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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世纪正是中国晋朝灭亡、北魏兴起之时，虽然中朝古代的音乐文化交流源自商朝箕子，魏晋时期也有中原与高句丽之间的音乐交流。但到北魏时期，可以说是中原音乐对四夷音乐吸收较多的时期，以至于隋唐的七部乐中很多乐种均来源于北魏，东夷乐就是其中之一。
关键词：北魏；东夷；音乐；交流
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过程中曾出现四夷音乐，东夷乐是指朝鲜半岛上出现的音乐文化。其中包括新罗、百济、高句丽等时期的音乐。北魏时在《魏书》中新罗音乐无记载，百济只是在孝文帝延兴二年百济国派遣使臣来北魏，请求能够派兵讨伐高句丽。因北魏当时与高句丽在外交上保存良好关系，所以百济请求北魏讨伐高句丽北魏未发兵。百济之后与北魏断交，虽然史料对百济乐有如下记载：“其国之乐，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围釭、樗蒲、握塑、弄珠之戏。”南北朝时宋朝最先获得百济乐，之后北魏太武帝平北燕时也得到其中的一部分，史料中并未对具体获得哪些则没有详细记载。此史料中关于百济乐的记述与《隋书·东夷传》相同，北魏获得百济乐的说法只是孤证，由此认为此时北魏提到的东夷乐则为高句丽音乐。北魏关于东夷乐的记载有两次。其中不仅有乐舞传入时间的记载，还有传入的乐器及歌舞曲的名称。这些对于研究北魏吸收高句丽乐是非常难得的资料。
一、北魏初期的东夷乐舞
北魏初期吸纳东夷乐舞是其第一次将朝鲜半岛音乐纳入宫廷音乐之中。但在这之前《三国志》是我国史书中最早记载高句丽乐舞的史书：“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幕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可知喜好歌舞是高句丽居民的音乐文化生活的特征之一，祭祀在十月举行，但其规模发展为全国的聚会叫做《东盟》。高句丽乐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汉代乐舞的影响，《旧唐书》记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子》等戏。……窟子，亦云魁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句丽国亦有之。”关于《窟子》的产生缘由在《乐府杂录·傀儡子》中有所记载，从史料中得知，《窟子》是产生于汉代歌舞音乐形式，用表演使用木偶，其擅长歌舞。原本是丧葬之乐，后用于嘉乐表演。因《大面》、《拨头》、《踏摇娘》三个歌舞戏均产生于北齐，所以《窟子》是中原最早的歌舞戏。史料中未说明何时《窟子》传入高句丽，《旧唐书》的记载使我们知道《窟子》是中原乐舞在高句丽时期歌舞戏音乐的唯一记载。
北魏当时较为强盛，高句丽曾派使朝贡、朝献多达数十次。此时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总体来说比较友好。两朝都属于当时强国，都有南征的意向，北魏要集中精力与南朝对峙，高句丽则推行南进政策与百济抗衡。双方彼此交好是免后顾之忧。在这样的情形下，从太延元年至中兴年间高句丽共计来北魏78次，其中朝贡34次，朝献41次。韩国学者徐荣洙按照高句丽王的在位时间统计，高句丽对中去使次数为79次。而北魏的高句丽音乐则早在建国初年就进入它的乐府之中。
正始四年春（507），公孙崇在上书中提到本朝乐府中的乐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可知在太祖初年，北魏的乐府之中有七个乐舞，除一个北魏本朝自创乐舞《皇始》，三个中原旧舞《勺舞》、《五行》《文始》，其他吴夷、东夷、西戎地区的乐舞也不是北魏本土产生。而天兴元年春（398），道武帝拓跋珪在平定尹国的叛乱之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句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在这次大的人口迁徙过程中，不仅有山东六州的百姓官吏，还有徒何、高句丽等少数民族三十六万人，各种乐伎、工匠十万余人，以充实京城。因《皇始舞》在天兴元年时用于祭祀活动之中，所以在398年冬天之前北魏乐府中就已经记载有吴夷、东夷、西戎地区的乐舞。太祖初年乐府中东夷乐舞可能是此次山东人口迁徙过程中获得的。有关高句丽乐在北魏的第一次记载中，可以知道北魏在建国初期的音乐机构就已经对高句丽乐舞有了认可。
