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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妻子走上军舰的那个瞬间，他回头望望在奶妈怀里只有60天大的儿子，以为这次同每次一样，只是一次普通的执行任务，可是直到1989年回内地探亲前夕，他才明白自己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他的骨灰是随着机票一起，由妻子带着他上路的。
这位已经71岁的老太太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如果不是薄施脂粉，并且穿着色彩、图案都很夸张的长裙，她与青岛街头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
可是，话题一展开，身心疲惫的她完全没有当地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那种悠闲和自在。
一种牵肠挂肚和惭愧、内疚的情绪让她的诉说充满了淡淡的忧伤。
儿子是1949年2月生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他爸刚从美国去接新船回来，知道我为他生了个儿子，高兴得在船上请客喝酒。第一天下船回家就喝醉了，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像一只猫一样。
我当时还特别不高兴，我说才刚生下来不到10天的孩子，你要他像牛一样大吗？
我先生比我大11岁，是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里长大的。直到30岁才娶上媳妇，因此，他对我很好，是个脾气好得不得了的男人。
我们夫妻虽然年龄相差挺大，但感情很好，那时他在国民党的船上做大副，有时候很长时间才下一次船，这孩子基本上由我一个人带。
后来，他看我太累，便帮我请了个奶妈，这时孩子已经一个多月了。
从美国回来不久，他便经常跟我说什么形势紧张了，什么弄不好他们全部要撤到台湾了。
我当时只顾着儿子，对他说的话也没当真，但是，我跟他说，我可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天边你也不能丢下我们母子不管，你走了，剩下我们只有等死。
刚开始我们只把这话当笑话来说，可到了5月份突然就吃紧起来，他一连十几天没有下船，我那刚刚60天的儿子正好在家出疹子，不敢见风，我想去码头找他，可又走不开。
正在着急，有一天，他风风火火地回来，要我收拾点东西，立即抱着儿子跟他上船。
奶妈说：“这孩子正出疹子呢，这会儿出去让风吹了还不要孩子的命啊。”
可是我不能扔下儿子啊，他才两个月大，没有娘他可怎么办。
他爸一边催我赶快拿主意，一边闷着头抽烟。
我说：“我们这一走还回来吗？”
他说：“回来，怎么能不回来，这是咱老家啊，这次大概是临时性调防，不出十天半个月我们又会再调回来。”
“那你自己走吧，我带着儿子等你回来。”实在没办法，我这样对他说。
“这……”，孩子他爸犹豫了半天。
“我们长官下命令，要我们带着家眷，我也吃不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说，有不少人已经把老婆、孩子接上船了。”
商量来商量去，那一夜，除了儿子因为出疹子发烧而昏睡着，我们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离开船的时间只剩下了三个多小时，可我们还没有拿好主意。
孩子他爸舍不得我和儿子，可儿子不可能带出去，那样只会让孩子病得更重。他30岁上才娶上媳妇，这一走又不知道何年何月，他从心里舍不得我。
最后，还是奶妈帮我们拿了个主意。她说太太，我看你还是跟施先生走吧，这个孩子还小，他不记得什么，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把他交给我。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有的吃，就有他吃的，你们就放心走吧。
我当时特别舍不得孩子，可又舍不得孩子他爸，只顾抱着儿子哭。
这时离开船只有两个多小时了，孩子他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来回踱着步催我快做决定。
我哭着问他：“能不能不走？能不能留下来？”
可他说：“我是军人啊，不是老百姓，想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是不走就是临阵脱逃，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那会儿正好是春天，窗外樱花开得正是好看的时候，深一层浅一层的在风中轻轻晃动着，我本来想孩子他爸一下船，便让他带我和儿子去看看樱花，可没想到，他一回来我们就面临生离死别。
