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2月14日，克隆羊多利安然辞世。选择在情人节这天给多利执行安乐死，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她是无性生殖的产物。
　　
　　克隆坎坷路
　　诞生于苏格兰的多利是克隆成果的集大成者。回溯克隆的历史，苏格兰无疑是最适合多利降生的地方，这里有欧洲最早的医学院，也是青霉素的发现地，现在又将成为克隆技术的圣地。
　　早在2000多年以前，克隆就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果农们用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克隆亲代的优良属性，但直到1958年，现代意义上的实验室克隆技术才得以确立。这一年，英国人Steward把一块成熟的胡萝卜组织成功分化并克隆为一棵完整植株，从而证明植物的成、熟细胞仍然保有功能的完整性。
　　动物细胞也具有全能性吗?于1964年完成的首次动物克隆实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Gurdon把蝌蚪肠壁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已经去核的蛙卵细胞中，成功培育出正常的成年蛙。这个由英国人确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奠定了该领域的实验标准，以后的实验只是供核细胞有何不同。
　　虽然已经没有理论障碍，但是技术难度却一直难以逾越；诞生多利的种子已经播下，惟独土壤尚未准备就绪。在克隆曙光惊现20多年后，鱼、鼠、牛等克隆动物才依次登场，供体细胞都取自胚胎期。商业公司从中看到了商机，荷兰公司Pharming率先进行基因改造实验，让转基因动物在牛奶中产生特殊蛋白质。在延续生物反应器的生产能力方面，克隆技术大有用武之地。
　　
　　多利诞生记
　　
　　成立于1989年的苏格兰PPL公司有着同样的野心，他们与罗斯林研究所合作，尝试克隆动物。为了规避利用胚胎细胞克隆动物所可能带来的伦理学困境，他们希望从成年动物的体细胞中取得细胞核，诞生多利的土壤现在开始被翻松。
　　


　　1991年，坎贝尔加入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负责克隆羊的技术探索：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威尔穆特是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协调指挥。五年后，坎贝尔等利用前辈Gurdon创立的核转移克隆技术，成功克隆世界上首批克隆羊：iegan和Morag。论文于当年发表于《自然》杂志，却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胚胎期细胞核。十年后回首这段历史，坎贝尔认为该文的重要性超过多利——可能因为该文奠定了克隆多利的技术基础，也可能因为他是第一作者。
　　克隆专家们不免有些失望，他们决心从乳腺上皮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这是无可争议的体细胞，虽然是和胚胎成纤维细胞最接近的体细胞。核受体仍然是卵细胞，因为他们认为卵细胞内含有促进基因分化的必不可少的物质。
　　首先提取怀孕多赛特母羊(白脸)乳腺细胞中的细胞核，这些核内包含有多利的几乎所有遗传信息。再将细胞核转移到苏格兰绵羊(黑脸)的去核卵细胞中，在微电流的刺激下，核与卵细胞融合为重建细胞。277个重建细胞先暂时植入母羊的输卵管中，只有29个成功发育为胚胎。将这些胚胎植入13只代理母羊子宫内，历经148天的艰难孕期，编号为6LL3的小绵羊呱呱坠地，体重6.6千克，白脸——和她的基因母亲一样。
　　这一天是199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诞生；威尔穆特可能不在现场，但他拥有和多利的最著名的合影。虽然多利的世界第一头衔拥有众多的限定词，但威尔穆特明白其轰动性。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史表明，当繁殖方式离人类天性越远，克隆对象离人类越近时，公众的兴趣越高，更何况羊只拥有比人类更大的大脑比例。论文中他成了第一作者，这意味着他将是“多利之父”——直到十年之后承认大部分功劳应该归于坎贝尔。
　　研究员们知道她必将成为大明星，给她起名多利，同名女歌手不仅名声显赫，而且胸部巨大，这是研究员们对多利的另一个期望。和多利同期出生的还有另外7个兄弟，可是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还有名字的话——谁让他们的基因都来自胚胎细胞核呢。只有从共同编号6LL中可以依稀看出他们与多利的若干关系。