虽然东夷乐舞的具体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在集安的挖掘的舞踊塚玄室的壁画上就有一组由十四人组成的男女歌舞队。舞踊塚的修建时间学界认为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这个时间与北魏初期获得东夷乐舞的时间相吻合。可以从舞踊塚壁画中挖掘高句丽乐舞的相关内容。
从壁画中有一男子骑马，舞者均面向他表演。该男子左侧为一房屋的外观图，可以推断此乐舞是在室外表演。全畤农认为乐舞按壁画的位置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由两个演奏阮咸的男乐手和舞蹈的指挥者构成。方起东文中认为是一个演奏阮咸的男子。因壁画残损，现在只能见到上部有一人的双脚及一领舞者。此舞蹈图中舞者有六人，三男三女。领舞为一男子，群舞中从左起二、三人为女性，其他为男性。男子上衣为长袖花衫束腰上衣，下身为肥筒花裤，脚踝处束起。领舞者上衣为黄色，下身为白色花裤，服装与左数第四人衣服颜色一致。左数第一人与右数第一人服装上下身颜色一致，上身为白色带花长袖上衣，下身为黄色带花肥裤。两位女乐人均穿长袖对襟长裙，腰间有束带，长裙到脚踝处。他们六人的舞步统一：双腿稍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重心在左脚。六名舞者在服装上不论是上衣还是长裙的共同点是宽大的长袖。表演时领舞者因与舞队面对面，其动作方向与他们五人相反，展臂向右侧伸举与肩平行，长袖自然下垂，舞队则向左伸举。他们呈雁行队列，观赏度较高。此图下部为七人组成，服装与舞队一致，从站姿与神态来看全畤农认为他们属于歌手。
二、太武帝平冯氏得高丽乐
北魏时期第二次吸收东夷音乐平北燕冯氏所得：“《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文献中提到的高丽为高句丽，而非后世的李氏高丽。436年，太武帝灭北燕并通西域后得高句丽乐。因高句丽位于北魏东部，所以只能是灭北燕而获得高句丽乐队及歌舞曲。399年，后燕主慕容盛“率众三万伐高句骊，袭其新城、南苏，皆克之，散其积聚，徙其五千余户于辽西。”后燕攻打高句丽的新城、南苏两城，将其居民五千余户迁入辽西。其中高句丽音乐文化也将随高句丽人的迁徙带入辽西。407年北燕冯跋灭后燕，冯跋的父亲冯安是慕容永属下，386年冯安东迁昌黎。冯氏家族“既家昌黎，遂同夷俗”，因冯跋被高句丽人慕容（高）云收为养子，所以这里的“夷俗”即为高句丽风俗。在冯跋灭后燕时，将高句丽乐吸收过来是情理之中。当北魏太武帝灭北燕时才获得高句丽乐，其中既有歌曲、舞曲名称，列出十三件乐器。乐器的具体内容在《隋书·乐志》中记载： “《高丽》，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为一部。工十八人。”
可知此次获得的高句丽所使用的乐器有十四种，乐工共十八人，属于小型乐队伴奏的、有歌、有舞的乐队组合。乐工十八人中包括乐器演奏十四人，剩余四人或歌或舞。因《三国史记》中记载高句丽乐包含两部分，其一是引《通典·乐志》的内容，而《通典·乐志》与《旧唐书·乐志》一致，成书时间均晚于《隋书》，所以不能作为北魏时期高句丽乐的所用材料。其二是引《册府元龟》内容，经查其与《隋书·东夷传》“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一致，这是隋朝时高句丽音乐所用的乐器，而非北魏时所用，姑且也不能使用。所以《隋书》卷十五中记载的高句丽乐内容为中国史料中最早出现的音乐内容。其中按乐器种类分成弹拨、吹管、打击三类乐器：
弹拨乐器--琵琶、弹筝、竖箜篌、卧箜篌、五弦。
吹管乐器--小筚篥、桃皮筚篥、笛、笙、箫、贝。
打击乐器--腰鼓、齐鼓、担鼓。
在弹拨和吹管乐器中除笛、笙、箫是来自中原，其他乐器都是西域传来。北魏时的高句丽乐器列有十四种，但史料中只出现十三种，《三国史记》中记载晋朝人送高句丽七弦琴，虽然那时高句丽人只知七弦琴为乐器而不知如何演奏，到隋朝时高句丽乐仍然有琴，可推知中国的古琴从晋朝至隋朝在高句丽一直存在。所以北魏时史书中未列的第十四种高句丽乐器为古琴。
