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汪曾祺中期散文题材多样、立意鲜明，大家之气宛现。作者在力求适应形势需要，结合工作实际创作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寻求突破。挨批判的作品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乱象。从拟作制度性思考，实际已经是“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的《国子监》，到无法续写使之更完善因而惋惜、感叹，历时近半个世纪，表明作家的担当已经超出文学。
　　关键词：自豪；觉醒；思索；国子监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72-03
　　汪曾祺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散文、戏剧均有典范性作品。成就最高的是小说，其次为散文；作品数量最多的是散文，其次为小说。1993年出版的《汪曾祺文集》分别有散文卷和文论卷。而在他逝世以后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文论”归置于散文了。《全集》计八卷近200万字，其中散文卷计四卷约100万字。中期散文是指1956年至1958年创作的散文，共七篇。早期的最后一篇散文写于1948年，后期的第一篇散文写于1978年，也可以说三十年间他只写了七篇散文。文论性散文，三篇，文字量最大；生活类散文三篇，最具文学性；说古性质的散文一篇，属于制度性思考，为研究者忽略了。本期散文题材多样，表明作者努力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也凸显了个性。
　　一
　　汪曾祺1950年夏天回到北京，被分配在市文联工作。文联办了《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他先后在这两份刊物编辑部做编辑。1954年秋天，又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民间文学》。汪曾祺身为编辑，心系创作。本时期的文学创作要求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必须服务于政治。汪曾祺自以为不太熟悉宏观的现实生活，难以做到为政治服务，因而就不自觉地搁笔了。有人建议他另辟蹊径，根据历史小说的情节进行戏剧创作。为此，就有必要研究戏剧。《且说过于执》是观《十五贯》后感，也算是研究戏剧之作。《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以下简称《看法》）和《仇恨·轻蔑·自豪——读“义和团的传说故事”札记》（以下简称《自豪》）均接近于“职务”创作。
　　浙江省昆剧团整理演出的《十五贯》有全国性的影响。打倒“四人帮”以后本剧被拍成的电影更是风靡全国，为大平反起了造势的作用。过于执是其中的一个新创为主的人物。在朱素成的原著中有过于执这个人物。他身为县官枉断两命案而只受轻罚，但最终也显示了轻微的自责。过于执是一个比较中性，不太重要的人物。在新剧中他不啻是重要人物，而是一个艺术典型了。况钟顶住压力，多方调查，要查出个水落石出，而过于执则竭力阻挠调查，力图维持原来的错判。本剧创新过于执这个人物，说明在封建社会要平反冤假错案之难，难于上青天。汪曾祺是一个“会看”“门道”的观众。过于执，正如他的名字，过于固执，是一个典型人物：并不十分可恨，但所出之错置无辜者于死地，实际也是犯罪。他不是知错即改，而是死不认错，企图将错就错。这样的人七分可恨，十分可恶。塑造出这一个人物形象是一种创造。《且说过于执》最后说：“向创造性致敬！”创造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此为《十五贯》的主题。汪曾祺对于过于执一招一式的点评，让我想起他执笔改编的《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形象和唱词。
　　鲁迅先生没有写过专门研究民间文学的论文，但是他在多篇文章中“必要地或者附带地提到民间文学”。《看法》概述了鲁迅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基本看法。“鲁迅直率地把文艺分为消费者的文艺和生产者的文艺，并且指出了民间文艺是消费者的文艺。”这是鲁迅民间文学思想的精髓。“‘民间文学’的‘民’，‘人民’，大家对它的理解颇有分歧。”但“‘生产’，这说明‘人民’一词最本质的含义——产生的背景和最基本的主题，是：劳动。”鲁迅“承认民间文学在艺术上的优越性——刚健、清新。”鲁迅深情地记述农村民间文艺生活的文章有多篇，如《无常》、《朝花夕拾·后记》等。鲁迅先生“曾经生活在丰富的民间文学的感性世界之中，对民间文学有广泛的知识和兴趣。”少年汪曾祺也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感性世界之中。约6 000字的《看法》即发表于他此时担任编辑的《民间文学》。汪曾祺与鲁迅一样与民间文学有着亲密的接触。《看法》说：“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也仍然是当务之急。”这是汪曾祺写作本文的主要目的，也是本刊对读者和研究者的期盼。
　　《看法》开头部分说：“鲁迅先生时，在文艺上正面的，首当其冲的敌人，是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学派。”接下来的一大段便是批胡适。事过境迁，今天对鲁迅的研究深入、全面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也逐步走向公允。《看法》虽然符合当时的特定需要但显然有偏颇。《看法》的结尾部分说：“因为时间力量所限，一时不能深论，只能这样笼统地提一提。”“今天描述其对民间文学的一点基本看法，供大家参考，如上。”这或许是作者草率成篇的痕迹吧。
