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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取身体生活的教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几年前，我在思考中国(儿童)的童年生态状况时，曾经指出当前的童年生态面临着根本性危机。并且认为：“其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童年的身体生活的被挤压甚至被剥夺，从而造成了儿童生活中的身体不在场。出于功利主义的打算，成人(家长、教师们)对书本文化顶礼膜拜，却抽取掉在儿童成长中具有原点和根基意义的身体生活。这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教育，不仅难以使儿童成才，甚至难以使儿童成‘人”’。
为什么我说抽取掉身体生活，膜拜书本文化的儿童教育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教育呢?因为身体生活是五种感官相互活化所感知的生活，通过身体的行动获得的生活，立足于坚实的感性基础；书本知识则是省略掉个人感性经验的普遍认识，当它脱离学习者的感性体验之后，便容易被悬置成空中楼阁。我认为，这种情形与当年卢梭对约翰·洛克的批判有些相似。卢梭说：“用理性去教育孩子，是洛克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个原理在今天是最时髦不过了；然而在我看来，它虽然是那样时髦，但远远不能说明它是可靠的；就我来说，我发现，再没有谁比那些受到许多理性教育的孩子更傻的了。在人的一切官能中，理智这个官能可以说是由其他各种官能综合而成，因此它最难于发展，而且也发展得迟；但是有些人还偏偏要用它去发展其他的官能哩!一种良好教育的优异成绩就是造就一个理性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就企图用理性去教育孩子!”卢梭认为，这种教育打乱了教育的次序，得到的只是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
对儿童而言，没有身体生活作为感性根基，直接的理性知识或观念的灌输是难以接受的。可是，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就忽视身体生活，眼睛总是盯在书本知识或抽象观念上。我想结合与教育有血缘关系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一具体分析。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写过童话《小花公鸡》。故事里写的小花公鸡在家里“淘气”。在学校里“调皮捣蛋”。有一次，老师上课讲什么是“果子”，老师说：“果子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很多果子是红红的，又甜又酸，吃下去对身体很好，这样的果子在野外很多……”小花公鸡想尝尝果子是什么滋味。就从课堂里溜了出来，跑到野外，找到很多海棠、山楂等果子，吃了下去。后来，他又把红辣椒当成果子吃了，结果辣得嗓子像着了火。“以后呢，小花公鸡可再不敢乱淘气了，遇见了什么事他都要想一想。”小花公鸡“变成了一个用心听课的好学生了”。
在这个故事里，作家是把小花公鸡当作坏孩子、坏学生看待的。作为“不好好地听老师讲课”的事例。作品主要讲述了小花公鸡去野外品尝果子，结果误吃了红辣椒，受到了不好好听课的惩罚的故事。但是，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到小花公鸡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旺盛的求知欲，并为学习知识去积极行动、实践的真正的好学生。他去野外亲自品尝果子的滋味，并从吃辣椒的体验中得到了有的果子是红红的，但是，红红的东西不都是果子这一以感性认识为前提的逻辑思考。可以说，小花公鸡以儿童真正应该采用的方式，学习到了正确的知识，这种方式，比书本上、课堂上的单纯理性灌输要可靠和有力量得多。但是，我从这个故事里看到的是，作家似乎在主张，学习“果子是红红的，但是，红红的东西不都是果子”这一知识，只需要“用心听课”即学习书本知识就行了。而对走人大自然的小花公鸡的身体学习却不以为然。
下面，我们看看另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儿童教育观念。
《我一直走》是日本的一篇幼儿图画故事：奶奶给“我”(幼儿)打来电话，让他一个人到奶奶家来。“我”问奶奶路怎么走，奶奶告诉“我”，沿着你家窗前的大路一直走就会走到。“我”又问，哪座房子是奶奶的家呢?奶奶让他自己去问。于是“我”出发了，沿着窗前的大路一直走。一直走就来到了乡间的小路，路边有一朵野花。“我”去摘下野花，然后又一直走(其实已改变方向，走进了田野。以后，“我”每遇到一个事物，就改变一次方向)。在“一直走”的路上，“我”遇到一群群蝴蝶，又采摘下野草莓(自己吃了一枚，给奶奶留了一枚)，蹚过小河。翻过山坡，遇到一间木屋(马厩)、一间小屋(狗窝)、一座养蜂棚，在探明都不是奶奶家后，又一直向前走，最后走到一间屋前，伸头探望时，奶奶迎了出来。在吃着奶奶为“我”准备的大蛋糕时，“我”将那只野草莓送给了奶奶。
