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家的语言与其精神思想存在同一性，作家的内质决定了其语言的形式。同样，鲁迅的思想、精神气质也必然会弥漫在其作品语言的字里行间。本文从语言学的微观视角，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对鲁迅作品语言的语法与修辞进行研究，解读其语言中的拯救与虚无，论证鲁迅作品的语言与存在的同一性。
关键词：语言；存在；拯救；虚无；语法；修辞
作者简介：程淳（1989-），女，白族，湖南张家界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教学、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和存在具有同一性，“人在语言中有他最本真的居处”[1]。语言如同作家的指纹，其独特性源于作家固有的思想精神和深层心理意识。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其思想、精神内质与语言之间存在的某种同一性，也可以说，鲁迅是以其的文学作品的独特语言对现代中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拯救民族的希望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怀疑相互纠缠争斗贯穿了鲁迅的整个创作生命，也是其作品艺术魅力的来源之一。拯救与虚无的纠葛碰撞，也必然会体现在其文学作品的语言之中。因此，本文将从语言学的微观视角，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从鲁迅语言的语法、修辞与意象三个方面来阐释其文学作品中的拯救与虚无。
一、语言中的拯救意识
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在其研究专著《鲁迅六讲》中，通过对比鲁迅与胡适各自的文体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述了鲁迅文体的“内涵”、“湛然”等特点，并将其归结为“通儒体”，强调了鲁迅作品语言与逻辑、思想的整体性。鲁迅抱着“改良人生”的初衷，开始文学创作，是要揭示病态，拯救现代中国国民的麻木愚昧，试图赋予其现代人的主体意识。他自己在《小杂感》中曾经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创作虽说书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2]。
他的确希望在懂的人脑子里“留下一些印象”，深入国民精神的深处进行疗救。这样一种拯救意识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在作品的语言当中。通过文学这一途径来改良人生，就需要使读者产生足够深刻的理解。因此有别于胡适语言的清爽直白的说教，鲁迅采取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策略。以语言的阻滞，断裂，顿涩，省略造成留白，以期拉长读者的感受与思考时间，避免语言理解的自动化机械化，为读者的主动参与开辟了空间。鲁迅要做的不仅是自己思考，而且还要读者跟着他一起思考，通过这种看似难解的语言充分开发读者主观能动性。因为他的“内涵式”语言与思想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因此，理解了这些曲折阻滞的语言也就打开了理解鲁迅思想的通道。
鲁迅的语言策略首先体现在省略句式的大量运用。诸如《祝福》中：“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3]。这里省略了“所料”和“一律”的宾语，这样的省略加上百转曲折的叙述方式，充分表明了隐含作者对于祥林嫂的忧虑，加深了悲剧前奏的阴郁。还有，鲁四老爷得知祥林嫂是来历之后的愤怒，“可恶！然而……”[4]，鲁四老爷的两次“然而”后面究竟想说什么，这样的留白为读者开拓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究竟是对封建礼教的赞同还是对祥林嫂的同情？除了语法成份的省略，还有内容的省略，如《纪念刘和珍君》：“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由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5]。默无声息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此处，就在应当慷慨陈词之时，鲁迅用一個句号及时收住笔锋，跳跃到对沉默的悲叹。将“衰亡民族”沉默的缘由置入空白，由读者自己进行思考和补充，这样，顺着鲁迅指引的思路，读者自己思索得出沉默的缘由才更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除了省略，制造空白的方式还有因为缺少过度词的衔接，而造成的语句之间的跳跃。最典型的是《药》中，刽子手康大叔来华老栓店里讲述夏瑜在狱中的劝说狱卒的一段，一群人就“可怜”的话题七嘴八舌讨论许久：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汽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似的说。
……
‘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6]。
这一段众人的对话中，出现了三次跳跃。第一次是“众人的眼光有些呆滞……”，“小栓已经吃完饭……”再到“花白胡子恍然大悟”，叙述者的聚焦由众人跳跃到小栓然后又跳回众人，如电影中的长镜头在沉默中来回切换。在众人眼光呆滞与恍然大悟之间为何要插入小栓吃饭的情景，笔者认为一是起到了时间上的延宕，有意制造沉默的片刻，使读者不禁思考这两次跳跃之间的沉默，众人何种心里活动使其恍然大悟，而这片刻的心理活动中便蕴含着心灵深处的麻木愚昧。第三次跳跃从小栓咳嗽到驼背五少爷，则充满了对无知与盲从的讽刺，同时这句“疯了”又带有双关的意味，讽刺驼背五少爷的同时也是在讽刺用人血馒头为小栓治病的疯狂至极又愚昧至极的行为。
