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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和妈在高邮湖上照过一张照片。微风吹拂着他们的白发,两人都笑眯眯的。爸在讲,妈在听。都说这张照片拍得好,人戏称“高邮湖上老鸳鸯”,爸和妈对这个称呼是赞许的。
这对“老鸳鸯”在风风雨雨中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他们并不相互表白自己的忠诚,也不把彼此的感情作为宣扬的资本。爸搞创作,浪漫的色彩多一些;妈搞新闻,比较实际。他们这一辈子,真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的产物。
他们相识于昆明。“昆明”和“西南联大”几十年来都是最让他们兴奋的话题。
妈说:“我们外文系的女生谁会看得上学中文的男生?尽是些穿长衫布鞋的乡下人!倒是听说过有个才子叫作汪曾祺。”爸说:“都说外文系有个林黛玉式的美人,远远地看过。长得真是清秀,可是病歪歪的!”
曾听妈的一个同学说,“松卿那时身体虚弱到常常扶着墙喘息,没想到居然一直活下来,还生一大窝孩子!”(妈不悦地说:就三个!)
妈生长在南洋一个华侨医生的家庭,家境优裕。自幼因学业超群而备受宠爱,在香港获得过全港中学国文比赛第一名;在女校读书时还演过《雷雨》中的周萍,据说扮相俊美。妈是兄弟姐妹中的大姐,颇具“当家做主”的天性,又比爸大着两岁,所以很自然地“管”着他。她常说,爸因为从小就没了亲娘,“生活习惯特坏”。
在爸的早期小说《牙疼》里,有一个不断催促甚至央求他去看牙医的S,而牙疼的人却总是脱逃,且暗自得意。早年的《落魄》中,也有这个S,那就是施松卿。不过管归管,爸这个散漫惯了的人依然散漫,在物质上仍无奢求。抗日战争胜利后,爸去上海找工作,妈则回福建调养身体。在散文《“膝行的人”引》中,可以读出当时爸对妈的思念。
后来北京大学西语系给妈寄了聘书,请她担任英语助教。妈到北大后,爸也从上海到了北京,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做了抄卡片的小职员。
1958年,爸被“补”成“右派”。批判之后,降了三级工资,“发配”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改造。那时哥哥还没有上学,我五岁,妹妹才三岁。在沙岭子的几年里,日子过得苦一些,但是有了和劳动人民实实在在接触的机会。
最使爸欣慰的是,在那里并未太受到歧视。当地的农业工人说:老汪人性不赖!爸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更加平淡了。”这段生活,使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二个小说集《羊舍的夜晚》,也在后来的许多作品中留下了亮丽的颜色。
爸离休,妈退休。两人退下来后,爸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妈妈则不断揽回许多新闻和其他学术方面的文章翻成英文——这是她的本行。
爸老说她:“我真不明白,你干这些有什么乐趣?还不是给别人作嫁衣!”“你自己有那么丰富的故事,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写些东西留下来呢?”(妈平时喜欢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极有意思的事,爸很羡慕妈的丰富经历;40年代时妈曾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过文笔清丽的作品。)
妈直截了当地说:“我得这么干。我得多挣点钱,我要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我要补贴孩子们的生活!”爸不断地替妈惋惜,而妈却始终没有把她多彩的经历变成优美的文字。
都说爸的文章清新、洒脱,他真是常常处在云里雾里。他不善于也不屑于料理俗务。妈是爸真正的秘书,寄书、寄信、寄稿子,取稿费、整理文稿都是妈的事。七十多岁的人,整天在家里忙,在外面跑,乐此不疲。
爸的客人很多,送往迎来都是妈的事。爸和客人海阔天空地聊,妈总是笑眯眯地端上热茶,嘘寒问暖的;赶到饭口上,还要张罗弄饭。客人们说,爸和妈是他们见到的最好的一对夫妻,那么知心、那么默契、那么平和。他们不知道,爸和妈天天都有争吵,而且谁也不让着谁。很少为生活琐事,多是为了自己一定要堅持的一个什么观点。尤其是有评论文章把爸高高地捧起时,妈一定会非常及时地、毫不含糊地朝他大泼冷水。他们很习惯这种争论,我们兄妹也觉得这十分自然。
1995年底,妈一下子摔倒了,因为心脑血管病。妈住院了,没有人管着爸抽烟,限制他喝酒,没有人和他拌嘴,也没有人大呼小叫着“老头儿——”,趿拉着拖鞋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地“影响”他写东西。家里真的清静了。假期我带了女儿回家小住,爸神色黯然地说:“老头儿寂寞。”
妈出院后,身体很弱,一直卧在床上,心脏也经不得喜怒哀乐的刺激了。爸在书房写作,只要妈一叫“曾祺——”,就马上放下笔,颠颠地过去看。爸尽量和妈聊些轻松的、让她愉快的话题,连声音都是轻柔的。有一次妈忽然说:“曾祺,我爱你。”爸竟一脸惊异,大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极少甚至没有听到过妈说这句话。
1997年5月16日,爸因肝硬化大出血而匆匆地离去。商量了许久,我们决定不把这个噩耗告诉妈。我们轮番编出谎话骗妈,强作笑颜地说爸怎样怎样了。每次门一响,有人进屋,妈无神的双眼马上就会炯炯起来,用足了气力说:“爸回来了!”