也许对成人来说，这是一篇十分荒诞的作品，但对特定年龄阶段的幼儿，它却恰恰是真实的作品。男孩儿在走向目的地(奶奶家)的路上作了许多“游玩、闲逛”，但是正因如此，他的旅途才充满了乐趣，并获得了关于大自然和生活的真实的知识。“游玩、闲逛”赋予他新鲜的经验，让他了解到野花的芬芳，野草莓的美味，知道了什么是马厩、狗屋、养蜂棚。并学会靠自己战胜困难(遇到小溪，脱下鞋子膛过去)，向奶奶表达爱心。我觉得，《我一直走》对儿童的“游玩、闲逛”这种身体生活是作为有价值的成长方式给予充分肯定的，而“我”因游玩而不断改变“一直走”的方向，但却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这一情节设定则显示了作家对“游玩、闲逛”的儿童走向健全的成长道路是抱有坚定信心的。
显然，《我一直走》与《小花公鸡》不同，前者是尊重身体生活、主张身体教育的儿童文学作品。
我想到了美国的教育哲学家杜威说过的话：“为灌输知识而组织的实物教学，不管有多少，绝不能代替关于农场和田园的动植物的直接知识。这种直接知识是通过在动植物中的实际生活，照料动植物而获得的。”杜威的观点在今天似乎更具有启示意义。在电子媒介的映像技术手段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教育者们往往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讲述果树吐蕊、开花、结果的过程，只消用五分钟的教学片来演示，就活灵活现，就是直观的了，用不着花费那么多的时日进行实地考察。对此，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不以为然，他认为，映像技术的发达和普及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技术手段拉近了世界同儿童的距离。为他们迅速地认识各种事物和现象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它又使儿童远离了自然界，假如与大自然的直接接触被对个别自然现象的‘简化’和‘假定’地观看替代的话。大自然比任何‘简化’的有关信息要丰富有趣得多……自然界中包容着对儿童来说通俗易懂却又纷繁的事件、物体、现象和因果关系、规律性。这些信息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它们易于为儿童接受，它们正是儿童所能进入的世界。它们也正是儿童观念、概念、思想、概括和判断的直接来源。换句话说，大自然乃是‘儿童思想’的发源地。”
二、“让孩子的心灵去闲逛”
我认为，比苏霍姆林斯基所警惕的技术信奉更危险可怕的是拔苗助长、立竿见影、膜拜书本知识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念。这种观念不仅使儿童与大自然隔开，而且还使儿童与“儿童社会”以及一般社会隔开。功利主义教育者最想做的，是尽可能地让孩子面对书本，特别是面
几年前，我在思考中国(儿童)的童年生态状况时，曾经指出当前的童年生态面临着根本性危机。并且认为：“其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童年的身体生活的被挤压甚至被剥夺，从而造成了儿童生活中的身体不在场。出于功利主义的打算，成人(家长、教师们)对书本文化顶礼膜拜，却抽取掉在儿童成长中具有原点和根基意义的身体生活。这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教育，不仅难以使儿童成才，甚至难以使儿童成‘人”’。
为什么我说抽取掉身体生活，膜拜书本文化的儿童教育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教育呢?因为身体生活是五种感官相互活化所感知的生活，通过身体的行动获得的生活，立足于坚实的感性基础；书本知识则是省略掉个人感性经验的普遍认识，当它脱离学习者的感性体验之后，便容易被悬置成空中楼阁。我认为，这种情形与当年卢梭对约翰·洛克的批判有些相似。卢梭说：“用理性去教育孩子，是洛克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个原理在今天是最时髦不过了；然而在我看来，它虽然是那样时髦，但远远不能说明它是可靠的；就我来说，我发现，再没有谁比那些受到许多理性教育的孩子更傻的了。在人的一切官能中，理智这个官能可以说是由其他各种官能综合而成，因此它最难于发展，而且也发展得迟；但是有些人还偏偏要用它去发展其他的官能哩!一种良好教育的优异成绩就是造就一个理性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就企图用理性去教育孩子!”卢梭认为，这种教育打乱了教育的次序，得到的只是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
对儿童而言，没有身体生活作为感性根基，直接的理性知识或观念的灌输是难以接受的。可是，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就忽视身体生活，眼睛总是盯在书本知识或抽象观念上。我想结合与教育有血缘关系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一具体分析。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写过童话《小花公鸡》。故事里写的小花公鸡在家里“淘气”。在学校里“调皮捣蛋”。有一次，老师上课讲什么是“果子”，老师说：“果子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很多果子是红红的，又甜又酸，吃下去对身体很好，这样的果子在野外很多……”小花公鸡想尝尝果子是什么滋味。就从课堂里溜了出来，跑到野外，找到很多海棠、山楂等果子，吃了下去。后来，他又把红辣椒当成果子吃了，结果辣得嗓子像着了火。“以后呢，小花公鸡可再不敢乱淘气了，遇见了什么事他都要想一想。”小花公鸡“变成了一个用心听课的好学生了”。
