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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也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国家之一。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原因，选取贸易差额、GDP增长率和失业率等指标，对反倾销案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改善我国处于反倾销目标国不利地位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反倾销调查 贸易摩擦 计量检验
一、引言
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频繁的贸易摩擦。我国自1995年起始终处于全球反倾销案件最大的目标国。近年来，世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针对中国的案件不断增加。越来越少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案件数却仍在不断增加。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也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国家之一。频繁的反倾销调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应获取的利益。而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仅关系到两国自身的利益更关系到世界贸易体系的格局，因此两国间的贸易问题也一直全世界学者关注的热点。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反倾销原因的定性分析各不相同。Blonigen认为，提起反倾销的根本原因在于贸易保护主义。而Chad P. Bown在分析了中国的贸易处境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加入WTO对贸易环境并没有改善作用，反倾销案件数量不降反升。定量分析中，Michael M. Knetter和Thomas J. Prusa采取了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发现美国GDP与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呈现负相关。
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很多成绩。刘遵义和冯国钊认为进口和出国的统计误差和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也对中美贸易摩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赵晓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至少持续20年。 定量分析中，沈国兵利用Logit模型得出结论，贸易不平衡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这两个指标都对反倾销案件数产生了影响。
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将以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根据理论分析选取关键指标，进行计量检验。
三、美国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
（一）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美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大目标国。近年来，美国反倾销案件总量在逐渐减少，但针对中国提起的案件数量与所占比例却都在增加。
图1 美国提起反倾销案件总数及对华案件数
（二）在所有针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中，按总量排名，印度和美国分别名列第一、第二。而在最终执行案件数排名上，美国高居首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三）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行业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已涉及化工、轻工、冶金、机械、金属制品、造纸、纺织和医药等多个行业。
四、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
（一）国际因素。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发展非常迅速。近年来，世界经济很不稳定。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经济低迷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反倾销就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保护本国贸易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经济危機，美国更加严格的阻止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因而成为了西方国家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目标。
（二）美国方面的因素。①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衰退，失业率也达到了大萧条之后的最高水平，贸易逆差也就变得更加敏感。②战略考虑。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相比于美国受到的重创，受到的影响显然小得多，因此美国借机对中国的贸易进行限制。③政治因素。每逢美国大选之年美国对外发起的案件数都激增，趋势见图2。很早就有学者认为，在大选之年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已经成为选举的拉票手段。美国近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最受选民关心，也是两党争取选票的重头戏。为拉拢选民，美国政客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趋于强硬，试图通过贸易保护增加国内就业来大选中获得更高的支持率。
图2 美国大选年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
（三）中国方面的因素。中国的出口结构。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赋予了中国出口的产品低成本和低价格，这本是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是遭到美国的抵制。此外，中国监控出口增长、进行反倾销预警的能力不足，是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原因之一。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择以下因素进行检验：选取反倾销案件数为被解释变量AND；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美国国内失业率和美中贸易逆差额作为解释变量GDR、UEM和DEF。数据的时间区间为2001年至2009年。
（二）假设条件
假设1：美国对华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即美国的经济增长越快，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越少。相反地，当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案件数也随之上升。假设2：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国的失业率呈正相关。即美国的失业率越高，国内产业遭受的威胁越大，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也同样增加。假设3：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中贸易逆差正相关。逆差越大，美国政府为改变这种境遇便会付诸于反倾销调查。
（三）计量检验
本文分别对这三个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ADN=a1+b1GDR+μi
ADN=a2+b2UEM+μi
ADN=a3+b3DEF+μi
然后，将相关数据代入EViews 6.0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做下一步，通过EG协整回归验证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我们得出表1的结果：
表1 一维线性回归的解释变量
*10%显著性水平，**5%显著性水平
上表显示，该模型拟合度较好，解释变量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等式。
ADN=11.44958-0.777191GDR
（8.045140） （-2.567765）
ADN=-0.946565+1.628499UEM
（-0.228136） （2.312371） ADN=5.175291+3.37*10-7DEF
（2.381609） （1.674231）
实证结果显示，反倾销案件的数量与这三个因素都相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对其有负面影响。而失业率（UEM）和中美贸易逆差（DEF）这两个因素对中美反倾销案件呈正向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与其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负相关，美国失业率和贸易逆差则是导致提出反倾销数量增长的。
六、结论
经过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美国的經济形势和就业状况确实对其提出反倾销调查活动产生了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也是美国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在对美出口的同时，需要及时关注美国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的变化，以及美中贸易逆差额的变动，以便做好预警工作，防止和减缓遭遇反倾销调查的情况。
参考文献：
[1]邹昆仑.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双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J]，当代财经，2008（8）
[2]Bruce A.Blonigen.Working the system：firm learning and the antidumping process [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6（3）
[3]Chad P.Bown，Rachel McCulloch.U.S.-Japan and U.S.-China trade conflict export growth， reciprocity，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9（3）
[4]Michael M.Knetter，Thomas J.Prusa，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antidumping filings：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1）
Yuan Chingchang，Solomon W.Polachek，John Robst.Conflict and trad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4（4）
[5]冯国钊，刘遵义.对美中贸易平衡的新估算[J]，国际经济评论， 1999（5）
[6]赵晓.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时期[J]，国际经济评论， 2003（11）
[7]沈国兵.反倾销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3）
[8]Marcus Noland.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96（7）
[9]Banning Garret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2）
[10]Sanja Samirana Pattnayak. Linkages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firms， Technology spillovers， 2010