　　《自豪》是一篇读后感。其中论及的《渔童》是幻想故事。“鱼盆鱼盆摇摇，清水清水飘飘！”“清水清水流流，金鱼金鱼游游！”这样的四节短歌，“轻快、鲜明、富于音乐性，不仅它本身异常优美，而且使整个故事都具有均衡的节奏，增加了色彩和动态。”老渔翁为“鱼盆”归属与牧师斗嘴而突然昏倒，鱼盆不慎摔破，蹦出个鱼童。鱼童把鱼竿一抖，“鱼竿正钓住牧师的嘴上膛。”这种侮辱敌人的办法，让作者想起高尔基笔下的哥萨克人所编的故事：猎狗吃掉了省长，连肩章也吃掉了。他们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可以侮辱自己省长的办法了。“最奇特、最锐利、最有力量的幻想，正是产生于最强烈、最深刻、最残酷的现实之中。”可贵的幻想精神！
　　《自豪》说：现实性传说的“可靠程度是超过许多官方和私家的记载的。”其中《张头和李头》清楚地道出了人民与统治者及洋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张头、李头终于明白了，官家和洋人“都是给老百姓造罪的”。“我们可看清了！不听你们官家的，也不听你们洋毛子的，我们该听我们自己的啦！”可贵的觉醒意识！汪曾祺认为“‘扫清灭洋’比较符合义和团运动的本来面目”。 　　《自豪》是汪曾祺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反党”作品之一。在单位领导发动的批判会上，一位同事义正词严地责问汪曾祺：“瞧瞧，你这篇反党文章的题目！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通读全文可以看出，编者和作者仇恨的是官家，轻蔑的是洋人，为人民的觉醒意识和幻想精神自豪。
　　二
　　要修下水道了，大汽车上卸下鸡蛋大杏核大的石子和温柔、干净的沙，把一个空场子堆得完全变了样。最后又来了一个大到简直可以当房子住的水泥筒子。空场子本来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时间一长，孩子们知道了，是可以爬到这些建筑材料堆子上面去玩的。站在高处，许多东西看起来都是另外的样子了。“他们看见了许多肩膀和头顶，看见头顶上那些旋。他们看见马拉着车子的时候脖子上的鬃毛怎样一耸一耸地动。”忽然，有一个在圆筒子里面跑跳的孩子欢呼起来：“我已经顶到筒子顶了，我没有踮脚！”下水道终于修成了，地面恢复了宽广、平坦。陪伴孩子玩耍的作者在《下水道和孩子》中写道：“多给孩子们写一点神奇的，惊险的故事吧。”——这一句话放在括号里，单独作为一个自然段，居于中间部分。显然，这是主题。孩子们需要符合他们身心健康的文艺作品。
　　《冬天的树》包括三个短篇：《冬天的树》、《标语》、《公共汽车》。极短篇《冬天的树》（以下简称《冬》）不足200字，可以当作散文诗来读。一共十个自然段，除了最后一个，都以“冬天的树”作为句首即段首，使得本文具有排比句意味。“冬天的树，轻轻地，轻轻地呼吸着，树梢隐隐地起伏。冬天的树在静静地思索。”本文发表于1957年上半年，与其说是树在思索，不如说作者在思索。
　　《冬》与写作、发表为同时的《早春》可以对读。《早春》为组诗，计五首，其中第三首也叫《早春》（以下简称《春》），全诗为：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的绿色的呼吸。本诗的主体是原本即有的括号中的话。汪曾祺多篇作品中都对有些句子加了括号，这是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的关键句。一《冬》一《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注现实、观察自然、勤于思考、热爱生活、热爱春天、融入春天、享受生活的作家。《春》是当年作者被补划为右派挨批判的又一篇“反党”作品。批判《春》的同事，因为义愤填膺而满脸通红，对全场大声疾呼：“同志们看看，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汪曾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什么程度了？”
　　“把墨水瓶盖起来，椅子推到桌子底下，摸一摸钥匙，走。立刻，这个城市变了样子。人走到街上来，变成了队伍。”游行过去了，标语留下来了。“标语贴在日常生活里。”几百字的《标语》浓缩了人民大众的日常政治生活。
　　《公共汽车》有两个部分组成：“我”的孩子在公共汽车上的所说所想及家长即作者的应对；“我”眼中的各色各样的售票员和司机。“我的孩子跟我说了不只一次了：‘我长大了开公共汽车。’”于是，我带着孩子往前挤：“劳驾，劳驾，我们这孩子，唉！要看开汽车，唉。”下文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样的售票员和司机——客观上起到这个作用。
　　“一个长着浅浅的络腮胡子和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的角色。他在最挤的一趟车快要到达终点站的时候还是声若洪钟。”“大声地说了那么多话而能一点不声嘶力竭，气急败坏，这不只是个嗓子的问题。”这是精神风貌、工作态度的问题。“每一次他都是把最后一句话说完，车也就到了站，他就在最后一个字的尾音里拉开了车门。”一个四十多岁的司机，“在路上遇到什么人乱跑或者前面的自行车把不住方向，情况颇为紧急时，从不大惊小怪，不使得一车的人都急忙地伸出头来往外看，也不大声呵斥骑车行路的人。”人是各色各样的。售票员和司机也是各色各样的。“我看过一个面色苍白的，萎弱的售票员，他几乎早上一出车时就打不起精神来。他含含糊糊地，口齿不清地报着站名，吃力地点着钱，划着票；眼睛看也不看，带着淡淡的怨气呻吟着：‘不下车的往后面走走，下面等车的人很多。’”但是，作者以正面描写为主，也指出了不应该有的工作态度。平凡劳动者需要良好的精神状态。今天，公交公司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本文是好教材。一般读者会领悟出来：原来散文可以这么写。生活中的美太多太多。写作散文的题材随处可见。