最后，长定语的使用，以及长短句交替，形成语句间的张力和张驰有致的叙述节奏。如《伤逝》中：“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绝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7]。其中，中心词“新叶”和“紫藤花”分别用了三个和四个形容词做定语，并且每一个形容词后都跟一个结构助词“的”，使得句子看似冗长，但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一系列形容词及结构助词的连续使用，是语句产生顿促感，延长了读者对中心词的感受时间，叙述者可以如此细致地对中心词进行修饰，从侧面凸显他的悔意之深。另一方面，两个长句之后，紧跟着是几个短句，创造出喧闹之后的沉寂的效果，使哀伤的气氛更加浓厚。 二、语言中的虚无鬼气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道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8]。鲁迅对于拯救国民改良人生的启蒙信念自开始便是扎根在了“价值怀疑”的松软的泥土中，希望与绝望的纠缠贯穿了作者的一生。
虚无不同于悲观，悲观是一个人对最终能否胜利的怀疑，而虚无则是对这种胜利的意义的怀疑，“倘若天地之间，只有黑暗是’实有’，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这样的虚无感就会迅速失去行动的热情，牺牲也罢，反对也罢，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无聊”[9]。所以，虚无是比悲观更加可怕，五四时期的作家尽管多忧愁感伤，但大多只是对眼下的渺茫和未来的悲观，很少能像鲁迅一样深刻到洞悉了人生的终极意义而被虚无之鬼气缠身。
这样的虚无感，在《呐喊》中尚且不十分明显。然而，即到《彷徨》和《野草》鲁迅便通过自我解剖，开始了与这种鬼气的较量，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将其驱逐。这种与虚无纠斗的痕迹依然弥漫于鲁迅作品语言的字里行间。
体现在语法中，首先是标点符号中逗号的使用。诸如在《孤独者》中：“可是到四更天才咽气。最后的话，是……”，“他躺在床上，而且，似乎睡熟了”[10]。《孤独者》是鲁迅自我剖析的典型作品，叙述者与主人公魏连殳的对话实质上是隐含作者的自我对话。因为对启蒙价值的怀疑而产生的虚无感，使隐含作者感到无能为力的轻飘。逗号的大量插入，起到了截断语流的作用，放缓了语言节奏，短句似乎是随叹息而出，一种虚无的轻飘自然产生。又如《死火》中：“遗弃我的早已灭亡，消尽了”[11]。“灭亡”与“消尽”之间插入的逗号，突显了悲哀与无奈的语气，似乎是由悲愤转为了绝望的哀伤。
其次，词汇方面体现在虚词的大量运用。带有转折或递进关系的虚词，导向着语流和语义的走向，使文章显得迂回晦涩。鲁迅对自我精神进行解剖但又不希望在公众的视线中暴露无遗，这种剖析与遮掩的矛盾是其大量使用虚此的根源所在。例如《影的告别》中：“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默。然而我终于彷徨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黎明还是黄昏”[12]。此处，由于虚词“然而”的导向，使得语言没有按照惯常的逻辑线性流动，而是循环往复，深刻体现出隐含作者在寻找人生意义，探索摆脱虚无的路径时的纠结与徘徊，光明与黑暗究竟哪一个才是“实有”？又如《复仇（其二）》中：“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的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13]。“而且”与“然而”连用，递进之后又转折的结构，说明悲悯、爱与仇恨，对于众人的复杂情绪以及对启蒙的失望与希望同时纠葛在隐含作者心中，也体现了其对于人生意义的怀疑。
最后，修辞上的“绝端语式”与“曲婉语式”同样也是虚无的体现。所谓“绝端语式”特指一种极限表达的大量使用，用来强化语义程度，如“必”、“绝无”、“无不”、“最……不……”；“曲婉语势”则恰恰相反，是一种用来弱化语义程度的表达方式，如“未必”、“恐怕”、“大抵”、“大约”、“似乎”。资料统计显示鲁迅在“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出现绝端式极限词4例，曲婉极限次没有出现。1907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出现绝端语式的极限词72例……而曲婉语式词汇仅出现1次。……而到了1921年的《阿Q正传》曲婉式极限词出现的最多，共63例，仅‘似乎’就出现了23次”[14]。鲁迅发表《斯巴达之魂》与《摩罗诗力说》是在其留学日本期间。那时他初次接触到进化论等西方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新认识，热烈讨论着改造国民性的方法途径，沉浸在理想主义的启蒙热情当中。然而，当鲁迅1909年回到中国至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九年的时间，经历了种种尝试的失败与打击，孤独与空虚的折磨之后，已经对启蒙的意义深感怀疑 。由《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中的决断语式变为了《呐喊》、《彷徨》與《野草》中的曲婉语式，不得不说这是鲁迅心中虚无鬼气在语言中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0页。
[2][3][4][5][6][7][8]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版，第347，88，90，319，19，144，5页
[9]王小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10]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版，第131，132，133页。
[11][12][13]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版，第209，152，284，287页。
