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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科“内地首富”李河君位于北京北五环的办公室里，满眼都是“未来派”—— 太阳能iPad充电器，太阳能帐篷、照明灯、背包以及越野车顶窗等等，其中大部分产品已经量产。
这位握手时很有力道的企业家，个人创富史已为人熟知：向老师借款5万元，在中关村“折腾”到千万元规模，然后先后投入水电、太阳能产业。
很多人评价说新能源开始改变中国的财富格局。而在李河君看来，新能源足以改变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中国，赢得‘能源独立’。”
作为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河君甚至认为，被自己称为“印钞机”的水电行业，尚不能与新能源相提并论。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李河君并没有过多谈及新能源的技术问题。他更愿意强调，一国能源行业背后所掺杂的诸多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性。
他希望，最终能够通过“有形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解决中国未来的能源安全问题。
民营企业与国家未来息息相关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首富”，你的个人财富史、特别是创富史最引人关注。你觉得外界对此的解读和介绍，忽略了什么？
李河君：现在回头看，我可能不适合做生意。最早跟着我干的同学中，就有人觉得李河君不适合做生意，因此离开。后来我们积累了8000万现金，也觉得彷徨，感觉企业要想稳定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主业。
有个学经济的朋友建议我买个上市公司。我就全国去找合适的上市公司。但是除了现金，我们没有优良资产。
朋友再建议，买个水电站放到上市公司里去。我又全国跑，买到一座小型水电站，算是歪打正着。
汉能的发展轨迹极其简单。从几千瓦的水电站开始，逐渐发展到几万瓦、几十万瓦，再到几百万瓦。我们也交过“学费”，在浙江的一个水电项目上曾经白白投入2000多万元，半路失败。
到金安桥电站，2002年中央统战部组织民营企业到云南扶贫支边、考察投资。我了解到当时云南有1亿千瓦水电资源处于待开发状态，很短的时间内就和云南正式签订了前期可研协议，计划在金沙江中游投资六个项目。
有人说我疯了，也有人认为我们是在炒项目，倒手卖高价。最后，国务院领导说要给民营企业一个机会，我们终于能够建设金安桥。这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由民营企业建设的百万千瓦级特大型水电项目。
为了金安桥，我们把2003年用12亿元收购的青海尼那水电站都卖掉了。高管们个人和亲属都借钱给金安桥。
这个水电站前后八年，我深深体会到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艰难，也认识到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是多么重要。
对于我们来说，金安桥的意义超过了项目本身。后来我也总说：“要努力到上帝出手相助时。”
通过金安桥，我也更意识到民营企业与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
“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首富”头衔？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如何更好地进行财富积累？
李河君：这个头衔不重要。我希望大家认可汉能的事业。我觉得，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的模式，汉能也是这样。
2011年，我随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中英经济对话，碰见一家超大国际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开始他是看不起我们的，但是谈了20多分钟后，他的态度就严肃起来了。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是职业经理人，大多遵守规则、缺乏创新和勇气。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经历无数风浪后成长起来的，而且永远在风浪中前进。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些对汉能的质疑，比如不愿在地方投资中拿出足够的资金。你怎样回应？
李河君：我希望质疑的人先了解真实的汉能。一个项目的发展，汉能会投入30%到40%的资本金，当然我们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帮助解决贷款，而土地政策则跟其他所有项目一样。汉能都会根据合同进行投入，但有些地方政府却无法兑现承诺，所以汉能现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首先判断地方政府的条件和能力。
一些质疑并非针对项目，而是针对这个行业。而其他企业的情况我不好评论，但汉能的发展中，最宝贵的就是从来没有进行利益输送。
中国能源革命需要“有形的手”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关注中国在新的能源革命中的角色，如何才能在这次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
李河君：中国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模式”比较容易和新能源革命相衔接。
2012年中国的光伏产业爆发危机，很多人聚焦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有人认为，光伏产能过剩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越位”、深度介入和过度扶持，造成了一哄而上。也有人认为政府“缺位”，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缺乏规划引导，没有对中国光伏产业“两头在外”的隐患进行预警和指导。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独特的相对高效的体制优势。