　　《星期天》包括《海绵球拍》和《竹壳热水壶》。在郊区候车的回廊里坐着一个小伙子，手里握着一个全新的海绵球拍。“他握着球拍的手指轻微地但是强烈地在拨动，甚至他的肢体也在隐约地展缩着。很显然，他完全沉浸在乒乓球的音乐和诗意里了。”作者通过《海绵球拍》展示了憧憬美好生活的年轻人。世界是年轻人的！中国的未来是年轻人的！祝福年轻人。
　　“这是一个可以入画的鞋匠。”“他是欢快的，他没有排解不去的忧愁。他没有在，他的摊子在……箱子上面压着一张字条：‘鞋匠回家吃饭去了，取鞋的同志请自己捡出拿走。’”作者每次经过这里，总要看看他。“他正在忙碌着，带着他那有条有理，从容不迫的神态……从箱子旁边拿起一个竹壳热水壶，非常欣慰地，满足地，把水沏在一把瓷壶里。”《竹壳热水壶》最后一句是：“感谢我们这个充满温情的社会！”
　　本篇和上一篇一样，展现了作者亲眼所见的普通人的欢快人生。这一组散文和前期即四十年代的一组散文同为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但有着显著的区别：前十三期是“心死”的下层人，作者为其悲哀；本期是快乐的劳动者，作者羡慕他们，赞美他们。究其原因：客观上，时代变了，普通人精神状态变了；主观上，作者在有意为之——努力按照舆论导向来写作。汪曾祺的文学才能通过这一类散文充分表现出来了。比起前面的“职务”写作，他更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三
　　汪曾祺很看重《国子监》这一篇散文，1987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收入散文仅有12篇，第一篇即本篇。散文篇首语是：“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可见。本篇是作者主动去写，花了好大气力才写出来的散文。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历代名称虽异，但大都是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老董所供职的国子监，规模巨大、独特。主建筑辟雍殿，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建起来的。北京有名的建筑，辟雍殿排为老四——排在它前面的只有天安门、天坛祈年殿和故宫角楼。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历代皇帝都重视国子监。 　　国子监的课业颇为稀松，六年毕业。“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为县级干部，或为县长（知县）、副县长（县丞），或为教育科长（训导）。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皇帝重视的原因，国子监对学生的吸引力均在于此。
　　“国子监祭酒（校长）是个清贵的官员”。“一般做官的对这个职务不感兴趣。朝廷也知道这种心理”，所以一般不到三年就调任。祭酒一年的俸银1 260两。他自然还有其他进项，如卖监照一项每年可得5 000两。国子监的上上下下，从祭酒到看门扫地的如老董都心照不宣地搞点“创收”。明景泰蓝帝以后，捐监之风大开。“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国子监的差事也都是世袭。这是一宗产业，可以卖，也可以顶出去。”老董的职位就是世袭来的。
　　汪曾祺说：“我所以不惮其烦地（把国子监）缕写出来，用意是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他说，与老董深谈了以后“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明白了什么叫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畸形的社会。这是作者想让我们知道的，知道它才好改造它。
　　汪曾祺1948年春末夏初认识老董，1954年写作《国子监》，1957年3月号《北京文艺》发表此文。1948年，初到北京的汪曾祺生活无着，沈从文为他在历史博物馆找了一份工作。老董当过国子监的差，此时是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只管掸掸办公室的尘土，拔拔广坪石缝中的草”。他俩是“同事”。汪曾祺在博物馆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1993年，汪曾祺写作了可谓《国子监》续篇的《老董》，载当年的《追求》上——作者追求什么？这篇不足2 000字的散文有两大段引文——均引自《国子监》，占全文的五分之二。引文是《国子监》的内容提要。引文之一，说明老董在国子监侍候过翁同禾的荣耀（实质是说明材料的可靠性）；引文之二，说明卖大学毕业证书的所得以及去向。《老董》的基本意思有二：一是为老董所知的大量“珍贵的史料”没有记录下来而可惜；二是自己所知道的老董的方方面面。老董为汪曾祺写作《国子监》提供了一些材料，他拿本文稿费，买了一个鼻烟壶送给老董。
　　《国子监》约有7 000字。读者似乎不太注意这篇散文，忽视了作家的一片苦心。本文没有多大的艺术性，但思想意义、认识作用明显。汪曾祺说：“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一种文学艺术流派和倾向，其特点是：标新立异，宣扬革新。《国子监》旨在宣扬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