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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北京的夜晚已是寒气袭人。不过，在北京大学一间能容纳数百人的大教室里却暖意融融。刚刚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出任北大讲席教授的俞可平，正在这里给学生们作公开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学的公理》。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学科，政治生活有自己内在的运行规律，这个规律便是政治学中的公理。”俞可平用他那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说，“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俞可平因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蜚声海内外。在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14年中，他积极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追求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善治，屡次发声褒赞民主，亦被视为体制内民主的思想推手。
2008年，他因此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
在演讲中，这位新上任的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告诉台下的学生们，“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是现代政治学最基本的公理”，“在人类发明的众多不同制度中，民主政治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民主绝对不是独属于西方的价值观，而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而就在这次演讲的前一天，俞可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作为一名政治学者，除了推动中国现实政治的进步之外，他还有种强烈的责任，“希望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这两种责任有时是一致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以前，我在（中央）编译局以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为主，倡导增量改革、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等，但也没有放弃学术。现在，我希望能倒过来，以推动学术进步为主。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再不转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俞可平说。
但对一名中管干部而言，这样的转型却并非易事。
自1988年从北大毕业后，在短暂的留校后，俞可平很快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并且一干就是27年，从一名普通的助理研究员成长为局领导。其间，创造了多项局里的记录：最年轻的研究员、最年轻的所长、最年轻的副局长……
“我对（中央）编译局一直心存感激，因为这里的领导和同事给予了我太多。”俞可平说。
但热衷学术的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内心更希望做一个纯粹的教授。这种意识在过去四五年变得愈发强烈。
“这些年，我多次申请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学问。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俞可平说，“我很高兴这次中央领导同意我回北大，这表示他们尊重我的兴趣，毕竟大学有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尽管从政多年，俞可平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学者的习惯和作息：喜欢爬山、游泳、射击，不跳舞、不去卡拉OK、很少应酬，每天晚上只睡6个小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书、做学问。
结果是，其学术影响力不但一直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据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过去十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俞可平发表论文的引用率也高居榜首。
俞可平重回北大虽然只是一次人事调动，但消息一经媒体披露，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猜测，他肯定是鼓吹民主，犯了错误，被边缘化，不得不离开;也有人怀疑，俞可平是不是对改革失去信心？心灰意冷，提前隐退。
“这些猜测都是捕风捉影。”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实现一个学者推动学术进步的愿望。”
在俞可平看来，做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这两种学问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是对策研究，为现实服务，后者是纯学问，属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他说。
重回校园的俞可平，希望能做自己的“天国的学问”。
他说，“现在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已经很强大了，但具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思想、原创理论太少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在这么重大的转型时期，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
他坦率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在中央编译局，尽管是分管科研，但行政事务仍很多，确实感觉时间不够用。”
同时，俞可平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中央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原则。“我做了14年的副局长了，我自己研究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8年，我已经超过任期6年了，我应当带头能上能下。”
俞可平。摄影/张沫
从一名中管干部到大学教授，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没有了司机，坐了14年专车的俞可平，现在需要自己开车上下班。其次，没有了办公厅、秘书处，以前打个电话就可以办好的事情，如今得靠自己。
不过，这些对俞可平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我很喜欢开车，没有人服务，我也很习惯。”更主要的是，他一直对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很抵触，不迷恋权力。在他看来，做一名学者是更好的追求。
有一次，俞可平在浙江大学与学生座谈时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非常优秀，非常聪明，那么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最好去做一名学者。为什么呢？你想想，现在是民主政治，你官再大，再聪明，你的权力也是受到制约的。但是如果你成为一位学者，你的潜力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没想到几年后，他以自己的亲身行动实践了当年的建议。
俞可平1959年7月出生在浙江诸暨的花山村。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有山有水，湖田涝了有山田，山田旱了有湖田，是方圆出了名的富裕村。当地自古就流传着“游遍天下，不如花山脚下”的说法。