无论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还是上市企业，大多是国有资本控制的。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参与能源革命的消极条件，其实是一个积极条件。它们是全民所有，应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主力军。
目前，中国的光伏产业以及新能源行业，好像正在爬坡的汽车，需要坐车的人推一把。政府利用政策为正在爬坡的新兴能源产业提供动力，最终也可以享受它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战略效益。
所谓利用政策，并不是简单地制定某一项政策，而是解决一系列问题，建立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政策系统。比如，财政杠杆、税收杠杆、价格杠杆的作用；确定政策导向的重点内容，使生产、建设、使用环节都有序开展；深化电力改革、推动发电和上网的关系，使新旧能源企业无缝衔接。
我觉得，通过政策以改革促进发展，是政府在领导新能源革命的过程中，最见功力、最不可替代、最见领导艺术的事情。 逐利是企业家的目标和责任。促使更多资本回归到实体经济，第一推动力就是要让企业在实体经济中有利可图。
市场经济主要依靠“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有形的手”无用。作为关乎国家命运的领域，新能源行业的顺利发展不仅需要依靠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而且需要“有形的手”提供强大的政策引导、产业保护甚至外交支持。
新能源不仅是技术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技术因素，新能源产业如何才能在一个国家得到发展？
李河君：可以看美国的例子。那里有很多投资家对太阳能市场有兴趣，但他们也知道，成败最终取决于政治家的态度和政策走向。
现在美国的游戏规则对新能源企业非常不利。他们的对手是传统能源寡头，后者体量庞大，有能力影响国家能源战略的制定。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每年花费6000万美元进行院外活动，按照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的数字，他们因此每年可以获得60亿美元回报。对于新能源企业来说，6000万美元是一个大数字，但还不足埃克森美孚一天的营业收入。
所以美国的新能源企业都很羡慕半导体和互联网行业，因为这一领域的新企业可以获得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而他们则要直接对抗强大的传统能源公司。
第二点，美国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政策始终因政治体制问题摇摆不定。民主党主要代表中产阶级核心利益，重视改变环境质量、提高生活水平，所以卡特、克林顿、奥巴马这些民主党总统支持太阳能。但是代表大企业主利益的共和党人对太阳能没有什么兴趣。
美国太阳能的发展历程说明，政策必须有长期性。这种政策不是要指定赢家，而是在没有缺陷、没有隐性补贴的市场中，让市场选择谁是真正的赢家。风险资本和技术革新者需要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不要求保障利润，但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竞争机会。
事实上，即使如此，成功仍然非常困难。按照他们的说法，那“赌注高得几乎令人难以想象”。
如评论家所言，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必须利用资本最基本的内在冲动——追求利润，用市场来解决发展问题。仅凭环保主义者的努力并不能使美国的太阳能规模化，但大笔资金可以将煤炭和石油挤出去。
美国主张通过碳税和类似的税费，使化石能源反映其真实价格，然后让市场作出选择。
新能源要有战略支柱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目前关注度较高的一些产业，如风能、页岩气、地热能？
李河君：对于中国来说，陆上风能资源分布不均，发电能力仅相当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三分之一，远距离输送成本理论上是煤电的三倍，成本优势并不明显；水能也分布不均，开发面临挑战；生物质能、潮汐能和地热能等，其实在“质量”和“数量”上也各有缺憾。
至于页岩气，相关的技术储备是必需的，但大规模开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并非每种新能源的发展都能成为“能源革命”。能源替代路径应该分清主次，选择一种作为战略发展方向，其他作为辅助。
我觉得，标准有三个：必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少可循环利用；必须无污染，包括自身、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消费过程无污染；必须是当前已熟练掌握并有较大改进空间的技术。
这也是我们决定进军光伏产业的根本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光伏产业近几年挑战很大，你有何预期？
李河君：2012年，德国的SMA收购了江苏兆伏爱索新能源公司超过72%的股权。后者是中国最好的光伏逆变器厂家，光伏电池产生的太阳能直流电必须通过这个仪器才能转化为交流电上网。
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光伏产业发起“双反”申请的德国太阳能世界公司，与SMA关系非常密切——估值在6亿元人民币的兆伏爱索，因为“双反”造成的困境，仅以2.2亿元就出售给SMA72%股权，后者少拿出1.6亿元，差不多打了三折。
在中国巨大的光伏产业中，光伏逆变器又是一个弱项，仅占10%的全球份额。
应该说，“双反”是欧美意图增强新能源的技术和专利壁垒，比如美国在硅晶体太阳能方面、德国在精密机械太阳能方面的控制，然后就是压制中国的新能源发展。
由于2011年以来的全球市场疲软以及“双反”，整个中国光伏产业陷入困境，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因此暴露，比如资金问题。2012年赛维陷入困境后，我认为它遭遇的是典型的资金流转问题。
光伏产业的资金链问题，从两个方面向我们提出了要求：一是光伏企业要认识自身的特点，在实际经营中努力规避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二是金融机构也要理解光伏产业的特点，在给予信贷支持时，不要把它当成“短线产品”，而是要作为“长线绩优股”。