此时传入北魏的歌曲有“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19目前还未发现有关歌曲《芝栖》、舞曲有《歌芝栖》的其他资料，但在五世纪高句丽墓壁画中出现多种舞蹈形式：（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高句丽时期乐舞的种类较多，无论是双人舞还是独舞，表演中都是舞动长袖，借助长袖来展现舞姿。再加上前面介绍的群舞，单独出现舞曲《歌芝栖》则更能说明舞蹈在高句丽音乐中的地位。
对于东夷音乐的起源研究，从时间段来划分主要是两个时段，一是高句丽建国前来自中原的礼乐以及朝鲜半岛本身少数民族的音乐，二是高句丽建国后来自中国疆域以外的外族音乐，其中包括北狄乐、西域音乐、南蛮音乐等。他们经中原进入朝鲜，并与当地音乐相融合产生丰富多彩的高句丽乐。北魏时期两次对东夷音乐的吸收不仅加强了当时的音乐交流，同时为随后的隋唐的音乐盛世出现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6.
[2][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
[3][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4][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
[5][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
[6][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华书局，1958.
[7][韩]徐荣洙.三国与南北朝交涉的性格，东洋学，东洋学研究所，1981.
[8][朝鲜]全畤农.关于高句丽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音乐研究，1959，3.
[9]方起东.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舞乐.文物，1980，7.
关键词：北魏；东夷；音乐；交流
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过程中曾出现四夷音乐，东夷乐是指朝鲜半岛上出现的音乐文化。其中包括新罗、百济、高句丽等时期的音乐。北魏时在《魏书》中新罗音乐无记载，百济只是在孝文帝延兴二年百济国派遣使臣来北魏，请求能够派兵讨伐高句丽。因北魏当时与高句丽在外交上保存良好关系，所以百济请求北魏讨伐高句丽北魏未发兵。百济之后与北魏断交，虽然史料对百济乐有如下记载：“其国之乐，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围釭、樗蒲、握塑、弄珠之戏。”南北朝时宋朝最先获得百济乐，之后北魏太武帝平北燕时也得到其中的一部分，史料中并未对具体获得哪些则没有详细记载。此史料中关于百济乐的记述与《隋书·东夷传》相同，北魏获得百济乐的说法只是孤证，由此认为此时北魏提到的东夷乐则为高句丽音乐。北魏关于东夷乐的记载有两次。其中不仅有乐舞传入时间的记载，还有传入的乐器及歌舞曲的名称。这些对于研究北魏吸收高句丽乐是非常难得的资料。
一、北魏初期的东夷乐舞
北魏初期吸纳东夷乐舞是其第一次将朝鲜半岛音乐纳入宫廷音乐之中。但在这之前《三国志》是我国史书中最早记载高句丽乐舞的史书：“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幕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可知喜好歌舞是高句丽居民的音乐文化生活的特征之一，祭祀在十月举行，但其规模发展为全国的聚会叫做《东盟》。高句丽乐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汉代乐舞的影响，《旧唐书》记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子》等戏。……窟子，亦云魁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句丽国亦有之。”关于《窟子》的产生缘由在《乐府杂录·傀儡子》中有所记载，从史料中得知，《窟子》是产生于汉代歌舞音乐形式，用表演使用木偶，其擅长歌舞。原本是丧葬之乐，后用于嘉乐表演。因《大面》、《拨头》、《踏摇娘》三个歌舞戏均产生于北齐，所以《窟子》是中原最早的歌舞戏。史料中未说明何时《窟子》传入高句丽，《旧唐书》的记载使我们知道《窟子》是中原乐舞在高句丽时期歌舞戏音乐的唯一记载。
