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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阐述了翻译的文化功能和译者的文化观的外延和内涵，并基于此深入探讨了译者伦理回归的意义和价值，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翻译中需要译者伦理回归。结论认为在当前“文化中国梦”的语境下，从事相关工作的译者应恪守文化伦理观，准确定位自身文化传播者身份，遵守职业精神，促进文化生态环境宽容和谐，共同繁荣。
关键词：翻译；伦理回归；生态翻译学；文化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2 — 0005 — 03
当前，在全国人民共筑“文化中国梦”的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翻译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一工程不仅对于继承传统、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力，传承和发展文化多元性具有良好促动，同时作为一种创新手段，对于培育新的文化经济增长点和竞争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加深世界对中华文化的外延和内涵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重述翻译的文化功能及译者伦理回归的课题尤显必要。对于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翻译的译者来说，必须明确定位自身所处的文化生态，在尊重、平等和公正精神的基础上，恪守职业操守，客观地在异质文化的天平上，放置等量的砝码，避免输出错误和文化意象误读，远离语言原生态污染的案例发生，避免造成各民族間的文化冲突和误伤，促进文化生态的宽容和谐和共荣。
一、翻译的文化功能和译者的文化观
自有民族交往以来，翻译活动始终发挥着建立跨语言交际渠道，联系和生发思想，丰富文化的作用。原始阶段的翻译阐释和传播宗教典籍，后来，翻译操练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方法。翻译的功能表述无疑是一个难题，这不仅因其是一种个体行为，蕴含了个体心理，同时它“并非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运作……”〔1〕。翻译研究历来热衷于讨论这一活动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的多重复杂性，但当我们超越文本反思译者的角色及其文化观，就能意识到，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文化功能的实现以及和谐翻译文化生态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1.1翻译的文化功能
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第一件外衣，经翻译转码的作品无疑是文化的另一件彩裳。译品向内代表向外传播本土文化。从民族角度看，翻译活动存在于所有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其是主要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一种文化一旦经由翻译为受众接纳即发挥重大效力，参与新生态构建，并推动文化发展。同其他叙事行为一样，翻译活动对比溯源异质文化的发展和流变的同时，在内容上、理念上和技术上都会与时俱进。以翻译的策略为例，译论家们各有侧重。杨士焯认为，翻译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种归化行为。翻译从一开始就以译入语代替了源语，当异化的表达为译入语文化接受和同化后，人们也就“见异不异，异久而归”，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7〕因此异化是手段，而归化是目的。这样，在通往文化进步的归途上，翻译活动就确立了自身的重要性。以历时的高度俯瞰，不同民族在各时期在同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尤其在当代，已离不开翻译活动。这样说来，翻译有着加强不同文化的共通性，紧密其关联度的作用。
其次，翻译能够推动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和社会变革。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不断更新对“文化”的理解。翻译在其间的运作功不可没。译者同源语文化的创造者及文本或语篇作者共同延展了人类的认知范围。一直以来，翻译被看作原作的衍生物，甚至基于“不可译论”的论调，嫌有违篡改源语文本的罪名，但从古至今，优秀译品却总是为读者津津乐道。人们经由译品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进入自己的认知世界，尽管可能会经受震荡的文化敏感期、不适应期甚至阵痛期，但在公正的文化伦理观照下，最终势必能够超越文化语境的距离，和平共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翻译发展经历的几个繁荣期都为华夏文化注入了新鲜动力，如明末清初西方思想的翻译推介，就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的促动。由此来看，在当代高质量地翻译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将有助于世界深入识解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涵。
1.2译者的文化观
所谓文化观，指个体对于具体某一文化的态度，立场和价值判断。译者的文化观则是指一名译员的文化理解力，可解释为他是否能基于专业能力和世界知识对源语作品给予识解、判断和传译，具体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其对于语篇和文本的分析、译法选择、褒贬的态度和立场。如果一个译者没有文化语境上的观照，不但会影响其翻译作品文体类型的选择，还会波及译品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程度。如有些译者钟爱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有的则更偏爱其他材料，但在翻译中不能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厚此薄彼，有失公允。
