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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雷鸣远，系天主教神父，先在河北省安国县设立天主教兄弟会骗取中国人入会，用廉价购得人民土地，由兄弟会修士们耕种，名为自种自吃，实际雷是大地主。他在民国初年凭藉教会势力，用劝募和捐赠股金方式，集资在天津意大利租界创办《益世报》(馆址现属建国道)，雷兼该报董事会董事长，后逐步发展为天主教会在中国最大的机关报。内部职员大多数是教会中人，经理刘俊卿死后，由其弟刘豁轩继任。1933年，雷以刘违犯教规免职，调任该报驻上海新闻记者李渡三为经理。李系山西太原人，与阎锡山有世交，李的岳父郭耕莘，以教友身份充《益世报》董事会董事，与阎亦有交谊。李与我因朋友关系介绍认识雷鸣远，并自1935年起聘我为该报常年法律顾问，议定年支公费200元，每日下午到报馆并管吃一顿晚饭。雷常往来天津、安国间，来津即住在报馆，经常面谈，他常以假慈善面目欺骗中国人民，诬蔑共产党不人道。
在李渡三当经理后，雷鸣远因安国兄弟会需款，考虑到自己在《益世报》的历史情况，其他人所占有股金均不足以影响他的控制地位，即经李介绍，将自己名下的股票共35000元(每股10元，占全部股票半数以上)，洽卖给阎锡山。阎在扩大会议前，曾在北平办有《民言》、《北平》两日报，但他仍非常重视《益世报》这个重要宣传工具。但阎非教友，按该报规定非教友不能承购股票，阎即由其在天主教会的侄子阎孝文出面，购买了这一项股票。不料雷鸣远视该报为禁脔，事无大小，不让阎孝文过问，当时雷曾对我说："股票虽卖，而股权不能放弃。"阎锡山以阎孝文能力不够，即派其弟阎印封代表阎孝文行使股东权力。阎印封家住英租界(现在常德道)，经常到法租界太丰里阎锡山的亨记银号内，其妻在阎锡山左右是个红人。阎印封自代表阎孝文后，移住报馆内，逐步与李渡三拉拢。乘1936年董事会改选机会，取雷鸣远的董事长而代之，因此雷深恶李渡三，并阴谋对策。
在该报馆担任教授武术的职员丁茂昌，系帮会中人，地痞流氓的朋友不少，在雷的拉拢指使下，于1937年6月5日早，李渡三上班前，由丁率领七八个彪形大汉，把住报馆大门，候李到后，气势汹汹，不让进门。李鉴于雷在意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的势力，又有这一批打手，不敢抗拒，雷即改派天主教会培养的法国留学生宝堂担任经理。李即与阎印封洽聘律师乔逢仙向天津地方法院起诉雷鸣远侵占，并申请处分，准备用法律手续先行接管报馆业务，听候最终判决。我与雷、李两人相处都不错，不愿卷入漩涡，即约专写该报社论的罗隆基出头调停(总编辑为解幼璞，是靠近雷的人)，嗣因雷态度强硬作罢。雷另聘律师朱道记代理诉讼。不久，法院先以裁定准许李渡三处分申请，在执行时，意租界工部局拒绝协助法院执行，法院不能行使职权，李未能接管。"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法院被炸，诉讼因而中止。李返回太原向阎锡山报告，阎印封仍留天津相机应付。
宝堂妻系法国人，原有存款近3000元，自接任经理后，更加得意忘形，常同该报馆秘书史潜淑乘汽车过万国桥，到英法租界各娱乐场所游荡。彼时万国桥北头有日兵值岗，盘查行人，是年8月11日宝堂等过桥时，自称是海关职员出外办公，经日兵查明不符，被带至海光寺日本兵营，不久以有抗日嫌疑，转送日本宪兵队羁押。《益世报》从此停刊。雷鸣远迁居安国。
抗战期间，雷在"蒋管区"内被日军击伤，死于重庆医院，由于斌主持《益世报》，暂在重庆出版。