不过，童年的俞可平生活却相当艰苦。“我出生于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7岁开始养活自己，半天在山里放牛，半天上学读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刚满17岁时，他就和村里的青壮劳动力一样，每天为了挣够10个工分，在生产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及之后的恢复高考，俞可平可能一辈子也很难走出花山村。幸运的是，1978年这个19岁的青年考上了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政史系，并一步步从厦门大学哲学硕士，读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的博士。
后来俞可平回忆说，当年高考正值农忙时节，作为生产队负责农技的干部，他甚至没有时间准备考试，“那个水稻要是生虫生病什么的，就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如果我没管好，收成下降了，那我是个罪人啦。”从田头爬起就去赶考，不脱产复习考上大学，当年在花山村周围一度传为美谈。
在绍兴师专，俞可平学的是政史。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这代人受谁的影响最大呢？毛主席啊。他老人家自己很喜欢读历史书，也倡导我们要学历史。但当时学校没有单独的历史系，只有政史系，所以我就选了它，但更偏向历史。”
但在读中学时俞可平更喜欢理科。他回忆说：“我小时候兴趣很广泛，尤其喜欢自然科学，初中时甚至自己造过猎枪和火药。”他还记得，当时由于根本找不到带来复线的无缝管作枪管，就用农药喷雾器上的喷雾管代替，“没想到一扣扳机，就炸裂了。”
至今，俞可平仍对射击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一脸书卷气的他甚至可以打移动靶。这让很多初次与他打靶的人惊叹不已。
出于对理科的喜爱，大学期间，这个文科生还旁听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等课程。不过，彼时的俞可平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在考硕士研究生时，他选择了毛泽东钟爱的另一门学科——哲学。
在厦大期间，俞可平又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在硕士毕业前，他报考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刚刚设立的政治学博士点。但与前两次不同，这次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
“之前，我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但改革开放打开了我的视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我从哲学系毕业时，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我觉得中国现实社会中，政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解了中国政治，就相当于掌握了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
从历史到哲学、再到政治，虽同为文科，但跨度还是不小。不过，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日后反倒成了俞可平的优势。
因为，不久他就发现，学社会科学难度并不亚于学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现象复杂多样，只有凭借多学科的视角，才能深刻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因此，“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哲学的分析，要有政治的远见”。
俞可平在北大的导师是中国新时期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赵宝煦教授。那一年，除了俞可平外，北大国政系还保送了另一位研究生，同为赵宝煦首次招收的两名博士生，他们一起成为中国大陆有史以来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政治学博士生。
赵宝煦曾回忆说，俞可平读书很刻苦，上世纪80年代博士生英文底子普遍不好，他此前也没有出国学习的经历，只在美国访问半年，此后到德国等地讲学便都用英文。
导师本来希望俞可平研究国际政治学，这意味着他将有很多机会出国。但没想到，对这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研究方向，俞可平却不感兴趣。他告诉导师，他想研究中国政治，而且是中国现实政治。
赵宝煦对此非常不解。俞可平解释道，第一，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第二，当时胡耀邦做总书记，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研究政治学的人，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
就这样，俞可平开始专注于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而这些努力最终在三年后，凝结为他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俞可平的副导师、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鹏评价说，这篇论文虽然针对的是中国现实，但借鉴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俞可平在北大就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确实是《当代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
由此之故，不少人误以为俞可平是研究西方政治学的。“其实，我只是借鉴别人的工具。我们习惯于做定性分析，我想看一看西方人是如何对政治做定量分析的。”俞可平说。
毕业后，导师赵宝煦原打算让自己的得意门生留校教书。“但80年代北大房子紧张，俞已经成家，毕业留校后，一居室也要不到。”赵宝煦回忆说，“正好中央编译局的几位老教授对他印象深刻，就把他调去，给了三居室。我们当时不能不放人，但都觉得很惋惜。”
尽管离开了北大，但俞可平一直把自己看作北大人，对母校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甚至影响到他的家人——他女儿在填高考志愿时，就非北大不报。
今年11月重回北大后，俞可平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发表履新演讲时特别提到，“27年前，我离开北大时，身上怀着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就是：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责任感？那是因为母校的教学和熏陶。”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央编译局正面临一场转型，从单一的翻译机构向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智库转变。这给年轻的俞可平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初到编译局的俞可平“很安静”，没有人估量到这个助理研究员的潜力和胆量，但很快他就显示出了不同。
1990年，刚入职两年的俞可平发表了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他在文中说，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过去谈论人权是禁区。”据俞可平当时所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詹汝琮回忆，文章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大胆而有分寸。”
