响后世甚大。而顾氏家族内部的鉴藏交流机制与以此形成的家学以及收藏风气，促进了家族收藏活动在顾麟士之后仍不断循环与发展。
名门望族与家世渊源
顾氏为定居吴中最早的土著氏族之一，枝繁叶茂、代有英贤。在著书、刻书、收藏等方面，名家迭出，清代康熙皇帝赞誉顾家是“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沅艺海楼，顾文彬、顾麟士祖孙的过云楼收藏之精，先后称东南之最。据此族口传，祖先系元末明初从安徽迁来，家谱于道光末毁于火。据《祠堂志》，道光二十七年重建顾野王墓时有顾文彬参加。这支祖上由布商起家，逐渐发展至拥有外贸商船、商号店铺的本地望族，走上科举仕宦之途则自顾文彬始，并逐渐成为富有艺术气韵的书香门第。
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紫珊，晚号艮庵居士，进士出身，历任刑部主事，汉阳知府，浙江宁绍台道。平生知音律，书法宗欧阳询、褚遂良，精于鉴赏。在湖北任职时得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器重。当时左宗棠尚沉屈下僚，时遭某人所诬，行将入狱，左宗棠上书胡林翼，表示他决心赴死也不愿意入狱受辱。顾文彬知左有大才，特向官文陈诉，才使左脱此大难。庚申之乱时，顾文彬又与冯桂芬等吴中同僚绅士共商决策，筹措物资钱粮，乞师援沪，使李鸿章得以从安徽挥师东下，击溃江南的太平军。顾文彬晚年宦游归来前后，与三子顾承共同主持营建了过云楼、怡园别业，开启了顾氏第一代的收藏先河。递藏与家学几代父子之间的绵延情谊
过云楼收藏始于清道光初年，其后一百多年递藏不断，经过顾文彬——顾承(第三子)——顾麟士(孙辈)一一顾氏四兄弟(曾孙辈)为主要代表的四个阶段，历晚清、民国，屡遭兵燹，虽损毁不少，但历代名迹基本无恙，为江南私家收藏史上所罕见。
顾文彬之孙顾鹤逸(麟士)在《过云楼续书画记》自叙中写道：“予家自曾王父以来，大父及仲父、先子，成惟书画是好，累叶收藏，耽乐不怠。溯道光戊子，迄今丁卯，百年于兹。唐宋元明真迹入吾过云楼者，如千里马之集于燕市。帧轴卷册，郁郁古香，寝馈其中，恍友前哲，赏心乐事，无逾于此。”即可窥见一斑。其中曾王父即指顾鹤逸曾祖父顾大澜，而顾大澜的作用往往易被忽视，作为早期过云楼的奠基人，顾大澜时至晚年才醉心于书画；大父、仲父分别指顾文彬长子顾廷薰、次子顾廷熙。道光戊子(1828)到丁卯(1927)，“百年于兹”，是说道光八年戊子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顾文彬在其18岁时初涉收藏，一次从亲戚魏某处购得了平生第一幅书画《上林图》(宋代院画)及元代余阙隶书《上林赋》，此事竟然成为顾氏过云楼书画收藏的肇始。但那时其父顾大澜对书画收藏并未产生浓厚的兴趣，竟将顾文彬购得的这两件宋元名迹、心爱之物慷慨赠予他人。斗转星移，至咸丰十年，太平军长驱直下常州、苏州，威逼上海，江苏、浙江的官绅纷纷逃到上海租界避难，顾文彬寄居上海时，在一人家中偶然看到一幅吴道子《佛像图》，犹豫良久，终因对方索价太高未能买回。后来，又有人送来曾经被父亲赠友的那件《上林图》，他一咬牙，不惜重金购回。而那幅佛像图后来再也无缘得见(见胡建军《半壁江山过云楼》)，“追忆及之，不禁惘然”，为了减少遗憾，后来顾文彬定下了收藏家规告诫子孙须珍爱这些藏品，据《过云楼书画记》载：“书画乃昔贤精神所寄，凡有十四忌，庋藏家亟应知之：霾天一，秽地二，灯下三，酒边四，映摹五，强借六，拙工印七，凡手题八，徇名遗实九，重画轻书十，改装因失旧观十一，耽异误珍赝品十二，习惯钻营之市侩十三，妄摘瑕病之恶宾十四。”而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叙中，他还说：“今此过云楼之藏，前有以娱吾亲，后有以益吾世世子孙之学。”认为藏品既可供父辈观赏作为精神享受，更“益