1942年，天津西开天主教堂主教文贵宾馆(法国人)找李渡三来津，会同该报董事孙子寿，监察肖天如，负责清理该报所有财产及欠内欠外债务，清理处设于旧法租界天增里18号我的律师事务所内，聘我为代理律师。李乘此机会伪造单据，虚报开支，并将价值昂贵进口的新式印报机，拆毁当废铁出售，仅卖伪联银币20万元，一并吞没，欠债及股本均未偿还。抗日胜利后，李渡三先与于斌接洽复刊，于早已不信任李，对拆卖印报机一事，更为不满，即派刘益之来天津筹备复刊，李闻讯，乘刘未到前，先在原馆址附近李的家中，设立"天津益世报复刊筹备处"，由曾充《益世报》编辑的吕鸿基，介绍其舅父杨振鹗参加筹备复刊工作。杨系军统重要分子，刚从重庆飞来，李意图藉军统势力，一面与于斌对抗，一面包庇汉奸使之交付复刊费用。李在敌伪时期，曾充任伪太原市政府情报主任，与杨合作后，任军统平、津、保、唐特别组天津站站长，并介绍曾充伪天津市警察局特高科科长徐树强为唐山站站长。旋即将复刊筹备处内人员，一律参加以戴笠为首的天津市汉奸财产调查委员会内。嗣杨振鹗令徐树强交付现大洋4000元，带赴北平，贿赂当道免除其汉奸罪名，事发被扣。李渡三因失去军统的靠山，即找阎印封妻先行垫付法币100万元，暂行维持筹备处的公杂各费，一面函请阎锡山从速拨款备用。阎复信说："只要《益世报》能出版，我拿出多少钱都行。"同时以阎印封未在天津，并托其老友赵子贞(东晋毛织厂董事)代表阎印封会同李渡三筹备复刊。一面嘱托亨记银号的李子丰就近协助。李渡三向我约定，事成以我为副经理。
1945年11月初，于斌派来筹备复刊的刘益之到达，探知李渡三挟阎锡山的势力，继续谋夺《益世报》，与李洽商合作办法，李不同意，并将复刊筹备处迁移至旧日租界山西路阎锡山的楼房内。于斌即洽经南京政府支持，由天津市长张廷谔就近大办协助，在和平路锦州道转角，设立《益世报》馆，先由某印刷厂承印报纸，于是年12月2日复刊，以吴克斋为经理，刘豁轩为总编辑，取消董事会制，派刘益之在南京设立分馆。从此明目张胆宣传反苏反共，成了蒋介石的御用报纸。当时为了敷衍李渡三，每月由《益世报》支付给生活费法币20万元。1946年春，李即以汉奸罪名被天津市法院逮捕羁押，是否系于斌左右所策动，无从证实，但阎锡山因内线已断，一场争压，从此闭幕。(赵钟璞整理)
(责编 东曙)
在李渡三当经理后，雷鸣远因安国兄弟会需款，考虑到自己在《益世报》的历史情况，其他人所占有股金均不足以影响他的控制地位，即经李介绍，将自己名下的股票共35000元(每股10元，占全部股票半数以上)，洽卖给阎锡山。阎在扩大会议前，曾在北平办有《民言》、《北平》两日报，但他仍非常重视《益世报》这个重要宣传工具。但阎非教友，按该报规定非教友不能承购股票，阎即由其在天主教会的侄子阎孝文出面，购买了这一项股票。不料雷鸣远视该报为禁脔，事无大小，不让阎孝文过问，当时雷曾对我说："股票虽卖，而股权不能放弃。"阎锡山以阎孝文能力不够，即派其弟阎印封代表阎孝文行使股东权力。阎印封家住英租界(现在常德道)，经常到法租界太丰里阎锡山的亨记银号内，其妻在阎锡山左右是个红人。阎印封自代表阎孝文后，移住报馆内，逐步与李渡三拉拢。乘1936年董事会改选机会，取雷鸣远的董事长而代之，因此雷深恶李渡三，并阴谋对策。