多年后的今天，俞可平回想当年的情景仍颇有感触。“我研究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当然知道它很敏感，但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不出意料，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中央很重要一个部委的司长，拿着文章说，俞可平鼓吹人权，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还有一些人直接给中央编译局局长打电话施压。
不过，局领导很支持这个大胆的年轻人，都给顶了回去。“我非常感激他们，没有他们的宽容和理解，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俞可平说。 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央编译局负责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共中央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
但由于编译的需要，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到很多普通学者接触不到的国外文献，包括一些敏感材料。所以中央编译局尽管在关注的内容上颇有意识形态特征，但他们反而思想更开放，更具国际眼光，学术环境也比较自由。
“我们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政府机构，介于中间。”俞可平说。
正是这种相当自由、宽松的小环境，使得屡触敏感话题的俞可平，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获得了破格提拔。这个执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单位最年轻的研究员。
此时的俞可平在中国年轻的政治学者中已开始崭露头角，他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组织发起了“全国中青年政治学论坛”，而参加者大多是年岁大他一轮的学者。他在1994年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1995年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2000年前后，俞可平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学者。他和中央编译局团队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的课题研究，为高层决策提供政情信息和理论支持。
除了在理论上为中央提供决策服务外，俞可平逐渐意识到实践的重要。他开始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希望找准突破口，用最小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推动实质性的社会政治进步。
2003年，他和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以各自单位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我们没有红头文件，”俞可平说，“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
这项持续至今的评选，如今已获得了广泛认可。前后有2100多个省、市、县、乡镇等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参与了申报，范围覆盖了中国大陆的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宝贵经验，也建立了至今国内最大的“中国民主治理数据库”。
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别官员，俞可平倡导民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改不是一件‘应当’做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但同时，他又从现实出发，不脱离实际，强调改革路径的可行性和政治成本。
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充满争议，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
对此，俞可平并不认同。他认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双向互促、不可分离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在内，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整体的社会变迁工程，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改革，更多是发生在治理领域。”他说。
他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基于路径依赖的增量改革，“不搞休克疗法”，在治理结构上以党组织为主导，更加重视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并试图将选举与推举结合，法治和德治结合，以善治为目标。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俞可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简单地说，增量民主就是中国增量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依据这一理论，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须在不损害公民已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原来所没有的政治利益。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改革，达到政治生活中的最优。
在俞可平看来，增量民主是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以现实的政治手段达到理想之政治目标的一种政治选择，其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持续地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最终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俞可平尽管理论成果丰硕，但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却是9年前他那篇不足2000字、近似白话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
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的署名文章，文章的作者正是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
俞可平在文章中写道：“不少读者可能会问：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还有什么好说吗？是的，这有很多话可以说，而且应当好好说一说。”
由于话题敏感，再加上作者的特殊身份，文章很快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一些境外媒体将它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认为这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
不久后的12月27日，这篇文章又被人民网、新华网和《学习时报》文摘版同时全文转载。“官网”“官报”这一不寻常的举动，让此文显得更加高深莫测。一时“解套说”“投石问路说”等揣测纷纷出笼，而俞可平本人也被贴上了中共“文胆”“智囊”的标签。
事实上，《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只是俞可平一本同名访谈集的自序，并且在此之前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