(节选自汪朗、汪明、汪朝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这对“老鸳鸯”在风风雨雨中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他们并不相互表白自己的忠诚,也不把彼此的感情作为宣扬的资本。爸搞创作,浪漫的色彩多一些;妈搞新闻,比较实际。他们这一辈子,真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的产物。
他们相识于昆明。“昆明”和“西南联大”几十年来都是最让他们兴奋的话题。
妈说:“我们外文系的女生谁会看得上学中文的男生?尽是些穿长衫布鞋的乡下人!倒是听说过有个才子叫作汪曾祺。”爸说:“都说外文系有个林黛玉式的美人,远远地看过。长得真是清秀,可是病歪歪的!”
曾听妈的一个同学说,“松卿那时身体虚弱到常常扶着墙喘息,没想到居然一直活下来,还生一大窝孩子!”(妈不悦地说:就三个!)
妈生长在南洋一个华侨医生的家庭,家境优裕。自幼因学业超群而备受宠爱,在香港获得过全港中学国文比赛第一名;在女校读书时还演过《雷雨》中的周萍,据说扮相俊美。妈是兄弟姐妹中的大姐,颇具“当家做主”的天性,又比爸大着两岁,所以很自然地“管”着他。她常说,爸因为从小就没了亲娘,“生活习惯特坏”。
在爸的早期小说《牙疼》里,有一个不断催促甚至央求他去看牙医的S,而牙疼的人却总是脱逃,且暗自得意。早年的《落魄》中,也有这个S,那就是施松卿。不过管归管,爸这个散漫惯了的人依然散漫,在物质上仍无奢求。抗日战争胜利后,爸去上海找工作,妈则回福建调养身体。在散文《“膝行的人”引》中,可以读出当时爸对妈的思念。
后来北京大学西语系给妈寄了聘书,请她担任英语助教。妈到北大后,爸也从上海到了北京,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做了抄卡片的小职员。
1958年,爸被“补”成“右派”。批判之后,降了三级工资,“发配”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改造。那时哥哥还没有上学,我五岁,妹妹才三岁。在沙岭子的几年里,日子过得苦一些,但是有了和劳动人民实实在在接触的机会。
最使爸欣慰的是,在那里并未太受到歧视。当地的农业工人说:老汪人性不赖!爸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更加平淡了。”这段生活,使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二个小说集《羊舍的夜晚》,也在后来的许多作品中留下了亮丽的颜色。
爸离休,妈退休。两人退下来后,爸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妈妈则不断揽回许多新闻和其他学术方面的文章翻成英文——这是她的本行。
爸老说她:“我真不明白,你干这些有什么乐趣?还不是给别人作嫁衣!”“你自己有那么丰富的故事,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写些东西留下来呢?”(妈平时喜欢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极有意思的事,爸很羡慕妈的丰富经历;40年代时妈曾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过文笔清丽的作品。)
妈直截了当地说:“我得这么干。我得多挣点钱,我要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我要补贴孩子们的生活!”爸不断地替妈惋惜,而妈却始终没有把她多彩的经历变成优美的文字。
都说爸的文章清新、洒脱,他真是常常处在云里雾里。他不善于也不屑于料理俗务。妈是爸真正的秘书,寄书、寄信、寄稿子,取稿费、整理文稿都是妈的事。七十多岁的人,整天在家里忙,在外面跑,乐此不疲。
爸的客人很多,送往迎来都是妈的事。爸和客人海阔天空地聊,妈总是笑眯眯地端上热茶,嘘寒问暖的;赶到饭口上,还要张罗弄饭。客人们说,爸和妈是他们见到的最好的一对夫妻,那么知心、那么默契、那么平和。他们不知道,爸和妈天天都有争吵,而且谁也不让着谁。很少为生活琐事,多是为了自己一定要堅持的一个什么观点。尤其是有评论文章把爸高高地捧起时,妈一定会非常及时地、毫不含糊地朝他大泼冷水。他们很习惯这种争论,我们兄妹也觉得这十分自然。
1995年底,妈一下子摔倒了,因为心脑血管病。妈住院了,没有人管着爸抽烟,限制他喝酒,没有人和他拌嘴,也没有人大呼小叫着“老头儿——”,趿拉着拖鞋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地“影响”他写东西。家里真的清静了。假期我带了女儿回家小住,爸神色黯然地说:“老头儿寂寞。”
妈出院后,身体很弱,一直卧在床上,心脏也经不得喜怒哀乐的刺激了。爸在书房写作,只要妈一叫“曾祺——”,就马上放下笔,颠颠地过去看。爸尽量和妈聊些轻松的、让她愉快的话题,连声音都是轻柔的。有一次妈忽然说:“曾祺,我爱你。”爸竟一脸惊异,大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极少甚至没有听到过妈说这句话。
1997年5月16日,爸因肝硬化大出血而匆匆地离去。商量了许久,我们决定不把这个噩耗告诉妈。我们轮番编出谎话骗妈,强作笑颜地说爸怎样怎样了。每次门一响,有人进屋,妈无神的双眼马上就会炯炯起来,用足了气力说:“爸回来了!”
(节选自汪朗、汪明、汪朝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