这时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我们家门口，一个小兵匆匆跑过来，催我们一家快上船，他说长官都发火了，就剩我们一家了。
慌乱中我抓紧了孩子他爸，我说：“要走你带我一块走，我不想让你离开这个家。”
这时候，孩子他爸掏出了几块钱放在奶妈抱着的儿子的胸前。他说：“刘妈，这孩子就先交给你了，我和他娘先走一步，等局势一稳定，我们就回来，想也不过就几个月的时间，这几块钱是我刚发的薪水，你拿着和孩子一起用吧。"
说完，孩子他爸拽着我就往外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亲亲儿子还在发烧的小脸，看着他满脸的小红疹子，我一下子给奶妈跪下了，我说： “刘妈，以后您就是孩子的亲娘，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儿子，是死是活让他跟着你往前奔吧。”
上了船，我挤在那些拖儿带女的军官太太中间，看到她们手上有的抱着儿子，有的搂着女儿，我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是什么也没有了，孩子他爸一上船就被长官给叫走了，我一个人趴在船舷上，望着越离越远的老家，哭了个昏天黑地。
那时候我还满脑子幻想，相信我们不过是暂时躲避一下，很快就会回来。
可我当时就没有想到，如果是暂时的，他们为什么非叫带上家眷，分明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白这一去没有归期，可是，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女人并不知道。
到了台湾，我跟孩子他爸驻守在基隆港，那时，他到了舰艇学校当了教员，也是十天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我和许多一起去台湾的太太们住在潮湿的板房里，没有青菜吃，我们就找块荒地自己种。
台湾的台风多，常常是这边的菜苗刚刚长起来，那边台风暴雨来了，把地冲个乱七八糟。没有办法，我们只得重新再开荒，再播下种子。
就这样我在台湾又陆续生下三个女儿，那个时候，生活过得也很艰难，我们一家五口住棚屋一直住了十几年，直到有一年，孩子他爸在舰艇上带学生实习操作时出了意外，让炮弹片给崩瞎了一只眼睛，我们才用他的赔偿金买了楼房。 姑娘生下了孩子以后，留给了她的这家房东，说是到台湾去找那个连长去了，可谁知道到底去没去成台湾，反正孩子是留在这儿，被我们养大了，还娶了媳妇，有了孩子。
那个老太太说着同情地问我：“你也是当年去台湾把孩子丢下了？我忙说，我走的时候孩子都两个月大了，我只是留给奶妈了，可后来奶妈死了孩子便没了下落，这不听人一说这有个线索便跑来了。”
跑了这么远的路，却不是那回事儿，我挺伤心的，也完全绝望了。我想也许这就是天意，对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老天没有那么宽容。令人遗憾的是我连儿子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就是他真的站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得他，我所有的记忆就是他发烧烧得通红的一张小脸和耳朵后面一颗很小的黑痣。
回到家里我失望地开始收拾行李，再这样待下去，我觉得自己人都要垮掉了，状态比从台湾回来时还要不好，我知道自己对能够找到儿子抱了太大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反而承受不了。
侄女见我太难过忙过来安慰我，让我再坚持几天，说也许还会有消息来。
她说，她已托了人到我们去的那个村周围的一些村子打听，既然这种事儿乡下比较多，也许会找出线索来。
果然，没几天又传过一个消息来，说是在距青岛60多公里的一个村里，有这样一个收养了一个男孩子的人家，而且，这个男孩的年龄正好是40岁。
这次我没有接到信人就赶了去，总是承受那种失望让我心有余悸。我让侄子跟他儿子去了一趟，打听回来的结果是，那是个孤老太太收养的孩子，目前已结婚成家，在村里种地，他的父母听说的确是当年去了台湾，不过经问他们都已经死了，那个被收养的儿子也这样认为。
从种种迹象分析来看，这个孩子是我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可对方是孤寡老人，让我如何开口把儿子认回来，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我想我还是去看看吧，是与不是，认与不认到时候自有天意告诉我。
我正听得津津有味，施张玉凤女士说到这儿却打住了，她起身到旅行箱里拿出一张照片，是远远地拍的，一个壮年汉子在地头站着与人聊天。