“当时《北京日报》的编辑看到此书，觉得写得很好，就跟我的秘书联系，希望选登。于是，我就把书的自序给了他们。”俞可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刊登前他已经预料到影响会比较大，但最后影响超出知识圈、超出政界，甚至超出国界，成为一个公众事件，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随着《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各界持续发酵并最终扩散于公众，俞可平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近乎家喻户晓。
而第二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带来的政治话题升温，让他的声誉再次达到新的高度，使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
当时很多猜测，俞可平抛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是中共高层的授意，旨在为十七大推进政治改革预热和探路。
9年后的今天，已经退出官场的俞可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对此做出回应。
他告诉记者，当年他撰写、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与高层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完全是出于一个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直觉判断和社会责任。
“就像一个大夫，行医久了，他能够凭经验、凭感觉，做出诊断。我研究中国政治也有这种感觉，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民生的改善，老百姓一定会有政治的需求。这个时候，民主的要求一定会提出来，这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其实，治理与善治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倡导治理与善治时，很多人也不以为然，但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善治’的理念也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我的许多观点和理论顺应了中国现实政治的逻辑，这一点我很自豪。”俞可平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受到追捧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在俞可平看来，这正是他所期望的——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他的名言是：“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发争论后，也有很多人替俞可平担心，怕他会受到上面的打压。当时甚至有传言说他被找去谈话，受到党内警告……
不过，俞可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迄今为止他没有因为之前发表的任何观点，受到过上级领导的批评，“没有一位领导跟我说‘可平同志，这个不行，要注意’，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压力。”
就这样，俞可平透过对话语的精准拿捏，在中国完成了一场民主大讨论。而这场讨论的影响延续至今。
一个例证就是，9年后的今天，当俞可平重新站在北大的讲台上时，他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仍被台下的大学生们频频提起。
获奖理由
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为官的时候已经著作等身;也很少能有人像他那样，在敏感地带游刃有余，新意频出又从不逾矩。他有关“增量民主”的论述，引发了关于民主的大范围讨论;他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项，让“创新”第一次在政治范畴内成为地方政府追逐的热词。如今，他辞官归学，投身于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强烈的责任感，推动原创性思想的生产。
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浙江诸暨人，毕业于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今绍兴文理学院）政史系，是建国后政治学最早的两个博士之一。2001年至2015年10月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学科，政治生活有自己内在的运行规律，这个规律便是政治学中的公理。”俞可平用他那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说，“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俞可平因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蜚声海内外。在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14年中，他积极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追求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善治，屡次发声褒赞民主，亦被视为体制内民主的思想推手。
2008年，他因此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
在演讲中，这位新上任的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告诉台下的学生们，“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是现代政治学最基本的公理”，“在人类发明的众多不同制度中，民主政治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民主绝对不是独属于西方的价值观，而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而就在这次演讲的前一天，俞可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作为一名政治学者，除了推动中国现实政治的进步之外，他还有种强烈的责任，“希望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这两种责任有时是一致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以前，我在（中央）编译局以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为主，倡导增量改革、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等，但也没有放弃学术。现在，我希望能倒过来，以推动学术进步为主。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再不转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俞可平说。
但对一名中管干部而言，这样的转型却并非易事。
辞职
自1988年从北大毕业后，在短暂的留校后，俞可平很快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并且一干就是27年，从一名普通的助理研究员成长为局领导。其间，创造了多项局里的记录：最年轻的研究员、最年轻的所长、最年轻的副局长……
“我对（中央）编译局一直心存感激，因为这里的领导和同事给予了我太多。”俞可平说。
但热衷学术的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内心更希望做一个纯粹的教授。这种意识在过去四五年变得愈发强烈。
“这些年，我多次申请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学问。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俞可平说，“我很高兴这次中央领导同意我回北大，这表示他们尊重我的兴趣，毕竟大学有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尽管从政多年，俞可平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学者的习惯和作息：喜欢爬山、游泳、射击，不跳舞、不去卡拉OK、很少应酬，每天晚上只睡6个小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书、做学问。