吾世世子孙之学”，看重的是收藏品精神文化的价值与作用。话说回来，当时偶然的收罗活动使得顾文彬之父顾大澜得到了笔墨韵味之外的极大满足，亦体会到鉴别书画“以牖余学”的价值，从此扎进书堆，潜心研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中描述父亲痴学到：“先子于真伪工拙，审之又审，按款识岁月，核诸行事，以究所繇作。左卷轴、右故书雅记恒不离。或进余隅坐，假以辞色，俾献一得。”顾大澜借用家藏古籍文献，规范鉴定态度的方法，值得敬佩。而顾大澜与顾文彬父子二人相互切磋，体会收藏之奥妙时，便不知不觉踏上了书香画古的艺术收藏之路。顾大澜的言传身教与顾文彬的鉴藏活动拓展出家族的收藏面貌，而受内部鉴藏互动的推动，顾氏家学传统由此逐渐生成。
顾文彬长子顾廷薰、次子顾廷熙、三子顾承(廷烈)，天资聪慧，受家庭熏陶，均嗜好收藏，精于鉴赏。不幸的是，咸丰十年(18印)，战乱不断，顾文彬的父亲顾大澜病逝，次年，他的长子、次子、妻子，罹丧于兵火，只留得三子顾承在其身边。顾承擅长书画，书法家何绍基、金石大家吴云极称道之。顾文彬常年宦游在外，因此过云楼书画的收藏、整理多倚重顾承的经营，而顾文彬在浙东为官期间往来苏州的家书便是父子两人的集中写照，信中顾文彬曾对儿子嘱咐：过云楼志在必传，所藏书画、金石、图籍，悉以归之，不必另立名目。他对顾承抱有的厚望由此可见。而顾承为家中购置书画所费过巨时，常写信给父亲，请其定夺。顾文彬知道后修书嘱咐：“汝放胆购之可也。”便可见对顾承眼力的信赖。顾承后依此协助其父精心打造出一部精研独到的著录书——《过云楼书画记》。与此同时，顾承亦费尽心力，花十年心血，筹划营建过云楼与怡园，为家族收藏交往开辟出新的人文景观。光绪八年(1882)，顾承因体弱多病先其父而去，顾文彬悲痛至极，曾写诗凭吊。过云楼收藏从最初顾大澜与顾文彬构成的鉴藏关系，之后转移至顾文彬与顾承，可看到顾氏家族内部鉴藏与家学的递传，因此，以家族内部系统为 主导成为顾氏过云楼早期鉴藏活动的主要特征。
楼园遗梦过云楼与怡园营建始末
咸丰十一年(1861)，顾文彬因父亲仙逝去职还乡，由于躲避战乱寄居上海，乞师援沪成功后，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曾参与乞师援沪之举的冯桂芬、潘曾玮、潘馥、钱鼎铭、潘心田，“皆收之幕中”，成为受倚重的幕僚，唯独顾文彬“屡经中丞派差，皆辞之”，就连中外会防局每月百两白银的薪水，也独辞而不受，他淡泊名利的举动，就连李鸿章也赞叹“公真可谓肥遁矣”，赞赏他的隐退之风与高风亮节。同治九年(1870)闰十月二十日，顾文彬补授浙江宁绍台道员，此时因推脱不掉，经杭州到宁波赴任。因大力整治宁波海关，饷酬丰厚，在浙江五年，搜罗的书画名品有近三分之一来自这段时期。由于藏品日渐增多，妥善保存成为燃眉之急，同时顾文彬迫不及待地想把久积于心的夙愿变成现实：“筑楼存画、辞官回乡、颐养天年”。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二十三日，时任宁绍台道的顾文彬致信三子顾承：“我年逾六旬，别无嗜好，惟于书画孜孜不倦，未免太痴，然趁此时，目能细审，手能精楷，寸阴是惜，尤觉不可错过。人子以养志为先，汝宜仰体我志也。”即可窥见其心志。当年他尚在杭州未往宁波赴任时，顾文彬就将游览天一阁、抱经楼的经过，庄重地写入手订年谱及日记中。曾描写到天一阁四面天井甚宽、皆环以太湖石，凿池两处，又有回廊亭榭点缀，与他欲建造的过云楼不谋而合，从此以天一阁、抱经楼的建筑式样为基准，下定决心建造过云楼与怡园别业。