我猜想这就是她儿子，可话还没出口，施张玉凤女士的眼圈又红了，她说：“你看，这就是我儿子，跟他父亲一样是个高个子，就是风吹日晒的，人老了些。”
“怎么样，他到底认你这个妈了吗？”
我着急着揭开谜底。
一提这个，施张玉凤女士满脸黯然。
没认，他不认我这个妈。
他说他这一辈子有两个妈，一个是奶妈刘翠梅，一个是他现在的妈，他说自己的妈已经够多的了，他不想再认什么台湾来的妈。
儿子是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跟我在台湾的三个女儿简直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可是，他们可是同父同母生的啊！
我们是在那老太太家里见面的，虽说是跟老太太说好的，要与他相认，可一见面，老太太流泪，我也流泪，就是儿子一脸的没有表情，我怎么说对不起、道歉的话，他就是不吭气。
这跟我想象的母子相认的场面完全不同，40年的隔绝真的使我们母子成了陌生人，我很想把儿子搂到怀里抚摸他的头，轻轻地亲亲他。可是，他坐在门槛上，离我远远的，连眼神也是远的，我伤心极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竟相对无言，他抓起草帽，说：“您坐着，我下地去了。”
望着那酷似他父亲的背影，我忍不住哭出声来，我说：“老姐姐，这么多年多亏您了，还能让我见到这个孩子。”
那老太太也70多岁了，她说，她原先跟刘翠梅一起都在青岛做奶妈，后来她生了一个孩子，可不久孩子就夭折了，她心痛地几乎要去死。
那时，刘翠梅就是刘妈已经病得不轻了，想来想去让她把“金金”也就是我儿子带在身边收养着，刘妈说她死了以后，丈夫肯定还要再娶，不能让人家这个孩子跟着受后妈的气。
这老太太的丈夫不久也在战乱中死了，她就带着收养来的儿子在青岛给人洗衣服，缝缝补补过日子。
后来，没有粮食吃，她便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在乡下住了下来，直到孩子长大成人，替孩子娶了媳妇，成了家。
听老太太讲这些，我明白了儿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这么多年他吃的苦太多了，我无法感受他的苦痛，也就无法真的跟他心灵相通，他除了血缘上还跟我有割不断的关系，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刘妈和这个老太太给他的，因此，我虽然找到了他，可我找不回他。
40年前，在我走的那一瞬间，我就注定要失去他了，我刚刚才明白。那天，直到天黑他也没回来，我知道他是在躲着我，我只好给老太太留下了一点钱和礼物离开了。
从那里回来我真的收拾好了行李，定好启程的日子。我觉得不是我抛弃了儿子，是儿子抛弃了我，他不肯叫我一声“妈妈”，让我伤透了心，我决心回台湾，再也不回来。
临走以前我忍不住又去了一趟，但是，没有见到儿子，老太太说他出门帮人家盖房子去了。
老太太说，我劝过他，让他认你这个妈，说你万里迢迢地回来找他，年纪一大把了，父亲也过世了，怪不容易的，可这孩子倔得出名，他就是不吭气，弄得我这几天想起这事就掉泪。
我谢了老太太的心意，对她说，这事就不要再提了，孩子大了主意该让他自己拿，强扭的瓜也甜不了，他不想认我，说明还在怨恨我，这事本身是我的错，我不该那么小就把他一个人扔下，可当时的事儿谁说得准呢？
为了感谢老太太这么多年拉址儿子，我给她留下了500美金，我希望她能够让儿子把房子好好修一下，过得好一些，我也就放心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儿子家，回到青岛便返回台湾了，本来想反正儿子已经找到，虽然他不认我，可总算我知道他平安地活着，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可谁知回到台湾，我的心不但没有安下来，反而更加牵肠挂肚，就好像什么东西留在大陆没有带回来。
我回台湾不久，我的大哥便去世了，这让我很伤心，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女儿见我这样，又把我接到加拿大去散心。可加拿大的渥太华也到处都是中国人，看到人家的儿女无忧无虑地团聚在一起，我就悲从中来。 女儿见我怎么样也不开心，就试探我是不是因为她父亲去世扔下我一个人，很孤单寂寞啊，她说可以给我介绍男朋友，让我再找个伴，女儿说这是她们几个商量好的，所以，让我不必不好意思。
女儿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犯的是思乡病，是想回到祖国内地安度晚年。毕竟那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亲人和我熟悉的乡音。过去终日为生活奔波，我顾不得想这些，可现在晚景悲凉，我不由得想家乡想亲人，想我那不肯认我的儿子。