结果是，其学术影响力不但一直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据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过去十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俞可平发表论文的引用率也高居榜首。
俞可平重回北大虽然只是一次人事调动，但消息一经媒体披露，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猜测，他肯定是鼓吹民主，犯了错误，被边缘化，不得不离开;也有人怀疑，俞可平是不是对改革失去信心？心灰意冷，提前隐退。
“这些猜测都是捕风捉影。”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实现一个学者推动学术进步的愿望。”
在俞可平看来，做学问有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这两种学问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是对策研究，为现实服务，后者是纯学问，属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他说。
重回校园的俞可平，希望能做自己的“天国的学问”。
他说，“现在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已经很强大了，但具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思想、原创理论太少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在这么重大的转型时期，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
他坦率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在中央编译局，尽管是分管科研，但行政事务仍很多，确实感觉时间不够用。”
同时，俞可平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中央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原则。“我做了14年的副局长了，我自己研究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8年，我已经超过任期6年了，我应当带头能上能下。”
从一名中管干部到大学教授，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没有了司机，坐了14年专车的俞可平，现在需要自己开车上下班。其次，没有了办公厅、秘书处，以前打个电话就可以办好的事情，如今得靠自己。
不过，这些对俞可平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我很喜欢开车，没有人服务，我也很习惯。”更主要的是，他一直对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很抵触，不迷恋权力。在他看来，做一名学者是更好的追求。
有一次，俞可平在浙江大学与学生座谈时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非常优秀，非常聪明，那么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最好去做一名学者。为什么呢？你想想，现在是民主政治，你官再大，再聪明，你的权力也是受到制约的。但是如果你成为一位学者，你的潜力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没想到几年后，他以自己的亲身行动实践了当年的建议。
求学
俞可平1959年7月出生在浙江诸暨的花山村。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有山有水，湖田涝了有山田，山田旱了有湖田，是方圆出了名的富裕村。当地自古就流传着“游遍天下，不如花山脚下”的说法。
不过，童年的俞可平生活却相当艰苦。“我出生于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7岁开始养活自己，半天在山里放牛，半天上学读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刚满17岁时，他就和村里的青壮劳动力一样，每天为了挣够10个工分，在生产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及之后的恢复高考，俞可平可能一辈子也很难走出花山村。幸运的是，1978年这个19岁的青年考上了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政史系，并一步步从厦门大学哲学硕士，读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的博士。
后来俞可平回忆说，当年高考正值农忙时节，作为生产队负责农技的干部，他甚至没有时间准备考试，“那个水稻要是生虫生病什么的，就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如果我没管好，收成下降了，那我是个罪人啦。”从田头爬起就去赶考，不脱产复习考上大学，当年在花山村周围一度传为美谈。
在绍兴师专，俞可平学的是政史。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这代人受谁的影响最大呢？毛主席啊。他老人家自己很喜欢读历史书，也倡导我们要学历史。但当时学校没有单独的历史系，只有政史系，所以我就选了它，但更偏向历史。”
但在读中学时俞可平更喜欢理科。他回忆说：“我小时候兴趣很广泛，尤其喜欢自然科学，初中时甚至自己造过猎枪和火药。”他还记得，当时由于根本找不到带来复线的无缝管作枪管，就用农药喷雾器上的喷雾管代替，“没想到一扣扳机，就炸裂了。”
至今，俞可平仍对射击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一脸书卷气的他甚至可以打移动靶。这让很多初次与他打靶的人惊叹不已。
出于对理科的喜爱，大学期间，这个文科生还旁听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等课程。不过，彼时的俞可平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在考硕士研究生时，他选择了毛泽东钟爱的另一门学科——哲学。
在厦大期间，俞可平又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在硕士毕业前，他报考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刚刚设立的政治学博士点。但与前两次不同，这次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
“之前，我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但改革开放打开了我的视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我从哲学系毕业时，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我觉得中国现实社会中，政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解了中国政治，就相当于掌握了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
从历史到哲学、再到政治，虽同为文科，但跨度还是不小。不过，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日后反倒成了俞可平的优势。
因为，不久他就发现，学社会科学难度并不亚于学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现象复杂多样，只有凭借多学科的视角，才能深刻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因此，“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哲学的分析，要有政治的远见”。
俞可平在北大的导师是中国新时期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赵宝煦教授。那一年，除了俞可平外，北大国政系还保送了另一位研究生，同为赵宝煦首次招收的两名博士生，他们一起成为中国大陆有史以来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政治学博士生。