我相信，在进入光伏时代、新能源时代的进程中，中国如能占据先机，就可以彻底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化石能源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将不复存在。
这位握手时很有力道的企业家，个人创富史已为人熟知：向老师借款5万元，在中关村“折腾”到千万元规模，然后先后投入水电、太阳能产业。
很多人评价说新能源开始改变中国的财富格局。而在李河君看来，新能源足以改变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中国，赢得‘能源独立’。”
作为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河君甚至认为，被自己称为“印钞机”的水电行业，尚不能与新能源相提并论。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李河君并没有过多谈及新能源的技术问题。他更愿意强调，一国能源行业背后所掺杂的诸多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性。
他希望，最终能够通过“有形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解决中国未来的能源安全问题。
民营企业与国家未来息息相关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首富”，你的个人财富史、特别是创富史最引人关注。你觉得外界对此的解读和介绍，忽略了什么？
李河君：现在回头看，我可能不适合做生意。最早跟着我干的同学中，就有人觉得李河君不适合做生意，因此离开。后来我们积累了8000万现金，也觉得彷徨，感觉企业要想稳定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主业。
有个学经济的朋友建议我买个上市公司。我就全国去找合适的上市公司。但是除了现金，我们没有优良资产。
朋友再建议，买个水电站放到上市公司里去。我又全国跑，买到一座小型水电站，算是歪打正着。
汉能的发展轨迹极其简单。从几千瓦的水电站开始，逐渐发展到几万瓦、几十万瓦，再到几百万瓦。我们也交过“学费”，在浙江的一个水电项目上曾经白白投入2000多万元，半路失败。
到金安桥电站，2002年中央统战部组织民营企业到云南扶贫支边、考察投资。我了解到当时云南有1亿千瓦水电资源处于待开发状态，很短的时间内就和云南正式签订了前期可研协议，计划在金沙江中游投资六个项目。
有人说我疯了，也有人认为我们是在炒项目，倒手卖高价。最后，国务院领导说要给民营企业一个机会，我们终于能够建设金安桥。这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由民营企业建设的百万千瓦级特大型水电项目。
为了金安桥，我们把2003年用12亿元收购的青海尼那水电站都卖掉了。高管们个人和亲属都借钱给金安桥。
这个水电站前后八年，我深深体会到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艰难，也认识到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扶持是多么重要。
对于我们来说，金安桥的意义超过了项目本身。后来我也总说：“要努力到上帝出手相助时。”
通过金安桥，我也更意识到民营企业与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
“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首富”头衔？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如何更好地进行财富积累？
李河君：这个头衔不重要。我希望大家认可汉能的事业。我觉得，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的模式，汉能也是这样。
2011年，我随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中英经济对话，碰见一家超大国际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开始他是看不起我们的，但是谈了20多分钟后，他的态度就严肃起来了。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是职业经理人，大多遵守规则、缺乏创新和勇气。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经历无数风浪后成长起来的，而且永远在风浪中前进。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些对汉能的质疑，比如不愿在地方投资中拿出足够的资金。你怎样回应？
李河君：我希望质疑的人先了解真实的汉能。一个项目的发展，汉能会投入30%到40%的资本金，当然我们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帮助解决贷款，而土地政策则跟其他所有项目一样。汉能都会根据合同进行投入，但有些地方政府却无法兑现承诺，所以汉能现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首先判断地方政府的条件和能力。
一些质疑并非针对项目，而是针对这个行业。而其他企业的情况我不好评论，但汉能的发展中，最宝贵的就是从来没有进行利益输送。
中国能源革命需要“有形的手”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关注中国在新的能源革命中的角色，如何才能在这次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
李河君：中国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模式”比较容易和新能源革命相衔接。
2012年中国的光伏产业爆发危机，很多人聚焦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有人认为，光伏产能过剩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越位”、深度介入和过度扶持，造成了一哄而上。也有人认为政府“缺位”，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缺乏规划引导，没有对中国光伏产业“两头在外”的隐患进行预警和指导。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独特的相对高效的体制优势。
无论一次能源、二次能源，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还是上市企业，大多是国有资本控制的。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参与能源革命的消极条件，其实是一个积极条件。它们是全民所有，应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主力军。