北魏当时较为强盛，高句丽曾派使朝贡、朝献多达数十次。此时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总体来说比较友好。两朝都属于当时强国，都有南征的意向，北魏要集中精力与南朝对峙，高句丽则推行南进政策与百济抗衡。双方彼此交好是免后顾之忧。在这样的情形下，从太延元年至中兴年间高句丽共计来北魏78次，其中朝贡34次，朝献41次。韩国学者徐荣洙按照高句丽王的在位时间统计，高句丽对中去使次数为79次。而北魏的高句丽音乐则早在建国初年就进入它的乐府之中。
正始四年春（507），公孙崇在上书中提到本朝乐府中的乐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可知在太祖初年，北魏的乐府之中有七个乐舞，除一个北魏本朝自创乐舞《皇始》，三个中原旧舞《勺舞》、《五行》《文始》，其他吴夷、东夷、西戎地区的乐舞也不是北魏本土产生。而天兴元年春（398），道武帝拓跋珪在平定尹国的叛乱之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句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在这次大的人口迁徙过程中，不仅有山东六州的百姓官吏，还有徒何、高句丽等少数民族三十六万人，各种乐伎、工匠十万余人，以充实京城。因《皇始舞》在天兴元年时用于祭祀活动之中，所以在398年冬天之前北魏乐府中就已经记载有吴夷、东夷、西戎地区的乐舞。太祖初年乐府中东夷乐舞可能是此次山东人口迁徙过程中获得的。有关高句丽乐在北魏的第一次记载中，可以知道北魏在建国初期的音乐机构就已经对高句丽乐舞有了认可。
虽然东夷乐舞的具体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在集安的挖掘的舞踊塚玄室的壁画上就有一组由十四人组成的男女歌舞队。舞踊塚的修建时间学界认为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这个时间与北魏初期获得东夷乐舞的时间相吻合。可以从舞踊塚壁画中挖掘高句丽乐舞的相关内容。
从壁画中有一男子骑马，舞者均面向他表演。该男子左侧为一房屋的外观图，可以推断此乐舞是在室外表演。全畤农认为乐舞按壁画的位置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由两个演奏阮咸的男乐手和舞蹈的指挥者构成。方起东文中认为是一个演奏阮咸的男子。因壁画残损，现在只能见到上部有一人的双脚及一领舞者。此舞蹈图中舞者有六人，三男三女。领舞为一男子，群舞中从左起二、三人为女性，其他为男性。男子上衣为长袖花衫束腰上衣，下身为肥筒花裤，脚踝处束起。领舞者上衣为黄色，下身为白色花裤，服装与左数第四人衣服颜色一致。左数第一人与右数第一人服装上下身颜色一致，上身为白色带花长袖上衣，下身为黄色带花肥裤。两位女乐人均穿长袖对襟长裙，腰间有束带，长裙到脚踝处。他们六人的舞步统一：双腿稍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重心在左脚。六名舞者在服装上不论是上衣还是长裙的共同点是宽大的长袖。表演时领舞者因与舞队面对面，其动作方向与他们五人相反，展臂向右侧伸举与肩平行，长袖自然下垂，舞队则向左伸举。他们呈雁行队列，观赏度较高。此图下部为七人组成，服装与舞队一致，从站姿与神态来看全畤农认为他们属于歌手。
二、太武帝平冯氏得高丽乐