赵宝煦曾回忆说，俞可平读书很刻苦，上世纪80年代博士生英文底子普遍不好，他此前也没有出国学习的经历，只在美国访问半年，此后到德国等地讲学便都用英文。
导师本来希望俞可平研究国际政治学，这意味着他将有很多机会出国。但没想到，对这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研究方向，俞可平却不感兴趣。他告诉导师，他想研究中国政治，而且是中国现实政治。
赵宝煦对此非常不解。俞可平解释道，第一，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第二，当时胡耀邦做总书记，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研究政治学的人，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
就这样，俞可平开始专注于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而这些努力最终在三年后，凝结为他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俞可平的副导师、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鹏评价说，这篇论文虽然针对的是中国现实，但借鉴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俞可平在北大就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确实是《当代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
由此之故，不少人误以为俞可平是研究西方政治学的。“其实，我只是借鉴别人的工具。我们习惯于做定性分析，我想看一看西方人是如何对政治做定量分析的。”俞可平说。
毕业后，导师赵宝煦原打算让自己的得意门生留校教书。“但80年代北大房子紧张，俞已经成家，毕业留校后，一居室也要不到。”赵宝煦回忆说，“正好中央编译局的几位老教授对他印象深刻，就把他调去，给了三居室。我们当时不能不放人，但都觉得很惋惜。”
尽管离开了北大，但俞可平一直把自己看作北大人，对母校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甚至影响到他的家人——他女儿在填高考志愿时，就非北大不报。
今年11月重回北大后，俞可平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发表履新演讲时特别提到，“27年前，我离开北大时，身上怀着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就是：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责任感？那是因为母校的教学和熏陶。”
探路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央编译局正面临一场转型，从单一的翻译机构向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智库转变。这给年轻的俞可平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初到编译局的俞可平“很安静”，没有人估量到这个助理研究员的潜力和胆量，但很快他就显示出了不同。
1990年，刚入职两年的俞可平发表了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他在文中说，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过去谈论人权是禁区。”据俞可平当时所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詹汝琮回忆，文章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大胆而有分寸。”
多年后的今天，俞可平回想当年的情景仍颇有感触。“我研究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当然知道它很敏感，但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不出意料，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中央很重要一个部委的司长，拿着文章说，俞可平鼓吹人权，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还有一些人直接给中央编译局局长打电话施压。
不过，局领导很支持这个大胆的年轻人，都给顶了回去。“我非常感激他们，没有他们的宽容和理解，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俞可平说。 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央编译局负责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共中央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
但由于编译的需要，这里的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到很多普通学者接触不到的国外文献，包括一些敏感材料。所以中央编译局尽管在关注的内容上颇有意识形态特征，但他们反而思想更开放，更具国际眼光，学术环境也比较自由。
“我们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政府机构，介于中间。”俞可平说。
正是这种相当自由、宽松的小环境，使得屡触敏感话题的俞可平，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获得了破格提拔。这个执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单位最年轻的研究员。
此时的俞可平在中国年轻的政治学者中已开始崭露头角，他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组织发起了“全国中青年政治学论坛”，而参加者大多是年岁大他一轮的学者。他在1994年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1995年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2000年前后，俞可平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学者。他和中央编译局团队开始大量接受官方委托的课题研究，为高层决策提供政情信息和理论支持。
除了在理论上为中央提供决策服务外，俞可平逐渐意识到实践的重要。他开始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希望找准突破口，用最小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推动实质性的社会政治进步。
2003年，他和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以各自单位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我们没有红头文件，”俞可平说，“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
这项持续至今的评选，如今已获得了广泛认可。前后有2100多个省、市、县、乡镇等地方政府的创新项目参与了申报，范围覆盖了中国大陆的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宝贵经验，也建立了至今国内最大的“中国民主治理数据库”。
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别官员，俞可平倡导民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政改不是一件‘应当’做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但同时，他又从现实出发，不脱离实际，强调改革路径的可行性和政治成本。
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充满争议，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
对此，俞可平并不认同。他认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双向互促、不可分离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在内，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整体的社会变迁工程，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改革，更多是发生在治理领域。”他说。