个体译者的认知对于树立总体理性的翻译文化生态具有促进作用。翻译少数民族文化作品应倡导客观理性地选材和处理，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氛围和风尚。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都创造了优秀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财富。尽管当前相关政策十分健全，但因为条件的限制，各族群间的认知仍有待提升，有些民族在彰显自我文化身份和对外宣传上做得都不够，或者在国内知名，世界范围内默默无闻。
反过来看，不当翻译往往造成文化误解甚至冲突。文化误读似乎在所难免，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翻译生态语境的现实和译者的文化取向，本族文化的优越感常会造成译入文本内容的扩展和不实。实际上，各民族都有其自身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审美认同，译者也不例外，“译者由于在长期母语环境里形成的习惯性文化表达和接受心理，在跨文化交际时总是不自觉地按照母语文化心理活动内容和方式描写、理解，甚至是“同化”语文化信息，缺乏跨文化交际的心理敏感性。”〔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对异质文化做出的道德判断和选择，是在适应自身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所处时代的需要后，对源语文本的解构和再结构，这就难免造成在某些文化节点甚至是语篇层面上的误读和误解，〔5〕如罗马民族扩张带来的民族沙文主义翻译竟把古希腊民族的文艺成就视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在翻译经典时提出“与原作竞争”即“超过”原作的主张。〔6〕 十九世纪“重写派”翻译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也是一例。他致力于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可汗亚姆的作品，但他深信波斯人属下等民族，自认有篡改原意的“自由裁量权”。正因如此，在从事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翻译的工作中，译者必须端正文化观，摒弃偏见，去伪存真。 二、译者的文化伦理回归
论及译者的文化观，就涉及译者的文化伦理。当代翻译至今已然走完了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阶段，进入了文化学阶段。自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伦理回归“和“译者伦理”的讨论日益激烈。
译者伦理关注翻译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一个生态翻译学的重要论题。就其模式而言，安德鲁·切斯特曼提出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居于规范的伦理，前两种模式强调忠实于文本和委托人，第三种模式更强调语言交际功能，违反异质文化双方深入开展跨文化合作的伦理目标。居于规范的模式理论认为，译者道德需要符合相应规范，译品质量决定于这种规范，翻译要最后满足对文化的期待。切斯特曼后来还补充了第五种伦理，即承诺的伦理。〔5〕 翻译的文化生态环境指一切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与文化相关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在这一环境中，既有翻译的主体也包括翻译的外界环境。广义上，翻译的主体“指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个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翻译的外界环境通常涵盖了“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2〕 无论从主体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凡是与文化相关的内容，都属于翻译的文化生態现状的一部分。
基于上述理论和进化论的观点，胡庚申提出了“生态翻译学”，接受译者为翻译活动的中心和主导，认为翻译策略是“选择”和“适应”的多元综合，译者应遵照译者伦理和翻译文化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原则。译者同时也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译者的自觉在于他能在源语和目标语两个世界中，能动地把自身与其他环节和要素关联起来。这样，他的文化道德伦理转化为翻译文化生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当源语文化进入译入语文化，即完成了转码异质文化的过程。异质文化具体表现在文化取向、价值取向、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运用等方面。〔4〕 有时因译者的主导性关系，会出现反向侵入，不自觉地增加译入语信息。作为沟通和交流的途径，异质文化在接受译者的语码“选择”和“适应”转换时，难免会发生拒斥、竞争、冲突和误解，翻译生态文化上出现的这种意象误读与翻译标准不对等，更多地关乎译者的文化伦理视域下的翻译立场。翻译的文化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同构性，同时还有动态性和层次性等特征。文化要素同其他环境要素相互制约和互动，从而成为一体。译者“适应“和”选择“符号运作的内部和外部文化生态条件，常会受到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诸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译者伦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话语环境下有其不同的注角，影响因素也是多元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因素等都可能介入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语境下，我国少数民族相关文化的译者必须提高警惕，注意修正文化伦理观，对消极论者以及鼓吹民族分裂甚至是反人类论调加以坚决地抵制和拒斥，否则，翻译工作多半会坠落泥淖，对译入语语言社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反作用。翻译的人文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同构性关联性和类似性，优质翻译将回归文化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优质的文化生态又反过来鼓励更加优秀翻译作品的产生，最终形成一个良性的有活力的大循环。