可女儿们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这么快就再回大陆，她们说我身体这样来回折腾受不了。而且，那个哥哥的态度也让她们特别不理解。
我知道她们没有尝过那种被人遗弃的感觉，所以，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她们可以想象的，我从来就没指望这几个女儿理解我，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所信仰的跟我完全不同。
所以，那几年我在美国、加拿大都待过挺长时间，可我无法摆脱自己对内地的向往，我想要回家，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和稳定的家，哪怕粗茶淡饭，我在这个家里会有一种安全感我就满足了。
过了70岁之后，我对女儿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到了可以自己做主的年纪了，我要回大陆，回自己的家，你们不可以再不支持我。”
女儿说：“妈，不是我们不支持你，只是你年纪大了，回去谁照顾你啊？”
我说：“我那边还有那么多亲人呢，我的侄子、侄女、侄孙一大家子人，难道我还没地方去了不成。”
不瞒你说，我刚刚在海边买了房子，正在装修呢，所以，我住在宾馆里，这次回来我是不想再走了，也走不动了。你说，我老伴在这儿，儿子在这儿，我还能上哪儿呢？
儿子那儿我又去看了，那孩子还是躲着我，我知道他这倔劲儿是像我，这次我回来，见他的房子都是新盖的，我特别高兴，又在每个屋给他买上了一个29英寸的大电视。
老太太一个，儿子两口子一个，孩子们一个，看着他们高兴，我也高兴得不得了。
人就是这样，感情是慢慢培养的，我觉得儿子总有一天会叫我一声“妈”，我会好好活着，在这儿守着他，等他认我的那一天，我会等到那一天的，您说呢？
有时候想起儿子的事我就说是我的错，可我女儿总劝我，她说，这在当时是谁也没有办法的选择，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与其想着谁对谁错，不如抛开那些往事，重新开始大家好好做，别让这种悲剧再发生才是真正地有所悟。
我知道女儿说的很对，我也希望台湾和大陆真的是重新开始好好做，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何必搞得这么紧张。与那么多人的痛苦相比，我们真该好好想一下，应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了。
毕竟，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人才是最亲最热的。
这位已经71岁的老太太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如果不是薄施脂粉，并且穿着色彩、图案都很夸张的长裙，她与青岛街头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
可是，话题一展开，身心疲惫的她完全没有当地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那种悠闲和自在。
一种牵肠挂肚和惭愧、内疚的情绪让她的诉说充满了淡淡的忧伤。
儿子是1949年2月生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他爸刚从美国去接新船回来，知道我为他生了个儿子，高兴得在船上请客喝酒。第一天下船回家就喝醉了，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像一只猫一样。
我当时还特别不高兴，我说才刚生下来不到10天的孩子，你要他像牛一样大吗？
我先生比我大11岁，是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里长大的。直到30岁才娶上媳妇，因此，他对我很好，是个脾气好得不得了的男人。
我们夫妻虽然年龄相差挺大，但感情很好，那时他在国民党的船上做大副，有时候很长时间才下一次船，这孩子基本上由我一个人带。
后来，他看我太累，便帮我请了个奶妈，这时孩子已经一个多月了。
从美国回来不久，他便经常跟我说什么形势紧张了，什么弄不好他们全部要撤到台湾了。
我当时只顾着儿子，对他说的话也没当真，但是，我跟他说，我可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天边你也不能丢下我们母子不管，你走了，剩下我们只有等死。
刚开始我们只把这话当笑话来说，可到了5月份突然就吃紧起来，他一连十几天没有下船，我那刚刚60天的儿子正好在家出疹子，不敢见风，我想去码头找他，可又走不开。