在该报馆担任教授武术的职员丁茂昌，系帮会中人，地痞流氓的朋友不少，在雷的拉拢指使下，于1937年6月5日早，李渡三上班前，由丁率领七八个彪形大汉，把住报馆大门，候李到后，气势汹汹，不让进门。李鉴于雷在意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的势力，又有这一批打手，不敢抗拒，雷即改派天主教会培养的法国留学生宝堂担任经理。李即与阎印封洽聘律师乔逢仙向天津地方法院起诉雷鸣远侵占，并申请处分，准备用法律手续先行接管报馆业务，听候最终判决。我与雷、李两人相处都不错，不愿卷入漩涡，即约专写该报社论的罗隆基出头调停(总编辑为解幼璞，是靠近雷的人)，嗣因雷态度强硬作罢。雷另聘律师朱道记代理诉讼。不久，法院先以裁定准许李渡三处分申请，在执行时，意租界工部局拒绝协助法院执行，法院不能行使职权，李未能接管。"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法院被炸，诉讼因而中止。李返回太原向阎锡山报告，阎印封仍留天津相机应付。
宝堂妻系法国人，原有存款近3000元，自接任经理后，更加得意忘形，常同该报馆秘书史潜淑乘汽车过万国桥，到英法租界各娱乐场所游荡。彼时万国桥北头有日兵值岗，盘查行人，是年8月11日宝堂等过桥时，自称是海关职员出外办公，经日兵查明不符，被带至海光寺日本兵营，不久以有抗日嫌疑，转送日本宪兵队羁押。《益世报》从此停刊。雷鸣远迁居安国。
抗战期间，雷在"蒋管区"内被日军击伤，死于重庆医院，由于斌主持《益世报》，暂在重庆出版。
1942年，天津西开天主教堂主教文贵宾馆(法国人)找李渡三来津，会同该报董事孙子寿，监察肖天如，负责清理该报所有财产及欠内欠外债务，清理处设于旧法租界天增里18号我的律师事务所内，聘我为代理律师。李乘此机会伪造单据，虚报开支，并将价值昂贵进口的新式印报机，拆毁当废铁出售，仅卖伪联银币20万元，一并吞没，欠债及股本均未偿还。抗日胜利后，李渡三先与于斌接洽复刊，于早已不信任李，对拆卖印报机一事，更为不满，即派刘益之来天津筹备复刊，李闻讯，乘刘未到前，先在原馆址附近李的家中，设立"天津益世报复刊筹备处"，由曾充《益世报》编辑的吕鸿基，介绍其舅父杨振鹗参加筹备复刊工作。杨系军统重要分子，刚从重庆飞来，李意图藉军统势力，一面与于斌对抗，一面包庇汉奸使之交付复刊费用。李在敌伪时期，曾充任伪太原市政府情报主任，与杨合作后，任军统平、津、保、唐特别组天津站站长，并介绍曾充伪天津市警察局特高科科长徐树强为唐山站站长。旋即将复刊筹备处内人员，一律参加以戴笠为首的天津市汉奸财产调查委员会内。嗣杨振鹗令徐树强交付现大洋4000元，带赴北平，贿赂当道免除其汉奸罪名，事发被扣。李渡三因失去军统的靠山，即找阎印封妻先行垫付法币100万元，暂行维持筹备处的公杂各费，一面函请阎锡山从速拨款备用。阎复信说："只要《益世报》能出版，我拿出多少钱都行。"同时以阎印封未在天津，并托其老友赵子贞(东晋毛织厂董事)代表阎印封会同李渡三筹备复刊。一面嘱托亨记银号的李子丰就近协助。李渡三向我约定，事成以我为副经理。
1945年11月初，于斌派来筹备复刊的刘益之到达，探知李渡三挟阎锡山的势力，继续谋夺《益世报》，与李洽商合作办法，李不同意，并将复刊筹备处迁移至旧日租界山西路阎锡山的楼房内。于斌即洽经南京政府支持，由天津市长张廷谔就近大办协助，在和平路锦州道转角，设立《益世报》馆，先由某印刷厂承印报纸，于是年12月2日复刊，以吴克斋为经理，刘豁轩为总编辑，取消董事会制，派刘益之在南京设立分馆。从此明目张胆宣传反苏反共，成了蒋介石的御用报纸。当时为了敷衍李渡三，每月由《益世报》支付给生活费法币20万元。1946年春，李即以汉奸罪名被天津市法院逮捕羁押，是否系于斌左右所策动，无从证实，但阎锡山因内线已断，一场争压，从此闭幕。(赵钟璞整理)
(责编 东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