译者伦理的回归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翻译具有指导价值。译者需要综合观察文化生态翻译所有的要素，明确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也就是说，翻译活动要求超越语篇和文本本身，对其后的族群多加关注。少数族群的民俗和文化在体量上处于弱势地位，尤其要求得到保护。每一个译者都需要坚守守护者身份，把握忠实通顺的传统翻译标准，恪守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理性内核和正向价值观，不以翻译产品的委托人马首是瞻，“翻译不能不参照‘接受者反馈’加以调整，采取一种能动的积极的进取的文本处理手法和文本观”， 〔3〕 “认识到主体的翻译观在语义范畴、语用范畴、语法范畴、审美范畴、逻辑范畴和文化范畴内允许其可变性”，（ibid）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多重识解、整合文化、交际和语言三个维度上的统一，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翻译策略。尤其在全球话语失衡，倡导多元共存，追求和平进步的今天，译员的伦理回归是当务之急。也只有这样，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翻译才能重新激活其交叉学科的生命力。
结语
翻译的文化功能在人类进步的进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译者的文化观上，它将决定这一类文本的翻译成就，最大化其文化效力，形成和维护和谐共荣的文化生态环境。译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宽容地接受异质文化，理性传达，避免文化失衡和误读，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当代中国“一带一路”的文化语境下，继承和创新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是我们在追求文化中国梦的伟大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宣传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时代呼唤译者伦理的回归。唯有站在译者伦理回归的起点上，我们才能期待实现绿色文化翻译生态环境的人文追求。
〔参 考 文 献〕
〔1〕André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 Book （Trans
关键词：翻译；伦理回归；生态翻译学；文化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2 — 0005 — 03
当前，在全国人民共筑“文化中国梦”的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翻译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一工程不仅对于继承传统、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力，传承和发展文化多元性具有良好促动，同时作为一种创新手段，对于培育新的文化经济增长点和竞争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加深世界对中华文化的外延和内涵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重述翻译的文化功能及译者伦理回归的课题尤显必要。对于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翻译的译者来说，必须明确定位自身所处的文化生态，在尊重、平等和公正精神的基础上，恪守职业操守，客观地在异质文化的天平上，放置等量的砝码，避免输出错误和文化意象误读，远离语言原生态污染的案例发生，避免造成各民族間的文化冲突和误伤，促进文化生态的宽容和谐和共荣。
一、翻译的文化功能和译者的文化观
自有民族交往以来，翻译活动始终发挥着建立跨语言交际渠道，联系和生发思想，丰富文化的作用。原始阶段的翻译阐释和传播宗教典籍，后来，翻译操练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方法。翻译的功能表述无疑是一个难题，这不仅因其是一种个体行为，蕴含了个体心理，同时它“并非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运作……”〔1〕。翻译研究历来热衷于讨论这一活动所具有的文化功能的多重复杂性，但当我们超越文本反思译者的角色及其文化观，就能意识到，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文化功能的实现以及和谐翻译文化生态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1.1翻译的文化功能