正在着急，有一天，他风风火火地回来，要我收拾点东西，立即抱着儿子跟他上船。
奶妈说：“这孩子正出疹子呢，这会儿出去让风吹了还不要孩子的命啊。”
可是我不能扔下儿子啊，他才两个月大，没有娘他可怎么办。
他爸一边催我赶快拿主意，一边闷着头抽烟。
我说：“我们这一走还回来吗？”
他说：“回来，怎么能不回来，这是咱老家啊，这次大概是临时性调防，不出十天半个月我们又会再调回来。”
“那你自己走吧，我带着儿子等你回来。”实在没办法，我这样对他说。
“这……”，孩子他爸犹豫了半天。
“我们长官下命令，要我们带着家眷，我也吃不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说，有不少人已经把老婆、孩子接上船了。”
商量来商量去，那一夜，除了儿子因为出疹子发烧而昏睡着，我们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离开船的时间只剩下了三个多小时，可我们还没有拿好主意。
孩子他爸舍不得我和儿子，可儿子不可能带出去，那样只会让孩子病得更重。他30岁上才娶上媳妇，这一走又不知道何年何月，他从心里舍不得我。
最后，还是奶妈帮我们拿了个主意。她说太太，我看你还是跟施先生走吧，这个孩子还小，他不记得什么，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就把他交给我。我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有的吃，就有他吃的，你们就放心走吧。
我当时特别舍不得孩子，可又舍不得孩子他爸，只顾抱着儿子哭。
这时离开船只有两个多小时了，孩子他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来回踱着步催我快做决定。
我哭着问他：“能不能不走？能不能留下来？”
可他说：“我是军人啊，不是老百姓，想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是不走就是临阵脱逃，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那会儿正好是春天，窗外樱花开得正是好看的时候，深一层浅一层的在风中轻轻晃动着，我本来想孩子他爸一下船，便让他带我和儿子去看看樱花，可没想到，他一回来我们就面临生离死别。
这时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我们家门口，一个小兵匆匆跑过来，催我们一家快上船，他说长官都发火了，就剩我们一家了。
慌乱中我抓紧了孩子他爸，我说：“要走你带我一块走，我不想让你离开这个家。”
这时候，孩子他爸掏出了几块钱放在奶妈抱着的儿子的胸前。他说：“刘妈，这孩子就先交给你了，我和他娘先走一步，等局势一稳定，我们就回来，想也不过就几个月的时间，这几块钱是我刚发的薪水，你拿着和孩子一起用吧。"
说完，孩子他爸拽着我就往外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亲亲儿子还在发烧的小脸，看着他满脸的小红疹子，我一下子给奶妈跪下了，我说： “刘妈，以后您就是孩子的亲娘，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儿子，是死是活让他跟着你往前奔吧。”
上了船，我挤在那些拖儿带女的军官太太中间，看到她们手上有的抱着儿子，有的搂着女儿，我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是什么也没有了，孩子他爸一上船就被长官给叫走了，我一个人趴在船舷上，望着越离越远的老家，哭了个昏天黑地。
那时候我还满脑子幻想，相信我们不过是暂时躲避一下，很快就会回来。
可我当时就没有想到，如果是暂时的，他们为什么非叫带上家眷，分明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白这一去没有归期，可是，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女人并不知道。
到了台湾，我跟孩子他爸驻守在基隆港，那时，他到了舰艇学校当了教员，也是十天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我和许多一起去台湾的太太们住在潮湿的板房里，没有青菜吃，我们就找块荒地自己种。
台湾的台风多，常常是这边的菜苗刚刚长起来，那边台风暴雨来了，把地冲个乱七八糟。没有办法，我们只得重新再开荒，再播下种子。
就这样我在台湾又陆续生下三个女儿，那个时候，生活过得也很艰难，我们一家五口住棚屋一直住了十几年，直到有一年，孩子他爸在舰艇上带学生实习操作时出了意外，让炮弹片给崩瞎了一只眼睛，我们才用他的赔偿金买了楼房。 姑娘生下了孩子以后，留给了她的这家房东，说是到台湾去找那个连长去了，可谁知道到底去没去成台湾，反正孩子是留在这儿，被我们养大了，还娶了媳妇，有了孩子。