北魏时期第二次吸收东夷音乐平北燕冯氏所得：“《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文献中提到的高丽为高句丽，而非后世的李氏高丽。436年，太武帝灭北燕并通西域后得高句丽乐。因高句丽位于北魏东部，所以只能是灭北燕而获得高句丽乐队及歌舞曲。399年，后燕主慕容盛“率众三万伐高句骊，袭其新城、南苏，皆克之，散其积聚，徙其五千余户于辽西。”后燕攻打高句丽的新城、南苏两城，将其居民五千余户迁入辽西。其中高句丽音乐文化也将随高句丽人的迁徙带入辽西。407年北燕冯跋灭后燕，冯跋的父亲冯安是慕容永属下，386年冯安东迁昌黎。冯氏家族“既家昌黎，遂同夷俗”，因冯跋被高句丽人慕容（高）云收为养子，所以这里的“夷俗”即为高句丽风俗。在冯跋灭后燕时，将高句丽乐吸收过来是情理之中。当北魏太武帝灭北燕时才获得高句丽乐，其中既有歌曲、舞曲名称，列出十三件乐器。乐器的具体内容在《隋书·乐志》中记载： “《高丽》，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为一部。工十八人。”
可知此次获得的高句丽所使用的乐器有十四种，乐工共十八人，属于小型乐队伴奏的、有歌、有舞的乐队组合。乐工十八人中包括乐器演奏十四人，剩余四人或歌或舞。因《三国史记》中记载高句丽乐包含两部分，其一是引《通典·乐志》的内容，而《通典·乐志》与《旧唐书·乐志》一致，成书时间均晚于《隋书》，所以不能作为北魏时期高句丽乐的所用材料。其二是引《册府元龟》内容，经查其与《隋书·东夷传》“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一致，这是隋朝时高句丽音乐所用的乐器，而非北魏时所用，姑且也不能使用。所以《隋书》卷十五中记载的高句丽乐内容为中国史料中最早出现的音乐内容。其中按乐器种类分成弹拨、吹管、打击三类乐器：
弹拨乐器--琵琶、弹筝、竖箜篌、卧箜篌、五弦。
吹管乐器--小筚篥、桃皮筚篥、笛、笙、箫、贝。
打击乐器--腰鼓、齐鼓、担鼓。
在弹拨和吹管乐器中除笛、笙、箫是来自中原，其他乐器都是西域传来。北魏时的高句丽乐器列有十四种，但史料中只出现十三种，《三国史记》中记载晋朝人送高句丽七弦琴，虽然那时高句丽人只知七弦琴为乐器而不知如何演奏，到隋朝时高句丽乐仍然有琴，可推知中国的古琴从晋朝至隋朝在高句丽一直存在。所以北魏时史书中未列的第十四种高句丽乐器为古琴。
此时传入北魏的歌曲有“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19目前还未发现有关歌曲《芝栖》、舞曲有《歌芝栖》的其他资料，但在五世纪高句丽墓壁画中出现多种舞蹈形式：（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高句丽时期乐舞的种类较多，无论是双人舞还是独舞，表演中都是舞动长袖，借助长袖来展现舞姿。再加上前面介绍的群舞，单独出现舞曲《歌芝栖》则更能说明舞蹈在高句丽音乐中的地位。
对于东夷音乐的起源研究，从时间段来划分主要是两个时段，一是高句丽建国前来自中原的礼乐以及朝鲜半岛本身少数民族的音乐，二是高句丽建国后来自中国疆域以外的外族音乐，其中包括北狄乐、西域音乐、南蛮音乐等。他们经中原进入朝鲜，并与当地音乐相融合产生丰富多彩的高句丽乐。北魏时期两次对东夷音乐的吸收不仅加强了当时的音乐交流，同时为随后的隋唐的音乐盛世出现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6.
[2][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
[3][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4][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
[5][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
[6][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华书局，1958.
[7][韩]徐荣洙.三国与南北朝交涉的性格，东洋学，东洋学研究所，1981.
[8][朝鲜]全畤农.关于高句丽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音乐研究，1959，3.
[9]方起东.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舞乐.文物，1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