关于过云楼的建造，顾文彬曾留下这样的文字：“庚申之乱(太平天国运动)，铁瓶巷房屋无恙，尚书里止隔一街，房屋尽毁。余在任时，开拓住宅东首两落，其一改造‘过云楼’，上下两层。前一进平屋三间，即‘艮庵’也。南院中购得戴氏废园湖石甚多，择其佳者五峰，环列如屏。余石尚多，嘱承儿购得尚书巷废地，垒石为山，坎地为池，初念不过一丘一壑而已，继而渐拓渐变，又购得杨家、曹家数园之石以实之，比余归田，功已及半，于是尽得巷中废池，先购义庄祠堂数十楹，余地尽归于园，园归于庄产，疏池叠石，种树植花，楼阁亭榭，参错其间，皆承手创，工已过半，余归后与承儿互相斟酌，全局完好，名日怡园。”(见顾文彬《过云楼书画纪》)
时人赞美怡园：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洵非虚誉。怡园亭廊壁间，镶嵌有历代书法名家东晋王羲之，唐怀素，宋米芾，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人的法书石刻多方，称为“怡园法帖”，还嵌有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仲圭)精妙的水墨竹石石刻，此些石刻竹石图临摹自《元贤竹林七友图》，为《过云楼书画记》著录之藏品，现藏于苏州博物馆，可谓馆藏一大瑰宝。顾文彬的造园艺术，得益于他精通诗词书法，又能倚声度曲，更善赏鉴书画金石。各门艺术自有相通之处，古语常道：触类旁通也。怡园建成后，顾文彬拟聘请一位画家驻园，一方面陪同客人参观、讲解，一方面提供在过云楼临摹古画的方便，应聘画家可获薪金。当时有人推荐虚谷，顾文彬考虑虚谷是僧人，住在家园内似有不妥，后来聘请了胡三桥驻园。胡三桥到怡园几年后，画艺精进，画作体现出吴门画派“清逸”的风格。
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十，过云楼破土动工，三子顾承在家负责营建事宜，几年之后落成时最终确定为五落五进。时光飞逝，一晃一百三十余年过去，现在的过云楼因为古城的部分改造，南向一进被拆除，东侧一落被改建为商业用房，过云楼已非原来的深宅大院，而成为了沿街浅屋。中间院落的祠堂与厅落变成了苏州市风光三轮车服务有限公司，东边的过云楼主楼变成了苏州市地下管线管理所，南院中著名的“五岳起方寸”的太湖美石，则毁于狂热的“大跃进”年代，被炼了石灰。走入地下管线管理所的大门，现在办公用房的一排平房是昔日的“艮庵”，是顾文彬的书房，过云楼的匾额悬挂在主楼上方，乃顾文彬好友、清道光二十年榜眼冯桂芬题写。当年顾文彬嘱咐儿子，请同窗冯桂芬题写“过云楼”匾额，之后再请题写“艮庵”一匾；又请国学大师俞樾题写“可自怡斋”一匾。艮庵、可自怡斋均位于扩建的宅邸。
在楼园落成后的第六天，顾文彬辞去了浙江宁绍台道的官职，返家燕居，沉潜于书画艺文之中，怡然自乐。他在晚年精选所藏书画250件，编纂成《过云楼书画记》十卷，让后人有幸一睹其研究成果。1953年12月，第四代传人顾公硕等人具函，将怡园等一并捐赠给国家，经过整修与复原后，向公众开放。自此，作为顾氏庋藏与起居的所有历史遗迹，如同历史遗梦一般融入了社会，面向了大众，在历史长河中，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为保存记录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文献与艺术品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