那个老太太说着同情地问我：“你也是当年去台湾把孩子丢下了？我忙说，我走的时候孩子都两个月大了，我只是留给奶妈了，可后来奶妈死了孩子便没了下落，这不听人一说这有个线索便跑来了。”
跑了这么远的路，却不是那回事儿，我挺伤心的，也完全绝望了。我想也许这就是天意，对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老天没有那么宽容。令人遗憾的是我连儿子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就是他真的站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得他，我所有的记忆就是他发烧烧得通红的一张小脸和耳朵后面一颗很小的黑痣。
回到家里我失望地开始收拾行李，再这样待下去，我觉得自己人都要垮掉了，状态比从台湾回来时还要不好，我知道自己对能够找到儿子抱了太大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反而承受不了。
侄女见我太难过忙过来安慰我，让我再坚持几天，说也许还会有消息来。
她说，她已托了人到我们去的那个村周围的一些村子打听，既然这种事儿乡下比较多，也许会找出线索来。
果然，没几天又传过一个消息来，说是在距青岛60多公里的一个村里，有这样一个收养了一个男孩子的人家，而且，这个男孩的年龄正好是40岁。
这次我没有接到信人就赶了去，总是承受那种失望让我心有余悸。我让侄子跟他儿子去了一趟，打听回来的结果是，那是个孤老太太收养的孩子，目前已结婚成家，在村里种地，他的父母听说的确是当年去了台湾，不过经问他们都已经死了，那个被收养的儿子也这样认为。
从种种迹象分析来看，这个孩子是我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可对方是孤寡老人，让我如何开口把儿子认回来，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我想我还是去看看吧，是与不是，认与不认到时候自有天意告诉我。
我正听得津津有味，施张玉凤女士说到这儿却打住了，她起身到旅行箱里拿出一张照片，是远远地拍的，一个壮年汉子在地头站着与人聊天。
我猜想这就是她儿子，可话还没出口，施张玉凤女士的眼圈又红了，她说：“你看，这就是我儿子，跟他父亲一样是个高个子，就是风吹日晒的，人老了些。”
“怎么样，他到底认你这个妈了吗？”
我着急着揭开谜底。
一提这个，施张玉凤女士满脸黯然。
没认，他不认我这个妈。
他说他这一辈子有两个妈，一个是奶妈刘翠梅，一个是他现在的妈，他说自己的妈已经够多的了，他不想再认什么台湾来的妈。
儿子是从小在乡下长大的，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跟我在台湾的三个女儿简直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可是，他们可是同父同母生的啊！
我们是在那老太太家里见面的，虽说是跟老太太说好的，要与他相认，可一见面，老太太流泪，我也流泪，就是儿子一脸的没有表情，我怎么说对不起、道歉的话，他就是不吭气。
这跟我想象的母子相认的场面完全不同，40年的隔绝真的使我们母子成了陌生人，我很想把儿子搂到怀里抚摸他的头，轻轻地亲亲他。可是，他坐在门槛上，离我远远的，连眼神也是远的，我伤心极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竟相对无言，他抓起草帽，说：“您坐着，我下地去了。”
望着那酷似他父亲的背影，我忍不住哭出声来，我说：“老姐姐，这么多年多亏您了，还能让我见到这个孩子。”
那老太太也70多岁了，她说，她原先跟刘翠梅一起都在青岛做奶妈，后来她生了一个孩子，可不久孩子就夭折了，她心痛地几乎要去死。
那时，刘翠梅就是刘妈已经病得不轻了，想来想去让她把“金金”也就是我儿子带在身边收养着，刘妈说她死了以后，丈夫肯定还要再娶，不能让人家这个孩子跟着受后妈的气。
这老太太的丈夫不久也在战乱中死了，她就带着收养来的儿子在青岛给人洗衣服，缝缝补补过日子。
后来，没有粮食吃，她便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在乡下住了下来，直到孩子长大成人，替孩子娶了媳妇，成了家。
听老太太讲这些，我明白了儿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这么多年他吃的苦太多了，我无法感受他的苦痛，也就无法真的跟他心灵相通，他除了血缘上还跟我有割不断的关系，他的整个生命都是刘妈和这个老太太给他的，因此，我虽然找到了他，可我找不回他。
40年前，在我走的那一瞬间，我就注定要失去他了，我刚刚才明白。那天，直到天黑他也没回来，我知道他是在躲着我，我只好给老太太留下了一点钱和礼物离开了。