[14]黄琼英.鲁迅作品语言的历时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234页。
关键词：语言；存在；拯救；虚无；语法；修辞
作者简介：程淳（1989-），女，白族，湖南张家界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教学、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和存在具有同一性，“人在语言中有他最本真的居处”[1]。语言如同作家的指纹，其独特性源于作家固有的思想精神和深层心理意识。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其思想、精神内质与语言之间存在的某种同一性，也可以说，鲁迅是以其的文学作品的独特语言对现代中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拯救民族的希望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怀疑相互纠缠争斗贯穿了鲁迅的整个创作生命，也是其作品艺术魅力的来源之一。拯救与虚无的纠葛碰撞，也必然会体现在其文学作品的语言之中。因此，本文将从语言学的微观视角，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从鲁迅语言的语法、修辞与意象三个方面来阐释其文学作品中的拯救与虚无。
一、语言中的拯救意识
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在其研究专著《鲁迅六讲》中，通过对比鲁迅与胡适各自的文体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述了鲁迅文体的“内涵”、“湛然”等特点，并将其归结为“通儒体”，强调了鲁迅作品语言与逻辑、思想的整体性。鲁迅抱着“改良人生”的初衷，开始文学创作，是要揭示病态，拯救现代中国国民的麻木愚昧，试图赋予其现代人的主体意识。他自己在《小杂感》中曾经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创作虽说书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2]。
他的确希望在懂的人脑子里“留下一些印象”，深入国民精神的深处进行疗救。这样一种拯救意识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在作品的语言当中。通过文学这一途径来改良人生，就需要使读者产生足够深刻的理解。因此有别于胡适语言的清爽直白的说教，鲁迅采取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策略。以语言的阻滞，断裂，顿涩，省略造成留白，以期拉长读者的感受与思考时间，避免语言理解的自动化机械化，为读者的主动参与开辟了空间。鲁迅要做的不仅是自己思考，而且还要读者跟着他一起思考，通过这种看似难解的语言充分开发读者主观能动性。因为他的“内涵式”语言与思想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因此，理解了这些曲折阻滞的语言也就打开了理解鲁迅思想的通道。
鲁迅的语言策略首先体现在省略句式的大量运用。诸如《祝福》中：“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3]。这里省略了“所料”和“一律”的宾语，这样的省略加上百转曲折的叙述方式，充分表明了隐含作者对于祥林嫂的忧虑，加深了悲剧前奏的阴郁。还有，鲁四老爷得知祥林嫂是来历之后的愤怒，“可恶！然而……”[4]，鲁四老爷的两次“然而”后面究竟想说什么，这样的留白为读者开拓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究竟是对封建礼教的赞同还是对祥林嫂的同情？除了语法成份的省略，还有内容的省略，如《纪念刘和珍君》：“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由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5]。默无声息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此处，就在应当慷慨陈词之时，鲁迅用一個句号及时收住笔锋，跳跃到对沉默的悲叹。将“衰亡民族”沉默的缘由置入空白，由读者自己进行思考和补充，这样，顺着鲁迅指引的思路，读者自己思索得出沉默的缘由才更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除了省略，制造空白的方式还有因为缺少过度词的衔接，而造成的语句之间的跳跃。最典型的是《药》中，刽子手康大叔来华老栓店里讲述夏瑜在狱中的劝说狱卒的一段，一群人就“可怜”的话题七嘴八舌讨论许久：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汽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似的说。
……
‘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疯了。’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6]。
这一段众人的对话中，出现了三次跳跃。第一次是“众人的眼光有些呆滞……”，“小栓已经吃完饭……”再到“花白胡子恍然大悟”，叙述者的聚焦由众人跳跃到小栓然后又跳回众人，如电影中的长镜头在沉默中来回切换。在众人眼光呆滞与恍然大悟之间为何要插入小栓吃饭的情景，笔者认为一是起到了时间上的延宕，有意制造沉默的片刻，使读者不禁思考这两次跳跃之间的沉默，众人何种心里活动使其恍然大悟，而这片刻的心理活动中便蕴含着心灵深处的麻木愚昧。第三次跳跃从小栓咳嗽到驼背五少爷，则充满了对无知与盲从的讽刺，同时这句“疯了”又带有双关的意味，讽刺驼背五少爷的同时也是在讽刺用人血馒头为小栓治病的疯狂至极又愚昧至极的行为。