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第一件外衣，经翻译转码的作品无疑是文化的另一件彩裳。译品向内代表向外传播本土文化。从民族角度看，翻译活动存在于所有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其是主要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一种文化一旦经由翻译为受众接纳即发挥重大效力，参与新生态构建，并推动文化发展。同其他叙事行为一样，翻译活动对比溯源异质文化的发展和流变的同时，在内容上、理念上和技术上都会与时俱进。以翻译的策略为例，译论家们各有侧重。杨士焯认为，翻译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种归化行为。翻译从一开始就以译入语代替了源语，当异化的表达为译入语文化接受和同化后，人们也就“见异不异，异久而归”，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7〕因此异化是手段，而归化是目的。这样，在通往文化进步的归途上，翻译活动就确立了自身的重要性。以历时的高度俯瞰，不同民族在各时期在同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尤其在当代，已离不开翻译活动。这样说来，翻译有着加强不同文化的共通性，紧密其关联度的作用。
其次，翻译能够推动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和社会变革。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不断更新对“文化”的理解。翻译在其间的运作功不可没。译者同源语文化的创造者及文本或语篇作者共同延展了人类的认知范围。一直以来，翻译被看作原作的衍生物，甚至基于“不可译论”的论调，嫌有违篡改源语文本的罪名，但从古至今，优秀译品却总是为读者津津乐道。人们经由译品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进入自己的认知世界，尽管可能会经受震荡的文化敏感期、不适应期甚至阵痛期，但在公正的文化伦理观照下，最终势必能够超越文化语境的距离，和平共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翻译发展经历的几个繁荣期都为华夏文化注入了新鲜动力，如明末清初西方思想的翻译推介，就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的促动。由此来看，在当代高质量地翻译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将有助于世界深入识解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涵。
1.2译者的文化观
所谓文化观，指个体对于具体某一文化的态度，立场和价值判断。译者的文化观则是指一名译员的文化理解力，可解释为他是否能基于专业能力和世界知识对源语作品给予识解、判断和传译，具体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其对于语篇和文本的分析、译法选择、褒贬的态度和立场。如果一个译者没有文化语境上的观照，不但会影响其翻译作品文体类型的选择，还会波及译品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程度。如有些译者钟爱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有的则更偏爱其他材料，但在翻译中不能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厚此薄彼，有失公允。
个体译者的认知对于树立总体理性的翻译文化生态具有促进作用。翻译少数民族文化作品应倡导客观理性地选材和处理，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氛围和风尚。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都创造了优秀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财富。尽管当前相关政策十分健全，但因为条件的限制，各族群间的认知仍有待提升，有些民族在彰显自我文化身份和对外宣传上做得都不够，或者在国内知名，世界范围内默默无闻。
反过来看，不当翻译往往造成文化误解甚至冲突。文化误读似乎在所难免，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翻译生态语境的现实和译者的文化取向，本族文化的优越感常会造成译入文本内容的扩展和不实。实际上，各民族都有其自身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审美认同，译者也不例外，“译者由于在长期母语环境里形成的习惯性文化表达和接受心理，在跨文化交际时总是不自觉地按照母语文化心理活动内容和方式描写、理解，甚至是“同化”语文化信息，缺乏跨文化交际的心理敏感性。”〔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对异质文化做出的道德判断和选择，是在适应自身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所处时代的需要后，对源语文本的解构和再结构，这就难免造成在某些文化节点甚至是语篇层面上的误读和误解，〔5〕如罗马民族扩张带来的民族沙文主义翻译竟把古希腊民族的文艺成就视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在翻译经典时提出“与原作竞争”即“超过”原作的主张。〔6〕 十九世纪“重写派”翻译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也是一例。他致力于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可汗亚姆的作品，但他深信波斯人属下等民族，自认有篡改原意的“自由裁量权”。正因如此，在从事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翻译的工作中，译者必须端正文化观，摒弃偏见，去伪存真。 二、译者的文化伦理回归
论及译者的文化观，就涉及译者的文化伦理。当代翻译至今已然走完了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阶段，进入了文化学阶段。自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伦理回归“和“译者伦理”的讨论日益激烈。