目前，中国的光伏产业以及新能源行业，好像正在爬坡的汽车，需要坐车的人推一把。政府利用政策为正在爬坡的新兴能源产业提供动力，最终也可以享受它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战略效益。
所谓利用政策，并不是简单地制定某一项政策，而是解决一系列问题，建立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政策系统。比如，财政杠杆、税收杠杆、价格杠杆的作用；确定政策导向的重点内容，使生产、建设、使用环节都有序开展；深化电力改革、推动发电和上网的关系，使新旧能源企业无缝衔接。
我觉得，通过政策以改革促进发展，是政府在领导新能源革命的过程中，最见功力、最不可替代、最见领导艺术的事情。 逐利是企业家的目标和责任。促使更多资本回归到实体经济，第一推动力就是要让企业在实体经济中有利可图。
市场经济主要依靠“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但并不能因此认为“有形的手”无用。作为关乎国家命运的领域，新能源行业的顺利发展不仅需要依靠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而且需要“有形的手”提供强大的政策引导、产业保护甚至外交支持。
新能源不仅是技术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技术因素，新能源产业如何才能在一个国家得到发展？
李河君：可以看美国的例子。那里有很多投资家对太阳能市场有兴趣，但他们也知道，成败最终取决于政治家的态度和政策走向。
现在美国的游戏规则对新能源企业非常不利。他们的对手是传统能源寡头，后者体量庞大，有能力影响国家能源战略的制定。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每年花费6000万美元进行院外活动，按照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的数字，他们因此每年可以获得60亿美元回报。对于新能源企业来说，6000万美元是一个大数字，但还不足埃克森美孚一天的营业收入。
所以美国的新能源企业都很羡慕半导体和互联网行业，因为这一领域的新企业可以获得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而他们则要直接对抗强大的传统能源公司。
第二点，美国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政策始终因政治体制问题摇摆不定。民主党主要代表中产阶级核心利益，重视改变环境质量、提高生活水平，所以卡特、克林顿、奥巴马这些民主党总统支持太阳能。但是代表大企业主利益的共和党人对太阳能没有什么兴趣。
美国太阳能的发展历程说明，政策必须有长期性。这种政策不是要指定赢家，而是在没有缺陷、没有隐性补贴的市场中，让市场选择谁是真正的赢家。风险资本和技术革新者需要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不要求保障利润，但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竞争机会。
事实上，即使如此，成功仍然非常困难。按照他们的说法，那“赌注高得几乎令人难以想象”。
如评论家所言，美国的可再生能源必须利用资本最基本的内在冲动——追求利润，用市场来解决发展问题。仅凭环保主义者的努力并不能使美国的太阳能规模化，但大笔资金可以将煤炭和石油挤出去。
美国主张通过碳税和类似的税费，使化石能源反映其真实价格，然后让市场作出选择。
新能源要有战略支柱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目前关注度较高的一些产业，如风能、页岩气、地热能？
李河君：对于中国来说，陆上风能资源分布不均，发电能力仅相当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三分之一，远距离输送成本理论上是煤电的三倍，成本优势并不明显；水能也分布不均，开发面临挑战；生物质能、潮汐能和地热能等，其实在“质量”和“数量”上也各有缺憾。
至于页岩气，相关的技术储备是必需的，但大规模开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并非每种新能源的发展都能成为“能源革命”。能源替代路径应该分清主次，选择一种作为战略发展方向，其他作为辅助。
我觉得，标准有三个：必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少可循环利用；必须无污染，包括自身、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消费过程无污染；必须是当前已熟练掌握并有较大改进空间的技术。
这也是我们决定进军光伏产业的根本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光伏产业近几年挑战很大，你有何预期？
李河君：2012年，德国的SMA收购了江苏兆伏爱索新能源公司超过72%的股权。后者是中国最好的光伏逆变器厂家，光伏电池产生的太阳能直流电必须通过这个仪器才能转化为交流电上网。
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光伏产业发起“双反”申请的德国太阳能世界公司，与SMA关系非常密切——估值在6亿元人民币的兆伏爱索，因为“双反”造成的困境，仅以2.2亿元就出售给SMA72%股权，后者少拿出1.6亿元，差不多打了三折。
在中国巨大的光伏产业中，光伏逆变器又是一个弱项，仅占10%的全球份额。
应该说，“双反”是欧美意图增强新能源的技术和专利壁垒，比如美国在硅晶体太阳能方面、德国在精密机械太阳能方面的控制，然后就是压制中国的新能源发展。
由于2011年以来的全球市场疲软以及“双反”，整个中国光伏产业陷入困境，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因此暴露，比如资金问题。2012年赛维陷入困境后，我认为它遭遇的是典型的资金流转问题。
光伏产业的资金链问题，从两个方面向我们提出了要求：一是光伏企业要认识自身的特点，在实际经营中努力规避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二是金融机构也要理解光伏产业的特点，在给予信贷支持时，不要把它当成“短线产品”，而是要作为“长线绩优股”。
我相信，在进入光伏时代、新能源时代的进程中，中国如能占据先机，就可以彻底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化石能源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