在这个故事里，作家是把小花公鸡当作坏孩子、坏学生看待的。作为“不好好地听老师讲课”的事例。作品主要讲述了小花公鸡去野外品尝果子，结果误吃了红辣椒，受到了不好好听课的惩罚的故事。但是，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到小花公鸡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旺盛的求知欲，并为学习知识去积极行动、实践的真正的好学生。他去野外亲自品尝果子的滋味，并从吃辣椒的体验中得到了有的果子是红红的，但是，红红的东西不都是果子这一以感性认识为前提的逻辑思考。可以说，小花公鸡以儿童真正应该采用的方式，学习到了正确的知识，这种方式，比书本上、课堂上的单纯理性灌输要可靠和有力量得多。但是，我从这个故事里看到的是，作家似乎在主张，学习“果子是红红的，但是，红红的东西不都是果子”这一知识，只需要“用心听课”即学习书本知识就行了。而对走人大自然的小花公鸡的身体学习却不以为然。
下面，我们看看另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儿童教育观念。
《我一直走》是日本的一篇幼儿图画故事：奶奶给“我”(幼儿)打来电话，让他一个人到奶奶家来。“我”问奶奶路怎么走，奶奶告诉“我”，沿着你家窗前的大路一直走就会走到。“我”又问，哪座房子是奶奶的家呢?奶奶让他自己去问。于是“我”出发了，沿着窗前的大路一直走。一直走就来到了乡间的小路，路边有一朵野花。“我”去摘下野花，然后又一直走(其实已改变方向，走进了田野。以后，“我”每遇到一个事物，就改变一次方向)。在“一直走”的路上，“我”遇到一群群蝴蝶，又采摘下野草莓(自己吃了一枚，给奶奶留了一枚)，蹚过小河。翻过山坡，遇到一间木屋(马厩)、一间小屋(狗窝)、一座养蜂棚，在探明都不是奶奶家后，又一直向前走，最后走到一间屋前，伸头探望时，奶奶迎了出来。在吃着奶奶为“我”准备的大蛋糕时，“我”将那只野草莓送给了奶奶。
也许对成人来说，这是一篇十分荒诞的作品，但对特定年龄阶段的幼儿，它却恰恰是真实的作品。男孩儿在走向目的地(奶奶家)的路上作了许多“游玩、闲逛”，但是正因如此，他的旅途才充满了乐趣，并获得了关于大自然和生活的真实的知识。“游玩、闲逛”赋予他新鲜的经验，让他了解到野花的芬芳，野草莓的美味，知道了什么是马厩、狗屋、养蜂棚。并学会靠自己战胜困难(遇到小溪，脱下鞋子膛过去)，向奶奶表达爱心。我觉得，《我一直走》对儿童的“游玩、闲逛”这种身体生活是作为有价值的成长方式给予充分肯定的，而“我”因游玩而不断改变“一直走”的方向，但却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这一情节设定则显示了作家对“游玩、闲逛”的儿童走向健全的成长道路是抱有坚定信心的。
显然，《我一直走》与《小花公鸡》不同，前者是尊重身体生活、主张身体教育的儿童文学作品。
我想到了美国的教育哲学家杜威说过的话：“为灌输知识而组织的实物教学，不管有多少，绝不能代替关于农场和田园的动植物的直接知识。这种直接知识是通过在动植物中的实际生活，照料动植物而获得的。”杜威的观点在今天似乎更具有启示意义。在电子媒介的映像技术手段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教育者们往往陷入一种错觉：以为讲述果树吐蕊、开花、结果的过程，只消用五分钟的教学片来演示，就活灵活现，就是直观的了，用不着花费那么多的时日进行实地考察。对此，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不以为然，他认为，映像技术的发达和普及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技术手段拉近了世界同儿童的距离。为他们迅速地认识各种事物和现象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它又使儿童远离了自然界，假如与大自然的直接接触被对个别自然现象的‘简化’和‘假定’地观看替代的话。大自然比任何‘简化’的有关信息要丰富有趣得多……自然界中包容着对儿童来说通俗易懂却又纷繁的事件、物体、现象和因果关系、规律性。这些信息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它们易于为儿童接受，它们正是儿童所能进入的世界。它们也正是儿童观念、概念、思想、概括和判断的直接来源。换句话说，大自然乃是‘儿童思想’的发源地。”
二、“让孩子的心灵去闲逛”
我认为，比苏霍姆林斯基所警惕的技术信奉更危险可怕的是拔苗助长、立竿见影、膜拜书本知识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念。这种观念不仅使儿童与大自然隔开，而且还使儿童与“儿童社会”以及一般社会隔开。功利主义教育者最想做的，是尽可能地让孩子面对书本，特别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