最后，长定语的使用，以及长短句交替，形成语句间的张力和张驰有致的叙述节奏。如《伤逝》中：“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绝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7]。其中，中心词“新叶”和“紫藤花”分别用了三个和四个形容词做定语，并且每一个形容词后都跟一个结构助词“的”，使得句子看似冗长，但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一系列形容词及结构助词的连续使用，是语句产生顿促感，延长了读者对中心词的感受时间，叙述者可以如此细致地对中心词进行修饰，从侧面凸显他的悔意之深。另一方面，两个长句之后，紧跟着是几个短句，创造出喧闹之后的沉寂的效果，使哀伤的气氛更加浓厚。 二、语言中的虚无鬼气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道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8]。鲁迅对于拯救国民改良人生的启蒙信念自开始便是扎根在了“价值怀疑”的松软的泥土中，希望与绝望的纠缠贯穿了作者的一生。
虚无不同于悲观，悲观是一个人对最终能否胜利的怀疑，而虚无则是对这种胜利的意义的怀疑，“倘若天地之间，只有黑暗是’实有’，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这样的虚无感就会迅速失去行动的热情，牺牲也罢，反对也罢，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无聊”[9]。所以，虚无是比悲观更加可怕，五四时期的作家尽管多忧愁感伤，但大多只是对眼下的渺茫和未来的悲观，很少能像鲁迅一样深刻到洞悉了人生的终极意义而被虚无之鬼气缠身。
这样的虚无感，在《呐喊》中尚且不十分明显。然而，即到《彷徨》和《野草》鲁迅便通过自我解剖，开始了与这种鬼气的较量，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将其驱逐。这种与虚无纠斗的痕迹依然弥漫于鲁迅作品语言的字里行间。
体现在语法中，首先是标点符号中逗号的使用。诸如在《孤独者》中：“可是到四更天才咽气。最后的话，是……”，“他躺在床上，而且，似乎睡熟了”[10]。《孤独者》是鲁迅自我剖析的典型作品，叙述者与主人公魏连殳的对话实质上是隐含作者的自我对话。因为对启蒙价值的怀疑而产生的虚无感，使隐含作者感到无能为力的轻飘。逗号的大量插入，起到了截断语流的作用，放缓了语言节奏，短句似乎是随叹息而出，一种虚无的轻飘自然产生。又如《死火》中：“遗弃我的早已灭亡，消尽了”[11]。“灭亡”与“消尽”之间插入的逗号，突显了悲哀与无奈的语气，似乎是由悲愤转为了绝望的哀伤。
其次，词汇方面体现在虚词的大量运用。带有转折或递进关系的虚词，导向着语流和语义的走向，使文章显得迂回晦涩。鲁迅对自我精神进行解剖但又不希望在公众的视线中暴露无遗，这种剖析与遮掩的矛盾是其大量使用虚此的根源所在。例如《影的告别》中：“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默。然而我终于彷徨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黎明还是黄昏”[12]。此处，由于虚词“然而”的导向，使得语言没有按照惯常的逻辑线性流动，而是循环往复，深刻体现出隐含作者在寻找人生意义，探索摆脱虚无的路径时的纠结与徘徊，光明与黑暗究竟哪一个才是“实有”？又如《复仇（其二）》中：“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的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13]。“而且”与“然而”连用，递进之后又转折的结构，说明悲悯、爱与仇恨，对于众人的复杂情绪以及对启蒙的失望与希望同时纠葛在隐含作者心中，也体现了其对于人生意义的怀疑。
最后，修辞上的“绝端语式”与“曲婉语式”同样也是虚无的体现。所谓“绝端语式”特指一种极限表达的大量使用，用来强化语义程度，如“必”、“绝无”、“无不”、“最……不……”；“曲婉语势”则恰恰相反，是一种用来弱化语义程度的表达方式，如“未必”、“恐怕”、“大抵”、“大约”、“似乎”。资料统计显示鲁迅在“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出现绝端式极限词4例，曲婉极限次没有出现。1907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出现绝端语式的极限词72例……而曲婉语式词汇仅出现1次。……而到了1921年的《阿Q正传》曲婉式极限词出现的最多，共63例，仅‘似乎’就出现了23次”[14]。鲁迅发表《斯巴达之魂》与《摩罗诗力说》是在其留学日本期间。那时他初次接触到进化论等西方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新认识，热烈讨论着改造国民性的方法途径，沉浸在理想主义的启蒙热情当中。然而，当鲁迅1909年回到中国至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九年的时间，经历了种种尝试的失败与打击，孤独与空虚的折磨之后，已经对启蒙的意义深感怀疑 。由《斯巴达之魂》《摩罗诗力说》中的决断语式变为了《呐喊》、《彷徨》與《野草》中的曲婉语式，不得不说这是鲁迅心中虚无鬼气在语言中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0页。
[2][3][4][5][6][7][8]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版，第347，88，90，319，19，144，5页
[9]王小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10]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版，第131，132，133页。
[11][12][13]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版，第209，152，284，287页。
[14]黄琼英.鲁迅作品语言的历时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