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比特和其夫人阿博顿妮今年一月出版的《二○○○年大趋势——九十年代十个新趋向》，引起人们对此公的重新审视。该书一问世，就跃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纽约时报书评》当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元月七日，它的一位编辑曾称其为平庸之作，“只要每天看电视和读《时代周刊》的美国人，不会认为这本书还有什么可读的”。
　　看来，这位编辑过高地估计了西方人对周围事物的判断能力，也过低地估计了西方读者对“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未来”的兴趣。《二○○○年大趋势》之所以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就正是因为对大多数不知所措的西方人来说，“未来发展趋势”是个他们十分担心的问题。
　　“二○○○年”所蕴涵的心理上的影响力，成为贯穿该书中的一种心态。作者注意到“周年”在人们心目中所具有的新旧交替的含义，而二○○○年更代表着一种更为广阔的时代更替的张力。在宗教和一般的民族文化中，周年都具有这种隐喻。根据基督教义，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降临人间统治一千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就像在一○○○年基督教徒们盼望着天国来临一样，二○○○年也给人们心中带来了一种对新世界的期盼。
　　奈斯比特在写作该书时，仍然一本过去的态度：以“不作妄加猜测的游戏”为名，而只是向人们指出发生的变化。“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前因后果，都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背景。本书将向你阐明这些背景是什么。你不必同意或接受我们对世界的每一种看法……重要的是，你要确立自己的世界观，归纳出你个人认为的大趋势，以便指导你如何工作，如何思考，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便如何对社会作出贡献”。明乎此，便知道奈斯比特在美国每作一讲演便有上千美金收入的原由了。
　　在这希望与恐惧并存的时代，在既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又伴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在今天人类思想对进步和幸福的关系充满怀疑之中，奈斯比特却乐观地描绘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时空进程，物质与心灵的各种已呈浩荡之势的趋向：从全球经济的繁荣到其重心转移即环太平洋带的兴起；西方世界卷起阵阵“改革”旋风，一时战后的政治和经济基调发生逆转，但这是更加“进步”的标志；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却唤醒了文化的民族性；科技发展的大潮中，生物技术将越来越呈主导地位，这既给人类带来了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辉煌前景，但又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伦理上的难题；妇女解放从前可能是个政治问题，而现在是信息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了，那些善于用力量而不是智慧的男子正面临着妇女的竞争而软弱无力，也许会出现“男人解放”的要求？人的爱好也变得高雅，艺术也在新时代的曙光里勃兴；这是一个激剧变化的时代，“科学与技术无法解释生活的意义，我们只能从文学、艺术和精神中寻找答案”。显然，奈斯比特在这里讳言了西方社会的某些方面。读书至此，不禁在书中宣说的“真实的未来”后面，打了一个大问号。
　　未来学家们在描绘未来时，一再声称，他们已不仅仅是描绘者，也是设计者。左右帝国宫廷的占卜者的威力，较之他们也是望尘莫及的。未来学家今天的影响遍及政府政策的制定、公司方针，甚至个人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期盼和现实的选择。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他们也十分活跃。
　　弗朗西斯·培根当年的梦想是“控制自然”，今天的未来学家们企图进行一场“控制未来”的挑战。这适应了日益丧失“未来”的西方社会的需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许我们正减少着对未来的浪漫精神，但我们却日益接近拥有着另一个较为真实的未来。
　　
　　(《二○○○年大趋势》，奈斯比特著，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第一版，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