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和妈在高邮湖上照过一张照片。微风吹拂着他们的白发，两人都笑眯眯的。爸在讲，妈在听。都说这张照片拍得好，人戏称“高邮湖上老鸳鸯”，爸和妈对这个称呼是赞许的。
　　 这对“老鸳鸯”在风风雨雨中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他们并不相互表白自己的忠诚，也不把彼此的感情作为宣扬的资本。爸搞创作，浪漫的色彩多一些;妈搞新闻，比较实际。他们这一辈子，真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的产物。
　　 他们相识于昆明。“昆明”和“西南联大”几十年来都是最让他们兴奋的话题。
　　 妈说：“我们外文系的女生谁会看得上学中文的男生？尽是些穿长衫布鞋的乡下人！倒是听说过有个才子叫作汪曾祺。”爸说：“都说外文系有个林黛玉式的美人，远远地看过。长得真是清秀，可是病歪歪的！”
　　 曾听妈的一个同学说，“松卿那时身体虚弱到常常扶着墙喘息，没想到居然一直活下来，还生一大窝孩子！”（妈不悦地说：就三个！）
　　 妈生长在南洋一个华侨医生的家庭，家境优裕。自幼因学业超群而备受宠爱，在香港获得过全港中学国文比赛第一名;在女校读书时还演过《雷雨》中的周萍，据说扮相俊美。妈是兄弟姐妹中的大姐，颇具“当家做主”的天性，又比爸大着两岁，所以很自然地“管”着他。她常说，爸因为从小就没了亲娘，“生活习惯特坏”。
　　 在爸的早期小说《牙疼》里，有一个不断催促甚至央求他去看牙医的S，而牙疼的人却总是脱逃，且暗自得意。早年的《落魄》中，也有这个S，那就是施松卿。不过管归管，爸这个散漫惯了的人依然散漫，在物质上仍无奢求。抗日战争胜利后，爸去上海找工作，妈则回福建调养身体。在散文《“膝行的人”引》中，可以读出当时爸对妈的思念。
　　 后来北京大学西语系给妈寄了聘书，请她担任英语助教。妈到北大后，爸也从上海到了北京，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做了抄卡片的小职员。
　　 1958年，爸被“补”成“右派”。批判之后，降了三级工资，“发配”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改造。那时哥哥还没有上学，我五岁，妹妹才三岁。在沙岭子的几年里，日子过得苦一些，但是有了和劳动人民实实在在接触的机会。
　　 最使爸欣慰的是，在那里并未太受到歧视。当地的农业工人说：老汪人性不赖！爸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更加平淡了。”这段生活，使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二个小说集《羊舍的夜晚》，也在后来的许多作品中留下了亮丽的颜色。
　　 爸离休，妈退休。两人退下来后，爸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妈妈则不断揽回许多新闻和其他学术方面的文章翻成英文——这是她的本行。
　　 爸老说她：“我真不明白，你干这些有什么乐趣？还不是给别人作嫁衣！”“你自己有那么丰富的故事，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写些东西留下来呢？”（妈平时喜欢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极有意思的事，爸很羡慕妈的丰富经历;40年代时妈曾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过文笔清丽的作品。）
　　 妈直截了当地说：“我得这么干。我得多挣点钱，我要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我要补贴孩子们的生活！”爸不断地替妈惋惜，而妈却始终没有把她多彩的经历变成优美的文字。
　　 都说爸的文章清新、洒脱，他真是常常处在云里雾里。他不善于也不屑于料理俗务。妈是爸真正的秘书，寄书、寄信、寄稿子，取稿费、整理文稿都是妈的事。七十多岁的人，整天在家里忙，在外面跑，乐此不疲。
　　 爸的客人很多，送往迎来都是妈的事。爸和客人海阔天空地聊，妈总是笑眯眯地端上热茶，嘘寒问暖的;赶到饭口上，还要张罗弄饭。客人们说，爸和妈是他们见到的最好的一对夫妻，那么知心、那么默契、那么平和。他们不知道，爸和妈天天都有争吵，而且谁也不让着谁。很少为生活琐事，多是为了自己一定要堅持的一个什么观点。尤其是有评论文章把爸高高地捧起时，妈一定会非常及时地、毫不含糊地朝他大泼冷水。他们很习惯这种争论，我们兄妹也觉得这十分自然。
　　 1995年底，妈一下子摔倒了，因为心脑血管病。妈住院了，没有人管着爸抽烟，限制他喝酒，没有人和他拌嘴，也没有人大呼小叫着“老头儿——”，趿拉着拖鞋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地“影响”他写东西。家里真的清静了。假期我带了女儿回家小住，爸神色黯然地说：“老头儿寂寞。”
　　 妈出院后，身体很弱，一直卧在床上，心脏也经不得喜怒哀乐的刺激了。爸在书房写作，只要妈一叫“曾祺——”，就马上放下笔，颠颠地过去看。爸尽量和妈聊些轻松的、让她愉快的话题，连声音都是轻柔的。有一次妈忽然说：“曾祺，我爱你。”爸竟一脸惊异，大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极少甚至没有听到过妈说这句话。
　　 1997年5月16日，爸因肝硬化大出血而匆匆地离去。商量了许久，我们决定不把这个噩耗告诉妈。我们轮番编出谎话骗妈，强作笑颜地说爸怎样怎样了。每次门一响，有人进屋，妈无神的双眼马上就会炯炯起来，用足了气力说：“爸回来了！”
　　 （节选自汪朗、汪明、汪朝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