他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基于路径依赖的增量改革，“不搞休克疗法”，在治理结构上以党组织为主导，更加重视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并试图将选举与推举结合，法治和德治结合，以善治为目标。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俞可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简单地说，增量民主就是中国增量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依据这一理论，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须在不损害公民已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原来所没有的政治利益。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改革，达到政治生活中的最优。
在俞可平看来，增量民主是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以现实的政治手段达到理想之政治目标的一种政治选择，其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持续地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最终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
盛名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俞可平尽管理论成果丰硕，但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却是9年前他那篇不足2000字、近似白话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
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的署名文章，文章的作者正是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
俞可平在文章中写道：“不少读者可能会问：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还有什么好说吗？是的，这有很多话可以说，而且应当好好说一说。”
由于话题敏感，再加上作者的特殊身份，文章很快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一些境外媒体将它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认为这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
不久后的12月27日，这篇文章又被人民网、新华网和《学习时报》文摘版同时全文转载。“官网”“官报”这一不寻常的举动，让此文显得更加高深莫测。一时“解套说”“投石问路说”等揣测纷纷出笼，而俞可平本人也被贴上了中共“文胆”“智囊”的标签。
事实上，《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只是俞可平一本同名访谈集的自序，并且在此之前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
“当时《北京日报》的编辑看到此书，觉得写得很好，就跟我的秘书联系，希望选登。于是，我就把书的自序给了他们。”俞可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刊登前他已经预料到影响会比较大，但最后影响超出知识圈、超出政界，甚至超出国界，成为一个公众事件，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随着《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各界持续发酵并最终扩散于公众，俞可平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近乎家喻户晓。
而第二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带来的政治话题升温，让他的声誉再次达到新的高度，使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
当时很多猜测，俞可平抛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是中共高层的授意，旨在为十七大推进政治改革预热和探路。
9年后的今天，已经退出官场的俞可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对此做出回应。
他告诉记者，当年他撰写、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与高层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完全是出于一个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直觉判断和社会责任。
“就像一个大夫，行医久了，他能够凭经验、凭感觉，做出诊断。我研究中国政治也有这种感觉，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民生的改善，老百姓一定会有政治的需求。这个时候，民主的要求一定会提出来，这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其实，治理与善治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倡导治理与善治时，很多人也不以为然，但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善治’的理念也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我的许多观点和理论顺应了中国现实政治的逻辑，这一点我很自豪。”俞可平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受到追捧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在俞可平看来，这正是他所期望的——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他的名言是：“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发争论后，也有很多人替俞可平担心，怕他会受到上面的打压。当时甚至有传言说他被找去谈话，受到党内警告……
不过，俞可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迄今为止他没有因为之前发表的任何观点，受到过上级领导的批评，“没有一位领导跟我说‘可平同志，这个不行，要注意’，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压力。”
就这样，俞可平透过对话语的精准拿捏，在中国完成了一场民主大讨论。而这场讨论的影响延续至今。
一个例证就是，9年后的今天，当俞可平重新站在北大的讲台上时，他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仍被台下的大学生们频频提起。
获奖理由
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为官的时候已经著作等身;也很少能有人像他那样，在敏感地带游刃有余，新意频出又从不逾矩。他有关“增量民主”的论述，引发了关于民主的大范围讨论;他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项，让“创新”第一次在政治范畴内成为地方政府追逐的热词。如今，他辞官归学，投身于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强烈的责任感，推动原创性思想的生产。
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浙江诸暨人，毕业于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今绍兴文理学院）政史系，是建国后政治学最早的两个博士之一。2001年至2015年10月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