作者简介：刘雨薇（1989-），女，北京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李京（1972-），女，北京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副教授
关键词：反倾销调查 贸易摩擦 计量检验
一、引言
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频繁的贸易摩擦。我国自1995年起始终处于全球反倾销案件最大的目标国。近年来，世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针对中国的案件不断增加。越来越少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案件数却仍在不断增加。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也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国家之一。频繁的反倾销调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应获取的利益。而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仅关系到两国自身的利益更关系到世界贸易体系的格局，因此两国间的贸易问题也一直全世界学者关注的热点。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反倾销原因的定性分析各不相同。Blonigen认为，提起反倾销的根本原因在于贸易保护主义。而Chad P. Bown在分析了中国的贸易处境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加入WTO对贸易环境并没有改善作用，反倾销案件数量不降反升。定量分析中，Michael M. Knetter和Thomas J. Prusa采取了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发现美国GDP与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呈现负相关。
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很多成绩。刘遵义和冯国钊认为进口和出国的统计误差和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也对中美贸易摩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赵晓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至少持续20年。 定量分析中，沈国兵利用Logit模型得出结论，贸易不平衡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这两个指标都对反倾销案件数产生了影响。
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将以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根据理论分析选取关键指标，进行计量检验。
三、美国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
（一）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美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大目标国。近年来，美国反倾销案件总量在逐渐减少，但针对中国提起的案件数量与所占比例却都在增加。
图1 美国提起反倾销案件总数及对华案件数
（二）在所有针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中，按总量排名，印度和美国分别名列第一、第二。而在最终执行案件数排名上，美国高居首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三）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行业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已涉及化工、轻工、冶金、机械、金属制品、造纸、纺织和医药等多个行业。
四、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
（一）国际因素。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发展非常迅速。近年来，世界经济很不稳定。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经济低迷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反倾销就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保护本国贸易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经济危機，美国更加严格的阻止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因而成为了西方国家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目标。
（二）美国方面的因素。①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衰退，失业率也达到了大萧条之后的最高水平，贸易逆差也就变得更加敏感。②战略考虑。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相比于美国受到的重创，受到的影响显然小得多，因此美国借机对中国的贸易进行限制。③政治因素。每逢美国大选之年美国对外发起的案件数都激增，趋势见图2。很早就有学者认为，在大选之年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已经成为选举的拉票手段。美国近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最受选民关心，也是两党争取选票的重头戏。为拉拢选民，美国政客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趋于强硬，试图通过贸易保护增加国内就业来大选中获得更高的支持率。
图2 美国大选年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
（三）中国方面的因素。中国的出口结构。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赋予了中国出口的产品低成本和低价格，这本是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是遭到美国的抵制。此外，中国监控出口增长、进行反倾销预警的能力不足，是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原因之一。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择以下因素进行检验：选取反倾销案件数为被解释变量AND；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美国国内失业率和美中贸易逆差额作为解释变量GDR、UEM和DEF。数据的时间区间为2001年至2009年。
（二）假设条件
假设1：美国对华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即美国的经济增长越快，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越少。相反地，当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案件数也随之上升。假设2：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国的失业率呈正相关。即美国的失业率越高，国内产业遭受的威胁越大，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也同样增加。假设3：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中贸易逆差正相关。逆差越大，美国政府为改变这种境遇便会付诸于反倾销调查。
（三）计量检验
本文分别对这三个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ADN=a1+b1GDR+μi
ADN=a2+b2UEM+μi
ADN=a3+b3DEF+μi
然后，将相关数据代入EViews 6.0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做下一步，通过EG协整回归验证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我们得出表1的结果：
表1 一维线性回归的解释变量
*10%显著性水平，**5%显著性水平
上表显示，该模型拟合度较好，解释变量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等式。
ADN=11.44958-0.777191GDR
（8.045140） （-2.567765）
ADN=-0.946565+1.628499UEM
（-0.228136） （2.312371） ADN=5.175291+3.37*10-7DEF
（2.381609） （1.674231）
实证结果显示，反倾销案件的数量与这三个因素都相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对其有负面影响。而失业率（UEM）和中美贸易逆差（DEF）这两个因素对中美反倾销案件呈正向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与其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负相关，美国失业率和贸易逆差则是导致提出反倾销数量增长的。
六、结论
经过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美国的經济形势和就业状况确实对其提出反倾销调查活动产生了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也是美国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在对美出口的同时，需要及时关注美国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的变化，以及美中贸易逆差额的变动，以便做好预警工作，防止和减缓遭遇反倾销调查的情况。
参考文献：
[1]邹昆仑.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双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J]，当代财经，2008（8）
[2]Bruce A.Blonigen.Working the system：firm learning and the antidumping process [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6（3）
[3]Chad P.Bown，Rachel McCulloch.U.S.-Japan and U.S.-China trade conflict export growth， reciprocity，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9（3）
[4]Michael M.Knetter，Thomas J.Prusa，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antidumping filings：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1）
Yuan Chingchang，Solomon W.Polachek，John Robst.Conflict and trad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4（4）
[5]冯国钊，刘遵义.对美中贸易平衡的新估算[J]，国际经济评论， 1999（5）
[6]赵晓.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时期[J]，国际经济评论， 2003（11）
[7]沈国兵.反倾销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3）
[8]Marcus Noland.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96（7）
[9]Banning Garret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2）
[10]Sanja Samirana Pattnayak. Linkages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firms， Technology spillovers， 2010
作者简介：刘雨薇（1989-），女，北京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李京（1972-），女，北京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