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武兼备的帅才
　　其实我们是不能百分百断言说西门豹是个无神论者的。在那样一个鬼神信仰代代相传的封建时代，所谓唯物主义的帽子多少有点不靠谱，当是扣得有点大了。理性的来说，如他那般的武将，浴血奋战，刀口舔血的经历铸就了他对生死的无畏，这种精神才是他治理邺城时候的精神支撑。从这个角度来说，西门豹是一个天生具有无畏精神的斗士。
　　据说，西门豹本是魏国大将乐羊（战国名将乐毅先祖）的先锋大将，乐羊打下中山国之后就派西门豹驻守当地。大约因为自己的“领导”为表忠贞食子肉的举止引起魏文侯的忌惮，加上群臣进言，大约也的确是不放心西门豹拥兵自重，于是文侯遂封太子为中山侯，把西门豹替换了回来，让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安邑，实际上是削夺了他的兵权。后来又听从辅臣翟瑝的建议，调西门豹去“啃”迷信盛行的邺城。邺城是魏文侯的封邑，亦是魏国陪都。达官显贵、缙绅世家聚集如云，特权阶层阵容庞大，政坛积弊甚多，治理难度极大。从执政权谋的角度来说，这大约就属于故意刁难，伺其出错，进而借机处理掉绊脚石的手段。
　　拥有敏锐的剖析能力
　　邺城在古漳水（漳河）以北。邑东有“古大河”，乃为黄河一部。西门豹为什么没有引浊漳（漳河）水灌溉农田，其原因应该有多个方面，其中主要有两点：第一，河水历年来泛滥成灾，河伯取妇的恶俗发生在“古大河”水域，清除积弊，治理河患是到任后西门豹所遇到的首要任务，也是当务之急。所以他只能选择疏导河水灌溉田地，而不能利用更为便利的漳水。第二，引漳水的工程量应该很大，比引河水要大得多。《吕氏春秋》记史起“引漳水灌邺田”之际，曾向国君说道： “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后来他的遭际也印证了这点，从此可以看出工程量之大。我们知道，鲧“奉尧命治水，九年未成，被殛于羽山。”隋炀帝开凿运河其后世的功绩是不可估量，但当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大，几乎相当于导致亡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治水”的风险之高，代价之大。这也应该是西门豹权衡之后没有利用漳水的又一客观因素。至于后世史起“引漳水灌邺田”，也应该是在西门豹治理了黄河水患的前提下的进一步的水利工程。倘若水患不除，史起应该也只能选择和西门豹一样的做法。
　　从这一选择来看，西门豹选择“治理河患”，不失为睿智之举。
　　兼具准确的决策能力
　　西门豹到达邺城，看到的是百姓流离失所，一片衰败萧条景象。而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年年泛滥的黄河水患。
　　是先根除河伯取妇的恶俗还是治理黄河泛滥的灾患，这是一个到底是“先兴利”还是“先除弊”的根本性选择。这个选择其实关乎官员的声誉。“先兴利”相当于新官上任的三把火，面子工程的味道浓郁，百姓可以切身感受利好，官员的口碑自然上去，自然有利于飞黄腾达。然而对西门豹而言，这一切似乎都有点“水中花镜中月”的味道，“先兴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西门豹在“会长老”了解民生疾苦之后，果断的做出了“先除弊后兴利”的政策决断。这一战略性的决策就注定了西门豹最后的必然成功。从这点来看，我们似乎依旧看到的是具有宏观掌控能力的将帅风度。
　　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
　　然而准确的战略决策未必就意味着一定成功。成功还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力作保障。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官场，具有远见卓识者比比皆是，然而真正政绩斐然、流芳千古的，都是些有强力的执行保障的铁腕人物。从卑斯麦、撒切尔夫人到商鞅、吴起，无不如是。
　　西门豹要面对的是头脑中具有根深蒂固迷信观念，并且在三老、廷掾、巫祝、豪长者精心编制的骗局中已经深信不疑的全体百姓。中国民谚有云：“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爱默生曾说：“人是丧失地位的神。”即使世界上其他人都说不，他也能独自的坚持、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当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坚持的是正确的、是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走向了一种自己毫无觉察的极端，其他的一切说教也就都丧失了说服力。
　　对付这种极端的现象，就需要用一种非常规的手段。西门豹便是选择了一种近乎恐怖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
　　当贪官墨吏们正以为西门大人和前任一般容易搞定的时候，西门豹已经编好了一出精彩的戏，静待“硕鼠”们上演了。当我们想象着西门豹在河畔泰然自若的推进剧情之际，除了敬佩他临场处事的沉着冷静之外，就应该是为他毫不客气的连续将巫妪、弟子、三老次第投入河中之时的杀一儆百所震撼了。
　　在三两千人聚集的公众场合，惩治了危害一方的祸首巨恶，取得了揭穿骗局、警醒百姓的最大化的社会效应，这种智慧更是值得我们敬佩。