　　次年2月，在《自然》杂志刊登论文的同时，多利被介绍给公众。多利掀起的克隆旋风，甚至比威尔穆特的预估更强大更持久，即使是《自然》杂志的最大对手——美国的《科学》杂志也不得不将多利的诞生评为年度科技进展。医药大厂、野生动物保护者和疑难杂症患者也从中看到了希望，虽然多利的成功率低到让人起疑。
　　核转移克隆技术仿佛空降人间，犹如重磅炸弹，激起了人们对生殖前景的担忧。既然羊只可以无性克隆，人类岂非也可以孤雌生子?伦理学的担忧固然有着前景考虑，但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些基本事实：多利既不是首只克隆羊，也不是首只克隆哺乳动物，更不是首只克隆动物。只不过以前的克隆技术都从胚胎细胞中获取细胞核，而如今改为取之不尽的体细胞，公众不免有了孙悟空拔毛化身的紧张。这种紧张’开始蔓延，以致于在1997年底，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禁止人类克隆。这是一个糟糕草率的科学决议，但在政治上完全顺理成章。
　　当科学家忙于验证、公众们热衷激辩之时，多利则在苏格兰的室内羊圈中接受膜拜。女王般的(事实上，多利的确曾当选苏格兰反君主主义者心中最受欢迎的女王)生活固然尊贵，却没有自由。所幸的是，2岁时，她与一只威尔士山羊喜结连理，而多利的同期兄弟中就有三只这种山羊。新郎名叫戴维，不多久爱情结晶邦尼出世，次年再产三子。多利终于不负期望，以行动证明了名字的正确性。
　　这两年是多利最幸福的年份，她以常规的婚配回应人们对克隆动物的忧心。科学家们也有了大进展，小鼠、山羊、猪相继克隆成功。甚至连克隆小鼠的克隆也出世了。核转移克隆技术沿着乐观主义所设定的路线高歌猛进。2001年成功克隆了濒危的印度野牛，可惜在产后感染中死去；对其它野牛的克隆尝试也有所收获；甚至有人以死亡肉类样本的细胞核成功克隆出欧洲盘羊。
　　接下来的两年，克隆技术持续成为科技记者的追逐热点。疯狂科学家和邪教组织清楚地知道这点，相继宣布克隆人计划，引起国际政治界的激烈反弹，法国和德国甚至建议联合国签署禁止繁殖性克隆人的条约(后被放弃)。五年多过去了，不知克隆宝宝是否已经上幼儿园了?
　　政治的吸引力显然不如多利，2001年度最让人牵肠挂肚的是多利的关节炎，对于正处于青年期的多利来说，患上典型的老年疾病，这可不是好迹象。人们对多利早衰的担心终于在分子生物学上有了明证，多利的染色体端粒比正常绵羊短20％，而端粒和细胞寿命密切相关。后来，另一项老年性疾病“进行性肺炎”开始袭击多利，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研究所决定对多利实施安乐死。这是2003年，多利享年6岁，是正常绵羊寿命的一半。同年，PPL公司也陷入困境。
　　
　　反思与重生
　　
　　“沉舟侧畔千帆过”，多利和PPL的衰退，是对克隆技术的沉重打击，但好消息仍然不断。同年，克隆马、鹿和骡出生，美国FDA也表示克隆动物的肉奶是安全的。在汹涌澎湃的克隆浪潮中，人们似乎有些迷失了方向，成体动物的克隆仍然是最吸引眼球的领域，太多的精力和金钱被花费在此。
　　无形中，科学家们自己圈就了核转移克隆技术的伦理困境。体细胞克隆虽然规避了胚胎供核的伦理问题，但科学家们却误入歧途，将精力倾注于繁殖动物成体(很遗憾，这里面有不少的功利因素)。多利所掀起的轩然大波清楚地说明，成体动物克隆正是人们最大的忧心所在。
　　缅怀多利的低落情绪，很快被对克隆技术的反思所取代。再三克隆动物成体所形成的伦理学困境；早衰、非完美复制、低成功率的技术短板；以及大量花费之后显现的黯淡前景……让很多人丧失了对核转移克隆技术的耐心，转而关注干细胞技术。
　　干细胞技术吸取教训，从一开始就避免制造动物成体，这不仅减少了早衰和成功率的问题，而且免除了人造生命的困惑。但这个免除又带来了另外的悖论，人为地阻断胚胎发育成为生命的机会，把可能发展为人的胚胎硬生生拆成若干份，显然也不够人道。
　　干细胞技术规避了上述难题，2007年；科学家成功地将皮肤细胞转化为干细胞——不需要卵细胞、不需要核转移、不需要胚胎、不制造成体。虽然仍不断有克隆成果问世，但干细胞技术似乎更有前途，甚至连威尔穆特也改弦易辙，他宣布放弃核转移克隆技术，转向成体干细胞领域。不考虑其中的感情因素，很可能他是对的。最起码，两种技术的互相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作为生命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动物明星之一，多利并不是技术标杆，她甚至可能只是核转移克隆技术的回光返照。多利的持久贡献在于，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技术与生命的契机。安置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内的多利标本，将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对技术与社会的审视，她绝对值得被我们记住。
　　选自《科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