译者伦理关注翻译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一个生态翻译学的重要论题。就其模式而言，安德鲁·切斯特曼提出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居于规范的伦理，前两种模式强调忠实于文本和委托人，第三种模式更强调语言交际功能，违反异质文化双方深入开展跨文化合作的伦理目标。居于规范的模式理论认为，译者道德需要符合相应规范，译品质量决定于这种规范，翻译要最后满足对文化的期待。切斯特曼后来还补充了第五种伦理，即承诺的伦理。〔5〕 翻译的文化生态环境指一切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与文化相关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在这一环境中，既有翻译的主体也包括翻译的外界环境。广义上，翻译的主体“指参与翻译活动的一切生命个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营销商、编辑等”；翻译的外界环境通常涵盖了“与翻译活动有关的自然经济环境、语言文化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等。”〔2〕 无论从主体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凡是与文化相关的内容，都属于翻译的文化生態现状的一部分。
基于上述理论和进化论的观点，胡庚申提出了“生态翻译学”，接受译者为翻译活动的中心和主导，认为翻译策略是“选择”和“适应”的多元综合，译者应遵照译者伦理和翻译文化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原则。译者同时也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译者的自觉在于他能在源语和目标语两个世界中，能动地把自身与其他环节和要素关联起来。这样，他的文化道德伦理转化为翻译文化生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当源语文化进入译入语文化，即完成了转码异质文化的过程。异质文化具体表现在文化取向、价值取向、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运用等方面。〔4〕 有时因译者的主导性关系，会出现反向侵入，不自觉地增加译入语信息。作为沟通和交流的途径，异质文化在接受译者的语码“选择”和“适应”转换时，难免会发生拒斥、竞争、冲突和误解，翻译生态文化上出现的这种意象误读与翻译标准不对等，更多地关乎译者的文化伦理视域下的翻译立场。翻译的文化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同构性，同时还有动态性和层次性等特征。文化要素同其他环境要素相互制约和互动，从而成为一体。译者“适应“和”选择“符号运作的内部和外部文化生态条件，常会受到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诸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译者伦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话语环境下有其不同的注角，影响因素也是多元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因素等都可能介入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语境下，我国少数民族相关文化的译者必须提高警惕，注意修正文化伦理观，对消极论者以及鼓吹民族分裂甚至是反人类论调加以坚决地抵制和拒斥，否则，翻译工作多半会坠落泥淖，对译入语语言社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反作用。翻译的人文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同构性关联性和类似性，优质翻译将回归文化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优质的文化生态又反过来鼓励更加优秀翻译作品的产生，最终形成一个良性的有活力的大循环。
译者伦理的回归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翻译具有指导价值。译者需要综合观察文化生态翻译所有的要素，明确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也就是说，翻译活动要求超越语篇和文本本身，对其后的族群多加关注。少数族群的民俗和文化在体量上处于弱势地位，尤其要求得到保护。每一个译者都需要坚守守护者身份，把握忠实通顺的传统翻译标准，恪守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理性内核和正向价值观，不以翻译产品的委托人马首是瞻，“翻译不能不参照‘接受者反馈’加以调整，采取一种能动的积极的进取的文本处理手法和文本观”， 〔3〕 “认识到主体的翻译观在语义范畴、语用范畴、语法范畴、审美范畴、逻辑范畴和文化范畴内允许其可变性”，（ibid）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多重识解、整合文化、交际和语言三个维度上的统一，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翻译策略。尤其在全球话语失衡，倡导多元共存，追求和平进步的今天，译员的伦理回归是当务之急。也只有这样，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翻译才能重新激活其交叉学科的生命力。
结语
翻译的文化功能在人类进步的进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译者的文化观上，它将决定这一类文本的翻译成就，最大化其文化效力，形成和维护和谐共荣的文化生态环境。译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宽容地接受异质文化，理性传达，避免文化失衡和误读，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当代中国“一带一路”的文化语境下，继承和创新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是我们在追求文化中国梦的伟大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宣传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时代呼唤译者伦理的回归。唯有站在译者伦理回归的起点上，我们才能期待实现绿色文化翻译生态环境的人文追求。
〔参 考 文 献〕
〔1〕André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 Book （Tr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