从那里回来我真的收拾好了行李，定好启程的日子。我觉得不是我抛弃了儿子，是儿子抛弃了我，他不肯叫我一声“妈妈”，让我伤透了心，我决心回台湾，再也不回来。
临走以前我忍不住又去了一趟，但是，没有见到儿子，老太太说他出门帮人家盖房子去了。
老太太说，我劝过他，让他认你这个妈，说你万里迢迢地回来找他，年纪一大把了，父亲也过世了，怪不容易的，可这孩子倔得出名，他就是不吭气，弄得我这几天想起这事就掉泪。
我谢了老太太的心意，对她说，这事就不要再提了，孩子大了主意该让他自己拿，强扭的瓜也甜不了，他不想认我，说明还在怨恨我，这事本身是我的错，我不该那么小就把他一个人扔下，可当时的事儿谁说得准呢？
为了感谢老太太这么多年拉址儿子，我给她留下了500美金，我希望她能够让儿子把房子好好修一下，过得好一些，我也就放心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儿子家，回到青岛便返回台湾了，本来想反正儿子已经找到，虽然他不认我，可总算我知道他平安地活着，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可谁知回到台湾，我的心不但没有安下来，反而更加牵肠挂肚，就好像什么东西留在大陆没有带回来。
我回台湾不久，我的大哥便去世了，这让我很伤心，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女儿见我这样，又把我接到加拿大去散心。可加拿大的渥太华也到处都是中国人，看到人家的儿女无忧无虑地团聚在一起，我就悲从中来。 女儿见我怎么样也不开心，就试探我是不是因为她父亲去世扔下我一个人，很孤单寂寞啊，她说可以给我介绍男朋友，让我再找个伴，女儿说这是她们几个商量好的，所以，让我不必不好意思。
女儿的话让我哭笑不得。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犯的是思乡病，是想回到祖国内地安度晚年。毕竟那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亲人和我熟悉的乡音。过去终日为生活奔波，我顾不得想这些，可现在晚景悲凉，我不由得想家乡想亲人，想我那不肯认我的儿子。
可女儿们说什么也不同意我这么快就再回大陆，她们说我身体这样来回折腾受不了。而且，那个哥哥的态度也让她们特别不理解。
我知道她们没有尝过那种被人遗弃的感觉，所以，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她们可以想象的，我从来就没指望这几个女儿理解我，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所信仰的跟我完全不同。
所以，那几年我在美国、加拿大都待过挺长时间，可我无法摆脱自己对内地的向往，我想要回家，有一个安宁的环境和稳定的家，哪怕粗茶淡饭，我在这个家里会有一种安全感我就满足了。
过了70岁之后，我对女儿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到了可以自己做主的年纪了，我要回大陆，回自己的家，你们不可以再不支持我。”
女儿说：“妈，不是我们不支持你，只是你年纪大了，回去谁照顾你啊？”
我说：“我那边还有那么多亲人呢，我的侄子、侄女、侄孙一大家子人，难道我还没地方去了不成。”
不瞒你说，我刚刚在海边买了房子，正在装修呢，所以，我住在宾馆里，这次回来我是不想再走了，也走不动了。你说，我老伴在这儿，儿子在这儿，我还能上哪儿呢？
儿子那儿我又去看了，那孩子还是躲着我，我知道他这倔劲儿是像我，这次我回来，见他的房子都是新盖的，我特别高兴，又在每个屋给他买上了一个29英寸的大电视。
老太太一个，儿子两口子一个，孩子们一个，看着他们高兴，我也高兴得不得了。
人就是这样，感情是慢慢培养的，我觉得儿子总有一天会叫我一声“妈”，我会好好活着，在这儿守着他，等他认我的那一天，我会等到那一天的，您说呢？
有时候想起儿子的事我就说是我的错，可我女儿总劝我，她说，这在当时是谁也没有办法的选择，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与其想着谁对谁错，不如抛开那些往事，重新开始大家好好做，别让这种悲剧再发生才是真正地有所悟。
我知道女儿说的很对，我也希望台湾和大陆真的是重新开始好好做，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何必搞得这么紧张。与那么多人的痛苦相比，我们真该好好想一下，应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了。
毕竟，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人才是最亲最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